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换鼓”的广泛记录
在冯梦龙所说的“天下四绝”里，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其他的“三绝”作为天下闻名的奇景，在历史上被多次提到。如提到“广德埋藏”的，有脱脱《宋史》，赵翼《陔余丛考》，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周秉秀《祠山事要指掌集》，王同轨《耳谈类增》，章楹《愕崖脞说》等。提到“登州海市”的，有沈括的《梦溪笔谈》，苏轼的诗《海市》，归有光的《震川集》，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陆容的《菽园杂记》等。提到“钱塘江潮”的，更是从唐代罗隐的诗作《钱塘江潮》，再到周密《武林旧事》，宋濂《元史》以下，相关记录数不胜数。唯有“雷州换鼓”四个字，历史上只有冯梦龙说过，此外再也找不到其他人的记录。
以“广德埋藏”“登州海市”和“钱塘江潮”在今日的知名度和历史上的记录数量来看，冯梦龙所提的“天下四绝”并非生僻典故，那么作为“天下四绝”之首的“雷州换鼓”，历史上却找不出第二个记录来，岂不是天大的怪事？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雷州换鼓”应当还有其他更流行、更常见的称呼。
经过查阅大量宋、明时期的文人笔记，笔者惊奇地发现了一条关键线索：在明代王同轨的笔记小说《耳谈类增》卷五十一《外纪逆报篇雷击逆子》一文中，提到这么一句话：
世常谓：雷州布鼓、广德埋藏、登州鬼市、丰都地狱。若皆不谬，而埋藏以下皆近幻。惟雷乘天之怒，奋威诛杀，震惊百里，昭然于世。
这里的“登州鬼市”，其实就是“登州海市”。因为海市蜃楼里有人影晃动，因而又被古人称为“鬼市”。如蒲松龄《聊斋志异》：“又闻有早行者，见山上人烟市肆，与世无别，故又名‘鬼市’云。”
将王同轨所提的“雷州布鼓”“广德埋藏”“登州鬼市”“丰都地狱”和冯梦龙在《警世通言》所说的“天下四绝”相比较可以发现，两个人都提到了四个景观，其中有三个景观是雷同的，“登州鬼市”“雷州布鼓”跟冯梦龙所提的“登州海市”“雷州换鼓”只有一字之差。再考虑到王同轨和冯梦龙处于同一个时代，冯梦龙的很多作品都参考过《耳谈类增》中的故事。不难看出，王同轨在《耳谈类增》里所说的“雷州布鼓”，就是冯梦龙在《警世通言》里所说的“雷州换鼓”。
这也就意味着，“雷州换鼓”的说法其实并非只被记录过一起，它还以“雷州布鼓”的形式被记录过。查询“雷州布鼓”，可以发现这一说法被记录过很多次：
明代周琦《东溪日谈录辟异谈》云：
是故雷之震惊者，气激薄也。遗屑者，气陨坠也，雷气也，非形也。谓有形者，巫氏愚人以祸福祭祀也，与雷州布鼓同荒唐也。
明代黄佐《广东通志》云：
予少时闻雷州布鼓之说，心已疑之，后观他书言雷神如彘，冬月伏于地，雷州人取食之，益疑焉。
明代田艺蘅《留青日札布鼓》云：
布鼓：今雷州布鼓之说。
明代徐应秋《玉芝堂谈荟祠山七宝》云：
蹇忠定公义碑：“大凡名山所藏，广大悉备，荑鬼神之英灵，不敢窃发。”所谓雷之布鼓、登之鬼市、与夫河源地邱之神债、广德祠山之埋藏，是谓天下四异，非妄传也。
明末清初曾畹诗《值电白郭凌海明府出羊城畹更过徐闻留诗寄意》：
我到君先出，君归我复游。萤光穿电白，布鼓逐雷州。雁断江关信，猿啼岭海秋。岛山居水下，云望一消愁。
清代李蕃《康熙黄县志山水》云：
