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先生
章培恒学案
陈广宏徐隆垚
内容摘要：
章培恒先生是共和国培养的第一批中国文学学者。他的学术生涯可以分为三期：至年为准备期，在文学批评、文史考据方面先后接受贾植芳、朱东润、蒋天枢先生等前辈的教育。至年为成熟期，在深厚的积累之上积极地与海外汉学对话，不仅担任《全明诗》等重大古籍整理项目的组织者，同时也是“重写文学史”思潮的预流者。年至0年为总结期，致力于深化史论结合、古今贯通的文学史叙事，其《中国文学史新著》历经二十五年方成定本，堪称中国文学学术现代化历程的重要遗产。关键词：章培恒文学史家中国学术现代化
章培恒先生于年月8日生于浙江绍兴，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年进入私立上海学院。95年秋因院系调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从贾植芳、朱东润等先生问学。年毕业留校任教，不久即受胡风案牵连，被开除党籍。年0月，担任蒋天枢先生助教。文革结束后，胡风案平反，恢复党籍。年0月，赴日本神户大学讲学。归国后相继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年查出患有癌症，此后病情反复，然稍有好转即投入工作，直至0年6月7日病逝。章先生记忆超群，勤学善思，又长期身处新旧文学碰撞、对话的中心，能够将古典传统、现代精神熔于一炉。另一方面，他任侠敢言，笔力遒劲，其文学研究格外具有批评家的锋芒；也正因如此，作为共和国培养的第一批中国文学学者，他个人学术生涯的起落与建国以来政治、思想局面的波动密切相关。先生学术成绩丰巨，然尤以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事业为要。现代文学史学源自欧洲，9世纪末经由日本传入，逐步实现本土化，《中国文学史新著》所展示的实证技术、文学批评和历史想象与文学史学科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堪称中国文学学术现代化历程的重要遗产。《中国文学史新著》封面
undefined章培恒先生作为文学史家的成长可以分为三个时期。95至年，由于高校院系调整的机缘，先生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其间先后亲炙于贾植芳、朱东润、蒋天枢等名师，领受“五四”一脉的新文学观念，同时掌握了乾嘉朴学的考据方法，是为准备期。至年，一方面，外部压力的解除、学术氛围的活跃促使其早年接受的思想理论训练结出果实；另一方面，通过领衔大型古籍整理研究项目，他也在文学史研究中建立了自己的文献“领地”；在那个思想活跃的时代，章先生以深厚的学养和开阔的眼界参与文学史的“重写”，学界惊叹“石破天惊”，是为成熟期。年至0年，先生身罹癌症，在倍感学术生命之紧迫的同时，对文学史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为总结期。一、准备期
章培恒先生与文学的因缘可以追溯至在建承中学读书的时代。根据章先生自述，当时所接受的文学教育是以白话文为中心的课程体系，他最早熟悉的文学作品，是鲁迅、闻一多、钱锺书、张爱玲、苏青乃至武侠小说等新文学，最初吸引他的思想，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国统区”传播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95年院系调整，章先生进入当时“群星璀璨”的复旦中文系求学，朱东润、刘大杰先生的古典文学课令他印象深刻，但实际上他真正用力的方向在于贾植芳先生的现代文学，这显然与他中学时代的文学经验一脉相承。章培恒先生跟从贾植芳先生学习的时间，自5年开始算起，至55年胡风案发生为止，只有短短的三年。然而这三年对于他作为文学学者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如陈思和教授所言，贾先生所给予的人文熏陶是多元的，章先生身上的“积极的社会责任”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视野”都与贾先生的言传身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仅就文学批评的学术谱系来看，以贾先生为中介，章先生领受了胡风的文艺思想，同时也就接续了鲁迅的“五四”新文学传统，而恰恰是这样一个思想谱系塑造了章先生文学学术的许多基本质素。举其大端，即是将主体性作为文艺理论思辨的核心命题。章先生曾自述：在贾先生的熏陶下，我认真读了胡风的八本文艺论文集，我认为胡风所反对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其实就是对人性的扭曲。所以那时就有了人性与文学发展密切关联的看法[]。