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摄于加大河滨校园内，旁为学校吉祥物（mascot）小熊斯科梯（Scotty）的塑像。
叶扬年生，原籍安徽桐城。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旋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比较文学系深造，于年和年先后获得比较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时获聘为顾问教授。现为加州大学河滨校区比较文学荣休教授。
本文原载陆灏主编：《人间世》上海书店出版社，年，第47-67页。
叶扬
童年杂忆：同等学力的岁月
作者：叶扬
同等学力：老叶家的传统
我从小在上海长大，没有念过小学。一九六二年，大哥叶治带我去静安区教育局以同等学力报名参加初中入学考试的时候，教育局接待的办事员有些大惊小怪，说是整个静安区，那年只有我这么一个。
在美国，让孩子在家自学的不算少见，英文叫作home-schooling。家长不让孩子去外面的学校，往往出于他们笃信某些宗教流派的原因，因为大部分学校秉承政经分离的原则，课程中没有多少宗教的内容，而私立的教会学校则常常又是宗派林立，隔派如隔山，所以有些家长就决定自己在家里教孩子，到学完小学、甚至中学的课程之后，再申请进中学或是大学。
我们家让我小时候在家自学，倒没有甚么宗教的原因，只是因为这本是老叶家历来的传统。我父亲叶葱奇从未进过学校，完全是在家里跟祖父学的四书五经，其间顶多跟过几个私塾的老师。我大哥，还有二哥叶世会，都是跳过小学、初中，直接上的圣约翰高中。大姐叶婴齐上过光华附中的初中部，随后转入培成女中；二姐叶端复、三姐叶令，都是分别直接上的培成、协进的高中。只有小姐姐叶逢，在五十年代初期，她十岁上下的时候，因为没去外面的学校，引起了里弄居委会的的注意，有些干部三天两头上门来“做工作”，父母不胜其烦，只好让她进了离家不远的协进小学做三年级的插班生，所以她是我们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个念过小学的。当时我还没到入学年龄，未引人注意，随后先有母丧，继而又搬家到了新地方，当地的里弄还没来得及管，总算让我得以太太平平地按照家里的传统，自学到十四岁，才出去念初中。
跟父亲学中文
作者的父亲叶葱奇先生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大约四五岁的时候，先由父亲教我识字，用的是放在空的糕饼铁盒里的“方块字”，大概原来已经用来教过好几个兄姐了，纸都已经发黄。有些是背面有图画的，所谓“看图识字”，比方“日”字背面画了个大太阳、“月”字背面画了个月亮之类的。记得父亲似乎不怎么喜欢用这些有图画的，宁可用那些光有字的。有些常用的字，盒子里没有，父亲就用白纸剪下同样大小的方块，自己用毛笔写上，用来教我。这些新做的字块因为用的新纸，很白，放在一叠叠发黄的旧字里，十分显眼，也许因为这个道理，这些字我好像记得更快些。
学了好几百个方块字以后，大约在我六岁那一年，父亲用《三字经》作我的启蒙课本，一开始每天教个七八句，第二天得背给他听，后来数量渐渐增加到十来句。我小时候有些调皮，有时候会明知故问地在父亲面前淘气。记得一上来就有两句，是“苟不教，性乃迁”。父亲照字面给我讲解说：“如果不好好教育呢，原来人那好的本性就会变坏了。”课后我大声背诵这一段，一边念着这两句，忽然脑子里想出来个“歪批”，跑去跟父亲说：“这两句讲的是狗，狗要是不叫了，本性就变了，就不是狗了。”父亲倒也没有生气，只是假装板了脸说：“不要胡说八道！”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此书还能记得不少，很多句子念了上句就能接上下句。平心而论，此书之所以在旧时能广为流传，确实有它的道理。除了“孟母择邻”、“孔融让梨”之类人尽皆知的故事之外，它还介绍了最最基本的天文、地理、历史、人伦，乃至四方、五行、干支、五岳、六谷、六畜、七情、五色、五味、五嗅、八音、四声、六艺、四书、六经等等，作为一部启蒙的识字课本，真是包罗万象，而且可以举一反三。