考舆图天下有三大幻景：雷州布鼓、丰都杖条、登州海市是也。
清代宋起凤《稗说雷州布鼓》：
昔传粤东雷州有雷神祠，每岁土人进布鼓于神。谓以革为之恐神取用，当震惊欲绝。
宋起凤的这个说法，还可以在近代报刊《申报》找到类似记录：
据闻雷州有雷神庙，其鼓糊以纸，云：昔本糊布因雷声过响，辄震人死，故易以纸而雷声乃不若前此之猛烈。此言如果可信，则是雷之神仍以人为之设并纸而不为之糊，则雷将从此无声矣。以是知此等无稽之说，不足当识者之一笑也。
另外，还有“雷州天鼓”的记录，所用的句式结构、一同并列的其他景物都和前面的引文极为类似，可以认为，它指的和“雷州换鼓”是同一件事。
清代马注《清真指南》卷五云：
雷州天鼓、丰都地刑、扬州鬼市，世代相传，其来旧矣。予身亲历其地，皆谬言也。
又有“雷州鼓怪”的记录，所用的句式结构、并列的景物也和前面的引文极为类似，可以认为，它们指的和“雷州换鼓”也是同一件事：
清代陈祥裔《蜀都碎事》卷二云：
世传天下有三怪：浙江水怪、雷州鼓怪、丰都鬼怪，予未亲历，心实疑焉。
沿着“雷州鼓怪”，还可以找到另一条文献记录，慵讷居士《咫闻录北虎青卫》一篇：
相传雷州古怪，惊蛰时，蒙布鼓，置于崇台之上，越日无之，佥谓雷公携去，作天鼓也。此说本近荒诞。余居雷幕经年，访之，非无其事，且雷亦不震。
乍一看，这条记录说的是“雷州古怪”，和“雷州布鼓”并无关系。然而这则说法和宋起凤的记录十分相像，况且慵讷居士的“雷州古怪”同陈祥裔的“雷州鼓怪”同音，很可能是前者的讹传。
此外还有“雷州上鼓”，南宋石正伦《郯溪石正伦埋藏记》云：
以雷州上鼓、广德瘗祭为天下第一。
可见，“雷州换鼓”在历史文献中，也曾被写成“雷州布鼓”“雷州天鼓”“雷州鼓怪”“雷州上鼓”等词，文献对“雷州换鼓”现象的记录其实非常丰富。
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是宋起凤的《稗说雷州布鼓》和慵讷居士的《咫闻录北虎青卫》一文。还有纪辅的“雷州布鼓”被黄佐收入《广东通志》，这是目前查到唯一入选地方通志的记载。
纵观上述资料，“雷州布鼓”被提及的次数要远远多于“雷州换鼓”等其他说法。从现有存世文献资料来看，“雷州布鼓”之外的说法均只被提到过一次。
结论显而易见：冯梦龙的“雷州换鼓”和历史文献记录的“雷州上鼓”“雷州布鼓””“雷之布鼓”“雷州天鼓”“雷州鼓怪”“雷州古鼓”其实是一件事。对于同一件事，在不同文人的笔下有不同的说法，这显然是可能理解的。况且几十年来，天下四绝“雷州换鼓”是雷州文化研究学者唯一的发现。“雷州上鼓”“雷州布鼓””“雷之布鼓”“雷州天鼓”“雷州鼓怪”“雷州古鼓”等命名均是第一次发掘出来。在这些命名里面，冯梦龙的命名“雷州换鼓”影响最大，拿他的命名来研究便是常见之事了，但忽略他人的历史文献记录，将永远得不到真相。
二、“换鼓”文献记录考证
为了更好地理清古代文人笔下对“雷州换鼓”的理解，现按照文献记录的时间顺序，逐条分析史料中关于“雷州换鼓”和“雷州布鼓”的相关记录：1.南宋石正伦《郯溪石正伦埋藏记》石正伦，生卒年不详。南宋诗人。绍定六年（），其父知广德军，正伦侍其父也居于广德。这篇《郯溪石正伦埋藏记》最早收录在成书于南宋嘉熙三年（）的《祠山事要指掌集》中，后又被明朝濮阳春的《祠山志》收录。《郯溪石正伦埋藏记》主要讲的是“广德埋藏”，“雷州上鼓”只在篇首提了一句，相关文字如下：正伦外大父，姑孰陈公好奇事，手疏成编。以雷州上鼓、广德瘗祭为天下第一。每岁瘗藏，既涓吉日，乃立旗卜地于献殿之廷，或于庙东门楼内、碑亭之左右，穿治方深各五尺。是日也，烹太牢，洁粢丰盛，嘉栗旨酒，列位三百六十具祭器，髹制瓷缶，何啻千数。