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这个曾深刻影响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界和文化界的名字，近来又随着一本新书《众说钟叔河》的出版，重新被人们从记忆中捡起。
这本汇聚了位名家、学人评介钟老的新书，虽不是读者期待良久的自传，却堪称一本现成的“钟叔河大传”。
写传记，是近几年钟老念叨最多的事之一。前有“精神自传”《与之言集》，后有跨越30年时空的他人评说《众说钟叔河》，文化老人们的相继离世，让这样的总结和回顾变得越来越紧迫。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独家奉上钟叔河先生的专访。对一位85岁高龄的老人来说，接近5个小时、4次电话采访，是件既残忍又失礼的事情，但钟老依然用他最大的诚意来包容和对待。于是，采访变成一次薪火的传替，这是罕见的体验。
每个时代都需要燃灯者和执炬者。如果把作家比作点燃火炬的人，那么出版家，就是手持火炬的人。是他们，合力完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最初的启蒙。
有人说，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钟叔河？或许，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老”的价值，一种珍贵的价值，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很难再有的价值，而我们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在一个只有出版商、缺少出版家的时代，让我们读一读钟叔河先生的声音，这是一个先行者的英雄迟暮。
图为晚年钟叔河，由陈勇拍摄。人物名片 钟叔河，湖南平江人，著名当代出版家，散文家。 年生，年进报社当编辑，年被错划为“反右”，年又以“反革命”罪判刑劳改，而不废读书。年平反到出版社，即着手编印《走向世界》丛书。年力争将新编《曾国藩全集》列入国家规划，后又组织实施。年首倡重印周作人著作，在湖南中止后，仍独力编成周氏散文全集，易地出版。 学术著作有《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史学论文集）、《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笺释》等。散文作品有：《小西门集》、《笼中鸟集》、《念楼序跋》、《书前书后》、《念楼学短》（五卷）、《记得青山那一边》等。编辑作品有：《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知堂书话》、《知堂文选》（四卷）、《过去的大学》、《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唐诗百家全集》、《唐宋词百家全集》等。图为年3月钟叔河（左）出狱后与朱正（中）、张志浩（右）重聚。壹我的一生，历史性的场面没有，但思想经历很丰富 这几年的出版界，可能没有哪一个人比钟叔河风头更劲——虽然他已经离休在家多年。由他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重印、《周作人散文全集》出版，仅去年一年，他个人的著作就出了三本：《大托铺的笑话》《左右左》和《人之患》，让人们对钟叔河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出版家”这个头衔。 很早他就有想写一本自传的想法，《与之言集》可以看做“自传”的替代产物，新书《众说钟叔河》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做对他人生的一个勾勒。但其实大家还是非常期待一本真正的传记，不管是钟老亲自执笔，还是授权他人做传。 好消息是，《众说钟叔河》主编之一梁由之已着手《钟叔河传》的创作，而钟老的自传，我们仍在期待。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自传这件事，您现在是怎么考虑的？ 钟叔河：如果天假以年，上帝给我寿命，我还是会写自传，我准备一个一个故事来写。 我的编辑工作，实际上是做了三件事情。一是出版了《走向世界》丛书，另一个是在年以后第一个系统地出版周作人。我离开以后，岳麓书社停止这个工作（编者注：出版周作人作品）了，现在它又恢复了，我也还在帮助他们，也是替我自己圆梦。而且《走向世界》丛书他们也在续编，我主持的第一辑36册已经出版了，我也在继续帮助他们，出版余下的64种。这两件工作，我想争取在今年以内做完。以后我就不再做出版，专心写自传。八十四五岁的老人，随时可能发生意外，未必能做完，我看得非常透。我的一生，大的故事、历史性的场面没有，但思想经历很丰富。我肉身的经历不是很多，年以前只（待过）长沙和平江两个地方。但这样的日常生活也是充满故事的，而且那是个暴风骤雨的年代。其实以前也零零散散写过一些，我把已写出的自传类的文章集合在一起，出一本书，就可以形成一本自传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自传和他人做传很不一样。这本《众说钟叔河》就集纳了位作者对您的各种评说，既有学界名宿，也有中年精英，也不乏八零后新锐，许多还是您的老友。您如何看待他人对您的评说？ 钟叔河：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史上的蔡邕和《琵琶记》里的蔡中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但现在大家知道的都是文学作品里的蔡中郎。