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胡风怀着对导师鲁迅的无限崇敬，在左翼文坛大力倡导鲁迅的未竟之业——国民性批判，吸引了一批文学青年的追随，贾植芳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胡风一派的文学批评其实有明确的“对手”，即是被胡风视为“客观主义”、“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作家群。关于两派的文艺理论特色与分歧，有学者分别以“注重社会革命的‘政治左翼’”（茅盾、姚雪垠、陈白尘等）和“注重文化思想革命的‘启蒙左翼’”（胡风、路翎、舒芜等）概括之[3]。不管是站在对方还是胡风自身的立场上看，他所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的创伤”都带有强烈的主体性色彩，即将主体对客体的突入力、拥抱力而非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客观性——甚至是与领袖的政治号召的契合度——作为评价文学成绩的首要标准。不必说，这自然是章培恒先生自接触贾植芳先生以来，在文学研究中终身贯彻并不断深化的文学批评原则。年7月，胡风上“三十万言书”。年5月，“胡风反革命集团”定案，是月5日，贾植芳先生入狱。同年月，此前“仕途前景看好”（吴中杰教授语）的章培恒先生被定为胡风分子，并被开除党籍，调到图书馆期刊室整理资料。次年0月，由于受到校党委书记杨西光的保护，章先生得以重回中文系任教，并担任蒋天枢先生的助教，研修先秦两汉文学。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的后记中，章培恒先生曾提到蒋天枢先生为他制订的“三年计划”：研究古代文学必须有历史和语言文字方面的基础，并具备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先生为我制订的前三年计划是：第一年读《说文》段注和《通鉴》，第二年读《尔雅注疏》，校点《史记》，第三年读《尔雅义疏》，校点《汉书》；同时泛览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的书，从《书林清话》直到《汉书·艺文志》[4]。蒋天枢先生的学术渊静博雅，大多为实证性的考校，绝少主观上的阐释或者批判，无论是研究《楚辞》时作屈原生平、屈赋系年，还是治清代学术史时作《全谢山先生年谱》，抑或为恩师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都体现这样的特色。细读蒋先生为章先生制订的这份研修计划，清代朴学所占的比重相当大：段玉裁、郝懿行的著作属文字学、训诂学，叶德辉的著作属版本目录学、藏书史。而校读史籍一方面可以熟悉史事，另一方面更能在校勘、释读、考证的综合实践中培养学者的文史功底。例如，《通鉴》卷一百九十四提到唐太宗、柴绍中夕秘谋机要，长孙皇后扶疾以从，最后病笃而死。章培恒先生在校读过程中心生疑窦：太宗与柴绍在半夜里全副武装、紧急会见，究竟所为何事？在参考其他史料之后，他推测此事与李渊之死相关，并将这些思考写进读书札记中交与蒋天枢先生。不料蒋先生对此并不满意，评价说：“你读书细心很好，但你所发现的仅仅是一些疑点，这些疑点都可作别的解释，所以你的推断目前无法成立”[5]。蒋先生于章先生习作中最满意者，是一篇题为《通鉴成书经过》的读书报告，报告只是查考具体问题，如主编、编写者的分工问题等，甚至为刘攽编了年谱[6]。《洪升年谱》
（图片提供：复旦大学古籍
整理研究所）
在至年的十余年间，章先生在蒋先生谨严的古典学术训练下渐窥古代文史研究之堂奥，其间的代表作应属年出版的《洪昇年谱》。该书实际编撰于至96年间，乃效蒋天枢先生《全谢山先生年谱》而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实践，以史料富赡、考订详备为突出特征。例如，康熙十年（67）年谱正文有“时遭‘天伦之变’，情怀怫郁”一句，该句注释长达二千余字，系对洪昇二十七岁时“家难”问题的考索[7]。前人多认为“家难”是洪昇的父亲洪武卫被诬遣戍，章先生通过排比诸家史料并进行辨析，从而确定其可信程度的次序，最终得出“家难”是为父母所恶、无罪见斥的结论；其中对魏坤《倚晴阁诗钞·赠洪昉思》“足践清霜怨伯奇”一句中古典与今典的释证，尤具陈寅恪先生“诗史互证”的风格。章培恒先生这段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也并不都是“资料性”的。《不京不海集》所收年代最早的一篇论文是与刘大杰先生联名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年）的《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关于金圣叹批《水浒传》所云“惟耐庵于三寸之笔、一幅之纸之间，实亲动心为淫妇，亲动心为偷儿”，章先生最初理解为：“他所谓的‘动心’，是指作者动笔描绘某种人物时，必须将作者自己的全部身心，融化到人物的精神世界中去，深入到人物的思想感情中去。”