其夕，邑宰监其事。既竣，悉力士舁几，凡饮食器皿动用，就坎而瘗之焉，不遗毫末。一啜之饮、一脔之肉、一箸之器，无敢窃取者。瘗已，幕以太牢之皮，覆箔反土而平治之，土不见其羸或加缩于初。今观廷下之地，与夫庙东门楼左右之地广各不踰十丈。姑以耆旧所见，一甲子之年，一年之内瘗者或一或再，至于三四，虽倍徒其地十之百之而不足及，夫越一年，越二三年，卜地有得于已穴之处者，即之空空，然无所有，计所给坎千之而有余，借日牲羞熟物易败也，器出析木亦易败也，舜陶殷髀者岂反其真若是之速耶？正伦周行堂陛，顾瞻威严，视廷下如龟灼者偏为书，以告后之君子。
文中的“广德瘗祭”，“瘗”是“埋藏”之意，即是“广德祠山埋藏”，也就是常说的“广德埋藏”。在古人的文献中，“广德埋藏”指的是一种神奇的祭祀活动：传说祭祀时，把作为祭品的牛杀死后，和器皿一同埋入庭院中，第二天发现牛和随葬器皿全部消失不见。这篇《郯溪石正伦埋藏记》中的“广德瘗祭”指的也是一种祭祀活动，全篇文章主要是讲祭祀活动的具体过程。“雷州上鼓”只在开篇提及，后文没有再描述。按照本文的说法，“广德埋藏”并非现代人所说的广德太极洞之自然景观。“雷州上鼓”和“广德埋藏”同为“天下第一”。这说明冯梦龙认为“雷州换鼓”和“广德埋藏”可以并列、同称为“天下四绝”的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本文虽然没有正面描写“雷州上鼓”，但通过本文认为“广德埋藏”是一种祭祀活动的观点，可以推测，作者认为“雷州上鼓”也是和“广德埋藏”类似的祭祀活动。2、明周琦《东溪日谈录》周琦，生卒年不详，字廷玺，别号东溪，柳州府马平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人，明代学者，被称为“柳州八贤”之一（永瑢《四库全书总目》：“琦，字廷玺，马平人，成化辛丑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员外郎。琦之学出于薛瑄。”）。《东溪日谈录》是周琦讲述其儒学思想的学术著作（永瑢《四库全书总目》：“琦为人以端直谨厚，见重乡里，其书亦一本濂、洛之说。不失醇正。盖河东之学虽或失之拘谨，而笃实近理，故数传之后，尚能恪守师说，不至放言无忌也。”）。《东溪日谈录》的成书时间为明弘治八年（年）。记录“雷州布鼓”的是《辟异谈》一篇。《辟异谈》列举了一些作者觉得荒谬的观点并加以批驳。《辟异谈》一篇的前半部分是这样的：世谓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者，按《三五历纪》曰：“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深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八千岁。天极高，地极深，盘古极长，乃为三皇。”以愚观之，开辟之初未有文字，孰从而记之邪？其说与炼石补天、断鳌立极、聚芦止水者同荒唐也！何足凭哉？
