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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聊斋志异》中两性角色的错位
李文慧王恒展
摘要：《聊斋志异》中的多篇作品反映了两性角色的错位。本文从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论证，从而以一个新的视角解读《聊斋》作品。
关键词：聊斋志异、两性角色、错位
《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它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塑造了数目众多的女性形象，还在于这些女性身上体现出的超越于当时那个时代的意识与思想。她们不仅是真善美的化身，在某种程度上更成为了集美貌智慧于一身的强者形象。而《聊斋》中的男性形象则被弱化、痴化，甚至成了需要被保护的弱者。《聊斋》中的两性角色发生了错位，两性的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是混淆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的。
女性意识的强化和男性意识的淡化是《聊斋志异》的两个重要主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一直采取分别论述的研究方法。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短短十几年间，研究《聊斋》女性形象的各类单篇论文就将近百篇，研究的重点也多倾向于女性的自觉、独立、反抗意识。如王丽华《论聊斋志异中女性独立的爱情意识》（辽宁师专学报年第6期）、赵章超《试论聊斋志异的女性主义色彩》（乐山师范学院学报年第3期）、高芸《试述聊斋志异中的女性自主意识》（贵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年第1期）等，都对《聊斋》中的女性意识进行了分析论证。与之相比、对《聊斋》男性形象的弱化、痴化问题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少，其中突出者如黄伟《论聊斋志异书生形象的女性化倾向》（西北师大学报年6期）、张华娟《聊斋男性角色弱化现象析》（蒲松龄研究年第3期）等，对《聊斋》男性形象的弱化、痴化问题进行了现象分析和原因探究。但至今鲜有人把女性意识的强化和男性形象的弱化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综合论证，更无人提及《聊斋志异》中两性角色的错位。本文将从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三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并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探究。一
《聊斋》中两性角色的错位，主要表现为女性自主意识的增强，以及男性主导地位的弱化。这些女性具有不依赖外在力量，自由地支配自身一切活动的意识。这种自主意识首先体现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婚姻观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的婚姻大事完全被别人掌握，自己只能在结婚的那天才能见到自己要相伴一生的丈夫。所以胡适先生戏言：中国的传统婚姻制度是先结婚后恋爱。但《聊斋》中的爱情故事却对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进行了颠覆。在爱情到来的时候，女性可以大胆追求个人的幸福，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她们在爱情进程中起到主导性的作用男性在爱情中往往跟随着女性的脚步，处于从属的地位。此类作品典型者当属《白秋练》。白秋练是白骥鱼精的女儿，因听到慕蟾宫的清吟，而思慕结想，“至绝眠餐”[1]，所以其母亲自来向慕生求亲。在这里，爱情的追求者成了女性，来求婚的变成了女方，而且无须“媒妁之言”，母亲亲自登门。当慕生独自留下时，秋练母女则直接来到了船上，与慕生共同生活，当两人的婚事遭到反对时，又是秋练用计使慕生之父允婚，有情人终成眷属。纵观两人从相识到成婚的过程，秋练母女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她们不依靠其他外在的力量，而是积极主动地争取；遇到对方父亲不同意婚事的不利情况时，秋练没有像传统女性那样怨天尤人，而是运用智慧，略施小计就让其父答应了婚事，最终赢得了爱情的胜利。可以说，秋练打破了封建社会妇女被动接受爱情婚姻的传统，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她超越了她所处的那个时代。反观故事的男主人公慕生，我们在读完小说后，很难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面对秋练母亲的求婚，他内心很高兴，可考虑到父亲，他又不敢贸然接受。后来面对父亲的反对，他也没有丝毫的实际行动，只能“凝思成疾”；之后依靠秋练的计策，才终于娶得美人归。只要我们把男女主人公的形象略加比较就会发现，在婚姻大事上两性角色实际上是女性取代了男性而成为占主导作用的一方。类似的例子在整部《聊斋》中比比皆是。《连城》中连城的父亲背负前盟，乔生只是“拂袖而归”，没有采取任何补救的措施，相反是连城“托媪慰谕之”，两人才有了进一步的交往、了解；当连城死而复生被迫送入王家后，乔生“愤懑欲死，亦无奈之”，还是连城自己以死相逼，才最终与爱人共结连理。