[8]这种阐释的内在理路其实是胡风的“突入说”，在文艺与意识形态紧密纠葛的氛围下，这种阐释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故而刘大杰先生出于保护章先生的目的，在发表时对这个观点的表达加以修改润色。三十多年后，章先生在为复旦版《中国文学史》（年）撰写《前言》时又着重引用了金圣叹的这段批评文献，以证明“虚构作品（引者按：小说、戏曲）的作者必须经验其作品中各种人物的感情，而且必须与处在作品所写的种种境遇里的人物所可能和应该具有的感情同样真实而强烈”的观点[9]。显然，“鲁迅——胡风”一脉的文艺批评带给章先生思想上的刺激，没有因外部政治形势的震荡和自身学术兴趣的转移而少衰。它就像章先生学术性格中一股执拗的潜流，在史料和时势的缝隙中蜿蜒而行，待到时机成熟，这种现代思想质素与古典学术传统的摩荡就会迸发出奇崛的学术景观。二、成熟期
（一）赴日讲学年初，胡风案平反，政治压力随即解除，章培恒先生得以恢复党籍。当年0月，章先生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赴日任教的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于神户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等课程。次年9月回国，提升为正教授。年，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章先生赴日讲学的效果堪称轰动，神户大学校长须田勇写信给苏步青校长要求延聘，社会、学界很多媒体都表彰章先生为祖国和复旦争光的事迹，此行在先生的职业生涯之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个清晰的拐点。然而较少为人们所公开讨论的是，章先生实际上以赴日讲学为契机，与时值健旺之年的日本文学学术界开始了持久而深入的互动，这对于他作为一位文学史家的成长来说无疑是强劲的动力源。章先生曾表露过赴日时的真实感受：当我在那时（按：讲学日本）读了日本学者在战后的若干论著以后，既多少了解了他们的汉学研究在那三十多年来（按：50年代以后）的迅速的进步，开拓了眼界，也进一步看清了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在“左”的干扰下的问题所在[0]。日本汉学家对章先生的影响在文学批评和实证研究中都有体现，而观念层面的刺激尤为强烈、显著，吉川幸次郎（-）、伊藤正文（95-）两位学者也许是其中最典型的个案[]。从日本回国后，章先生组织李庆、骆玉明、邵毅平等学者协作翻译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宋诗概说》、《元明诗概说》，这在当时的古典文学界可谓开风气之先，而章先生本人也从中获得启发。例如，吉川氏将李梦阳作为明代古文辞之“平民精神”的典型，肯定其创作中接近民间文学、返归于文学之抒情本质的成分（《李梦阳的一个侧面——古文辞的平民性》）[]；章先生撰写《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时则转化了这一论断，以李梦阳诗文的“真情”为基点导出其反理学的特征，再对“真诗乃在民间”加以阐释，将晚明文学思想的源头追溯到了弘治朝[3]。伊藤正文先生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师承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等汉学耆宿，章培恒先生在神户大学讲学期间与时任该校文学部教授的伊藤先生相识，《中国诗史》就是这段深厚学谊的结晶[4]。章培恒先生任教日本期间（）
（图片提供：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国文学研究》年第一辑刊发伊藤先生的《日中文学比较研究》,这是一篇9万字的长文，分别以“风雅”、“幽玄”和“雅俗”三种诗学范畴于仙台鲁迅故居留影来概括日本古代、中世、近世的文学批评史。而由于日、中在文化史上独特的亲缘关系，这既是一部日本文学接受汉文学观念的历史，同时也是日本文学逐渐确证自身主体性的历史。以伊藤氏最为重视的“风雅”为例：它在《毛诗大序》中的原初含义是指与政治、道德相关的文学，从平安朝初期的《古今和歌集序》（十世纪初）开始至南北朝初期的《风雅和歌集》（年），日本文学批评界在移用《毛诗序》“六义”说的同时对其加以改造，使得“风雅”一词最终指向一种非政治化的、风流闲雅的歌风。而这种文学批评范畴的“变容”与日本的社会形态相适应，日本的歌人与中国诗人表面上都依附于朝廷，其实际的政治处境却大不相同，和歌者明显具有疏远政治权力的倾向，即所谓“诗歌乃朝廷所习玩，弓马乃武家之修为，此风由来既久”。