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谦和的朱泽吉先生
杜志勇[1]
朱泽吉（.11——.09.02），山东省济南市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河北师范学院教授、副院长。先生在明清文学研究、古典文献学研究、民间文学研究、鲁迅研究等方面皆有建树，所著在其身后结集为《朱泽吉学术论文选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年出版。先生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年9月毕业后留校作余嘉锡先生助教，并追随余先生攻读研究生，研习文献学。年，于北平辅仁大学研究所史学部研究生毕业。年，先生“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副官处当了一名少校副官”[2]，在此期间，与中共地下党建立联系，为革命工作贡献颇多。后来，先生出任国民党宁河县长。新中国成立之后，先生任河北省立北京高级中学教员。年9月，进入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讲师（—，此间任中文系专科主任）、副教授（）、教授。后任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河北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年5月，被省委任命为河北师范学院副院长。同年，先生当选为河北省第五届政协常委，兼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年6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当选为民革河北省第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外，先生学术兼职尚有河北省语文学会常务理事（）、河北省图书馆学会理事（）、河北省文联委员（）、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河北省古典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河北师范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吴敬梓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学会河北分会理事等职。“我是一个教员”，这是朱泽吉先生的座右铭，并为之勤勉实践着。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课堂讲授引人入胜，效果极佳。著名学者叶嘉莹先生是朱先生的学妹，在不同场合提及朱先生时，总会激动地说“朱泽吉先生上课好啊，我们比不了”。朱先生讲课效果好，不是由于单纯的授课技巧，而是源于对古典文献熟练的把握。著名书法家刘廼中先生回忆说：我有一位要好的同学叫朱泽吉，很有点传奇色彩。他比我高一班，是个高材生，念了四年书，考了八个第一（每个学期考一个第一）。他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脱口就能背一段《红楼梦》《聊斋》《三国演义》什么的。[3]先生以扎实的学术根底为基础，认真授课，赢得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上古代文学课，先生手执列有提纲的卡片，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把学生们带入神圣的学术殿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物资还很匮乏，学生们吃罢早饭，能坚持听课到中午十二点，靠的是毅力。当时，因教师中午未准时下课，学生敲饭盆以示抗议的事情时有发生。朱先生是少数几位即便拖堂，学生亦能安静倾听的教师之一。而事实于此更有过之，每逢朱先生上课，教室里早早就挤满了慕名前来听课的各系学生，甚至出现过外系学生长期来蹭课而受到本系领导谈话的事情。先生教过的学生遍及海内外，从他们的回忆来看，朱先生不管面对什么层次的学生都能因势利导、引人入胜。先生在河北省立北京高级中学的学生、著名戏剧理论家谭霈生教授回忆说：
其实我小时候一直想学理工，但河北高中当时有几个特别棒的文学教员，比如朱泽吉先生。他讲课实在太迷人了，夏天的时候教室窗子都是开着的，窗台上、窗外都坐着人听，我听他讲课时，真正感悟到文学的魅力。受他的影响，我从那时起开始喜欢文学。[4]
面对思想渐趋成熟的本科生，先生亦能驾轻就熟，已成中学教学名师的张丽钧老师回忆起来还是那么动情：
我读大学时，教授明清文学的是朱泽吉先生。朱先生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红楼梦》。他在讲台上背，我们在下面对着原著看，盼着他“打奔儿”或出错，但我们却每每失望……当时没有觉出这情景有多稀奇，多少年后，朱先生作古了，我却一次次驱遣着自己的心重回那渐去渐远的课堂，有时竟会莫名淌下热泪。[5]年，先生开始招收研究生，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长，为仅有的两名研究生开设课程，提供各种可能的研究条件，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北京大学刘永强教授说：
