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容：宽广生活的呈现与世间百态的洞察
一个作家，要创作出多而好的作品，离不开自身的生活阅历，更离不开其对世间百态的深刻洞察。作为读者，在读了小小说后，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故事情节，也即是内容。这内容，大多来源于作者的生活。若没有作者对生活的敏锐洞察或内心感受，就没有内涵丰富的作品，即便是写出来了，也难以引起读者的共鸣。这样的文章，也就没有生命力，甚至可以说毫无价值。汪曾祺的小小说，之所以得到读者的推崇，能在小小说领域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是缘于他的作品，在内容上是宽广生活的呈现与对世间百态的深刻洞察。
生活阅历，与个人的生活经历相关，这不好把握，也难以掌控。但一个小小说作家，对生活敏锐的观察力是创作的前提与基础。因为没有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就难以产生具生活气息浓厚的作品，难以获得读者的认可。失去读者的作品不是好作品，失去读者的作家，就不能称之为好作家。因为作品的价值其实就在于作者与读者的相关联上。也就是说，作品写出来了，唯有读者读了，这个创作才算真正完成。也正如汪曾祺所言，“作品写出来了，放在抽屉里，是作家自己的事。拿出去发表了，就是社会的事。一个作品对读者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这事不能当儿戏。但是我觉得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看得太直接，要求立竿见影。应该看得更宽一点。我以为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引起读者对生活的关心、对人的关心，对生活、对人持欣赏的态度，这样读者的心胸就会比较宽厚，比较多情，从而使自己变得较有文化修养，远离鄙俗，变得高尚一点、雅一点，自觉地提高自己的人品。”[1]
汪曾祺的作品总是浸润了他自己的创作思想，因而，在读他的小小说时，总会有这么一个感觉，那就是，他总是写与之相关的事情，“他的小说的背景大都是他的家乡高邮以及昆明、上海、北京和张家口，这些都是他学习、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2]，这应该就是一个作家创作的源。
（一）童年生活的回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但对童年生活中的事情，能记忆犹新，且能把它写下来，成为一篇篇令人回味无穷的小小说，是考验一个作家的难题。面对已去的童年生活，汪曾祺知难而进，把它当作自己创作的源泉，深度挖掘。因而他的作品，便有了其家乡高邮的味道。
通过他的小小说，我们似乎看到汪曾祺那个年代的童年，体会到那个时代的生活，品味到那个年代的风采。透过文字，我们如同身临其境，走进了汪曾祺那个时代的街道，杂而有特色。
通过《邱麻子》[3]传出来的呼哒的拉风箱声、丁丁当当的打铁声，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铁匠正在努力地打铁；而《少年棺材匠》[4]，则通过“我”跟徐守廉要好的关系，借“我”的眼睛，带领我们走进了棺材店，该店虽然冷清，但我们却可以欣赏棺材匠做棺材的过程，体会到做棺材也是一门独特的手艺。
高邮除了工艺活，吃的也少不了。如《蒌蒿薹子》[5]写的是糖，蒌蒿薹子家卖的是糖饼、灌香糖、灶糖，但作者却把不卖关东糖或叫丁丁糖也写入文中，其用意是通过轻描淡写给我们描述特有的民俗风情，因为丁丁糖可以用钱买，也可以用鸭毛、破布换。豆腐是家常便菜，在高邮，自然少不了豆腐，《王居》[6]写的就是豆腐。走进王记豆腐店，我们闻到了漂来的豆腐清香，看到了其干净的用具，白而细的豆腐，无一破损的豆腐皮。
不论是铁匠还是棺材匠这类活灵活现的手艺人，又或是卖糖、卖豆腐的店铺，汪曾祺都通过他的创作，给我们再现了当时之貌。