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不认为灵魂有什么实体，人死如烛灭，但文字还活着，不管别人怎么写，自己还是要留下一个叙述。这个叙述可能会充满主观，也不可能很全面，因为自己有爱和恨，没有关系，反正是自己衷心的剖白，我不会去捏造或隐瞒，或者有意地歪曲。图为各种版本的钟叔河著作。贰我是周作人文章的知己，古人的文章我最爱张岱 年，被错划为右派的钟叔河只有32岁，因为被开除了公职，只能引车卖浆（编者注：引车即拉板车，卖浆是做裱糊工）为生，但劳作之余，仍以读书排遣。在寂寞的岁月里，是周作人先生的一封回信点燃了他，当时知堂老人已届80高龄，不仅回了信，还寄书又赠字。 从那以后，钟叔河开始和周作人开始了书信往来。对周作人了解越多，他就越想出周作人的全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周作人全集同样面临风险，不过，钟叔河却巧妙地拿到了有关人士鼓励他出好周作人文集的信，他笑言自己很狡猾，先拿了“尚方宝剑”。后来，他出版了各类周作人的作品，直到去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出版，算是完成了他的这个心愿。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是年以后第一个公开出版周作人作品的人，把周作人还给中国读者，是大功一件。这些年来，您一直在推动周作人作品的出版，除了爱他的文章，感恩他对你的知遇之恩，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内在动因？ 钟叔河：我说过“士酬知己”，讲“感恩”可能重了一些，我就是他一个热心的读者。知堂的文章，自从九岁时从哥哥的“复兴初中国文教科书”中读到《金鱼、鹦鹉、叭儿狗》一篇后，我即十分爱读。年和一同做裱糊的张志浩共读《希腊的神与英雄》，得知译者周遐寿即知堂老人。于是我便写了一封信，直寄北京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周启明先生收，这才是我们交往的开始。 说到感恩，我倒对钱锺书有一种感恩。虽然钱锺书的地位不能跟周作人比，但他的确是关心我，并且指导了我的工作。他主动要求给我的第一本书写序，使我的书当时顺利出版，并且对“走向世界”丛书成功起了推力作用。对周作人谈不上感恩，只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喜欢他的文章，也可以说崇拜。现在我仍然认为白话文里最经读的是周作人，就跟古人我特别喜欢张岱的文章一样。应该这么说，我是周作人文章的知己。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周作人的“人”和“文”是否要分开看？ 钟叔河：他是“五四”期间成名的新文学家，当时我还没有出生。后来他不仅写信给我，还给我寄书。我们讨论过很多问题，周作人认为，我能理解他。周作人去世的时候，我不知道。因为文革开始后，我就无法写信了，好像他是年去世的。 我的确对他很看重，他的文学观、妇女观、儿童观都比较适合中国。现在我们不可能有他这样的学术修养了，他通晓日文，英文，希腊文，古英文和古日文都很精通。日本早期用汉字，但日文语法和汉语是不同的，他都能认识。他翻译的名著也很多。周作人在文章里提到的书目很多，大部分我都没看过，书名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些外文书我永远没办法读。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曾说，周作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第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这个判断是不是您内心的一种呼应？ 钟叔河：我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不是潜意识里面有，很难说。图为年重印的《走向世界》丛书（36种），以及年广西师大出版社新版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叁《儒林外史》对我影响很大，从小就向往杜少卿的生活 书评人袁复生是钟老的忘年交，他的文章《大时代里守着“一”》被收入新书《众说钟叔河》之中。所谓“一”，袁复生认为钟老几十年思想其实没有太多变化，“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孩子，所以有机会不像彭燕郊先生那种新文化运动的学生一样偏向革命与行动，与所谓理想激情保持了距离，成年后，浸淫于周作人等新文化健将的著作与思想，也不像民国控这样幼稚”。 这个评价相当准确。钟叔河先生是年生人，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父亲读过实务学堂，学的是数学，正好处在新旧文化的交接处。在钟叔河童年和少年时期，大家庭和时代的影响便深深烙在了他血液之中。分析钟叔河的文化基因，有传统士大夫的成分，也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因子，他是一个时代的标本。