而在江户时代，“雅”与“俗”的审美区隔则成为儒学与市民阶层对立的表征，而后者则被伊藤氏视为积极的“人性主义的文学观”。其实，这篇文章是伊藤先生98年9、0月间在复旦大学讲学时的同题讲稿。熟悉章培恒先生的读者对于这篇文章的部分前提假设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例如主张审美本位的文学批评，将肯定人欲视为“近世”文学的本质特征，批判性地看待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等等。那么在学术思想性的层面来看，章先生与伊藤先生在文学批评观念上的相契并非偶然：章先生在50年代初即接受“鲁迅—胡风”思想谱系的熏染，那种含有启蒙色彩的观念质素在极端的政治环境下被迫夭折，此际与日本汉学界“同道”的深度互动无疑激发了自身“五四”文学观念的复苏。（二）古籍整理与研究年教育部设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同年复旦大学古籍所成立。年，章培恒先生担任复旦大学古籍所所长。八十年代以来，古籍整理工作得到政治高层的重视和支持，“七全一海”大型文学全集的整理出版便是文学古籍整理事业的重中之重。复旦大学古籍所成立之初，即负有一个艰巨的任务：编纂《全明诗》。在章培恒先生的主持下，复旦大学古籍所与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等兄弟单位合作，推进《全明诗》的编校、出版工作，并培养相关人才。此外，这一时期章先生还担任古委会重点项目《古本小说集成》的编委，并策划、主编《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等。自近代以来，“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文学进化论的影响可谓无远弗届。闻一多先生曾说：“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么多运动与争论，都是无谓的挣扎。每一度挣扎的失败，无非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本来从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两千年的工夫也够长了，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5]不惟闻一多，新文化运动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的菁英，如鲁迅、胡适、郑振铎等都持有类似的文学史观，现在我们知道，这种文学史观的生成与0世纪初欧洲、日本的汉学圈有相当微妙的关系[6]。因此就整个0世纪的学术史来看，不管是受政治浩劫严重干扰的大陆，还是学术现代化进程并未中断的港台、日本，对于宋元明清时代的文学研究几乎都是以词曲、小说为主，诗文文献的整理以及相关实证研究则相对迟滞。这当然是现代社会学术权力转移而导致的知识生产效应，若揆诸历史实际，宋元以降的文学体裁固然极其丰富，由士大夫阶层主导的雅文学仍然是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主流话语。如果当代文学学者因为观念上的惯性、实际操作中的难度等主客观原因，继续将近世诗文文献“束之高阁”，那我们就相当于放弃了建设中国文学、文化史的学术责任。其实类似的想法朱东润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时就已经提过[7]，但近世诗文文献的整理和实证研究一直要到八十年代国家推进“七全一海”工程以后才真正形成规模。章培恒先生和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正是这一百年学术使命的荷担者，在《全明诗·前言》中，章先生开宗明义：“在我国历史上，明代与汉、唐相比较，并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代。但作为研究对象，它却具有与汉、唐同样的价值。”[8]在章先生的引领、指导下，当时复旦古籍所的研究生莫不以严谨、勤恳的态度整理明代诗文文献，在参与《全明诗》编校工作之余，又承续蒋天枢先生编《全谢山先生年谱》的传统，为明代诗文大家如杨维桢、杨士奇、李东阳、沈周、祝允明、康海、王世贞、锺惺等编撰年谱，由章先生主持编成《新编明人年谱丛刊》于年出版；其中相当一部分成果，在后来得到持续的扩展和丰富，继而成为当下明代诗文研究界颇具影响力的专题著作[9]。《前后七子研究》