《三字经》念完之后，父亲让我念了一部清人杜诏写的《读史论略》。此书不长，但是从战国到前清，把中国历史讲了一遍，而且文章写得铿锵有力，甚富气势，我当时很喜欢背诵，丝毫不以为苦。可惜此书早已绝版，坊间亦甚难觅得。然后父亲又找出一套线装的《龙文鞭影》，给我逐句讲解。这本书是按照一东、二冬、三江、四支的诗韵排的，四字一句，双句押韵，全是掌故，什么“尧眉八彩，舜目重瞳”，“蔡伦造纸，刘向校书”等等，我故事听得很有趣，也没能都记住，可是字倒是真的识了不少。
接下来便是《论语》和《孟子》了，用的是广益书局的铅印直排本。父亲开始教我这两本书的阴历年月日，都用毛笔写在第一页上。我最近托上海的家人查了，换算成阳历，《论语》是年3月23日开始念的，当时我还没满七周岁；不到一年之后，《论语》念完了，从年1月起，开始念《孟子》。
家里有一种象牙图章“戳子”。有一只上端是雕饰，细长的下端尽头，是一个小圆圈的中文句号；另一只简陋些，只是细长的一根，略细的一端是句号，略粗的另一端是紧紧相连的两个句号，所谓“双圈”。这是旧时专为句读、圈点未加标点的文言文用的。广益的本子虽然是断过了句的，但父亲还是叫我用那只戳子，蘸了红色印泥，在每天新教的课文上、原来断句的小圆圈上，加戳一个红圈，这样随时都能知道念到哪儿了。
父亲并不布置什么作业，但是每天念的课文都得背诵。他让我用比较硬一些的纸剪成一只长长的书签，下端略留空白，然后由下至上，依次写上“一”到“十”的数字，写到“十”字之后，书签的上端还得留下一段空白。每天念课文的时候，把这只自制的书签夹在书里所念的课文后面，先是把数字全部夹进书里，念完第一遍之后，把“一”字抽出来，然后依此类推，每念完一遍，抽出下一个数字。记得那时我背诵课文，跟我喜欢不喜欢那段课文、当天心情如何，都有关系。凡是喜欢的课文，我集中注意力，有时背上个五六遍就记住了。换了我不喜欢的段落，或者有什么事分了神，书签抽到“十”还是记不住，只好把书签重新塞进去，从头再来。
记得念《论语》时，很喜欢“乡党”那一章，因为里面把夫子的声音笑貌、生活习惯，巨细靡遗地写出来，让你觉得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而且极富幽默感的人。顺便离题说一说，好多年之后，我在美国东北部缅因州的贝兹学院执教的时候，曾经遇见过一对颇有传教士精神的美国夫妇。他们知道我不信任何宗教，非常奇怪，苦口婆心地想要劝我信基督教。我也懒得多讲，只是给他们引用了孔夫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名言，作为自己不想成天为身后的灵魂发愁的原因。其实除了这句话之外，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我觉得与《论语》中的孔夫子相比，《新约》里那位上帝之子，实在是位高高在上的神，可以让人尊敬，却难以让人亲近。我后来在美国的课堂上，凡是讲到孔夫子，常常引用《论语》里我认为最具抒情意味的“吾与点也”那一段。《论语》中描写出来的孔夫子的为人，让你感觉到可以请他来到家中，花前月下、盘觥交错的饭桌上、柴火熊熊、必剥作响的壁炉旁，三杯两盏淡酒，或是一壶好茶，可以跟他做个推心置腹、促膝谈天的朋友，这和《旧约》里的上帝、《新约》里的耶稣，都很不一样；倒是有一些佛经里那位“拈花微笑”的佛陀，还比较相近一些。
孟子的形象，则与温柔敦厚的孔子大不相同。那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山东好汉，中国人历史悠久的“布衣傲王侯”的传统，孟子是第一个把它讲出一番大道理来的。但是与夫子相比，他显得剑拔弩张了些。《公孙丑下》里有一段，说孟子因为齐王称病没有见他，就还以颜色，也托病不去朝见齐王，第二天却出门吊丧，齐王派医生来为孟子诊视，孟子的学生慌了手脚，连忙派了几个人在孟子回住处的路上拦住孟子，让他去上朝，孟子却偏偏不去，跑到朋友家去过夜。我小时念到这一段，觉得有趣极了，对孟子佩服得五体投地。父亲则是极为推崇《孟子》的文字、结构，有时给我讲到其中妙处，几乎是眉飞色舞，随后高声朗读。我后来读诗文比较偏好“阳刚”的风格，仔细推究起来，是跟小时候听父亲仔细给我讲解孟子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就在念《孟子》那一年的冬天，母亲因病不治，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接下来教的《左传》，要到年10月才开始，可见因为母亲去世的原因，家里生活被打乱，所以除了一部《孟子》之外，接下来是篇幅不长、但我小时候最最不喜欢的《大学》和《中庸》两篇，断断续续念了将近两年。