由此，我们会猜测，汪曾祺小时候与常人是不同的，他的创作肯定跟他对生活的观察与记忆力分不开。事实证明，他的创作，是离不开他小时候的对事物的细致观察。他说，“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本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记忆，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退色的小城的小事。”[7]也正是有了汪曾祺对生活的敏锐的观察，也才还原了一个又一个原来的生活场景。这是留给远离乡村、远离纯朴的生活的我们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因为它是对真、善、美的追求的依托。汪曾祺曾说，“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童年生活是起决定作用的。首先要对生活充满兴趣，充满好奇心，什么都想看看，要到处看，要到处听，到处闻，一颗心‘永远为一种新鲜颜色，新鲜声音，新鲜气味而跳’，要用感官去‘吃’各种印象。要会看，看得仔细，看得清楚，抓得住生活中‘最美的风度’；看了，还得温习，记着，回想起来还异常明朗，要用时即可方便地移到纸上。什么都去看看，要在平平常常的生活里看到它的美，它的诗意，它的亚细亚式残酷和愚昧。”[8]我是非常认同他的创作观的，引用他的创作观点，是为了论证也是为了探讨。
（二）时代遭遇的反思
像汪曾祺那一代人，骨子里，都刻着时代的烙印。他的小小说，也不乏体现了时代的反思。我要说的时代遭遇，主要是指文革时期的。在这一个时期，汪曾祺是受了煎熬的，但却比其他文人要幸运得多。江青说他是可以控制的文人，因而，他有幸没被迫害。但他对文革时代遭遇的作品，是老年时写的，因而，我称之为反思。这是社会使然。倘若没有一个开明的社会，或许，他的这些作品也不会被发表出来，我们也就无法体会当时社会所带给文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一个作家，能写出时代的声音，可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作家。
笔者认为，作家是担负着反映其所处时代的生活的责任的。生活百态，每个作家所生活的圈子都不一样，经历都不一样，即便是同一素材，所传达的效果都会不一样。如同是《酒后》，故事情节相同，但丁西林与凌淑华所传达出来的就是不一样，读者也能读出其中的意味，主要在于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的区别。因而，作家的使命感也就体现出来了。
一个真正的好的作家，应当是具有与其他人所看世界的不同的眼光。他应该比别人看得更深更透，还要写出来，供社会所参考，或借鉴，好的即是弘扬，不好的，便是告诫。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一个作家，若能把人置身于社会中，用心去倾听来自社会的不同的声音，并将其进行加工，思考，加上自己的文学才华，所创作出来的文章，就不怕不被世人所认可。因为社会需要这样的作家，而汪曾祺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
汪曾祺即便是到了老年，也依然反思自己所经历的时代风云，即使自己有幸躲过此劫，却也少不了他骨子里的批判。他把那个时代的遭遇写出来，传之后世人，也体现出他对文学的责任感。如《鞋底》[9]，写出了当时对人乱批判的扭曲的内心；《三列马》[10]更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尖锐批判，称之为“中国的一大发明”；《大尾巴猫》亦是如此，因剧本，而残害了人；《历史》[11]也是讽味十足，历史都有可能是假的，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焦满堂》[12]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不认识字的焦满堂竟然十分认真地查“我”的文稿……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糟粕，对于这样的事情，作为一名作家，如何来写，如何来表现，则体现一个作家的写作功底。因此，作为新一代的小小说写作者，我们现在重要的一点是练好内功，再写出这个时代的东西，多少也要给后人留下点什么。
（三）聊斋新义的尝试
一个作家，仅靠生活阅历或对其进行反思是远远不够的。此外，作家还要想方设法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话说，无古不成今。我认为，读古典书籍，是每一位作家都要努力去做的。而若能知新，为己所用，作家便有学到家的可能。孙绍振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学习创作，不能不首先参考、学习、甚至描摹文学遗产里的经典作品，看人家怎样表现他们的生活及感情，怎样驾驭形式。”[13]因而，回归经典是非常有必要的。汪曾祺也回归了经典，而且能推陈出新，创作了聊斋新义系列作品。