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我看来，您的全部出版活动，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践行自己的做人理想，从“士”转化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样理解对么？ 钟叔河：你把我拔高了。我这样说不是谦虚。我这个人小的时候有一点小聪明，但没有什么大志向。我五六岁就开始看书，那时我父亲已经退休，是60以上的老人，兴趣是佛学和道学。家里有几种版本的《红楼梦》，大概不到十岁我就读了，一开始不感兴趣，只记得每个人穿什么衣裳，吃什么东西。但《儒林外史》是我第一部半懂不懂、能够看到“人”的小说。有印象的小说，第一部是《儒林外史》，再就是《儿女英雄传》。这两部小说，现在来看指向完全不同。《儿女英雄传》教一个人要读书，要做官。《儒林外史》却对我影响很大，我从小就认为杜少卿、杜慎卿的生活很好，不觉得书里面那些“正面”人物的生活有多好，我向往那种自由、散淡的生活。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当时读的书是您最早的启蒙，对后来做出版有影响吗？ 钟叔河：当然有影响。我之所以后来搞出版，都是很早形成的。 因为看的都是成人的书，我心智的发育比同龄孩子要早一些。我家里有很多梁启超的书，是父亲的，大概不是因为他热爱。他是梁启超的学生，但长沙实务学堂存在时间很短，梁启超的思想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影响。他的同学有很多很了不起的人，做官的武有蔡锷，文有范源濂，搞学问的有杨玉甫。父亲对我的要求是，要读书，做一门学问。这方面对我是个积极影响。他认为一个人要做学问，他自己不是一个热衷于做官的人，但也不是杜少卿和杜慎卿。他基本上还是个旧式士大夫，没有完成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他没有现代知识分子的襟怀和思想，是最后一代士大夫。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您身上，有多少传统士大夫的成分？有多少现代独立知识分子的成分？钟叔河：旧的家庭，士大夫的影响对于我来说，主要是幼年到少年时期家庭的影响。当然也包括我早年在老家阅读的，大部分都是中国古代的东西，好比说生活的情调，对于人文情趣的感性认识。但等我成了一个成人，或者成了一个社会的人，就业了，指导我的思想主要还是新思想，而且占主导地位。士大夫的情趣主要在生活上、个人的爱好方面有些痕迹。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如何界定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区别？ 钟叔河：最大的区别，是有没有“世界”的观点。南下的时候，干部登记文化程度，凡是读了高小的，都算“知识分子”。那个“知识分子”和我们现在讲的“现代知识分子”是两码事，它是指读书人，我们讲的“知识分子”是英文intellectual，是现代性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必须有现代的思想，而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并没有现代化，现在也没有完成现代化。钱钟书先生读了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建议钟老将所写序文结集，并表示愿意为之作序。图为钱钟书《走向世界》序文手迹及修改信。肆平江八年是我的“形成期”，是老来最难忘怀的少年时代 年出《小西门集》的时候，钟老就想用“记得青山那一边”做书名，终于在年如愿，《记得青山那一边》当年8月由海豚出版社推出。书名这句话，其实是钟老40多年前坐牢时写的一组旧诗《惜往日》中一首的首句，“记得青山那一边，年华十七正翩翩；多情书本花间读，茵梦馀哀已廿年。” 采访过程中，钟老频频涉及两个话题：一是死亡，一是故乡平江。站在暮年的钟老，频频回首自己出发的地方，他说自己作文编集，都只为老来悲欣能留下一些痕迹。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故乡平江对您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钟叔河：我虽出生在外地（长沙），只从七岁到十五岁在平江生活过八年，但这八年却是我的“形成期”，是老来最难忘怀的少年时代。所以，我一直认为平江是我的故乡，我真正的故乡。 初中时被父亲送去平江老家，叔叔们、哥哥们有大量的旧小说。那段时间，所有中国的旧小说，好的，坏的，我几乎都看了。老家的经史子集也是全的，老祖宗留下来的各种版本都有。白话小说看完了，我又去找文言小说看，《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都是那时看的，还记得在《阅微草堂笔记》里看到蛀虫。那时候家道已经没落，田可以卖，房子只能卖给姓“钟”的人，但无论如何没人买书，最不值钱的就是卖书。当然，在故乡也遇见过不好的人，不好的事，但百年心事归平淡，回顾前尘，还是宁愿多想一想好的和美的，忘掉那些不好的和丑恶的。这倒不一定是害怕抚摸旧的创痕，或是有意为自家或别人隐晦什么，不过不想破坏垂暮之年难得的平静，死时也不想咬牙切齿地说什么“一个也不宽恕”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关于“走向世界”的思考，最早形成于什么时候？ 钟叔河：应该是年读高中，就开始模糊意识到。