在念《左传》的过程之中，祖父去世，我们又搬了家，不久我也满了十周岁，平时看了不少闲书，包括中国的古典小说，再加上常跟父亲、大哥去看京戏，戏里的内容很多跟历史有关，比如“伐子都”和“搜孤救孤”，就是取材于《左传》里的故事。这样融会贯通，所以我《左传》念得很起劲，特别是那些春秋五霸几场大战的史迹。父亲没等我念完《左传》（大约读到一大半），又让我改读《礼记》。读《礼记》时，略过一些专讲琐碎礼节的章节，大约念了将近三分之二。
父亲在四十年代末自己编过一本《古文辞初编》，其中主要是桐城姚鼐《古文辞类纂》里比较短小的文章（大部分不到一页），再加上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中几篇同样短小的文章和《战国策》里的十来个选段，一共一百二十多篇。父亲自己用毛笔抄好，装订成一册。在我选读《礼记》之后，他就用这部自己编选的集子教我古文了，记得上来第一篇就是韩愈的“杂说”：“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以前念四书、《左传》、《礼记》时，父亲只是用家里平时通用的方言朗读，到了教我念这些古文时，父亲换成了吟诵的调子，抑扬顿挫，非常好听。我后来一生钟爱韩昌黎的文章，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还没来得及把父亲的选本学完，我就进了中学，跟父亲念书，暂时告一段落。后来是到了文革期间，我失学“逍遥”在家，才跟父亲“重操旧业”。说老实话，当时父亲尽管是逐句讲解，但我还是没有能完全领会。到了文革期间，我把小时念过的《四书》、《左传》、《礼记》统统重新读了一遍，不懂的地方，随时去问父亲。也许因为年龄增长了的关系，很多以前完全不懂、似懂非懂、和半懂不懂的，才多少弄明白了一些。这一次的“温故而知新”，后来觉得一生受用，不过这是后话了。
顺便说一下，父亲曾多次说过，要想念古文，世俗流行的选本《古文观止》，万万要不得，因为选得不好。他认为《左传》是必读的经典，不该入选；诸如李华的“吊古战场文”、甚至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这一类的文字，以桐城的标准而言，太甜俗、太滥情（英文里所谓sentimental）；还有一些文章，比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不能说不好，但不符合严格意义上“古文”的标准；后面选的一些归有光以外的明人的文章，如刘基的“卖柑者言”之类，他更是以为“上不得台盘”。父亲并不是不喜欢骈文，只是觉得两者完全属于不同的文类，不能混淆，像庾信的“哀江南赋”，他就十分喜欢，还专门给我讲解过。
这一路来，父亲教的都是经书和古文，而诗呢，他却没有多教，仅限于《古诗源》里选出的十来首，记得念过“孔雀东南飞”。快进中学前，父亲给小姐姐讲苏东坡的诗，我也跟着听了一阵，大部分都是我父亲自选的东坡的五言古诗。父亲常说写诗当从五古入手，写熟了，再及其他。至于诗的选本，父亲除了沈德潜的《古诗源》和《唐诗别裁》等传统的选本之外，也是笃守桐城家法，颇喜欢姚鼐的《今体诗抄》。曾经受业于桐城派大家吴汝纶（挚甫）的近人高步瀛所编选的《唐宋诗举要》，后来重版，他也觉得选得不错，但他对坊间流行的《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则向来是嗤之以鼻的，觉得选得太糟。父亲念诗，总是用的我们老叶家世代相传的旧式吟诵，古体诗和近体诗调子不同。因为常听父亲吟诵听惯了，我至今不忘。可惜古文吟诵的方法，高下抑扬，变化较多，我未能完全掌握。