两间之物，日月、风雨、雷电、昼夜、山岳、江海、淮渎、草木，皆阴阳之气运行披拂，激薄晦明，流峙发荣，如此固非物于物者也。《历年纪》谓盘古之生而嘘以为风雨，吹以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而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左手为东岳，右手为西岳，腹为中岳，首为南岳，足为北岳，骨节为山林，肠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者，皆《历年纪》之谬也。世人之说凡类此者，当斥之，不可以乱吾道也。世谓雷为有形之鬼神雷气也，岂有形邪？按《易》：“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则雷之为物乃阳气自下奋上者也。羲、文、周、孔皆本是以作《易》矣，未尝谓为有形之鬼神也。是故，雷之震惊者，气激薄也，遗屑者，气陨坠也，雷气也，非形也。谓有形者，巫氏愚人以祸福祭祀也，与雷州布鼓同荒唐也。和“雷州布鼓”相关的一段，是在批驳“世谓雷为有形之鬼神”的观点。“谓有形者，巫氏愚人以祸福祭祀也，与雷州布鼓同荒唐也。”作者周琦认为雷没有具体的形态，那些把雷当成有形之物，甚至当成神灵祭拜的行为，是祈福祭祀的巫师用来骗人的，这事和“雷州布鼓”是一样荒唐的。虽然周琦没有正面说“雷州布鼓”是什么，但从上下文可以推测，当时社会流传的“雷州布鼓”是祭祀雷神之类的宗教活动，周琦本人认为这种活动是荒唐的。3、明黄佐《广东通志》黄佐（—年）。字才伯，号希斋，晚号泰泉。岭南著名学者，学者称泰泉先生。广东香山县（今中山）人，明代文学家（永瑢《四库全书总目》：“生平著述至二百六十余卷，在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底。”）祖籍江西人，明初定居广东香山，书香世家。明正德五年（年）中解元，嘉靖元年（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黄佐主纂的《广东通志》对研究广东地区变革、社会经济与岭南文化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广东通志》成书时间嘉靖三十七年（年）。历时三载，成书70卷。记录“雷州布鼓”是《广东通志》第五十四卷《列传人物陈文玉传》（页）一篇，文章先是叙说陈文玉诞生事迹，后黄佐引用宋人纪辅的文字带出“雷州布鼓”。全文如下：陈文玉，雷州海康人，生而灵异，叱声震庭，世传其家出猎，得巨卵，异之，归置诸庭中，忽一日，雷震乃拆，得一男子焉，即文玉也。吴廷举曰：“夫玄鸟生殷，大人迹生周，则人固有异生者矣，然皆造形于人，未尝离简狄、姜嫄而生也。雷卵之说，其果可信也哉？”长而涉猎书传，有权智，被荐辟，以秀才中第，士为本州岛刺史。详善吏事，怀和附众，洞落夷酋，相继而至。巡访境内，苏民疾苦，梁武帝降玺书褒赏。为人吐音洪响。既卒后，如闻其询诺之声。乡人以文玉生有善政，没有灵异，立庙祀之。据雷州府志修，旧志云：州民有陈姓者，畜犬，犬有九耳，每猎视其耳动，获相如数。一日，九耳皆动，牲猎得一巨卵，携归置庭中，为雷霹震而开，生一子，左右手有文曰：雷州，俗呼为：雷种。陈氏后举秀才登第，果为本州刺史，宋元累封王爵、庙号：‘显震’，德佑()中,更名‘威化’云。宋人纪辅辩云：“予少时闻雷州布鼓之说，心已疑之，后观他书言雷神如彘，冬月伏于地，雷州人取食之，益疑焉。近拜官徐闻，蓋雷州之支邑，始至，即求其所以名州者。或告雷种之事，云郡有庙以祀雷师之神，即其故也。予闻而愈疑。及得郡志，考其建置沿革之由，云城南十里许有擎雷水，州因以名。于是疑始释，而知前云者皆妄矣。”
