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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雁翔莫言与蒲松龄之缘浅析蒲松龄研究

来源:聊斋志异 时间:2024/4/7

编者按:

提起《聊斋志异》,便会让我立马联想到《西游记》,这是我国两部以鬼怪喻人生的古今最著名的小说,也是两部给我童年留下印象最深的小说。确切地说给我印象较早的是电影《画皮》,因为它给我人生旅途中留下了体验“恐惧”最早最深的记忆。记得我还在读小学时,一天父亲带我到离我村也就八里之遥的周村电影院(现淄博市周村区内,电影院早已没有了.代之的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看电影,回家后晚上我在梦中梦到自家院子里一只鸡突然变成了一个身披古装的妇人回身看向我,我即可被吓得浑身不能动弹,便不停地连声叫父亲,却又叫不出声,正急得不知咋办时,突然被一束强光照醒,原来我的梦靥惊醒了父亲,他拉亮了房内电灯,这时我发现浑身都出汗了。今晨收到著名作家、诗人、华夏雁翔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周雁翔主席发来此文,并嘱我全权发表处理,我不自然又忆起了这个梦,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

马克思、恩格斯常提醒人们注意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认识价值。聊斋志异凝重、深沉地聚合了十七世纪中国社会的生活意义,生活在历史断层的蒲松龄把他的笔伸进了中华民族生活的深处,他有更多机会倾听封建大厦将倾时发出的嘎嘎巨响,有机会观察民主主义思想“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新绿。郭沫若评价聊斋“写人写鬼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中华浩荡五千年,代有人才续新篇。著名作家周雁翔《莫言与蒲松龄之缘》一文,浅析了当代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莫言与蒲松龄的诸多精神渊源,实令人品赏咀嚼。(韩家水.8.4晨于京)

作者:周雁翔教授近照

莫言与蒲松龄之缘——浅析蒲松龄研究中的莫言现象

作者/周雁翔

一个是:当今活跃在中国文坛上,以自己的文学作品首次获得了诺贝尔奖得主——莫言;

一个是:昔日官场上屡试不第,身后最终却摘取了世界短篇小说之王桂冠的——蒲松龄。

一个是:春风得意,尽享自己艺术成果誉满世界的荣耀、风光甘苦;

一个是:穷困潦倒,尝尽创作过程中的愤懑、艰辛坎坷与辛酸悲凉。

虽然莫言和蒲松龄他们都是山东老乡,但莫言与蒲松龄比,无疑,莫言是非常幸运的。

莫言与蒲松龄,一个是当代的作家,一个是封建社会的穷秀才,不论是时代背景,还是三百年时间的跨度两个人都相差甚远,然而莫言与蒲松龄走到了一起,是精神与精神的融合,是灵魂与灵魂的拥抱,也许有了莫言与蒲松龄之缘,才有了莫言在数以万计的中国作家群中横空出世,独占鳌头的站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领奖台上。

周雁翔教授在讲解:《蒲松龄著书图》

说来像是传奇,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其实这是一个活生生事实的存在。莫言坦言称:“与蒲松龄精神上一脉相承。”他在淄博的一次报告中的题目就叫:“从学习蒲松龄说起”。在谈起他的文学创作道生涯时,莫言不止一次的说道:“蒲松龄是根本的影响,是伴随着我的成长所产生的影响。童年时期我就听到了很多和蒲松龄笔下的故事完全一样的故事。像我在乡村的时候,小学的时候,甚至更小的时候,就听村子里的老人讲狐狸变美女啊、公鸡变青年啊、大树成精啊,等等,这样的故事实际上就是蒲松龄故事的原型。我长大了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发现:哎,这个故事我小时候听村子里的老人讲过。”

从小听蒲松龄的故事的绝不仅仅是莫言,然而,有的听着有心,有的听着无心,许多淄博籍或山东甚至中国乃至世界的作家凡听过、读过蒲松龄《聊斋志异》的,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蒲松龄及其故事的影响,而莫言却是他们其中的最大获益者、佼佼者。