话说回来，父亲虽然恪守桐城正宗，然而为人绝不冬烘古板。他从不反对我去阅读从唐人传奇到四大奇书、以及各种中、西小说，而且曾经一再让我细心精读《聊斋志异》。他对于蒲松龄的文字，推崇备至。对于我们七个兄弟姊妹的教育，父亲完全任从我们各人自己的兴趣，从不干涉。大姐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化学系，二姐、二哥都是由上医毕业的大夫，三姐在复旦物理系念的本科生、研究生；只有在圣约翰拿了英文、政治两个学士学位、后来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大哥，以及同从复旦外文系毕业的小姐姐和我，一共三个孩子，念的文科，勉强可以算是“克绍箕裘”的。父亲唯一的遗憾，是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学成工科的。这当中还有个小故事。二哥比二姐小一岁，两人同一年从中学毕业。二姐因为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立志长大了要学医。二哥本来也想去学医，一听二姐说要去考医科，不愿跟她一样，就报考了工科，考进了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系，父亲十分高兴。念了不到一年，那个系迁入南京航空学院，二哥跟着去了。又过了没多久，居然又要搬到西安，并入西安交大。二哥念了一阵，本来已经觉得工科实在不合自己的兴趣，一听说又要远迁西北，考虑之下，当机立断，退学回家，重新报考大学，结果还是考入二姐所在的上医，绕了一个圈子，比二姐晚了两年毕业。总算两个人后来一主内科、一主外科，专业不完全一样，可是父亲原来满心希望能有一个学工科的子女，却没有能够实现。
上海圣约翰大学
跟母亲、大哥念英文
在我开始读孟子的那一年，母亲郑文渊开始教我英文。母亲在出嫁前念过几年上海的教会学校，英文很好。前几年读外祖父的日记，见到在年9月3日那一天，有“中照送小虎入三马路学堂”的记载，随后数年，也常常提到母亲上学的事。“中照”是外祖母的名字，“小虎”则是母亲的小名，因为她生在壬寅年。日记上说起的那一年，母亲才十二岁，她就读的学堂，叫作“中西女塾”（McTyeireSchool），就是著名的中西女中的前身。我大姐还保存着一份母亲在学校的成绩单，是年1月31日结束的那个学期的，十门课里，母亲得了八个A、两个B，上面还有中西女塾第二任校长连吉生（HelenRichardson）的亲笔英文签名。
上海市三女中，前身是中西女中和圣玛丽亚女校
母亲一开始教我，当然先从二十六个英文字母教起：印刷体、手写体、加上大、小写，先得学会这一百〇四个“天书”。记得我一开始用练习本写手写体大、小写的字母，从上往下，我几乎没有一行写正了的，而且有时候斜得离谱。写完了交给母亲，她用红笔批改，偶尔我写得还可以，她就在后面写上一个“Good!”我就很得意。写完了好几本练习本之后，开始慢慢教字、词、句、篇，用的是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第一册。手写体的英文字，继续练着写，换了一盒英文字帖，里面都是狭长的字条，写着成句的手写体英文。第一张字条上的句子记得最牢：“这是一本书。那是一支钢笔。”（“Thisisabook.Thatisapen.”）还没等到练完那一盒字帖，母亲因病（胰腺炎）医院。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医院看望她。恰巧她不知为什么要换个病房，还是要送进手术室作检查，由护士放在担架上躺着走，鼻子里插了管子，脸色苍白。我心里很害怕，紧紧跟在担架旁边。母亲微笑着轻轻跟我说：“乖乖的，要听话！”我连忙点头答应。几天之后，年12月30日，母亲就去世了。
作者的母亲郑文渊（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他的英文启蒙老师
作者的母亲在中西女塾的成绩单
进入五十年代之后，父亲没有再出去做事，一家九口人的生计，靠大哥在光华的教职维持。我四五岁的时候，大哥辞去了光华的教职，以“主万”为笔名“下海”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自由职业”，继续担当养活全家的重任。本来我其他几位兄姐的英文，在他们先后进学校之前，主要都是由他教的，轮到我的时候，母亲见他翻译太忙，就把教我英文的事揽了过去。母亲去世之后，大哥重新接手，由年初一直到年秋天、我进五四中学念初中为止，前后五年多的时间，为教好我的英文，花了不少心血和时间。年我侄儿叶尊出生，大哥初为人父，成天还忙于翻译养家，但教我英文的事，他数年如一日，从未间断，帮助我打下了一份扎实的英文基础。
上世纪五十年代作者与大哥（叶治）在一起