先看黄佐记录“宋人纪辅”，纪辅是谁呢？据清代郝玉麟的《广东通志》第四十一卷《名宦四》记载：“纪辅，闽县人，任徐闻县教谕，博洽经史，志在辟邪崇正，所著有《郡名辨》及《雷阳》《徐阳》三集。”闽县是中国旧县名，福州十邑之一，现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区东部和闽侯县东南部地区。这段记录“雷州布鼓”是黄佐引用纪辅的文字，没有史料记载纪辅的生卒时间，仅知道他在徐闻县任教谕。宋代在京师设立的小学和武学中始置教谕。元、明、清三朝，县学亦置教谕，如果按此推测，纪辅应为明代嘉靖初年教谕，黄佐的记录“宋人”可能有误。“雷州布鼓”虽没明确给出注解，但纪辅似乎知道此事，整段文字来看，他对“雷州”命名原由更感兴趣，并对“雷种”给出辩考的态度。“雷州布鼓”的记录者是来自在雷州任职的官员纪辅，他的记录充分说明“雷州布鼓”流传甚广，“予少时闻”小时候就听说过。“雷州布鼓”的真正含义？纪辅说“少时听闻，心有存疑”，后来观看他书言“雷神如彘”，雷州人挖出来吃，这就更不可信了。他没有说明“雷州布鼓”究竟是什么，我们通过后来在岭南任职的宋起凤等人的记录可知，纪辅所知道的跟宋起凤们所说的有可能是同一件事，他们都是第一手资料的聆听者。“心已疑之”是年少时带着疑问，到达雷州任职之后，他还没有亲眼目视难以给出答案。“雷州布鼓“有可能被纪辅写进他的著作之中，只可惜至今没有找到他的三部著作。那纪辅的文章又是如何传到黄佐的手中的呢？这些我们都无从考证，令人遗憾。4、明田艺蘅《留青日札》田艺蘅，（～？）。字子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代文学家（永瑢《四库全书总目》：“艺蘅，字子艺，钱塘人，以岁贡生，官休宁县学训。”）。《留青日札》是一本类似《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的野史笔记小说，是田艺蘅最重要的代表作，记录了其多年来的见闻、逸事（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是书欲仿《容斋随笔》《梦溪笔谈》，而所学不足以逮之，故芜杂特甚。”）。《留青日札》成书时间为明隆庆六年（年）。记录“雷州布鼓”的是书中的《布鼓》一篇。《布鼓》的前后几篇文章，记录的都是和音乐有关的逸闻，分别为：《弦柱》《灵鼓雷鼓》《腰鼓、舞鼓》《三棒鼓》《缶》《箜篌》《布鼓》《铜鼓》。从章节安排上来看，田艺蘅是把“布鼓”当成一种乐器了。但是细看内文，并非如此。《布鼓》全文如下：
今雷州布鼓之说，《汉书王尊传》曰：“毋持布鼓过雷门。”谓以布为鼓也。相传越城门号雷门，越击此鼓声闻洛阳。或曰会稽大鼓名雷门，有白鹤飞入鼓。今雷州，因击雷山水得名。海康铜鼓村，雷震而水出也。英榜山有雷师庙，又名英灵冈，云雷出于此。又传乡人尝造雷鼓、雷车于庙中，有以鱼肉进者，立为霆震，有记云：陈天建初（误，应为：太建），州民陈氏猎获一卵，大尺余。一日震开，生一子，有文在手，曰“雷州”，名文玉，乡俗呼曰雷种。后为本州刺史，殁而祀之，封显震王，又名威化。志以为雷声近在言语之间，故名，非也。《国史补》曰：“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则伏地中，其状如彘，人取而食之。”《搜神记》曰：杨道和，夏于田中，以锄格雷神之肱，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镜，毛角长三尺余，壮如六畜，头似猕猴。岂雷神之形如是邪？其说不经。今以四月二十四日为雷神生日，孰知之也？先看前几句，田艺蘅对“布鼓”的解释来自于班固《汉书王尊传》“毋持布鼓过雷门”一句。颜师古注：“雷门，会稽城门也。