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请他们签名
作者：86级校友翟显长
从年9月到年7月，我有幸被录取到北京上大学。在母校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的校园里，我有幸看到过多位名人——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德艺双馨实至名归，不仅是名人而且是真正的名人。
北京语言大学（BeijingLanguageandCultureUniversity）简称“北语”，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学院路15号，距离清华大学不到5分钟车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也是国内唯一一所以对外国留学生进行汉语和中华文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国际性大学，素有“小联合国”美誉。学校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建立，创办于年，当时名为“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年6月，学校由国务院批准定名为“北京语言学院”；年，毛主席躺在病床上为学校题写了“北京语言学院”6字校名，据说这是毛主席生前最后一次题字——有点颤抖然而依旧挺拔苍劲的伟人毛笔字手迹，被装裱在一个大镜框中，悬挂在留学生楼办公室大厅墙壁正中，成为一件“镇校之宝”；到我们上北语时，当年被通知去医院拿主席手迹的老同志陈唐，已经是学院的党支部书记，给学生描述主席当年题字时有点吃力然而依旧洒脱的动人情景，可能是老书记一生中的最幸福；我们读北语的那几年，学院有来自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留学生和几百名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人员。“德行言语，敦睦天下”（现在的校训），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卡塞姆·托卡耶夫，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特肖梅·沃图，哈萨克斯坦政府总理卡里姆·马西莫夫，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伊戈尔·莫尔古洛夫，德国著名汉学家、诗人、翻译家顾彬，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埃里克·康奈尔等，都曾在北语学习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北京城也就60多所高等院校。以原矿业学院部分校园为基址建立起来的北京语言学院，只能算是这60多所高校中的“袖珍学校”——从前门到后门的直线距离也就米左右，沿著名的“梧桐大道”走路穿过校园，最多只要5分钟。但校园里除“梧桐大道”外还有六七处靓丽风景，或曲径通幽，或绿草如茵，或奇花异卉，或龟背石碑，或山楂洋槐红枣黄柿子，或亭台池沼鱼燕红楼，随时都会吸引你驻足不前。而在北语的美丽校园里，稍不注意就会与一些文化艺术名人失之交臂！
现代著名女作家、《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也是著名演员白杨的姐姐），当代女作家、著名小说《人到中年》（改编成电影后好评如潮）的作者谌容，都长期居住在北语宿舍区；谌容的长子梁左，曾在北语执教语言学，还创作了《我爱我家》等喜剧和不少相声；贵州安顺人、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曲者张清常教授，曾在北语汉语言文学系长期执教，由他担任导师的几个硕士研究生，都曾是我的好友；有一回，我正在宿管处留学生楼打扫房间勤工俭学，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大姐，微笑着特别亲切和蔼地同我打招呼：“小翟，您好！辛苦您了！谢谢哈！”老大姐走过之后，来自广播室的一个同学才告诉我，她竟然是沈力——新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第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怪不得她的普通话会讲得那么流利那么悦耳动听；《世纪风铃》《末世苍茫》《夕阳系缆》《尚在旅途》，这几本我一度很喜欢的系列书话的作者、来自安徽的著名文化学者吴方，也曾在北语长期寓居，一直到47岁英年早逝；在留学生食堂门口，我曾看到过身材高大体格健硕的校友、著名兵乓球运动员童玲——当年童玲曾获世界女子单打冠军、女子团体冠军两枚金牌，轰动了整个欧洲，也轰动了全国：她与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体操运动员李月久等胸佩金牌、手舞鲜花、怀抱奖杯、英姿飒爽的单人照片，曾被制作成年画，贴进了神州大地千家万户；有一次，在汉语言文学系教学楼前那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下，我看见系主任、《洁白的明星：王莹》作者李润新先生，正与一个穿火红上衣雪白休闲长裤、推着小巧女式自行车的白发老太太高声谈笑，再后来，这个老太太一抬腿轻轻松松跃上了自行车，一溜烟就消失在“梧桐大道”道路尽头，动作比我们这些年青人还要熟练潇洒！指着那个满头银发的洒脱老太太的背影，系主任问我：“小翟，你知道不？这位老太太，就是一代影帝赵丹的夫人黄宗英，来系里为她自己新开的公司联系业务……”
