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和七十八岁的母亲
妈妈去了秧歌队■红雪羊年大年初一不到8点，吃完早饭的母亲就扮上了——穿上鲜绿的戏服、戴上五彩斑斓的花束帽、扎上大红的飘带、还对照镜子用唇彩描了描嘴唇……
见我们围拢过来看，母亲一边打扮、一边不好意思地自言自语，“也不知道好不好看，不管那么多了……”说完，拿上舞扇、踹上手机，匆匆出了门。
其实，以往每天这样的场景都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只不过我们这些远离母亲在外的儿女没看见。
母亲加入了社区秧歌队——这是大兴安岭呼中区呼中小镇唯一的秧歌队，有50多人。不过，秧歌队是自发的，队员年龄偏大，最小也有55岁，最大的77岁，就是母亲。
母亲大年初一匆匆出门，是要随这支秧歌队去慰问演出，也可以说是那座深山中的小镇一次具有仪式感的开年隆重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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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中小镇名声在外，央视每年冬季报道天气，都要拿呼中做例子，历史上最低气温曾突破零下55摄氏度，是中国最冷的小镇，大兴安岭最高山脉在其境内。
其实，呼中本不算是我的故乡，只因年在巴彦县长春乡兽医站当会计的父亲，为了他7个子女能逃离苦海无边的地垄沟，便带着母亲和子女扑奔在呼中建工处当书记的表叔，调入呼中水暖队当了一名库工。
呼中也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命运就像七八月的天气，跟闹着玩似地，说变就变。数十年的牺牲性采伐，几乎要了“林大头”的命，红火的呼中小镇像风中的火苗，渐渐体力不支，苟延残喘，水暖队一夜间变成了个人所有，刚过完50岁生日的父亲下了岗，不得不和没树可伐的近万名工人背井离乡踏上打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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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搬到呼中小镇那会儿，每到节日，街头商贾熙攘、红灯高悬、人头攒动，插在路边雪堆里五彩纷呈的纸花展示着妖娆。尤其是春节期间，十几支秧歌队斗舞炫技，你方唱罢他登场，好不热闹。
“原来咱们这最多时有5.5万人，全国各地的人都往这涌，可现在也就有两万多人吧。”68岁的邻居唐海是呼中的“老人”，从政法委退下多年，说起呼中的变化，感慨“现在呼中没那么热闹了，除了在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年轻人几乎都走了”。
镇上没有一家工业企业、储木场里没有一根木头，更没有一支由公家组织的秧歌队，在节日里渲染气氛，那种公共快乐几乎消失殆尽。
当年制造、分享欢乐的镇民变老了，他们大都凭借低保费、退休金或是遗属费，打发着不咸不淡的时光。安静下来的小镇老人们，不再追逐初一、十五的狂欢，而是自觉寻找平日的开心。于是，他们自发组成秧歌队，大家凑钱买了喇叭、大鼓和锣歘，还每人掏元钱买了行头。对此，一贯仔细的母亲很心疼，认为“太浪费了”。
当初听说母亲加入了秧歌队，我很惊讶。在我的记忆里，母亲70岁之前，几乎没有一项公共娱乐爱好，不识字、不会唱歌、不会乐器……唯一的爱好是听二人转。无论是在巴彦农村，还是进了城到呼中小镇，除了在地垄沟无休无止地拔草、在锅台边无休无止地张罗一家人的饭桌、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腰肢被岁月的风寒压弯、满头黑发被时光染白……她根本没有心情去娱乐！而今，母亲却参加了秧歌队，还成为最年长的舞者，我真为她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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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了消防队、医院……”中午12点，母亲回来了，乐呵呵地告诉我，这次慰问演出走了四五个单位，光走路就有十里地了，绕了呼中一圈。
“那些当兵的站了两排迎接我们，那掌鼓得啪啪响！”母亲说，看到军人给他们这些老头老太们鼓掌，心里老感动了，扭的自然就欢实多了。
母亲加入了秧歌队，每次回家看母亲时，她都会给我讲一些外面的“新鲜事”，老王太太老想排在第一排，被领队的“撵”到后面去，挂不住脸面当场就哭了、扔下扇子就跑了；老张头有两次没来扭秧歌，一打听才知道人“走”了；“黄大美人”要另起炉灶组织秧歌队、暗地里撺掇要拉她入伙；老庞太太交了7万多元钱办了“五七工”，以后有劳保了；80岁的老冯头娶了第6个老婆了，4个子女怀疑后妈是图喜老头的财产几年不往来，一到春节老头就偷偷地哭……
“咋有这么多说头呢，唉，人老了，不容易呀！”母亲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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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三，一场大雪突袭龙江，呼中被雪包围得严严实实，天也一下子冷下来。
“今天还有一场慰问，我得去！”大雪封门，我们就劝正在更换服装的母亲别去了，她执拗地说，“今天要点名，我不去，整个队形就乱了，不好。”
3个小时后，母亲回来了。
“一人发了块钱，说是补偿服装费。”母亲拿着钱给我看，脸上笑成了一朵花。母亲随后告诉我说，她是先回来的，有几个老头还跟领队的吵吵呢，大家怀疑领队的“密”钱了，因为每到一家单位演出，人家都要给钱、给吃的，还有香烟，对不上……
“至于那样吗？至于那样吗？那点钱还能发家呀！”母亲自问自答，她说正月初一那场演出，好几个不到六十岁的老太太累倒了，胳膊腿疼。
