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描述的同性恋现象及蒲松龄对待同性恋的态度
——以《封三娘》和《黄九郎》为例
文/米天伊
摘要：《聊斋志异》构思奇妙，语言简洁，其中许多深刻描摹人情世态的故事，寄寓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凝思和感悟，表现了人们细腻复杂的情感世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纷繁多样的社会生活。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描绘了各式各样的爱情，如仙狐、鬼魅、精灵与人相恋等，其中不乏同性之间的爱情，其中不仅描写了当时社会司空见惯并被人所接受的男同性恋，还以细腻的笔触书写了被封建礼教所排斥的女同性恋。分析这些描写同性恋的故事篇目，可以发现描写男同性恋与描写女同性恋的篇章在叙事特征、思想内容上存在许多异同。本文以《聊斋志异》中《封三娘》和《黄九郎》两篇反映男女同性恋的代表作品为例，试图通过分析文本探寻清代主流社会中的同性恋现象以及作者的对同性恋现象的态度。
关键词：聊斋志异；同性恋
一、同性恋的定义及其在清代的存在形式
（一）同性恋的定义
同性恋（homosexuality）是由德国医生Benkert于年提出的。指对异性不能做出性反应，却被自己同性别的人所吸引。如今人们对同性恋的定义是：指一个人无论在性爱、心理、情感及社交上的兴趣，主要对象均为同性别的人，这样的兴趣并未从外显行为中表露出来。那些与同性产生爱情、性欲或恋慕的都称为同性恋者。[1]
同性恋是一种社会现象，从本质上看，同性恋属于一种对异性无好奇心的现象。尽管性取向的对象不同，但大量的调查表明，在那些真正发生了感情的同性关系中，同性恋的感情生活与异性恋的爱情相比，无论是从形式、内容还是从其热烈、真挚程度上看都十分相像，惟一的区别仅仅在于恋爱对象的性别是同性。
（二）同性恋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在清代的盛行
中国的同性恋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帝王名士到平民倡优，构成了古代中国一个特殊的人群集合。根据史料，中国古代最早的同性恋记载出现在商代，至于流传在春秋战国、汉代时期的“龙阳”、“余桃”、“断袖”等历史典故更是脍炙人口。后以“龙阳”、“余桃”、“断袖”等来暗指同性恋现象。
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同性恋的极盛期，尤其是清代同性恋文化蔚然成风，高度繁盛。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同性恋在当时的文学中也有所彰显。在小说、戏曲、诗文等各种题材中或多或少的涉及到了同性恋的描写，从各个层面和各种角度全面反映了清代的同性恋之风。《聊斋志异》作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其中有许多篇目描写了同性恋。
二、《聊斋志异》中涉及同性恋的篇目
聊斋中涉及到同性恋的篇目共有十三篇，如下表。
其中《男生子》、《神女》、《男妾》和《周生》四篇情节简单，只是一笔带过，缺乏具体翔实的描写，其余九篇则从人物心理到行为都有比较详尽的描述，根据同性恋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人狐之间的同性恋；狐和仙之间的同性恋；人与人之间的同性恋。[2]
《黄九郎》《绩女》《封三娘》这三篇写得都是人狐之间的同性恋，其共同之处在于都写出了人对狐的依恋，从很大程度上说人在这种同性恋关系中是比较主动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像是人对狐仙的一种单相思情愫。
《嫦娥》是《聊斋志异》中仅有的一篇写狐女和仙女之间同性恋的故事。该篇涉及到了肉体的欲念，并且刻画得丝丝人扣。在这段艳绝的情爱波澜中，男性角色宗生只是充当了陪衬，而两个“慧绝工媚”的女子却把人性美和情爱美张扬到了极致。
《人妖》是一个意欲害人反而弄巧成拙的男同性恋故事。《韦公子》则塑造了一个放荡无德的双性恋形象，韦公子无情而淫滥到了极致，堪称《聊斋志异》最龌龊的同性恋。《念秧》写的是不法之徒以男色为诱饵，骗人钱财害人性命的故事。《侠女》和《商三官》则讲述女性复仇的故事。同样是写复仇女，商三官和侠女对同性恋者的态度截然不同，前者是利用同性恋者报父仇，后者却对同性恋者言辞拒之，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两篇中的同性恋者都是被复仇女亲手杀死，虽然原因不尽相同，由此似乎可以看出作者对同性恋是深恶痛绝的。
