受访人：［韩］崔溶澈采访人：马君毅（本文为节选，全文载《国际汉学》年第4期）访谈按语：崔溶澈，韩国 学者，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小说、中韩比较文学。曾任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所长、韩国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语文研究会会长、东方文学研究会会长、东亚比较文化国际会议会长，现为韩国红楼梦研究会会长、高丽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红楼梦〉在韩国的传播与翻译》（）、《红色楼阁的梦：正看〈红楼梦〉》（）、《四大奇书与中国文化》（）等学术著作，并将《红楼梦》《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中国古代小说译介到韩国。马君毅：自古以来，朝鲜就是中国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都有紧密的联系与频繁的交流。中华文化与儒家思想更是在古代朝鲜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在古代的朝鲜半岛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朝鲜古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突出地体现在，不仅朝鲜文人善用汉语创作诗文，甚至连一些闺中佳丽也颇工于此。请您谈一谈中国古代文学何以对朝鲜古代文学产生这般影响？另外，具体就小说来看，中国古代小说对朝鲜古代小说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崔溶澈：中国古代文学对朝鲜古代文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这主要体现在诗文方面。坦白地说，自三国时期，朝鲜半岛就开始使用汉字。至统一新罗时期，唐朝文化不断传入朝鲜半岛，产生了尤为显著的影响。在此之前，朝鲜半岛的文化构成中，原生文化的成分还比较多，无论是人名、地名，还是国家典章制度等方面，都保有不少原生文化的成分，比如，国王不称为“王”，而称为“麻立干”。在接受唐朝文化之后，朝鲜半岛逐渐汉化，到了高丽时期，汉化程度已经比较深了。至高丽末年，“朱子学”进入朝鲜半岛，继之而兴的朝鲜王朝以宋明理学治国，甚至固执地要保持儒家思想，汉化程度非常高，所以朝鲜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都以中国文学为典范。在诗歌方面，楚辞、陶诗、杜诗等都成为朝鲜文人竞相研习的对象。尤其是杜诗，对朝鲜文人的影响最为深远。一方面，杜甫是伟大的爱国诗人，朝鲜文人学习杜甫“一饭未尝忘君”的忠君之情；另一方面，杜诗格律严谨，讲究炼字炼句，是格律诗的典范，故他们将杜诗视作学诗的轨则。正祖国王曾下诏精选杜甫诗五百首和陆游诗五百首，将其合编为《杜陆千选》，编纂此书的目的，不仅是要让朝鲜文人学习作诗的技巧，更为关键的是，从中学习杜、陆二人的爱国精神。在文章方面，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很大，因为他们的文章不仅文笔优美、情感真挚，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而且谋篇布局合理严谨，行文用语凝练得当，所以被朝鲜文人士大夫视作学习汉文的“教科书”。比如，成均馆和各地乡校无不将《千字文》《明心宝鉴》《古文真宝》《通鉴节要》及唐宋八大家文、杜诗等作为学习的重要科目。可见，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朝鲜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影响是很大的。虽然在朝鲜王朝初期，世宗大王创制朝鲜谚文，从此朝鲜民族有了自己的语言文字，但谚文并未成为必学科目，因此，文人士大夫都不太使用谚文，基本只有妇女和译官两个群体经常使用。妇女出于日常生活的需要，用谚文写书信，也以其创作小说。译官则是由于工作内容的要求，用谚文翻译中文典籍，以供不懂汉语的人阅读。唐传奇、“四大奇书”、《红楼梦》等中国古代小说就是译官应宫嫔们的要求，译成谚文，从而成为她们排忧解闷的读物。这也就是说，因为朝鲜文人士大夫全都使用汉字写作，并深受中国古典诗文的影响，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对朝鲜上层社会的影响是显著而深远的。至于小说，其影响力稍逊于诗文，而且对于朝鲜文人而言，白话小说的影响又比文言小说要小。