其他如《红玉》中的红玉主动爬上冯家的墙头，对冯生含笑示爱；《嘉平公子》中的温姬也是因思慕公子“风仪秀美而夜晚相会”；《鸦头》中的鸦头与恋人见面的当晚就决定与其私奔。《云萝公主》中的云萝公主、《蕙芳》中的蕙芳都是这类女性。到《巧娘》中，男主人公傅廉已成为“丈夫而巾帼者”，两狐一鬼三位女性为了他争风吃醋，这样的场景与当时的现实世界几乎完全颠倒。 在《聊斋》中，不但爱情追求方面女子的主动性大大加强了，在离异方面，女子也往往处于主动地位。女性与异性不论是结合或离异都迅速、果断。只要两情相悦，即可以身相许；如果感情破裂，缘分尽了，就各奔东西，世俗繁琐的婚嫁仪式、离婚的种种骇人后果，她们都拂若轻尘。因一见钟情而以身相许，一旦发现其庐山真面目，即拂袖而去，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嘉平公子》中的温姬当初主动向公子表明心迹，但当她发现公子腹中空空、只是个绣花枕头时，即拂袖而去；《翩翩》中的翩翩在罗子浮“败絮浓秽”时将其救起，后罗思念家乡，翩翩送其父子归乡，等罗再来寻找时，已是人去室空；《阿霞》中的阿霞因景生无情抛弃发妻而果断离开了这个负心汉；《葛巾》中的葛巾和《阿纤》中的阿纤皆因是异类而不见容于夫家，面对怀疑，二人表现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葛巾“与玉版皆举儿遥掷之”，自己也香消玉殒；阿纤则借故与母亲出走，这些故事中的女性在面对婚姻、爱情的失败时，没有丝毫的哭哭啼啼、苦苦哀求，而是大方的一走了之。而与之相对的男性在面对爱人的出走时，往往束手无策，追悔莫及，甚至在痛苦的怀念中渡过余生。在这里，男性成了承担苦痛的一方，传统的两性角色又一次发生了错位。二
《聊斋》不仅在爱情婚姻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两性角色的错位，在家庭生活中也同样如此。女性明显地压倒了男性，成为当仁不让的“一家之主”。夫妻之间因为彼此的性格各有不同，很容易就某个问题产生分歧，在这种情况下，获胜的一方往往是那些性格成熟稳重的女性，而失败的却是那些理应成为家庭主导者的丈夫。《黄英》中的黄英和马子才婚后就因各自的想法不同产生了多次分歧。最初，马子才“耻以妻富”，一次次归还妻子家的生活器物，经黄英一句抢白之后，“马惭，不复稽，一切听诸黄英”；后黄英把两第合一，“马不能禁”；及至黄英搬走，马又苦苦思念，最后还是马子才妥协，“复合居如初”。纵观夫妻二人的三次交锋，每次都是黄英以理取胜，她不卑不亢的话语，既尊重对方，又保持个性的，独立和坚持自己的追求。丈夫马子才酸腐的书生气也在妻子形象的衬托下暴露无遗，自认清高的他最终还是接受了靠妻子养活的事实。恩格斯说：“男子在婚姻上的支配权只是他的经济支配的简单的后果，它本身将随着后果的消灭而消灭。”[2]马子才在家庭经济支配上的失败，说明了他的婚姻支配权彻底丧失，妻子黄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之主”。《颜氏》中夫妻二人因丈夫屡试不第发生争吵，妻子负气女扮男装参加考试，一试登科，给了无能的丈夫一个完美的回答。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妻子在家庭生活中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聊斋》世界中两性角色的错位。
不仅在日常琐事上女性处于主导地位，在家庭面临重大事件时，《聊斋》中力挽狂澜的也往往是女性，男性则成为无足轻重的人物。如《仇大娘》，面对娘家出现的重大变故，性格刚烈的仇大娘毅然来到娘家，她操持全家的生计，照料生病的母亲，为小弟娶得佳妇，又用真诚唤回了本已伤透心的弟妇，使本来面临家破人亡惨境的家庭重新焕发生机，仇大娘的善良、能干与文中的男性形象如仇福、魏名等的无能、猥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如《小翠》小翠的丈夫元丰“绝痴”，这就给小翠的聪明机灵提供了充分的施展舞台。她平时好像疯疯癫癫，痴痴傻傻，但在嬉笑怒骂中解决了许多连公婆都颇伤脑筋的大事：她施计铲除了公公的政敌，又治好了丈夫的痴病。可以说，小翠作为儿媳在夫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隐藏在小翠的天真无邪之后罢了。而在这篇小说中，男主人公元丰的“痴”与小翠的聪明机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下生即为痴呆儿，十六岁不能知牝牡，在小翠治愈其痴之前，日常行为表现仅是做游戏、拾球、号哭、流涕而已。元丰是一个完全痴呆的典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女性化的倾向，像一个旧体制中受压迫的女性。他有着女性的怯弱和女性的某些气质：多愁善感，好哭泣流泪，他的哀乐完全取决于小翠对他的态度。小翠倒像一个丈夫对待妻子一样对待他。这是一个乾坤颠倒的世界，男女的主客地位、性格气质发生了变易。正是在这个虚构的幻想世界里，蒲松龄有意无意地改变了阳刚阴柔的规定，男主女辅的地位，表现出十分明显的两性角色的错位。
《聊斋》中的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已不仅是相夫教子，而是代替男性成为了家庭的经济支柱。男子甚至退居内室，靠着妻子的供养生活。孙子楚“痴于书，不知理家人生业”，阿宝勤俭持家，“居三年，家益富”（《阿宝》）；梁有才家徒四壁，娶翠仙后，靠着妻子的供养“坐温饱”（《云翠仙》）；家境贫困的马二混“自得妇，顿更旧业，门户一新”（《蕙芳》）。到《柳生》中的周氏妇时，她已经构思了一套完整的致富计划并付诸实践：“女持家逾于男子，择醇笃者授以资本，而均其息。每诸商会计于檐下，女垂帘听之；盘中误下一珠，辄指其讹。内外无敢欺。数年，伙商盈白，家数十巨万矣。”精明能干的妻子成为了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家庭经济生活的舞台上，她们成为了绝对的主角，妻子光辉的形象使平庸的丈夫相形见绌。此外《黄英》中的黄英、《细柳》中的细柳、《小二》中的小二等各方面能力都在男子之上，她们丈夫的形象则黯然失色，充其量是个配角。