 年1月26日,青岛大学文学院教师刘琛博士和美国学生去潍坊高密拜访莫言时,当问到蒲松龄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时,莫言坦言道:从根子上说是和蒲松龄连在一起的。或者说,从精神上来讲,从文化上来讲,我跟蒲松龄是一脉相承的。我是承接了他的文化脉络。因为我们高密离淄博很近,离胶东半岛也不远,这些地方的鬼怪故事很发达,民间口头传承的文化资源很丰富。我想这不仅对我,对山东籍的很多作家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还是蒲松龄对我的影响更大。我写作《生死疲劳》的时候,就像你们提到的改写。《生死疲劳》一开始就是阎罗殿上,一个人在地狱里的阎王面前喊冤叫苦,他是一个很善良的地主,也没有做很多坏事,在年的土改时,被枪毙掉了,他就感觉自己很冤枉,死了以后冤魂不散,在阎王面前一次一次地叫苦,阎王就让他不断地投胎,一次次地骗他,让他变猪、变驴、变狗,最后终于变成人。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来自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很有名的一篇《席方平》,这个故事曾经被选入高中课本,我最早是在我大哥的语文课本中读到了这个故事,所以印象非常深。我说我这是用这样的方式向祖师爷致敬。

另外,莫言在他自己撰写的一篇写的“蒲松龄是能反复阅读的作家“说:几十年前我没开始写作的时候,就知道蒲松龄,童年时期读得最早的也是蒲松龄的小说。我大哥考上大学后,留给我很多书。其中一册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蒲松龄的小说《席方平》。尽管我当时读这种文言小说很吃力,但反复地看,意思也大概明白。这篇小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生死疲劳》。这本书出来以后,有人说我是学习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看完后对我说,莫言,你是借这本小说向蒲老致敬。

《生死疲劳》一开始就写一个被冤杀的人,在地狱里遭受了各种酷刑后不屈服,在阎罗殿上,与阎王爷据理力争。此人生前修桥补路,乐善好施,但却遭到了土炮轰顶的悲惨下场。阎王爷当然不理睬他的申辩,强行送他脱胎转生,他先是被变成了一头驴,在人间生活了十几年后,又轮回成了一头牛,后来变成一头猪,一条狗,一只猴子,50年后,重新转生为一个大脑袋的婴儿。这个故事的框架就是从蒲松龄的《席方平》中学来的,我用这种方式向文学前辈致敬。

我小学五年级辍学参加农业生产,读完了村子里能借到的所有小说,童年时期的阅读,对我后来的创作非常有用,但可惜那个时候能借到的书太少了。每个村庄里都有一些特别健谈的人,像我的爷爷奶奶,他们讲述的故事,后来都成为了我的写作素材。所以有人说,几乎每个作家,都有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祖父或祖母。民间口头传说,是文学的源头。我小时候听到的很多故事都是讲妖魔鬼怪的,当我后来阅读了《聊斋志异》后,我发现书中的很多故事,我少年时曾经听老人们讲述过。这些故事到底是在《聊斋志异》之前还是之后呢?

周雁翔会长聊斋文化的践行者,在聊斋故里,淄博中华文化促进会聊斋文化专业委员会会址近照

我想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乡村的知识分子阅读《聊斋志异》,然后把文言转化为口头语将故事流传下来,另一种是蒲先生把很多民间传说加工后写进了《聊斋志异》。好作品缘自作家不彻底的状态,要理解蒲松龄的创作,首先要了解蒲松龄的身世。他的作品,一方面是在写人生,写社会,同时也是在写他自己。蒲松龄博闻强记,学问通达,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绝不是夸张。他的科举之路刚开始非常舒畅,县、府、道考试,连夺三个第一,高中秀才,但接下来就很不顺利了。那么大的学问,那么好的文章,就是考不中个举人。原因有考官的昏庸,也有他自己的运气。他怀才不遇,科场失意,满腹牢骚无处发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正因为这样,才使他与下层百姓有了更多的联系。他的痛苦、他的梦想、他的牢骚、他的抱负,都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

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彻底的。我们在读前人的作品时,往往能看到历史的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的局限性。对前人的局限性,我们大都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这种宽容里边似乎还包含着一种惋惜。我们潜意识里想:如果没有这种局限性,他们会写出更好的作品。但现在我想,我们这种对人的局限的否定态度,对于文学来说,也许并不一定正确。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没有局限的人,也许不该从事文学;作者的局限,也许是文学的幸事。