朝鲜文人尤为钟爱文言小说，其中《太平广记》与《剪灯新话》 ，影响颇大。《太平广记》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但因卷帙浩繁，难以悉数通览，故在朝鲜王朝初年出现了50卷的选本《太平广记详节》。《剪灯新话》对朝鲜古代小说的影响尤为显著，朝鲜古代小说中的经典《金鳌新话》就直接受其影响。或许是因为《剪灯新话》篇幅较短，全书仅有21篇，易于传播，所以朝鲜半岛几乎各大城市都曾出版过。此外，比较流行的还有《三国演义》，其中的一些故事情节依靠说书者（传奇叟）的表演而广为流传，为人们所熟知。但是，中国古代白话通俗小说在朝鲜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朝鲜文人学习、使用的是文言，对白话非常陌生，只有译官和少部分文人能够准确无误地看懂白话文。因此，白话通俗小说需要改写成文言，才能供更多的朝鲜文人阅读。例如，有一部名为《啖蔗》的书，现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其中包含几十篇文言故事，细绎其内容，全都是“三言二拍”中的故事。有一位台湾学者初步研究后，认为该书是“三言二拍”的原本，声称是先有了这些文言故事，之后才由文言改写成白话。但王国良教授和其他几位学者经过考证，认为事实正好相反，实际上，是懂白话的朝鲜人将“三言二拍”中的某些故事改写为文言，并编入此书的。这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冯梦龙和凌濛初等都是将原来的文言故事改为白话。朝鲜 的通俗小说《春香传》也是一例。它最早是民间故事，没有写定的文本。后于18世纪中期被人用汉文诗歌的方式记录下来，之后逐步分为两派：其一是以谚文书写的说唱文学“盘索里”；其二是以汉文文言书写的文言小说。由此可见，朝鲜文人主要以汉文文言为阅读和书写的工具，这就是白话通俗小说对朝鲜古代小说影响较小的原因之一。另外，在正祖时代，小说被列入禁止带入朝鲜的杂书之列，这对清代小说进入朝鲜半岛产生了巨大的障碍，像《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等清代小说都没能传入朝鲜。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文学对朝鲜古代文学的影响更多的还是在诗文方面，小说的影响远没有诗文广泛和深入。马君毅：众所周知，在数量繁多的中国古代小说作品中，瞿祐的《剪灯新话》并不算是佼佼者，难以归入 小说的行列，但如您所说，《剪灯新话》却在朝鲜半岛广为流传，直接催生了朝鲜古代小说名著《金鳌新话》，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在中、朝古代小说史上，《剪灯新话》的地位是不对等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呢？崔溶澈：站在中国文学史或中国小说史的立场来看，《剪灯新话》是在唐传奇与《聊斋志异》之间起承接作用的小说。它产生于明朝初年，与唐宋传奇 的不同，就在于它的故事大多是根据新近发生的事件，即元明之际江浙一带战乱中的故事创作而成，这是前所未有的。如前所述，对于朝鲜人来说，学习汉文一般是看“四书”“五经”《千字文》《古文真宝》和唐宋八大家的文章。然而，这些书籍的内容都比较深奥，而且都是些过去的事情。所以朝鲜人想了解同时代中国人的生活，就要看明朝人创作的作品，并学习明朝人使用的语言。然而，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仅朝贡使节能够前往中国北京，在朝贡后必须按规定时间立即回国。朝鲜王朝曾多次向明王朝提出派遣留学生赴华学习的请求，但都被拒绝了。在此背景下，由明代文人创作的、描写明代社会生活及历史史事的文学作品就成为朝鲜人了解中国、学习中文的工具之一。而“四大奇书”（除《三国演义》之外）和“三言二拍”都是白话文，之前说过白话文对于朝鲜士大夫来说是很难读懂的，所以与其看“四大奇书”和“三言二拍”，还不如看《剪灯新话》。由此，《剪灯新话》就具有了两种功能：一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二是作为汉语教材的教育功能。而作为汉语学习的教材，《剪灯新话》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方面，《剪灯新话》是文言故事集，较“四书”“五经”等经典更加生动有趣，更能激发学习者的兴趣；另一方面，《剪灯新话》中的不少故事以元末明初的史事为背景，具有一定的认知价值，能让朝鲜人进一步了解中国。实际上，在一部名为《训世评话》的汉语学习教程中，就有几篇取自《剪灯新话》。