三、从《封三娘》与《黄九郎》二篇窥探作者的爱情观
《封三娘》与《黄九郎》相对其他十一篇与同性恋有关的故事，不仅篇幅较长，分别对男女同性恋现象作了完整描写，而且蕴含了蒲松龄对社会、对感悟，具有代表性。
（一）描写女同性恋的篇目——《封三娘》
《聊斋志异》卷五《封三娘》写的是女同性恋的故事。祭酒之女范十一娘“少艳美，骚雅尤绝”，在寺庙见到“二八绝代姝”封三娘“词致温婉，于是大相爱悦，依恋不舍。”与其一见钟情。十一娘要回家，封三娘“凝眸欲涕”十一娘“亦惘然”。异性的一见钟情也不能及了。后来二人互赠信物，约以后再见，十一娘“日望其来，怅然遂病。”竟至于相思成病。后封三娘来到十一娘家，二人成为好友，十一娘的哥哥言语冒犯，封三娘执意要离去，十一娘挽留不住，送走封三娘后“伏床悲惋，如失伉俪。”后来封三娘替十一娘物色了如意郎君，十一娘不舍封三娘，想与之共事一夫，将其灌醉，让丈夫孟安仁“潜入污之”。三娘醒后，震惊哀痛之余告之原委“我乃狐也。缘瞻丽容，忽生爱慕，如茧自缠，遂有今日。此乃情魔之劫，非关人力”。最后离开范十一娘夫妇，“再留，则魔更生，无底止矣。娘子福泽正远，珍重自爱。”二女最终因封三娘破色戒而分离。
在封三娘与范十一娘交往的过程中，蒲松龄突出了二人的角色对等关系。她们的形象一个是“骚雅尤绝”，一个是“二八绝代姝”；二人一见面即为对方所倾倒，互换金钗和绿簪；别后，她们一个“悬思颇苦”一个“倾想殊切”；重逢后则一个“泣下如雨”，一个“惊喜顿起”。在角色对等的基础上，蒲松龄还强调了二人精神层面的愉悦与分享。她们“把臂欢笑，大相爱悦”、“偕归同榻，快与倾怀”、“各道间阔，绵绵不寐”。
对于女人之间的同性恋，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几乎所有的少女皆有同性恋之倾向”，[3]少女之间的同性恋是自恋的结果，相恋的少女总是品貌才情相当，首先打动她们的是对方的相貌，封三娘邂逅范十一娘就是如此。范十一娘“少艳美，骚雅尤绝”，而封三娘也是“二八绝代姝”。因大相爱悦而互赠信物。封三娘与范十一娘仿佛是彼此的一个镜像，这种镜像关系使她们已悄然超越了友谊的范围，而成为一对同性恋人。
封、范二人是根深蒂固的同性恋者，二人对异性均无好奇心。而文中反复强调两人相得之欢和分离之苦，可见两人情趣相投、感情深厚。相反，两女对男主人公孟安仁都是没有感情的。封三娘之所以忍痛怂恿并玉成范十一娘嫁给孟安仁，一是为这份不为社会所容的同性爱得以沿续：范的命运只能是出嫁，封三娘神通再大也无法改变这一点。二是为自己所爱的人有好的归宿。婚后“封欲辞去，十一娘泣留作伴，使别院居”，二人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十一娘的婚姻而消失。
（二）描写男同性恋的篇目——《黄九郎》
《聊斋志异》卷三《黄九郎》写的是男同性恋的故事。何子萧“素有断袖之癖”，“薄暮偶出”，见一少年“年可十五六，丰采过于姝丽睹之，神出于舍；翘足目送，影灭方归”。次日，又在路边早早等待，等那个少年经过时，“曲意承迎”后又“捉臂遮留”，甚至“苦求私昵”而遭黄九郎严词拒绝。何子萧“由是凝思如渴，往来眺注，足无停趾。”“蹀躞凝盼，目穿北斗。”“邑邑若有所失，忘啜废枕，日渐委悴。”九郎得知后细语相劝，同意“遂相缱绻”何子萧十分高兴，“后病顿减，数日平复。”。从此“燕会无虚夕”，后何生因纵欲过度而病入膏肓，并得知黄九郎为狐，因不听九郎节欲的劝告，“居无何，果病亡。”后借某太史身还魂。九郎不想让子萧重蹈覆辙，设计把自己的表妹嫁给了他。为惩治贪暴的上司秦藩，听从三娘建议，利用秦藩“溺声歌而比顽童”的弱点，把黄九郎献给了秦蕃，使其与黄九郎“动息不相离；侍妾十余，视同尘土。”过了半年，抚公病，黄九郎用车辆搬运其财产到太史家。“既而抚公薨，九郎出资，起屋置器，畜婢仆，母子及妗并家焉。九郎出，舆马甚都，人不知其狐也。”
何子萧与黄九郎的关系体现出中国古代男性同性恋的一些内在特性，比如双方明显的主动被动关系以及主动方对近似肉欲之欢的追求。邑之名士何子萧初遇“丰采过于姝丽”的黄九郎，即“神出于舍”，害了相思病，以至于“凝思如渴，往来眺注”、蹀躞凝盼，目穿北斗”、“泪涔涔随声零落”。何子萧始终贪恋渴望的是黄九郎的美好肉体。所以，一有时机，他便“下管钥”、“引与同衾”、“苦求私昵”他要释放欲望，直至被欲火焚身而成为鬼。借尸还魂后与九郎相见，“仍欲相狎”，足见何子萧对九郎是何等的“欲”字当头。
黄九郎面对何子萧“强曳入斋，解履登床”般的求爱是有些许无奈的，“缠绵之意，已镂肺膈，然亲爱何必在此？”可见黄九郎是渴望与何子萧建立超越性的爱恋，但是最终只能屈从于何子萧狂热的欲望。