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一方面可以看到他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与嘲讽,另一方面也可以读出他对自己一生科场失意的感慨和婉惜,当然也可以读出他对金榜题名的向往。在蒲松龄笔下的很多故事里,主人公的结局都是科场得意。由此看来,他对科举制度还是有着很深的眷恋。

我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其中有两句:“一部聊斋传千古,十万进士化尘埃”。如果蒲松龄金榜题名,蟾宫折桂,肯定也就没有《聊斋志异》了。从历史角度看,蒲松龄一生科场不得意其实是上天成就他。在淄博历史上,考中进士的人有数百个吧?但都没法跟蒲松龄相比。时至今日,蒲松龄不仅是淄博的骄傲,是山东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人类的骄傲。几百年前,有这么一个人写出了这样一部光辉的蓍作,他用他的想像力给我们在人世之外构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他用他的小说把人类和大自然建立了联系。

《聊斋志异》也是一部提倡环保的作品,他提倡爱护生物。在几百年前,他用他的方式,让人认识到人类不要妄自尊大,在大自然中,人跟动物是平等的事实。小说里很多狐狸变的美女不但相貌超过人类,连智慧也超过人类;《聊斋志异》也是一部提倡妇女解放的作品,那时妇女地位很低,在家庭中,女人就是生孩子机器和劳作的奴隶,但蒲松龄在小说中塑造了很多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我写的《红高粱》一书中,“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

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蒲先生对待妇女的态度也是一种不彻底的态度。一方面他写了很多自由解放的女性,对其充满了欣赏和赞美,但同时也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对他的限制。这种不彻底是时代的局限。作家的不彻底性为小说提供立体的层面,好的作品正是因为作家不彻底的状态,才具有了多义性和对人的深层次理解。当今社会,没有理由苛求作家具有某种鲜明的道德价值观念,当然也没有理由要求作家成为白璧无瑕的完人。作家当然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但无论多么严格的自律,也不可能白璧无瑕。另一层意思是,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是非标准,但在写作的时候应该相对模糊一点,不要在作品里那么爱憎分明。我们在判断事物的时候,都是站在自己立场来判断,很少有人站在多元角度上来判断。但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变化,很多在当初黑白分明的事件,会有另外的解读。

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读自己。读者阅读时,可以从一本书里读出自己最喜欢的部分,因为他从这部分里读到了自己。作为读者的我们,跟作为社会中人的我们,有时候也不是一个人。我们读《红楼梦》,大多会同情林黛玉,鄙视薛宝钗,但如果我们为儿子选媳妇时,我们大概都会选薛宝钗吧。再如,当我们在评判目前教育现状的时候,我们都会义愤填膺地批评应试教育,我们都知道这种教育方式对孩子不利,但一旦开始给自己的孩子报名参加各种特长班时,大多数家长都很积极。这也是人的不彻底性的表现。

读书时的我们跟生活中我们是有一定区别的,文学与现实是有距离的。《聊斋志异》的流传不衰就说明了我们文学之所以存在的价值在于它能够虚构出跟现实生活不一样的东西,它开阔了我们的思路,诱发了我们的想像力,在读的时候,我们会跟他一同想像,一起虚构,也会使自己变得丰富多彩,也会潜移默化地使自己发生变化。

小说成功离不开细节描写,我向蒲松龄先生学习的另一方面,就是他塑造人物的功力。成功的作品中,都有让人难以忘却的典型形象。就像讲到鲁迅,我们就会想到阿Q一样,好的小说中肯定会有个性鲜明的人物。我们写作时,往往会被故事吸引,忽略了写人。我们急于在小说里表达自己对政治的看法,忽略了人物自己的思想和声音。我最近的一部作品《蛙》,写之前,我就明确自己要写什么。在中国推行30年的计划生育,影响千家万户,影响几代人。如果我用小说的形式来写计划生育这件事,那还不如写报告文学,用真实数字和真实人物,来呈现事件的来龙去脉。写《蛙》,目的是写一个人物。这本书出版后,有记者采访我,问你为什么要写一个计划生育的敏感题材?我回答,我并不是写计划生育的小说,而且写一个妇科医生的一生。小说的成功离不开细节描写。蒲松岭小说里就有可圈可点的范例。比如他写一条龙从天上掉落在打谷场上,没死,但动弹不了,这时有很多苍蝇飞过来,落在龙的身上。龙就把鳞片张开,很多苍蝇钻到鳞甲下边,龙突然阖上鳞片,把苍蝇都夹死在里面。这个故事发生的可能性很小,蒲先生也肯定没见过有龙从天上掉下,但他在细节方面描写的准确、传神,让我们仿佛看到龙在打谷场上用鳞甲消灭苍蝇。这个细节很有力量,让一件子虚乌有的事具有了真实感。蒲先生对细节的想象力叹为观止。因为他写的细节符合常识,是根据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可以想象到的。把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非常相信,让我们从中得到非常形象的阅读效果。