聊斋新义是汪曾祺从蒲松龄的著作《聊斋志异》中，感悟出来的。从中，汪曾祺抽离出大体故事情节，加上自己的想象，创作出了一篇篇聊斋新义。这些作品立在面前，我们不得不佩服汪曾祺的尝试。因为这些作品，不仅是对《聊斋志异》的解读，更是汪曾祺别有用心的再创作。如《双灯》[14]，其故事情节与《聊斋志异》中的《双灯》[15]，基本吻合，但汪曾祺的《双灯》人物形象更丰满，内容更丰富，在留白的同时，让读者品出了新的味道，那就是汪曾祺让《双灯》中的二小与女郎的心迹通过对话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汪曾祺的《双灯》不仅让读者重温了古著《聊斋志异》，而且又给了读者新的审美刺激。
《牛飞》[16]也是如此，在《聊斋志异》中是寥寥数语地勾勒，而在汪曾祺笔下，似是化成白话文的感觉，但实则是作者所精心组织的另有风味的精彩。换句话说，汪曾祺笔下的《牛飞》是以《聊斋志异》中的《牛飞》的故事为蓝本，再加上自己的设计而创作出来的。其中，村里的三个凡事无所不知的老头，便是汪曾祺自己加进去的。汪曾祺这样的设置，无疑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以彭二为讽刺对象，借助三个老人，说明了人不能没有主见，也不能贪得无厌的道理。
一个作家，读点经典，并从中汲取营养，是再好不过的。特别是在今天快阅读的时代，我们大都懒于去捧一本厚厚的经典著作来读。而如果，一个小小说作家，能从古著中读出新的东西，又能重新写出新的文章来，这不仅是自己写作素材的扩大，而且也有助于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给读者浸润点古典风韵。
二、叙事：精妙的艺术传达
要写好一篇小小说，叙事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没有叙事这一环节，所写出来的文章，或许就与新闻报道无差，只有事实的真相，没有其他艺术价值。但有了叙事，有了内容，文章就可以变身。好的写作素材，遇到了会叙事的作家，就能够变成供人欣赏的艺术品，既有现实的反映，又有审美价值。汪曾祺就是这么一位，可以把身边的事实，通过他的叙事，而创作出一篇篇佳作。笔者认为，汪曾祺的小小说的叙事，是精妙的艺术传达。
《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17]中，关于叙事的定义是“顾名思义，就是叙述事情（叙+事），即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来再现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里的事件。”[18]就小小说而言，到底是通过语言来传达。即是“作家们的一种艺术传达方式和艺术思维方式。”[19]如果说画家是用线条或颜料来表达自己的心中之物，那么作家就是通过操控语言文字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思想与情感。当然，假如把文章比作房子，那么，文字就是砖块，而叙事则是支撑房子的桥梁。可见，语言与叙事是不可分割的。由此可知，文章仅靠语言文字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叙事。汪曾祺就是这么一位可以操控语言，艺术地传达的小小说作家。
（一）叙述视角：内外并用
每一篇作品，都有叙述视角。什么是叙述视角？申丹、王丽亚认为，“叙述视角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20]换句话说，就是作者在写文章的时候，他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定位所写的故事的。也就是说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对于所要叙述的对象，会选用的视角。视角不同，文章所表现出来的就不同，而最终达到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申丹、王丽亚在《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中，把叙述视角分为“外视角”和“内视角”。“所谓‘外视角’，即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外。”[21]；“所谓‘内视角’，即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内。”[22]。