为摆脱何子萧，黄九郎设计把表妹嫁给了何子萧。而何子萧见到九郎表妹“蛾眉秀曼”即“拥女”求合。而黄九郎的表妹在其设计之下嫁给何子萧，起初还是愤怒的，最终却为了丈夫劝说黄九郎献身。当何妻建议献九郎惑巡抚以脱何子萧之困时，何子萧心里想的并非“昔日的恩爱”或心存妒意，而是“虑九郎不肯”，且做出“肘行而逆之”的丑态以求九郎同意。终于何子萧把自己数月前还魂萦梦绕的美少年献给了巡抚，作为对方宣泄欲望的玩物。
（三）《聊斋志异》中男女同性恋的差异
1.男女同性恋叙述的差异
在男同故事中，双方的关系一目了然，蒲松龄从不讳言二者的关系，甚至在开篇就点明主人公有断袖之癖。而在女同作品中，女性双方的关系一直较为暧昧，读者通常要跟随故事的发展才能确认二女之间的情人关系。封三娘与范十一娘的相互欣赏初看很难直接往同性恋上靠拢，两个女孩子相互欣赏，关系密切，同睡一榻在现在看来也属于正常的闺蜜交往范畴，两人分开，相思苦闷也不至于就是真正的同性恋，而随着故事的发展，作者终于点明了二人之间的情谊是伉俪般的情谊，那显得暧昧朦胧、似是而非的情感才被证实是爱情；《嫦娥》一篇中，嫦娥与颠当二女共事一夫，二人不争宠、不妒忌。虽然让人觉得奇怪，却也不会想象二人的别样情感，直到宗子美与二人再次重逢，这一情感才逐渐凸显出来，到颠当扮作童子时“口衔凤钩”，嫦娥“意荡思淫”才彻底真相大白；《绩女》篇中老媪对于绩女的美丽赞叹不已，但她一直不敢正视自己的情思，幻想自己若为男人当为情死，到了后来，老媪才与绩女“两相浃恰”。作者对于女同之间的爱恋采取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叙事方法，让这种不被社会所认可的情缘渐渐明朗化。
从男女同性恋故事的叙述差异来看，男同性恋的故事较为直白浅显，而女同性恋的故事则明暗结合，多设伏笔。这是由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男同性恋是可以放在明面上讨论的，而女同性恋通常局限于闺阁之中，加之传统两性婚姻的掩盖而一直处于暗处。女性之间的爱情通常不是起于色，而更多源于精神上的互相欣赏或互相慰藉，再加之封建社会给予她们的种种压力，使得她们对于自身感情的确认需要一个过程。
2.男女同性恋的思想情感差异
比较两篇故事中主人公的行止及情感体验不难发现，封三娘与范十一娘是相慕相悦的情愫，而何子萧则是对黄九郎澎湃的欲火。这种差异也体现在《聊斋》其他涉及到同性恋的篇目中。
在古代中国，同性性行为多为异性性生活的补充，主动者大多具有双性恋倾向，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一般高于被动者，故处于权力结构的上峰，对后者拥有绝对的支配权[4]。何子萧还魂之后与黄九郎的三妹媾和。他们并不排斥异性，对于他们来说，男性恋人是与娼妓、婢女一样的性伴侣。强势的一方不仅是物质权力的主导者，也是情欲的主导者。
在《聊斋志异》涉及男同性恋的篇目中，作者对男性之间的情欲毫不掩饰，男性之间情感多建立于生理欲望之上。男性之间的爱恋几乎都是始于欲望，且其中一方处于被动的地位，并无两情相悦的基础便迫不及待地坠入欲海。
而女同性恋之间的爱恋要比男同纯洁得多，更多的是精神上自由平等的相依相恋，绝少肉体上的性欲渴求。在以精神爱慕为主导的女同关系中，双方无论是性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处于一种较为平等的状态。二者之间不似男同有主被动之分，而是处于一种互动状态，相互欣赏，几乎不涉情色描写。封三娘与范十一娘可谓之精神同性恋。精神同性恋是“介于同性友谊和同性恋之间的一种特殊状态。其特点是在亲密关系上超乎朋友之情，但又极少或者说不含有性的成分。”这种暧昧关系固然是以当事双方共同的兴趣、爱好为基础，但关键是由相互之间对风貌举止、形容态度的欣赏所致。[5]
3.蒲松龄对男女同性恋的态度差异
同为同性恋题材，蒲松龄对《黄九郎》、《封三娘》两篇目的主人公却态度迥异。对前者是嘲弄批判，对后者有憧憬有叹惋。这也体现出蒲松龄对男女同性恋的不同态度。
首先，蒲松龄并不否认同性之间会产生生理欲望，同时，也不否定同性之间能产生爱情。即使何子萧对黄九郎起于欲，但是在对其的追求过程中不能说完全没有产生感情，何子萧在第一次调戏黄九郎之后唯恐他生气不复相见，每日“蹀躞凝盼，目穿北斗”，才会把药藏起来“不以尽予，虑其弗至也”。很难说这完全是因为性，还是何子萧已经因性生情。在女同性恋作品中，蒲松龄更是对封三娘和范十一娘的感情持赞赏的态度。