三
《聊斋》中的女性不仅在婚姻爱情和家庭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些甚至走出了家庭，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发挥着她们的聪明才智，从而在更深程度上取代男子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角色。这首先表现为许多女子参与社会商业活动，《青梅》、《鸦头》、《江城》、《周生》、《农妇》、《细柳》、《云萝公主》等篇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典型者当属《小二》和《黄英》。二人与其他女子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她们有超前的经济头脑。小二“善居积，经济过于男子。尝开琉璃厂，每进工人而指点之，一切棋灯，其奇式幻采，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速售。”从雇佣工人的情节来看，小二的琉璃厂已具有相当规模，并且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小二也懂得商品价值规律和市场流通规律，所以她的棋灯式样新颖，虽然价格昂贵，但仍然销路很好，黄英姐弟则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致富的手段，以种植、出售菊花为业，到无法售卖菊花的春季时，则从南方购买珍异的花卉品种到北方出卖。黄英姐弟细心地注意到了地域和时令的差异，科学安排自己的商品品种，收到了最佳的经济效益，这些女性不但在家庭中占据了主动地位，而且走出家庭、融入社会，甚至超前地摆脱了农业经济的束缚，成为工商业大潮初期的女强人，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其次《聊斋》中的女性还读书作诗，甚至参加科举，博取功名，参与政治，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意识中的两性角色定位是男尊女卑，“这种性别歧视、男女不平等的意识体系，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逐渐完备，几千年来，成为压在妇女头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3]而《聊斋》中的女性却打破了禁锢在头上的这个枷锁，她们用自己的才华证明女性的能力，甚至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狐谐》中的狐女聪明机灵，她的谑语妙对令人绝倒，众男子的才能都在她面前黯然失色；《仙人岛》中的王勉“初以才名自诩，目中实无千古，”听了绿云的妙语后，“神气沮丧，徒有汗淫。”《颜氏》中的颜氏则表现出她超人的才智胆识。因其丈夫屡试屡败，负气易装成男子，亲涉场屋，果中进士，累官至御史，富比王侯，后托疾乞归，使夫承其衔。这些女子“巾帼不让须眉”，而男子倒处在依附地位，《黄英》中的马子才不就感叹：“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使自己这个做丈夫的很没面子吗？这在前人小说中恐怕极少见了。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女子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她们甚至可以力擒怪物，智御强敌，排难解纷，为亲人复仇，成为了男子的保护神。《大人》中的六七位七尺男儿路遇怪物狼狈逃跑，到一位女子处避难，可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庞然大物见到这位女子却掉头就跑，女子“追之数十里，断其一指而还。”《张氏妇》中，的张氏妇更是一位巾帼奇女。在其他人都四散奔逃的离乱之际，这位奇女子处乱不惊，沉稳镇静地施巧计杀死了欲行淫乱的强敌。《农妇》中的农人妇也是“勇健如男子，辄为乡中排难解纷。”《侠女》中的侠女武艺高强、行踪飘忽不定，凭一己之力完成为父报仇的大任。《商三官》中，三官之父含冤而死，后来两个哥哥替父申冤失败，三官偷偷出走，成为优伶，借唱戏之机接近仇人，最终手刃仇人。替父报仇的大事，竟然由一个有两个兄长的弱女子来完成，两性的社会角色在这里完全被颠倒。女性成了强者的代名词，而男性则淹没在了女性的光辉中。文末异史氏曰：“家有女豫让而不知，则兄之为丈夫者可知矣。然三官之为人，即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况碌碌与世沉浮者耶！”蒲松龄将三官比作豫让、荆轲，评价之高，足见作者对其精神的赞美。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少了几分阴柔之美，多了一股阳刚之气，她们已经不仅在精神和经济方面超越了男性，居于主导地位，更成为了男子的保护者，两性角色又一次发生了错位。这类题材的作品对后世影响较大，清代中后期出现的许多“女侠”类作品，如《侠女十三妹》等，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它的影响。
四