章培恒先生本人的实证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明清小说领域。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长篇小说的版本、作者、年代研究领域都留下了影响深远的考证文字，其中最为学界所称道的，恐怕要数《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作》（）及后续论文（）。百回本《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这是自胡适《西游记考证》（9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94）、赵景深《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以来为学界所熟习的文学常识。在与章先生同时而稍早的日本汉学界，小川环树、太田辰夫等学者就发出了质疑《西游记》作者的声音。章先生以回应日本学界的争论为起点，逐条批判“五四”学者所使用的证据：天启《淮安府志·艺文志》不足据，因为《千顷堂书目》史部地理类也有“吴承恩《西游记》”的记载，吴承恩的《西游记》未必是小说；胡玉缙《山阳志遗》和阮葵生《茶余客话》俱以《淮安府志》的判断为前提，亦不足据；经过方言层面的辨析，胡玉缙所说的“书中多吾乡方言”也站不住脚，且有循环论证的嫌疑[0]。这样逻辑缜密的论证在章先生的小说考证之中比比皆是，究其方法论的枢要，就是以目录、版本、语言等方面的证据为基础，重新评估前人所用史料的可靠性。不难看出，蒋先生指导章先生撰写的《洪昇年谱》中就已蕴含了这样的方法。（三）“重写”文学史年，章培恒先生承接为全国自学考试编写文学史教材的任务。年至99年，章先生在《上海文论》开辟“古典文学新论”专栏，亲自执笔，并带动一批青年学者参与重估文学史的思潮。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章先生的学术兴趣逐渐从诗文、小说文献的实证研究转向关于作品文学价值的评估和阐释。年国家教委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委派章先生编写一部自学考试的文学史教材，这可能是先生由“考史”转向“作史”的直接契机。当时高校普遍采用的教材有三种：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余冠英等的《中国文学史》。这部新编教材由章培恒先生统稿，青年学者集体编写。根据先生自己回忆，撰写之初考虑到普及性文科自学教材的性质，预计按照当时学术界通行的文学史观来编写；但随着撰写过程的推进，不论是参与的青年学者还是章先生本人都觉得传统的框架“很难体现我们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因此决定改弦易辙，“重新写一部新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史”[]。根据骆玉明老师的追忆，其实早在年正式承接国家教委任务以前，章先生就已经在酝酿重新勾勒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写作计划。至年间，时任中文系讲师的骆玉明不时表露出对通行文学史模式的不满，也许正是这种在旁人看起来有些“骄傲”的态度引起了章先生的兴趣，故而向他透露了自己的计划——该书当时拟名为《中国文学的路》，“从书名大致可以推想它应该有更多的理论分析，而不一定提供系统和完整的文学知识；如果写出来，跟大学教材的模式当有较大的距离。”[]考察章培恒先生此前的著述，虽然上至楚辞、下至鲁迅都有涉猎，但是极少有以宏观视角提炼文学史纲领的文字，而在架构、内容上与这一写作计划最为接近的一次学术实践，是翻译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史一瞥》。该文由章先生亲自主笔，是论文集《中国诗史》的首篇，其性质相当于文学史导论，内容与大陆通行的学术形态相去甚远[3]，其中有两个颇具特色的命题：第一，吉川氏基于中国古代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长期悬隔的状态，判断中国文学具有重形式的特征，“文学这样重视表现的技术，甚至到了散文也复如此的地步，这意味着如下的意识较其他的任何文明都要强烈：文学首先必须在其表现的技术上是上乘之作”[4]；第二，吉川氏以作家的情感表现为依据，将宋代作为文学史的分水岭，此前的诗人极力抒写“悲哀”的情感主题，此后“怀疑在进一步减弱，对于人类的乐观一般地在增加”[5]。在章先生看来，“文革”以前的文学史过分贬低追求形式的文学潮流，更缺乏对作家情感的透辟分析，吉川的诗史观无疑是一剂能救“社会政治功利观念”之弊的良方。《不京不海集》