然而，对于男同性恋，蒲松龄是持反对态度的。在描写男同性恋的篇章中，主人公的结局通常是以悲剧结尾：《侠女》中的美少年“身首异处”,死于非命；《商三官》中同性恋者邑豪“身首两断”；《念秧》中的同性恋者“遂罹丧资之祸”；《黄九郎》中何子萧与巡抚沉溺于同性之爱，纵欲过度而先后身亡。作者先在文中借九郎之口说“乃此之为，是禽处而兽爱之也”，又在文末的“异史氏云”中表明其批判态度：“男女居室，为夫妇之大伦；燥湿互通，乃阴阳之正窍。迎风待月，尚有荡检之讥；断袖分桃，难免掩鼻之丑。”并认为男风有违夫妇之大伦，并且违背阴阳之理，应禁止此类行为。
蒲松龄对男女同性恋情采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与当时社会的性爱风气及创作动机密切相关。清代男风盛行，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皆以好男风为风流雅事。相较于社会对男同性恋的宽容态度，中国古代社会对女同性恋的态度要严苛得多。但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蒲松龄对于女同性恋的态度反而要宽容得多，在《聊斋》中她们的结局相对于男同性恋者来说也要好得多。究其原因，是蒲松龄想要借赞美女同性恋之间纯粹、不掺杂功利目的“真情”，来表达困扰自己一生的对知己渴望又失望的难以言表的情怀。
范十一娘、封三娘二人相互爱慕激赏，照顾关怀，心有灵犀，精诚默契，是精神和灵魂上的知己、恋人。封三娘对范十一娘说：“然贫贱者与贵人交，足未登门，先怀惭怍，恐为婢仆下眼觑，是以不果来。”“娘子朱门绣户，妾素无葭莩亲，虑致讥嫌”这正是蒲松龄与贵人相交时真实感受的写照。愿望在现实中无法达成，但蒲松龄在自己创造聊斋世界里，借助虚幻的形式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与憧憬。封三娘与范十一娘逾越了世俗的一切鸿沟，结成了精神上绝对平等、毫无芥蒂的知己。在科举屡屡失败，无人理解的情境下，他对于这样的知己是十分渴求的。而女同性恋之间纯粹的情感正是他对知己渴求之情的寄托之一。然而，正如这份同性恋情难以为世人所容一样，蒲松龄一生渴望的至交知己现实中却是难觅，正如结局中封三娘的杳然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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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孙晓锋.浅析《聊斋志异》中的同性恋[J].大众文艺,(07):-.
[2]孙晓锋.浅析《聊斋志异》中的同性恋[J].大众文艺,(07):-.
[3](法)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4]施晔.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5]张在舟.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37.
参考文献：
[1].符定慧.从《聊斋志异》简谈清代同性恋[J].青年文学家,(09):51.
[2].刘艳玲.腻友南风抱恨长——《聊斋志异》中同性恋现象意蕴探析[J].红河学院学报,,10(01):57-62.
[3].施晔.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孙巍巍.探析《聊斋志异》的同性恋观[J].蒲松龄研究,(01):65-72.
[5].孙晓锋.浅析《聊斋志异》中的同性恋[J].大众文艺,(07):-.
[6].余宁宁.《聊斋志异》中同性恋叙述的性别差异及其情理困惑[J].蒲松龄研究,(03):50-58+.
[7].张在舟.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37.
[8].赵婷.《怜香伴》与《聊斋志异》中女同性恋者人物形象研究[J].蒲松龄研究,(02):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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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米天伊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技术学专业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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