北语的演播大厅，是一幢独立建筑。在演播大厅里，我和同学们不仅欣赏过影视看过书画展，还心潮澎湃地观看了年建国35周年“国庆”大阅兵的专题纪录片——“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首长好！”“为人民服务！”……时任军委主席邓小平与三军将士的浓情交流，让人热泪盈眶终生难忘！也就在这个演播大厅里，时任贵州省长王朝文、副省长徐采栋，刚从新西兰访问回来就带着家乡的温暖赶来北语，与时任院长吕必松先生一起，同我们85级、86级六七十名省委、省教委“委托培养”的大学生把盏联欢共度年中秋节。在演播大厅铺着红地毯的大舞台下，我还欣赏过李德伦大师指挥的中央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奏，成员阵容强大，演绎技艺精湛，作品或崇高或优美，或大气磅礴或典雅高贵，都能激起听众的思想情感共鸣。盛中国精妙绝伦的小提琴独奏，“当代牧马人”曲啸（其部分经历与当时著名电影《牧马人》许灵均相似）关于理想教育的演讲，时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老革命家伍修权之子，少将军衔）对正在修建的“亚运村”的介绍等，也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在留学生教学楼和外语系规模稍小的演艺大厅里，经常放映改编自中外经典名著如《聊斋志异》《祝福》《边城》《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等的影视作品，其中还有《生于七月四日》《飞越疯人院》《飘》等曾获奥斯卡奖的译制片，莘莘学子不仅可以学汉语学外语，还可以增进人文素养不断提高自己文艺欣赏水平。在这些演艺活动场所，我听过京剧艺术大师袁世海的演唱，也听过姜昆、唐杰忠、梁左（哥哥）、梁天（弟弟）等搭档合作的相声，还欣赏过一位校友——来自德国的一个已经谢顶的无名音乐家的小提琴独奏：受到我们这些异国听众的热烈掌声鼓励，他那天晚上一口气拉了好几首世界名曲，每一首都演绎得跌宕起伏精彩不断。
86级语文系翟显长（左一）
88级英语专业戴跃武（中间）
90级英语专业周丽（右一）
北语经常举办专门讲座，邀请文化艺术界一些学者名流来校讲学。下面这几位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年秋，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应邀来到我所就读的汉语言文学系，给我们讲前一年刚刚拍摄完毕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他认为电视剧只传达了曹雪芹原著不到十分之六的精彩——一部分演员，特别是年轻演员，在文化素质方面特别是历史常识上的欠缺，导致了电视剧中不少演出的失误，甚至是细节上的败笔。周先生曾当面批评一个女演员的表演太个性化太锋芒毕露，演绎出来的角色是她自己，而不是曹雪芹笔下的人物。该女演员不仅不接受他的批评意见，还反唇相讥：“我演得不好，你自己来演，行不？”让他这个“演出顾问”下不来台！中等身材，穿黑色夹克，清癯朴素，渊博严谨，细声细气，抑扬顿挫，旁征博引，丝丝入扣，在谈笑风生神采飞扬的同时，充分体现一个专家学者的素养学识和真知灼见，让人听后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这大概就是周先生的独特魅力。
几年前读周汝昌先生年4月出版的自传《天地人我》，才知道先生与北语彭庆生教授交情不菲——非常时期，是我们的老师拉着人力车，将周先生及其行李、木箱、杂筐篓等，从县城车站送到了湖北咸宁“干校”。在《干校惊雷》一文中，周先生写道：“拉车的小伙子是彭庆生……小伙子毕竟不凡，顶得住，拉着重物走数十里不平之路，可非易事。他面不改容，也无任何‘心情表现’……下干校的火车上，庆生就要我在空位上卧息，还送来毛毯给我盖上。到了咸宁，还未盖房借住民居时，见我衣服不够，他把崭新的棉大衣送来让我穿，还说‘脏了也没关系’！莫忘，这是何等岁月，何等‘境界’。在平常情况下这也令人感激了，何况是‘非常’的日子里！我难忘记。”“我这儿提他，是因为纪念此行的受累者，也纪念他对我的照顾……运动过后，久之方知他在语言学院执教了。为职称的事，为他的古代诗学著述（不止一部）的事，都来找我。他身体好时，每年正月初一，必从郊外赶来贺岁。我的‘难友’与学谊的缘分颇不一般，思之意味不浅。”彭庆生教授（—），湖南安化人，年7月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年北大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师从林庚先生。年7月至年8月任人民出版社古典编辑部编辑，后调北语汉语言文学系任教，年晋升教授。我们读北语那几年，彭先生教楚辞和唐诗，年辅导我完成毕业论文《李白：唐代最伟大的行吟诗人》。