“你看我啥事没有！”母亲不无自傲地说，她身体好是年轻时竟干体力活练的，有老底，二是老了不操心、心情好，还天天坚持锻炼。
可不是，母亲在年轻时劳作无闲时，有病没钱看，身体一直赖赖巴巴，三天两头就会卧床，而到了人生暮年，却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除每天雷打不动扭秧歌，母亲身边还聚集了一群“铁杆”——附近七八个老太太相约一起遛弯、一起家长里短、一起“看对胡”、一起到市场买菜、一起听养生讲座……生活有条不紊，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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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中小镇人虽然少了，可借助国家棚户区改造的摧枯拉朽，三两年间数十栋民居楼拔地而起，重修了板油路，街心有了红绿灯，一百多台统一颜色的出租车游走穿梭，显示出现代小城的勃勃气息。还有，穹顶之下山清水秀、空气洁净，一尘不染，居民压根就不知道啥是雾霾。
妈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尽管我们七个兄弟姐妹当初都去了呼中，但目前已有6个远走天津、沈阳、大庆等地谋生。可，那个我虽然没待几天的呼中小镇，却因有妈在——还有6年前父亲去天国时留存在我脑际的音容笑貌，让我一直魂牵梦绕。
不只一次，我劝母亲到大庆生活，以尽儿子的孝道，她也几次来我这小住，可每次来都要得一场病。
“你们整天上班不在家，我在你这就像蹲监狱，还是让我回去吧。”母亲说，呼中那疙瘩虽然偏远，可她熟呀——人熟、地熟，心不飘荡。
拗不过母亲，我“放了”她回呼中。为此，我特意给母亲选了一处环境好一点的楼房让她居住——四周的各类超市有十来家，不超过住宅米；有药店、诊所，有澡堂子，还有菜市场，也都不过0米；最关键的是，距离呼中最大的广场很近，走着也就5分钟就到了。
“这块车少，还不闹停，你二姐一家人又都在我身边照着，还有那些老姐们，多好呀。”母亲的一番话，让我多少有了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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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其实我回家过年，就是回家看母亲。看母亲，是每一个游子心尖上挥之不去的乡愁。
从大庆到加格达奇，是高速路；加格达奇到林海，是新修的中俄漠大石油管线伴行公路，大兴安岭也一直感激着大庆油田；从林海到呼中也是白色路面。车少、路畅，公里，开车大约9个小时车程。
而坐火车，也已开通了从齐齐哈尔到呼中的专线，非常方便。只是铁路划归了地方，停运了一段时间。据说数十年前修建的铁路路基出了问题，地方无钱修，火车不敢跑，怕出事。
“可别停运呀，那不白瞎了吗？当年修铁路的官兵可没少流血流汗，还牺牲了不少人呀！”唐海说。
因为买不到火车票，我和妻子只好大年三十驾车回呼中，早晨7点出发，不到下午3点就到了，此时母亲正在楼头观望。
尽管回程时遭遇大雪，一路惊险刺激，可心里装满妈妈的爱、妈妈的关切，心还是暖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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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扪心自问：每年才回家看母亲几趟，平时打个电话问问情况，这算尽了儿子义务了吗？这算孝心吗？那么，我们当子女的该怎样做才能让心灵安宁？
“你们好好工作，家庭和睦，就是对我最好的孝心。”母亲说，人老了，不是吃得好、住得好才幸福，而是活得舒适。
“我现在就很开心！”母亲说。
正月初七，冒着大雪，我和妻子驾车返程。
母亲送出家门，久久地注视我们走远……
后记
我们总说，不要替孩子安排他们的生活，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其实对父母也一样。
孩子们长大了，出息了，一般都会想当然地把年迈的父母接出他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家乡。
离开他们熟悉的山山水水，告别他们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来到城里，住上装修豪华酷似宾馆的高楼大厦。
可，他们幸福吗？
整齐的绿化，如水的车流，还有晚上如梦如幻的霓虹……可这里，除了自己早出晚归的子女，再也没有自己熟悉的面孔、朴实的乡音。偶尔小憩可以，常住下去，就像鸟儿离了山林、鱼儿困在了河辙。
“放了”他们吧，吃得好、住得好不是幸福，舒适才最开心！
（发于年3月3日《大庆晚报》）
母亲在呼中休闲广场扭秧歌
部分呼中风光
诗观诗歌就是一种感觉，是诗人内心的宗教。
作者简介
红雪，原名秦斧晨，资深媒体人，业余时间写诗，现任《大庆晚报》副总编辑。
参与策划并执行体验式报道《卧底职业丐帮》，全景式采写《捣毁“黑色帝国”》《警务大提速》《见字如面》等大型报道；主导创办媒体功能转型栏目《说和》《防忽悠热线》以及服务中老年读者《老来乐》专刊。荣获中国晚协赵超构新闻一等奖、东三省新闻特等奖等30余个，大庆报业集团、传媒集团十大功勋员工。
作品散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诗刊》《星星》《绿风》《诗潮》《诗林》《诗选刊》《鸭绿江》《北方文学》《中国诗人》等国内报刊，诗语笔记《当代诗歌病理切片化验》（《诗神》）、《诗歌在上》（《黑龙江作家》）、《大庆诗人生存现状最新报告》（《诗刊》）颇有影响，出版个人诗集《散落民间的阳光》、法制新闻集《见证》各一部，曾获《星星》“郎酒”诗歌奖、《诗潮》“天问“诗歌奖、《海燕》“大荒源谷”诗歌奖、黑龙江文艺精品奖、《岁月》文学奖数十个。
红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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