《阿纤》是《聊斋志异》里唯一写高密的一篇。里面写一个老鼠精非常漂亮,善良,善于理财,只是终生有一癖好———囤积粮食。蒲先生这一笔写得非常风趣,也非常有意味,这个细节就让我们最终不能忘记阿纤跟现实中的女人虽然表面没有差别但她是耗子变的事实。类似这种细节比比皆是,都是建立在大量的符合我们这种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

关于小说写作,其实并没有特别奥秘之处。每一个作家构思小说的方式和关于小说写作,其实并没有特别奥秘之处。每一个作家构思小说的方式和习惯也都不一样。刚开始写小说,往往会犯一个毛病,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事件,很多人有非常曲折的经历,当他讲的时候非常生动传神,一旦写下来,就会索然无味。为什么?因为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语言方面的风格,没有熔铸出自己的语言来。

蒲松龄的小说五光十色,百味杂陈,充分调动了视觉嗅觉触觉。写作时调动自己各种各样的感受,甚至是第六感,发动自己的联想,运用大量比喻,这是写作的基本功。然后就是事件、人物和作家的思想。需要注意的是,作家的思想不能直接在作品里暴露出来,在作品里越隐蔽越好。而且,真正的思想性强的作品,并不一定能被当代的人所理解。那些人云亦云的思想,其实不值得写到小说里去。

蒲松龄是值得我们重读的作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主要原因就是其语言好。很多人说在当今社会,小说要死掉了,但我觉得小说不会死。语言带给人的美感是其他艺术无法代替的。一段好的语言可以让我们反复朗读,能产生一种独特的言外之意,也就是意境。除了语言因素外,好的作品会有价值标准的多样性,丰满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所附带的历史信息,这些会随着时代发展,给后来的读者产生新的读解。

我们通过莫言这些学习研究蒲松龄的心得和实实在在的坦言,我们不但认识了成长中的莫言,也更加认识了一代文豪蒲松龄的一个新的层面,同时还揭秘了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心路历程和秘诀——这除了莫言自己的努力和机遇外,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得益于研究学习蒲松龄先生。

莫言不是一个研究蒲松龄和蒲松龄著作的专业学者与研究者,但他比许多专业研究蒲松龄与蒲松龄著作的人更深入、更执着、更细腻,更懂得如何去提炼、去升华、去利用,无疑莫言是一个研究的成功者,更是在研究中提炼升华利用的成功者。

莫言以自己独具的慧眼,认识了蒲松龄,不断地反复重读着蒲松龄和蒲松龄的作品,它既是一个在民族文化之海里的淘金者,又是一个智慧的读书者和著述者。他以自己的实践和思路与蒲松龄结缘,并逐步的合为一脉,这是传承的楷模,这是传承中创新的典范,更是蒲松龄与蒲松龄著作研究中榜样。无容置疑,这就是莫言研究蒲松龄及其著作自然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笔者以为,这一文化现象会给许多研究蒲松龄和蒲松龄著作的学者专家们一个非常的启发和鞭策。

长期以来,蒲松龄与蒲松龄著作的研究被掐在了一个瓶颈,处在无法突破的老生常谈的泥潭里难以自拔,还有的认为蒲松龄与其著作的研究差不多了,就那些事了,形成了徘徊和原地踏步走的局面,大有蒲松龄研究到了穷尽之感。