每一个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都会选用不同的叙述视角，有时是素材决定的，而有时却是为了表达的需要。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写作者在写小说时，用的比较多的是外视角。因为外视角，犹若上帝，几乎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因而，在叙述时，就容易得多。从汪曾祺的小小说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汪曾祺在创作时，关于叙述视角的选取是内外并用。
运用外视角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可以让读者在读的时候，体会到自己就是一部摄像机，在扫视作品的一切。也像是自己站在是高处，俯看脚下的一切事物的行动。即是“故事外的第三人称叙述者像是剧院里的一位观众或像是一部摄像机，客观观察和记录人物的言行。”[23]如《虐猫》[24]，汪曾祺用的就是这一外视角，把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四人的一切行为都展露在读者的面前。读者在读的过程中，就已经被作者所描述的画面带动，却不知道作者其实是在故事之外，为读者叙述一个个细微的画面，从而更加客观而更理性地把小孩玩的心态表现出来。《钓人的孩子》[25]也是一样，用外视角，把孩子整人的天性置于读者面前。
除了外视角之外，对于内视角，作者也会选取恰当的时机运用。但在运用这一视角时，由于它对所描述的对象有限制，并非全知全能，因而，在叙述过程中，文中本身的人物不能得知的，便不可以表现出来。如《王居》[26]，汪曾祺用内视角把与王居本人相关的事件，用近乎转述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即是“我”所记住的事情，都用语言的方式说出来，好似在听一个人讲另一个人的故事，而末一句“王居初中毕业后，是否升学读了高中，我就不清楚了。”[27]便把“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截止了，也就是不知道的，即停笔了。这就是内视角所限制的，不知道的事情是不可再作添油加醋式或移花接木式的改编。
在一篇作品中，内外视角交换并用也是常有的事。内外视角相互配合，可以共同承担叙述作品的责任。如《少年棺材匠》，前两段是运用外视角，把棺材店没法热闹的原因表现了出来，后面则通过“我”这一内视角来观察棺材店与徐守廉。
因此，写作者在创作时，要注意的是如何巧妙地把内外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是采用外视角还是内视角，又或是内外并用，运用妥帖、恰当，便能成好文章。
（二）叙事时间：安排妥帖
在小小说中，叙事时间的布局不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效果也会不一致。关于叙事时间，就是作者在构造情节时，文中故事实际时间与作者在文中所描述的话语时间的不同而产生的。“研究者们认为，作品的故事，即情节结构表层的事件序列，具有先来后到的时序，而话语层（构成文本的书面词语）的时间则有可能会显现为逆时序的安排（如倒叙、预叙等。）”[28]用句通俗的话来说，除了倒叙、插叙、预叙之外，也就是情节叙述时间的长短。
小小说由于篇幅的限制，作者在叙述过程中，会有所取舍。因而，我们在读文学作品时，常常会欣赏到应当是几年或几十年的事情，而作者却一笔带过；也常常会体会到，作者用细密的语言，花大笔墨把在现实生活中，非常短暂的事件，甚至是几秒钟的事情，都细细地描绘、刻画。或许，这就是文学作品的魅力，能让有价值的事件时间延长，让没有价值的事件时间缩短。而我们在读的过程中，却可以感受到，长的时间变短，短的时间却变长。也就是作者在叙述过程中，叙事时间随着作者在创作时的取舍而变化。或许也可以说，这就是小说难以被现代电影或电视所取代的审美艺术。
汪曾祺的作品，在叙事时间上，长短不一，似乎是错落的，但由于安排的妥帖，却不失情趣。《陈小手》[29]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
