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是清朝作家蒲松龄所著的怪志小说，近五百篇文章中有九十四篇是关于鬼怪，《画皮》更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篇，已被改编为多种影视版本。《画皮》的本意是告诫男士不要被美色所迷惑，美色的皮囊下，可能藏着可以吃人的恶鬼。不知道蒲先生的情感经历怎么样，为何对女色抱有如此大的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蒲松龄明面在写恶鬼，实则在写人性的险恶，人性的卑劣面就是无常的恶鬼。正所谓世上本没有鬼，只是亏心的人多了，变成了鬼。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鬼怪存在吗？如果存在，他们又藏在哪里呢，为何平日看不见呢？对此问题，最常见的说法，便是“人鬼殊途”，人与鬼处于两个不同维度，平时不能相见，但也有其他说法。
在《左传》中便明确记载过一段关于鬼怪的故事。春秋年间，郑国曾发生过一起内乱，贵族伯有与子皙不睦，相互攻打，最终伯有于羊肆中被杀。伯有身死八年之后，竟然在光天化日下现身，被城中无数百姓亲眼目睹，并且造成恐慌，只要有人说：“伯有来了！”众人就四散逃开，慌不择路，“相惊伯有”的成语便由此传开。
为何伯有能被其他人看到？恐怕是因为当年郑国许多百姓都参与并造成了伯有之死，伯有成了人们心中的一道坎，萦绕心间，挥之不去，也因此造成了大家对伯有归来的恐惧。
随着时代的转变，鬼怪与人类相处的模式也逐渐变幻。唐朝后期，社会动荡不堪，各路军阀将中原大地变成烽火狼烟的战场，人鬼之说也出现了一种与之前大不相同的说法——人与鬼的世界并不是分开的，而是始终在一起，鬼知道自己不是人，而人却不知道谁是鬼。此说法首次出现在《续玄怪录·叶氏妇》当中，文中提到牟县梁成乡有叶诚其人，他老婆耿氏能见鬼怪，并揭出了一个隐藏了千百年的大秘密，天下之人，人鬼各半。鬼则自知非人，而人则不识也。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为何唐朝末期为何会出现这种说法？应该与当时的混乱局势相关。乱世之中，人心叵测，善恶难辨，谁知道哪个是披着人皮的恶魔？想象力丰富的作家们，好人们分不清人与鬼的差别，而心存恶念的鬼怪，却一眼能相中同类。
到了南宋时期，这种说法再次得到了广泛认可，不过鬼怪的身份却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是恶的代表，反而是穷苦大众的化身。在南宋学者洪迈编纂的《夷坚丁志》中，他用鬼怪的口吻说：“今临安城中人，以十分言之，三分皆我辈也。或官员、或僧、或道士、或商贩、或倡女，色色有之。与人交关往还不殊，略不为人害，人自不能别耳。”接着又愁眉苦脸的说，他所卖的卤鸭都是实实在在的食物：“亦买之于市，日五双，天未明，赍诣大作坊，就釜灶燖治成熟，而偿主人柴料之费，凡同贩者亦如此。一日所赢自足以糊口，但至夜则不堪说，既无屋可居，多伏于屠肆肉案下，往往为犬所惊逐，良以为苦，而无可奈何。鸭乃人间物，可食也。”
当时宋朝的经济高度发展，大批外来人口涌入，临安城作为当时最大的城市，外来人口的比例大概占到三成，结合“临安城中人，十分言之，三分皆我辈也”来分析，这哪里说得是鬼怪，分明说是那些背井离乡，外地来城市讨生活的外乡人。
换句话说，如今在北上广奋斗的年轻人，不过是外来的“孤魂野鬼”罢了，听着何其心酸。
孔子虽说“子不语怪力乱神”，鬼怪文化总被儒家排斥在正统之外，不过换个角度来看，“鬼怪”文化不就是华夏文化的一个小小缩影吗？近代人总喜欢用猎奇的心理去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谁注意到蒲松龄把这本书称为“孤愤之书”呢？
在《席方平》一篇中，席方平的父亲与富商羊某有过节，羊某去世后，贿赂冥使害了席父的性命。席方平的魂魄赶去阴间伸冤，拿了贿赂的城隍却不加理睬。接着，席方平又讼诸冥府，反而受到各种酷刑。官官相护的封建官场，写得到底是人间还是鬼域呢？
法国哲学家萨特曾说过一句话——他人即地狱。每个人都是鬼，这个鬼住在我们心里，稍有不慎，便会出来作祟。
世上本没有鬼，只是亏心的人多了，变都成了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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