有大鼓，越击此鼓，声闻洛阳，故尊引之也。布鼓，谓以布为鼓，故无声。”王尊是西汉时一位刚正不阿的大臣，东平王不遵法纪，王尊面对东平王的挑衅，回应说：“不要拿着布鼓过雷门！”颜师古解释这句话说：“雷门是会稽的城门，有一面大鼓，击鼓的声音可以传到洛阳。布鼓是布做的鼓，敲起来没有声音。”拿着布鼓经过雷门，这就相当于班门弄斧，王尊用这句话来嘲笑对方不要妄自尊大。田艺蘅《布鼓》的第一句话，引用的即是这个典故。后面“或曰会稽大鼓名雷门，有白鹤飞入鼓”，应当出自于隋朝杜公瞻《编珠》的“凤箫鹤鼓”条：“《地理志》曰：稽雷门鼓有白鹤飞入，于是鼓声闻于洛阳，人或破之，鹤遂飞去。”进一步解释了会稽雷门的鼓为什么会那么响：是因为有白鹤飞入。综上可以看出，田艺蘅似乎认为“布鼓”就是“布做的鼓”，也就是“不响的鼓”。接下来，田艺蘅又提到会稽雷门的鼓为什么会那么响的传说。然后，又开始谈论雷州本地关于雷的各种神话传说：“陈文玉”“雷彘”和“杨道和”都是在雷州地区流传已广的神话传说，均有一定的荒诞成分。田艺蘅本人也批评说“其说不经”。纵览全篇，田艺蘅开始认为“布鼓”典出“布鼓雷门”，随后笔锋一转，开始大谈雷州以雷击闻名，以及雷州的雷神崇拜习俗。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一直都没有再提到“布鼓”的说法。《布鼓》和前后几篇文章的风格相同，是一篇介绍典故逸事的散文，罗列了作者关于“布鼓”的各种知识。在《布鼓》中，田艺蘅也是把自己关于“布鼓”的知识都罗列了出来。他似乎认为，“雷州布鼓”应该和雷州地区的雷神祭祀以及关于雷的神话传说有关。5、明王同轨《耳谈类增》王同轨，生卒年不详。字行父，湖北黄冈人，明代小说家、诗人，曾任江宁县知县（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同轨，字行父，黄冈人，由贡生官江宁县知县。”）。《耳谈类增》是一本记录奇闻异事的笔记小说集，成书于明万历三十一年（年）。记录“雷州布鼓”的是《外纪逆报篇雷击逆子》一篇。讲述一个不孝之子被雷劈死的逸事，全文如下：吴宁伯谓：其邑孝丰，丙申六月四日，木匠陈美子为雷击死。有道人云：“凡雷击死者，以箒扫其背，当见雷书。”因从之。果见朱字三行：一世卖熟鸭，二世僧采生，三世骂父母。鲍二守仲直又谓，其乡有恶子，疑母匿金私其弟，引至大树下，且殴之。母老呼神。忽雷声起白昼，劈树两开，而摄恶子夹其中，树复合。烈日中，蚁雀百足钻其肉，凡四日死。臭闻数里，道上行者苦之。聚数十人，举火并树焚讫。世常谓：雷州布鼓、广德埋藏、登州鬼市、丰都地狱。若皆不谬，而埋藏以下皆近幻。惟雷乘天之怒，奋威诛杀，震惊百里，昭然于世。虽则神曹，实为天使。这是一篇讲述因果报应的迷信故事。王同轨认为，不孝之子应该受到雷劈的报应。所以在文章的最后王同轨评论说：“世常谓：雷州布鼓、广德埋藏、登州鬼市、丰都地狱。若皆不谬，而埋藏以下皆近幻。惟雷乘天之怒，奋威诛杀，震惊百里，昭然于世。虽则神曹，实为天使。”王同轨似乎把“雷州布鼓”“广德埋藏”“登州鬼市”和“丰都地狱”这四个现象都当成了因果报应之类的神话传说。他认为后三个传说都太虚幻了，只有“雷州布鼓”是最真实的。这个“雷州布鼓”是什么报应呢？就是“雷击逆子”，上天打雷劈死了不孝的儿子。王同轨认为，“雷州布鼓”是上天打雷，劈死恶人的因果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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