《陈小手》的前半部分在讲陈小手名字的由来，以及陈小手因手巧解除了很多难产妇女的痛苦的事，这都是概述，基本上把陈小手的一生都交待完了，体现出了叙述时间的短。而后半部分，却笔锋一转，开始叙述他为一团长太太接生的场景，这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但作者却花了大篇幅来描述，从文章结构上看，就体现出了叙述时间的长。
这两大半部分，从篇章结构来看，似乎是头轻脚重，有错落感，但细细品味，会发觉，这是作者妥帖安排时间所产生的效果。即使是头轻脚重，但却因时间安排上的妥帖，才有了更深的意义。在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读前半部分时，顺着作者的思路，我们会为这个陈小手欢呼，出了这么个“活菩萨”，可惹人爱，但当读到末尾时，由于团长的大男人主义与狭隘的心胸，让我们为之感到惋惜。这就是文章篇幅安排的不同，而导致时间长短不同，由于安排妥帖，也能给读者以错落的审美感受。
（三）叙事空间：设置巧妙
每一篇作品，都有自己的叙事空间。而这叙事空间是否明显表述出来，就在于作者是否在文中交待作品的叙事空间。
关于叙事空间，我们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它就是背景，因为“小说家对事件发生地进行细致描述，其主要目的在于为故事事件创造一个真实的环境，引导读者进入虚构的故事世界。”[30]虽然叙事学家查特曼在叙事空间上，提出“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两个概念，认为“‘故事空间’指事件发生的场所或地点，‘话语空间’则是叙述行为发生的场所或环境。”[31]但我认为，叙事空间是可以理解为背景的，而关于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则可以避而不谈，因为没有读者会在读的过程中去纠结这是故事空间还是话语空间，而作为写作者来说，在写作过程中，将背景描述出来，也就已经不自觉地完成了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的任务。
在作品的叙事空间上，汪曾祺可谓是匠心独运。也就是说，他在叙事过程中，会巧妙地把一些具有时代意味的语言置于文中。或许是因为它们是深深地刻在汪曾祺心中的烙印，而在文章的些许的话语中，明显地表达他所处那个时代的背景。这些话语虽少，但却到位，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音符。
如《钓人的孩子》[32]一文，前两段，寥寥数语，便将抗日战争时期人们所处的背景写了出来。市场里，用于吃的有米、菜、肉，用来烧的有柴、炭，用来用的有瓷、碗、锅等，好不热闹。这为后文写人弯腰捡钞票、孩子恶作剧作了铺垫。再如《去年属马》[33]，仅一句“造反派到我家去抄家”[34]便把文章发生的背景表现了出来，我们在读的过程中，心中不免有些许的战栗。我们都知道，那是处于文革时期，在那个时期，有多少人被迫害，《去年属马》写的就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一个小片断，一个字也不识的夏构丕，逐字逐句地看“我”的剧本，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个细节。
或许，我们不想在读的过程中，看到这些具时代特色的符号，但这却是汪曾祺的精心安排，他将他所观察的事实，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呈现出来，设置如此巧妙，却又恰到好处。这也是一个作家所不容易做到却又要努力去做的。
三、语言：诗情画意有意趣
汪曾祺的小小说称不上多，但他的每一篇小小说，都给人以不同程度的思考，特别是在语言上。可以说，他的作品是精雕细刻的特色工艺品，非常雅致。这就像是一龙木雕，我们远远地看时，是一条龙，但近看时，里边还有很多细微的东西，值得我们欣赏。这也就是说，一个雕刻家，把大概模样雕刻出来了，还不足以称赞他的工艺，而细部却更能体现其工艺是否精湛，所雕刻出来的艺术品，才具有更高的价值。汪曾祺就好比这雕刻家，不仅故事情节上给了读者审美享受，在语言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也才有了抛开作品的故事情节，也依然能品味到作者所构造的美。在这部分，笔者主要是从他的小小说作品中的语言来谈。或许也正是他的作品有如他的创作思想一样，“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35]因而也才在他的作品中，有的语言如画，有画意；有的语言若诗，有诗意；有的语言别致，有意趣。