章先生写作团队的“重写”事件与现当代文学界的“重写文学史”事件具有潜在的同步性。年炎夏，由徐俊西挂帅，陈思和、王晓明、毛时安实际策划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在《上海文论》（即现在的《上海文化》）推出，其核心内容是关于现代文论家、作家的评论。这些文章言辞辛辣，笔锋大多直接指向“十七年”、“文革”时期的文艺政策和文学正典，如批评赵树理、柳青、“别、车、杜”、姚文元等；即便是谈“五四”时代走来的作家，如丁玲、茅盾、郭沫若、何其芳、曹禺，也主要是反思他们过分迎合政治标准而导致的艺术滑坡。年5月日，《上海文论》又开辟了“古典文学新论”专栏，刊登章培恒先生的《走在下坡路上的文学——宋诗简论》，这篇文章与同时期的几篇在学理上相互连贯，向外界展示了他崇尚自我意识和文学形式的文学观念以及重新评估《诗》、《骚》至晚明文学的学术抱负[6]。相比“重写文学史”专栏在年底因遭遇政治压力而夭折，“古典文学新论”专栏要幸运得多，该专栏一直办到了99年底《上海文论》改版，而专栏的作者群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章先生当时及此后修订文学史的重要合作者，如骆玉明、谈蓓芳、陈正宏、邵毅平等[7]。年，经徐中玉、郭豫适、齐森华、邓绍基、王水照等先生审定，章先生的文学史通过了国家教委的评审，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刊行，学界惊叹“石破天惊”。在初版文学史中，章培恒先生本人用力最多的大概要数卷首导论部分，而作为其文学史观第一次集中而清晰的展示，这篇《导论》有一些极具辨识度且饱含新时代气息的思想观念。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新诠释，即将“一般的人类本性”作为文学史的目的加以强调。这样的观点在中国文学通史的研究和写作中确实颇为罕见，但是综观建国以来人文知识界的全局，徐中玉、钱谷融等理论界前辈早在50年代时就讨论过文学与人性的关系，而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之内，人性论几乎一直居于哲学、文艺学的核心知识话语[8]。而就章先生所引用的《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而言，其实历来就有“普遍人性”和“阶级性”的两派截然不同的解读[9]，如果否定“普遍人性”，那么文学对人性的表现就不得不接受所处阶级和政治立场的拘囿，这基本上是复旦版文学史问世以前中国文学通史所接受的前提假设，也恰恰是章先生和他的团队所不能接受的。反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制干预和庸俗社会学在当时可谓是极有感召力的思想潮流，但在此旗帜号召之下，各派学者所主张的人性论其实形态各异，人性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理性与非理性都在不同学科本位的透视下得到凸显。放在同时代的文学语境来看，作为一名文学史家，章培恒先生的人性论有两个鲜明的个性特征，而此二者恰好都可以在胡风那里找到源头。第一，相比于道德实践能力等理性范畴，章先生的人性论更侧重于人性中非理性的方面，如男女之欲、生活享乐、显露生命力等。胡风终其一生都在与庸俗社会学统御下的现实主义抗衡，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是他所倚重的理论资源之一[30]，“生命力的跃进”、“突入说”、“精神奴役的创伤”等理论话语显然受到厨川氏的启发；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都以《苦闷的象征》为中介，影响到胡风以降文学启蒙潮流的思想构成[3]。章先生晚年修订文学史时在导论中即曾引用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中的一段话：“如果艺术家能‘把我们带到情感的领域’，我们就能感受到美；至于美的程度，则是由‘情感所引起的观念’的丰富程度及其所蕴含的‘感觉和情绪’的程度决定的。[3]”第二，强调人性追求自由解放的本质及其与异化环境的冲突，从而实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胡风本人对现代主义的接受是复杂多面的，他试图调和厨川白村的“苦闷”和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这个‘苦闷’只能是社会学性质的东西，也就是阶级矛盾的社会生活造成的，决不能只是生物学性质的东西。”[33]普遍人性以及人的自由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也是现代美学的核心问题，而如何将人性的解放——尤其是综合了自然性、非理性内涵的人性——与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就成为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大事因缘”。《胡风全集》