由此可见，《剪灯新话》之所以在朝鲜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已经成为朝鲜人的汉语教科书。而随着《剪灯新话》的广泛传播，便有朝鲜文人对其进行摹仿，进而影响了朝鲜古代小说的创作。马君毅：在两国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影响往往是双向的。拿造纸术来说，它虽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并从中国传入朝鲜，但朝鲜半岛出产的高丽纸却成为贡纸，回传中国，并在清乾隆时期成为中国人仿制的对象。中国古代小说对朝鲜古代小说是有相当影响的，那么，朝鲜古代小说是否存在传入中国并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产生影响的情况呢？崔溶澈：这个情况不太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九云”系列小说，即《九云梦》《九云楼》和《九云记》。《九云梦》是朝鲜显宗、肃宗时期 的闾巷文人金万重（—）所作，共十六回，讲述了杨少游与八位才貌双全的佳人之间的一段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九云楼》和《九云记》则是《九云梦》的两种改写本，三者间有着非常密切而又十分复杂的关系。仅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学术界对《九云楼》与《九云记》的关系及其国籍依然难以得出定论。如今，韩国学者普遍认为《九云楼》是比《九云记》更早的本子。丁奎福教授曾发表过《〈九云梦〉与〈九云记〉之比较研究》一文，他在文中指出，朝鲜译官金进洙（—）《碧芦集》有首诗的注释以及评文里就提到了《九云楼》。按照金进洙的诗注来看，应该是他在清朝道光年间出使中国时看到了《九云楼》，而且他看到的是在中国刊印的刻本，所以起码在19世纪中期之前，《九云楼》在中国是有流传的。因此，金进洙看到的《九云楼》极有可能是由中国文人将《九云梦》改写后在中国刊行的本子。后来，在韩国岭南大学又找到一部手抄本《九云记》，共九册，三十五回，其内容与《九云梦》大同小异，只是在分回上由《九云梦》的十六回增多到三十五回。目前，学界对于《九云记》的国籍存在较大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九云记》是朝鲜汉文小说，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它应当属于中国古代小说。另外，在年，深受《剪灯新话》影响而创作的朝鲜汉文小说《金鳌新话》在日本出版，朝鲜人李树廷（—）在跋文中曾称《金鳌新话》和《九云梦》是两部非常出名的传奇小说，但是《九云梦》十册曾经在清朝出版过，而《金鳌新话》从来没人出版过，所以现在出版《金鳌新话》是很有意义的。可见，李树廷是见过刻于中国的十卷本《九云梦》的，但李树廷所说的《九云梦》十卷刻本直到今天，都没在中国找到。总之，“九云”系列小说存在诸多的疑点，体现着中、朝两国书籍环流的现象，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题，有待进一步解决。《九云梦》是一部文学成就颇高的作品，我认为可以将《红楼梦》《九云梦》和《源氏物语》三部东亚文化圈中的小说巨著进行比较研究，这个课题将会非常有意义。马君毅：如您所说，《剪灯新话》不仅曾经被朝鲜人当作汉语教科书，而且深深影响了朝鲜古代小说名著《金鳌新话》，它在中、朝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请您介绍一下《剪灯新话》在韩国的传播与译介情况。崔溶澈：《剪灯新话》在韩国流传的历史非常悠久。明朝永乐年间，《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的合刻本问世，此后不久，该书便传入朝鲜半岛。朝鲜世宗大王曾敕命编撰《龙飞御天歌》，在该书注释中已引用了《剪灯余话》的部分内容。此后，特别喜欢稗说的朝鲜国王燕山君特地命令燕行使节到中国购买《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书。到了朝鲜中期，林芑、尹春年为《剪灯新话》作注，编成《剪灯新话句解》，在朝廷下属的校书馆刊行。该书是 部由朝鲜人注释、刊印的中国小说注解本，在朝鲜王朝覆灭以前于朝鲜半岛广泛流行，甚至流传到了日本。因为古代朝鲜文人的汉文功底普遍颇为深厚，能够直接阅读中国文言小说，所以在朝鲜王朝前期，并未出现《剪灯新话》的谚文译本。直到朝鲜王朝中后期，宫廷妃嫔及贵族妇女喜读中国古代小说，为方便他们阅读，《剪灯新话》才逐渐被翻译为谚文。根据有关记载，朝鲜时代既有选取某些篇章进行部分翻译的选译本，如择取《剪灯新话》中《绿衣人传》进行翻译的译本，也有对整部作品进行全面翻译的全译本，此类译本目前有两种，即首尔大学藏本与檀国大学藏本，但二者均有残缺。