（一）画意：巧夺天工
一篇小小说，不仅仅为讲故事而讲故事，为说哲理而说哲理，还能给读者别的审美刺激，则可见这个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所花费的心思。同时，也能感受到作家对作品的器重，即是追求精益求精，是试图在短中见长，更有可能的是希望能达到观滴水而见大海的理想境界。读汪曾祺的作品，就有这么一种感觉。他一辈子都没有写长篇小说，但他的短篇小说、小小说却有着若长篇小说的功力，越嚼越有劲。而当下的小小说，一般都以故事情节动人，对于人物的细节描写，相对较少，甚至，在读完一篇小小说之后，读者不知道故事中的人物到底长啥样。在现在快阅读的时代，我们不奢求每一篇小小说作品都有对人物的细节刻画，但我们需要有那么些作品，能呈现在我们面前，给我们不同的审美刺激。汪曾祺的作品，就有给人这样的感觉。
汪曾祺的作品，除了对故事情节本身的描写外，还有对人物进行刻画，如《捕快张三》[36]中的“一会儿，媳妇出来了：喝！眼如秋水，面若桃花，点翠插头，半珠押鬓，银红裙袄粉缎花鞋。”[37]只一句，便把那媳妇儿的美貌通过字眼在读者的面前，可以说，这媳妇儿若画中美人。看，一个脚穿花鞋，身着银红裙袄、粉色上衣的美女，脸颊红扑扑的，眼睛水灵灵的，头上插一发簪，还有一珠子垂下，真让人垂帘三尺。或许，这也是汪曾祺的小小说，给人的感觉，虽小，却大，大到超越了其文本所涵盖的容量。我想，这也是当下小小说写作者在写作中，应当追求的写作境界。
再如，汪曾祺对物体的描绘也是颇有风味的，如《珠子灯》[38]中的珠子灯，“绿色的玻璃珠子穿扎成的很大的宫灯。灯体是八扇玻璃，漆着红色的各体寿字，其余部分都是珠子，顶盖上伸出八个珠子的凤头，凤嘴里衔着珠子的小幡，下缀珠子的流苏。”[39]在这样的语言中，我们体会到了珠子灯的美，仿佛是由作者带着欣赏一幅有珠子灯的画。更能体现出汪曾祺的画意是巧夺天工的是“米市，菜市，肉市。柴驮子，炭驮。马粪。精细瓷碗，砂锅铁锅。焖鸡米线，烧饵块。金钱片腿，牛干巴。炒菜的辣子的呛人的气味。”[40]三言两语，勾勒出菜市场乱的画面的同时，让我们体会到了从未体会过的有条理性的乱中的美，也正如作者所说“红黄蓝白黑，酸甜苦辣咸。”[41]全都占了，还是视觉与味觉的统一。这或许就是一个留心观察生活的作家，才可能将杂乱无章的菜市场，经由他的笔，在挥洒他的笔墨时，而给读者带来的审美感受。再细细品味，更绝的是还有点诗词的感觉，堪比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二）诗意：浑然天成
小小说创作也追求诗意，正如汪曾祺所说，“一篇好的小小说应该同时具备：有蜜，即有诗意；有刺，即有所讽喻；当然，还要短小精致。”[42]小小说能表现出其诗的感觉，与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精心布置的对仗工整的句子有关。当然，这精心的设置，需要与文章相吻合，具有浑然天成的效果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汪曾祺的作品，在读的过程中，有诗意的感觉，是浑然天成的，毫无做作之感，反而，更增添了小小说的魅力。
汪曾祺自己在创作过程中，是非常注重对诗的追求的。他在他的文论作品中，多次提到有关小说中要有诗。虽然不能像散文诗那样，但总要有诗的味道。如在《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43]中提到，“一个小说家即使不是彻头彻尾的诗人，至少也是半仙之分，部分的诗人，也许他有时会懊悔他当初为什么不一直推敲韵脚，布署抑扬，飞上枝头变凤凰，什么一念教他拣定现在卑微的工作的？”[44]正是汪曾祺自己的创作思想的影响下，其作品，也才更颇具诗意。在他的作品中，有的是词语上的色、味的巧妙结合，如《钓人的孩子》中的“红黄蓝白黑，酸甜苦辣咸。”[45]由于句子本身的五五形的，再加上内容上的对仗，颇具诗意。有的是形、音的整合，如《螺蛳姑娘》[46]，通篇基本上都是四字句，读起来，有点文言文的感觉，但却比平常所读文言文要通俗易懂。在这样错落有致的语言下，读起来，琅琅上口，颇有诗的感觉。这些都是汪曾祺本身所具备的文字功底，才有可能达到的效果。这也就是“汪曾祺小说最具魅力最具特色、最能体现其创作风格的，正是他那些包蕴着灵动飞扬之气，追求自由自在生命本真状态的作品。”[47]