莫言为我们展现的文化现象,打破了蒲松龄与其著作研究的沉闷与瓶颈,给蒲松龄和蒲松龄著作的研究开启了新的空间和新的思路,更向那些死研究、研究死的观念提出了充满生机的挑战,也让某些所谓研究者汗颜。

莫言作为一个作家,走近蒲松龄和蒲松龄的著作,并有的放矢的去研究、分析、探索,且与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学以致用,让研究成果利用于现实传承创新中的务实精神,才是我们研究的灵魂与真谛所在。他不仅是给所有研究者的一个信号和启发,更是给其他学科包括蒲学研究者一个实实在在的、活灵活现的方法论之范例。

作者:周雁翔教授采风旅途中

周雁翔教授在全息健康生活馆近照

以往的蒲学研究者们大都围绕着蒲松龄的生平和思想及其著作的艺术进行研究和争鸣,和时代的进步融合到一起,来提炼出方方面面的能推动当今时代发展与进步的元素和精神的几乎没有,莫言为我们开启了研究蒲松龄及其著作的一个新成功的开端与先河。

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都蕴藏着丰富的宝藏,他是给有心人储备的精神与物质的食粮,《聊斋志异》也好不列外。如《聊斋志异》中《黄英》篇里的菊仙黄英,就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值得人们学习的、通过劳动致富的榜样。黄英说的:“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的至理名言,至今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聊斋志异》作为一部蜚声国内外的名著蕴藏着许多至理名言和人生的哲理,它囊括了伦理、道德、教育、女权、民俗、惩恶扬善、孝顺父母等许多民族传统的美德和闪射着管理才能、当家理财、美化环景、资源利用、男女平等、艺术欣赏、关爱生命、人才利用、民族情结及道家佛家的思想火花与大量的可挖掘研究的信息等。这些都是蒲文化与聊斋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也是研究者在蒲松龄与聊斋学研究的瓶颈中的重要突破口。岂不知,蒲松龄的另一部巨著《醒世姻缘传》更是一部影响巨大,流传广泛的古今名著。一个作家有两部名著流传于世,这在中外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两部著作同呼吸、共命运,历经岁月的磨砺,越来越闪耀出它原有的光芒。聊斋醒世一脉通,何必追问西周生。前者俞人借鬼狐,后者姻缘有隐疼。

笔者曾在蒲松龄纪念馆工作多年,总觉得我们的研究只是停留在蒲松龄生平与著作的表层做了不少文章,有待于我们继续深入到蒲松龄著作的深层里去探索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蒲松龄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传承给后人,更有责任在整理、发掘、研究、汲取、传承、开发、创新中利用,服务与我们的现代生活。在这一点上,莫言给了我们非常的启示,更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周雁翔教授在谈“聊斋文化的创新与传承”

周雁翔简介

周雁翔,当代作家、诗人、文化创意策划设计家。聊斋学、博物馆学、图书馆学专家、研究馆员职称。出版专著二十余部、创作影视作品十余部、主编各类文集百余部。代表作:长篇叙事诗《书魂》、诗集《雁翔诗选》、《爱在四季》、报告文学《情缘血河》;歌词集《飞鸿之声》、电视连续剧《蒲松龄》、音乐片《我们是龙的传人》《聊斋情》音乐故事片《磨难曲》摄影集《美好的瞬间历史的永恒》;录音带《情溢聊斋》、小说《醒》、长篇小说《寒灯夜语》、文化理论书籍《文化创意与策划设计》、论文集《托起智慧的太阳》、《百家论丛》、《蒲松龄纪念馆》等千余万言。曾任图书馆、博物馆、蒲松龄纪念馆馆长,中国地市县图书馆馆长联谊会主席、论文评审委员会主任等,是《蒲松龄研究》季刊和《图书馆天地》报的创刊人主编。

现任:华夏雁翔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主席、联合国世界丝路论坛文化艺术委员会主席兼中国丝路文化促进中心主任、淄博市中华文化促进会聊斋文化专委会首任会长、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高级文化艺术顾问、和平文化的倡导人,《母爱撑天世界和平文化博览园》的创意策划发起人。

周雁翔教授与影视演员黑子在聊斋故里

周雁翔教授与蒲学研究专家张许温教授在北京

责编韩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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