那时我读了一些通俗的著作，好比谈欧洲的希腊、罗马史，我看过一本很好的书，抗战以前在上海出版的，讲一个现代西方人穿越回到古希腊、古罗马，碰到德摩西尼、柏拉图等哲人，和他们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可惜书名和作者不记得了，后来再也找不到，这本书我认为值得重印。我那时就模糊觉得，这种思想比中国人要高明得多。中国老百姓包括一部分读书人，最崇拜的除了孔孟以外，就是明君贤相。和西方文明比起来，我们差的太远。当年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36种，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为每一本书写的长篇绪论，拿出来单看，每一篇都是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在钱锺书的建议下，钟老将绪论单独结集出版，至今已有四个版本，长印不衰。伍远远还没有现代化，还没有真正地走向世界 上世纪八十年代，钟叔河平反之后，进入出版界，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主编《走向世界》丛书。这套书后来成了中国当代出版界，甚至是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那个时候，钟老和他主政的岳麓书社是中国最知名的出版家和出版阵地之一。 《走向世界丛书》最早出版于年，当年出版了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徐建寅的《欧游杂录》及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三册，此后至年，陆续出版了36种。所出版的著作，大多是晚清至民国时代的学者们，对于世界的见闻和记录。而这些人在此之前，大多被认为是旧时代落后的人物。因此，对于他们的作品的出版，不仅仅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轰动，也让人们了解到，那个封建王朝最后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并非人们想象得那样封闭，而在早早地开始认识世界、并且试图融入到世界的大潮之中去。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是什么直接促使您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 钟叔河：其实我所做的就是搜集中国人最早走到外国去留下的文字记载。中国人对外国的理解，比外国人来了解中国的时间和深度有天壤之别，利玛窦到中国来，他是有文化的人，他能学会汉语，但是中国人到外国去，绝大多数都是不懂外文的，是通过翻译了解的，只有极少数人懂英文，英文水平也很低，年鸦片战争后才开始出去一批人，他们对外国的看法也是很有成见的。刘锡鸿以为，外国人看书是反着看的。实际上文字有直行的，有横行的，你不能说以你的为标准。利玛窦拿第一张地图来看，中国皇帝便不能接受中国不是在世界的中心，因为欧美的地图都是以大西洋为中心。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因为拒绝全球文明，拒绝接受自从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产业革命以后形成的一些观念共识。像孟德斯鸠、卢梭的东西，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古代也有这种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也有这样科学的思想，王充就提出“疾虚妄，究真实”，他主张“无鬼论”，他就说，你主张有鬼，就捉一个给我看看，这就比较接近欧洲的实证主义了。我并不是说中国的一切都不行，本人是中国人，黑头发黄皮肤，这是变不了的，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出在太封闭、太故步自封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30年前，您呼吁“走向世界”，通过出版这些书启发社会思考。30年后再来看，中国真的走向世界了吗？前36种已经再版了，后64种您还在和岳麓书社合作编辑，如今再读这套书，是否还有现实意义？ 钟叔河：我认为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我刚才讲的，中国要走向世界，这个过程是远远没有完成的，还在走向世界的起步阶段。经济上好像与外面的交往很多了，甚至还很强势，但是我们中国的现代政治、哲学以及现代人文精神，我们还在外面，还没有融入全球体系。 我说主张传播西方，学欧美，并不是说西方的就都好。很多制度并不全都来自外界。中国古代也有选举，议政、监察、弹劾等制度原来比欧洲还先进。李鸿章掌权，我可以上书，请求杀掉李鸿章，李鸿章不能找他麻烦的。可以上书言事，湖南人可以讲广东的事情，可以公开讲的，这就是言论自由。那时候考试是很严格的，如果徇私舞弊，是要杀头的。现在开后门却是公开的，这些就是现代化前的痕迹，官本位的遗留。中国在这些现象上，远远还没有现代化，还没有真正地走向世界。编辑：卢博林本文配图如无特殊说明，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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