作为中国小说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中出现如此数量众多的男女角色错位的作品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它受到了来自社会背景、进步思潮以及作者个人经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蒲松龄所生活的明末清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明代中叶以后，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使长期貌似平衡而实则保守封闭僵化的封建自然经济，遭到了新生商品经济的冲击。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社会观念诸多方面引起连带反应。”[4]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商品经济的洪流中，许多女性也开始间接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这时期出现的黄道婆，充分说明了女性在当时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域也引起了巨大变化，民主思想开始萌芽、传播，个性解放思潮逐步兴起，许多进步文人积极为这一思潮推波助澜，王阳明“心学”、王学左派、李贽“童心说”应运而生。这些进步学说的矛头直指“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教化，力图唤起人性的觉醒，反对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法，要求男女平等。李贽明确提出男女在才智上的平等，他说：“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者当如此，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尽可乎？”[5]这样的思想对女子自主意识的提高起到了重大作用。在这些进步思潮的影响下，小说界出现了“三言”、“二拍”等歌颂女性反叛精神的小说集，涌现出了璩秀秀（《崔待诏生死冤家》）、（莘瑶琴《卖油郎独占花魁》）、（闻淑女《沈小霞相会出师表》）、（闻俊卿《同窗友认假作真》）等一大批勇于追求爱情幸福、具有非凡聪明才智的女性形象，这些作品的出现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产生了重要作用。 除了社会背景、进步思潮的影响之外，蒲松龄家乡的地域特征和他个人的经历也对他的思想有一定影响。蒲松龄生于山东淄川，纵观先生七十六年的人生历程，除了三十一岁那年应朋友孙蕙之邀到宝应做过一年幕宾之外，大部分的人生岁月均在自己的家乡淄川度过，淄博是历史文化名城，作为齐国故都，它是齐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战国时期，临淄就是当时国际性的商业大都市，《战国策?齐策》中苏秦就曾描述过它的繁华：“临淄甚富而贵，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柱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6]这样的城市文化使齐地人民具有较强的商业意识，淄川县的风俗也是“不贱商贾”有着经商的传统，蒲松龄的父亲蒲槃就曾弃文从贾。蒲松龄必然也受到这种商业文化的影响，他的笔下才能有那么多的奇女子在商业舞台上展露才华。另外，齐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蒲松龄。“齐文化在学术上的突出特点是兼容并包，是其多变性，接受性和融合再生性。”[7]这样的文化传统使蒲松龄能较快地接受当时社会的新思想。“蒲松龄虽然并未直接参与当时重大的政治活动，……但那民主的社会意识也毫无例外地侵入到了他的头脑之中。”[8]蒲松龄重视女性的地位，尊重女性的人格，赞美女性的才华。这种“女性意识”在《聊斋志异》中以赋予女性非凡的聪明胆识、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超过男子而表现出来，从而使蒲松龄对两性角色有了超越于前人的突破性认识，这也是《聊斋志异》对中国小说史的一个重要贡献。参考文献
[1]蒲松龄.聊斋志异（张友鹤辑校.会校会注会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文所有《聊斋》引文均引自此书）[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3]王庆淑.中国传统习俗中的性别歧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4]冯保善.凌濛初小说创造与晚明哲学思潮[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3）[5]张建业.李贽文集（第1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6]战国策集注汇考[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7]王志民.齐文化概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8]王平.聊斋创作心理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图片来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李芷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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