从版《中国文学史》“导论”第三节的表述来看，章先生其实是在《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理论中找到了能够为文学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所共享的语言，如“自我克制”、“外化的生命”等。在文学史叙述和文学批评的实践中，章先生又为这种“自我克制”的异化找到了历史和现实的源头，例如先秦时期黄河流域以《诗经》为代表的重视道德理性和群体利益的文化，再如汉帝国所扶持的以维护皇权为目的的儒学，又如明王朝前期持续贯彻的高压的思想文化政策，甚至包括刚刚结束不久的“文革”以及当时余波未息的极左思潮。“导论”中另一个亮点是对“文学之进步”的诠释，即将人性的自由解放视作中国文学史的演进方向，人性的自我异化与文学史的发展趋势相违背，最终将被克服和超越。这样带有德国古典哲学色彩的思想在那个时代的理论界并不鲜见。王元化先生是章先生景仰的前辈，年章先生主持系政时主办的“《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在王先生的关照下展开的，年复旦成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章先生又邀请王先生担任名誉主任。据同为少年布尔什维克，又同样在胡风案中遭遇不幸的王元化先生回忆，黑格尔的《小逻辑》在那个昏暗的年代“具有无坚不摧扫除一切迷妄的思想力量”[34]，曾经“把我从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35]。章先生在50至70年代没有留下多少理论文字，但从他后来对马克思、恩格斯原典的熟稔程度来推测，黑格尔、马克思对于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思辨以及关于人性本质的洞见在这三十年中也曾给过他莫大的鼓舞吧。当章培恒先生将这种文学史观落实到历史书写的实践中，文学史的图景可以说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变化最为显著的大概有三个板块：梁陈、北宋和中晚明。我们今天在提到梁陈文学的时候，宫体诗恐怕是无法回避的话题，但在余冠英先生主编的文学史中没有专门讨论宫体诗的段落，只在开篇的概述中附带提到了一句：梁陈诗坛在作家空虚的社会生活和永明体余风的影响下显得极其贫乏，“特别是萧纲所开始的宫体诗盛行以后，靡靡之音便充斥了诗坛”[36]。游国恩先生主编的文学史没有完全忽略宫体诗，却仍将其视作南朝贵族用诗词歌赋来满足君主和贵族荒淫享乐之要求的产物[37]。复旦版文学史在讲述这一节时则认为，从帝妃贵族的私生活入手评价宫体诗并不明智，而从当时的文学和思想背景来看，萧纲等人反对儒家伦理以求文体新变的文学实践其实具有值得肯定的积极因素。在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早期文学史的北宋文学章节都倾向于表彰士大夫文学“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反映贫富阶级尖锐对立”、“反映人民生活”的一面，与此主旨相配合，它们将西昆体至北宋诗文革新的文学潮流叙述为现实主义对形式主义的克服和超越，在证据选择的层面亦倾向于选择含有明显政治意图的政论文、纪事诗、咏史诗。这些诗歌题材的兴盛确是此一历史阶段的新变，它们与北宋士大夫新的社会处境和责任担当密切相关，但复旦版文学史却对文学与政治相趋近的现象保持冷峻的批判态度。编者在“概说”中阐明：门阀的消失、科举的完备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依赖，他们的思想状况一方面直接受到宋王朝意识形态的束缚，另一方面士阶层中理学的流行表明“文人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38]。值得注意的是，编者所排斥的是宋代诗文篇什中那些缺乏真情实感的、“悲天悯人、冠冕堂皇的表述”，但并没有否认士大夫面临国家危亡时由衷而发的忧患与激情，在编者看来，前者是“规范化的政治观与道德观”的外化，而后者是作者内心里人生欲望与情感的真实勃发。中晚明是文学发达的时代，不管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还是诗文等雅文学都有大量经典作品传世。历史事实固然如此，但如何向当代的读者叙述和阐释这些作品则取决于文学史家的理论关怀。以前后七子、公安、竟陵的诗文流派为例，早期文学史的叙述往往以“拟古”和“反拟古”的争论为主线，拟古者的作品大多被斥为脱离现实的“陈词滥调”，而反拟古阵营内各派的个性和分野又得不到凸显；复旦版文学史在这一块延续了关于唐宋文学转型的思考，将“拟古——反拟古”的话题置于次要位置，而优先转载请注明：http://www.balesitanyou.com/lzzyqj/973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