再如，《收字纸的老人》[48]当中的“夏天一地浓阴，秋天满株黄柿。”[49]这一句，给文章增添了不少的诗意味儿，给了读者更有韵味的审美享受。我想，这对于小小说的写作者来说，不为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我们的文章要想更有嚼劲，那就多想想法子，让自己的文章，多些韵味，多吸取诗歌的营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也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言，“写小说不比写散文诗，语言不必那样精致。但是好的小说里总要有一点散文诗。”[50]
（三）意趣：自然纯朴
在小小说中，除了诗情画意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小小说语言所体现出来的意趣。小小说虽不比诗歌，要讲究韵律、格律，但却也少不了对词句的推敲。我想推敲在文学中，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或是戏剧，都是离不开的，他们都有共通的特性，那就是都来源于文字，更重要的是这文字放进情景中，变成了语言。运用的语言不同，或许是同一情况，表达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孙绍振在作家用词上，是这样说的，“一个作家的任务，不仅在于准确用词，而且要有创造性，要开拓词语的可能性。”[51]纵观汪曾祺的小小说，他确实是完成了作为一个作家的任务。他的小小说语言或自然、或纯朴、或简练、或讽喻，都包涵着他的思想，是独特的，也就是其小小说语言中，所传达出来的意趣。
如《熟人》[52]：
“您好哇？有日子没有见了。
“您遛弯儿？——这个‘弯儿’不错。有水，有树。
“今儿天气不错。挺好。不冷不热的。有点儿小风。舒服。
“您身体好？气色不错。红扑扑儿的。
“家里都好？
“老爷子身子骨还那么硬朗？有八十了吧？
“孩子都好？上大学了吧？
“您还在那儿住吗？”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短短的个字，把日常搭讪的语言，用对话的形式写了出来。这《熟人》中的每一句，我们大家再也熟悉不过了。这语言，一目了然，既自然、纯朴又简练，末一句，却讽味十足，一语打破似乎本是和谐的对话，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沉思。这对话中的两人真不认识还是假不认识？再看这标题为“熟人”，文与题的对立，更增添了多种解读感，同时留给了读者无限的遐想。作为一个写作者，能运用最自然最朴实的话，把想要表达的表达出来，靠的是平日的积累与自身对语言的驾驭能力。我想这应当是每一位作家心之所向往的创作。
《毋忘我》[53]也是如此，在朴实的语言中，讲了徐立从把吕曼当成宝贝宠爱，到吕曼不幸去世，再到徐立以花代人希望自己不会忘记吕曼，到最终徐立搬家并把吕曼的骨灰盒留下的故事。本以为这徐立会真正做到不忘吕曼，最终却忘了。读完之后，不得不令人沉思，感情会随时间的推移而被遗忘。若想感情永存，唯有可能的是生命还在，感情才可能在。生命不在，感情或许也将随生命的消失而消失。再如《尾巴》[54]，故事中套故事，写出了人与人在利益关系中，刨根问底的无聊劲。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最现实而又最骨感的问题，也是人与人交往中最易产生矛盾的问题。
总之，汪曾祺的小小说创作，不论是从内容上，还是在叙事上，又或是在语言上，都有建树。在本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汪曾祺是一个尽可能用最短的语言，道最深的理，给人最美的审美感受的小小说作家。我认为，一个小小说作家，能像汪曾祺这样，追求自己的理想，写自己所闻所感，为世人带来审美享受，终会被世人认同、肯定。
（作者系惠州学院中文系届毕业生，此文为当年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雪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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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汪曾祺.“揉面”——谈语言.中国现代文学馆编.汪曾祺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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