此外，在文人阶层中还流行一种较为特殊的译本——《悬吐剪灯新话》。所谓悬吐，是指在汉文原著的句读部分加入韩文助词，既便于朗诵阅读，又可帮助理解，这也是朝鲜一种独特的翻译方式。韩国建国后，翻译家、学者对《剪灯新话》的兴趣有增无减，《剪灯新话》已经出版了好几种译本，如尹泰荣译本（）、李炳赫译本（）、李庆善译本（）、郑容秀句解译注本（）等。我对《剪灯新话》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曾翻译过《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和《觅灯因话》，并将其合订为《剪灯三种》（上册《剪灯新话》《觅灯因话》，下册《剪灯余话》），于年出版。我的这部译本不仅对《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进行了全面的翻译，而且对《剪灯新话句解》中的序跋和题记，如朝鲜林芑《句解跋》、朝鲜尹春年《题注解剪灯新话后》、日本林罗山《题记》等内容，也进行了翻译。马君毅：您前面提到在朝鲜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剪灯新话》的谚文译本，那么现当代韩国学者为什么要重译《剪灯新话》，您觉得这些重译本有何功用与影响，又有哪些不足？崔溶澈：在朝鲜时代，所有的谚文译本都是传统的、古典的，这是由当时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决定的。进入20世纪后，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译本，与朝鲜时代相比，此时期的韩语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为满足读者的需要，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涌现出多部《剪灯新话》的谚文译本。然而，这些译本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比如有的并非全译本，内容不完整，有的在语言表述上不够准确，还有的文笔虽佳，学术严谨性却不足。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的“中国学”研究开始重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版本问题，而恰在此时，一部在版本、校勘、注释等方面都颇为严谨、完备的《剪灯新话》全新校注本（周楞伽校注本）在中国出版，再加上这一时期的韩国学界热衷于研究东亚汉籍，《剪灯新话》作为一部在朝鲜半岛具有重大影响的汉籍，其研究热度可谓与日俱增。因此，韩国学界盼望有更加严谨、完备的《剪灯新话》新译本问世。可以说，我翻译的《剪灯三种》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东亚各国学界都开始认识到东亚汉籍的重要性，并提倡研究东亚汉籍，而东亚汉文小说研究又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汉文小说，包括朝鲜、日本、越南的古典汉文小说，大部分是文言小说，深受《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的影响。因此，研究《剪灯新话》有助于东亚汉文小说研究的深入。对于韩国学者来说，《剪灯新话》译本能够为其研究提供莫大的便利，所以质量更好、更严谨的重译本有利于韩国学界对《剪灯新话》乃至东亚汉文小说展开研究，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社会的传播与普及。下面，我再谈一下这些现当代重译本的不足。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尹泰荣译本并非全译本，只有上册，共11篇，这是因为 的爆发导致后册无法继续出版。李炳赫译本最初是在地方报刊《庆南每日新闻》上连载，直到年才结集重新出版，但该译本不够严谨，学术性不强。年，李庆善译本由乙酉文化社出版，此译本普及最广，影响 。不过，由于当时尚未发现奎章阁所藏的《剪灯新话》早期版本，也没有输入中国出版的新校注本，所以该译本是根据《悬吐剪灯新话》翻译的。到了21世纪，学界才开始重视底本的版本问题，所以郑容秀以奎章阁所藏《剪灯新话句解》为底本，出版了新的译注本。我在研究明清小说时，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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