我的导师是朱泽吉先生，导师和学校给我们提供的学习条件是今天你无法想象的好。朱先生当时兼任学校图书馆馆长，在我们入学前，就让人在图书馆书库里专门辟了一角，把明清文史典籍放在一起供我们入库阅读，那都是些线装书和重要的学术著作。朱先生学识渊博精深，虽然只招了我们两个学生，却单独为我们开了《明清文学文献学》《儒林外史研究》《冯梦龙研究》等几门课。那时的研究生培养不像现在这样，有许多条条框框，基本上除了外语，就是导师给开的这几门课。所以我入学后很快就开始写论文，进入研究领域。我是年秋天入学的，年底就带着论文到武汉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6]从这些美好的记忆里，我们不难看出先生讲学时的盛况。先生除了为研究生开设过《明清文学文献学》《儒林外史研究》《冯梦龙研究》几门课程之外，还讲授过古代文学、目录学、现代文学、民间文学等课程，可以说，每门课都讲得很精彩，先生也因此深受学生爱戴。
先生不仅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更是一位特色鲜明的古典学术研究专家。先生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由于其聪颖好学，受到老师们的赏识。朱泽吉中学时期就对古典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和根底，17岁时就读国文系，时德赓正教辅大大一国文课。他发现该生颇有才华，就对他说，要读文学，还必须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在德赓的指导下，朱泽吉开始有计划地研读历史，并选修了陈垣老以及历史系其他老师的几门课程，扩大了知识领域，学业大进。40年后学有专长已任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的朱泽吉，在回忆当年德赓对他的教导时，感触颇深。他说：“年我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当时柴先生担任我们大一班的国文课教学工作，经常鼓励我上进，并常常借书或赠书给我。有一次，先生交给我一部《龙川文集》，命我点读，并说：‘你的文笔有气势，读陈龙川的著作比较对路子，容易接受，读时并应注意领会他的爱国精神。’我在课余认真点读，完毕之后，呈给先生指正。过些时候，先生又把这部书还给我说：‘你在这部书上花了功夫，就送给你。有些点错的地方，已经改过了。’我仔细检查，发现先生纠正了我在断句上的许多错误，心情十分激动。”[7]刚入大学的朱泽吉就受到柴德赓的注意，并很快将其引上学术道路。后又加入沈兼士、陆宗达组织的语文学会。到了大学四年级，朱先生的学术文章已经写得相当好了，沈兼士等先生还曾向其约稿。
于是便去找朱泽吉兄，开学后未去他家了，他正在写什么，我去了打搅了半晌，他因风未陪我去，约我下礼拜二或四再去，便在他那里谈天。谈沈兼士要出一学术刊物，曾与他要稿子，他作了一篇论清儒校勘的文章，曾拿出与我看，他的学问实在比我们真实得多，我也决做不了他那么好的文章来，他找到一篇他高一做的《八大处游记》，已是很不错了。……他用字古雅，好为四六骈的句子。[8]除柴德赓先生外，朱先生在辅仁大学求学的过程中还受到了陈垣、余嘉锡、孙楷第等名家奖掖，其学问的构建大体来源于这些先生。
朱泽吉先生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为文献学，一为通俗文学（包含民间文学）。前者主要来源于余嘉锡先生，后者则可能更多受孙楷第先生的影响。余嘉锡先生是民国时期文献学研究的巨擘，朱先生在辅仁大学读大学时就受到余先生赏识，后来又跟随余先生读研究生，自然会受其影响。朱泽吉先生有关文献学的著作，现存最著名者当推《论清刻古籍善本》[9]，这篇最晚完成于年的文章，对相沿已久的古籍善本标准在大量例证的基础上提出了辩证思考，认为“古籍能否列为善本，原从比较而来，善本书的含义和范围，应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应该说这与七十年代末为编辑《中国善本书总目》提出的“三性”“九条”殊途同归，但更具可操作性，只可惜先生之说虽在学界流传颇广[10]，但未引起古籍著录实践者的重视。余嘉锡先生是中国目录学学科的奠基者，曾为朱先生开设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理董”的课程，朱先生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不但为学生开设目录学课程，还帮学弟来新夏先生审读《古典目录学浅说》[11]，并提出修订意见。另外，朱先生临终前正从事的诸多科研项目中有为福建教育出版社撰写目录学专著的任务，纲目已厘定，并有专章初成，可惜老天不假以时日！[12]先生虽未有目录学专著存世，其目录学造诣却是为同行所认可的。年，孙楷第先生应陈垣先生之聘接替刚刚过世的储皖峰先生，朱先生早就与孙先生熟识，交流的机会更多了。孙先生研究的着力点在通俗文学，尤其是小说研究，这成为朱先生后来主要的研究方向，先生小说研究的成果在八十年代初期为学界所瞩目。收入本书的先生著述在《水浒》研究、冯梦龙研究、《聊斋志异》研究、《儒林外史》研究等方面已占了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二以上，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了。除了小说研究之外，朱先生还在时时转载请注明：http://www.balesitanyou.com/lzzysp/946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