后来，彭先生曾任北语学术委员会委员、北语中文系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华文化论丛》主编、中国屈原学会名誉理事等，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彭先生的专著《陈子昂诗注》《唐代乐舞书画诗选》（林庚先生题写书名）等，精彩演讲“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及其诗歌艺术”等系列教学活动，让我受益匪浅。我虽不才，不成器也不争气，但是，能够通过彭先生，还有韩经太先生（宋词美学）、崔希亮先生（语言学）等，成为林庚先生、周汝昌先生、闻一多先生的再传弟子，成为中国古典诗学文学美学正宗文脉的无数寻根者之一，仍然是我毕生的荣耀、骄傲和自豪！
学院外语系英语、法语、德语、日语、阿拉伯语等不同语种的学生，把老舍的名作《茶馆》改编成外文剧，于是之先生被聘为“艺术顾问”，我们有幸大饱耳福。于先生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了的夹克衫，光看他的衣着打扮，你简直难以相信，在你面前坐着的就是饮誉中外的话剧表演艺术家、鼎鼎大名的“北京人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副院长！于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的普通话是一口地地道道的京片子，“儿”化音不断，却幽默风趣、亲切自然，一如他的著名回忆录《幼学纪事》（被收入当时的高中语文教材），让人听了如沐春风。他对《茶馆》剧情的简要介绍，还有他对王利发、松二爷、常四爷等剧中主要人物性格的分析和把握，让演员，也让我们这些不能上场表演的听众观众，受益匪浅。
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瑛先生应邀来学院主持“交响乐欣赏”系列讲座。从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肖邦、李斯特、柴可夫斯基、德彪西等外国音乐大师的杰作，一直讲到中国当代作曲家瞿晓松现代派音乐作品中撼人心魄的“川江号子”，郑先生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同学们，你们听！当——当——当——荡——，命运的主旋律又响起来了！你们听见了吗？那是‘乐圣’贝多芬在怒吼：‘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绝不能向他屈服！’”最让人难忘的，是郑先生讲起音乐来的那种眉飞色舞、神采飞扬、浑然忘我的生动表情，在她生活的世界里，似乎只有音乐这一种神奇的东西。音乐艺术的力量也实在是太伟大太神奇了，它让郑先生的每一滴热血里每一个细胞里都充满了音乐渗透了音乐，连郑先生的每一个微笑每一个手势乃至每一根飘舞的发丝，都变幻成了音乐的节奏和旋律。那时郑小瑛先生已经差不多六十岁，但我还能从她激情洋溢的体态动作上，看到女性艺术家才情、气质、风度和青春焕发的美！这种感觉让我自己都觉得惊奇：在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多人，过着像郑先生一样超尘脱俗洁净典雅的的高尚生活——生活在音乐艺术之中，这是一种多么可望而不可即，却又多么让人羡慕的崇高追求啊！
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的奠基人彭修文先生，穿一件浅蓝色的中山服，矮矮胖胖的身材，特别和蔼可亲的笑容，看上去就那么朴实那么平凡，就像一个正在菜市场里购土豆买西红柿的普通老头。可是，当他一站上舞台，一走向舞台的中心，潇洒自如地擎起那根小巧玲珑然而熠熠生辉的指挥棒时，他的魅力和魔力立即征服了听众，也改变了舞台，甚至改变了世界，在他的手臂下面仿佛奔流着大江大河，在他的胸中仿佛埋伏着千军万马，在他的音乐灵感中仿佛旋转着另外的天空和宇宙。他指挥乐队为我们演奏自己刚在香港谱写完毕的新作《花好月圆》。二三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忘记，当彭大师手指中间的那根指挥棒高高地飞扬起来时，乐队所发出的那一声震天撼地却又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訇”响，同这一声巨大“訇”响一起喷薄而出的，不仅有月亮和其他星星，还有我这个青年学子全部的肉体、精神和灵魂！他的《花好月圆》，让我提前几年就感受到了年香港回归祖国时那一种普天同庆的热烈欢快骄傲自豪！而李德伦、彭修文这两位大师，无论在外形、衣着、仪表、风度还是在指挥艺术上，都有一种惊人的相似！
女作家柯岩给我们讲过她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曾改编为电影、电视）的创作历程。她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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