大哥一开始先是把母亲教了一小半的《开明英文读本》第一册接着给我教完。这套书一共有三册，但是大哥教我念完了第一、二两册之后，就转教美国作家鲍德温（JamesBaldwin）写的儿童读物《泰西五十轶事》（FiftyFamousStoriesRetold）。这本书里的许多小故事，比如英王克努特为了劝阻臣下阿谀奉承、而在海滩上当众喝令海浪止步，还有美国总统华盛顿小时用小斧头砍了樱桃树、但不对父亲撒谎等等，令人难忘。
那时家里除了《泰西五十轶事》之外，也有鲍德温写的另一本《泰西三十轶事》（ThirtyMoreFamousStoriesRetold），但是大哥没有用，让我自己去读，而是转用英国朗门与格林公司（Longmans,GreenCo.）出版的系列简易英文读物。这一套读物，我想如今凡是在那个时代学过英文的人一定非常熟悉，所收入的，全部由文学名著节写而成，一共分为七级，由浅入深。大哥有几部英国原版的，但是教我用的三本，是从坊间买来的中国翻印本，朴素的灰色封面上，英文书名之下，还有中文的书名。我念的那三本，由第四级至第六级，依次是司各特（SirWalterScott）的《惊婚记》（QuentinDurward）、斯蒂文森（RobertLouisStevenson）的《金银岛》（TreasureIsland）、以及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Ivanhoe）。司各特小说封面的中文译名，都出自林纾的手笔。从中世纪的骑士与淑女，到近代的海盗和宝藏，再到十字军东征、“狮心王”理查、比武大会，我是念得津津有味。这一套简易读物，用有限的词汇，表达往往是相当复杂的内容，如果细心研读其遣词造句，对于如何运用英文写作，很有裨益。
作家阿城的名片
由此再说一段题外的话。多年之后，我在哈佛比较文学系读研究生的时候，认识了来美游历的钟阿城，后来成为“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好友。初见面时，他送我一张名片，左上角三个字一字排开，印着他的大名，下面两排小字，是他当时在北京的地址、电话，右侧一方红色印章，刻着“识字不多”四个字，颇有古朴之趣，其他头衔之类，一无所有。阿城兄是我见到的当代中国作家中，最最不喜欢把“作家”二字贴在额头上“昭告天下”、唯恐旁人不知道的，确实是一代奇才。他的“棋王”一篇，我以为绝对是传世的经典之作。记得有次跟他聊天，他说起自己写文章的想法，就是用最最基本、最最经济的词汇，写出他想要写的内容，我想这就是他那方印章的宗旨了。我当时就跟他提起那套朗门公司的简易读物，在英文里倒正是做到了这一点。
年好莱坞影片《卢宫秘史》中的考尔门与小范朋克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再接下来，大哥又用了一本英国作家霍普（AnthonyHope）写的《詹达堡的囚徒》（PrisonerofZenda），虽然经过简写，但程度却颇深。大哥以前看过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由著名演员考尔门（RonaldColman）和小范朋克（DouglasFairbanksJr.）分别扮演书中一正一邪两位主角，考尔门一人担任其中面貌酷肖而性格迥异的外来客与国王两角，大飚演技。大哥对那部片子印象很深，讲课时经常给我形容其中的场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由我和叶尊分章合译、大哥校订的《卢宫秘史》，里面除了原文的《詹达堡的囚徒》之外，还加上了后面的续集《鲁珀特·亨索》（RupertofHentzau），合为一集，这是对当年随他精读此书（他也教过叶尊此书）很好的纪念。而考尔门和小范朋克演的那部电影，我是过了很多年之后才在美国电视上重播时看到的，看来倍觉亲切。
在《詹达堡的囚徒》之后，大哥采取的是他在圣约翰高中读的英文课程。先是从一部分成两册的英文短篇小说选集里，一连选教了我一、二十篇。一开始是由法文、俄文转译来的，例如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项链”、托尔斯泰的“上帝知道真相，但隐而不发”等等，因为是翻译，文字不难；以后读到美国作家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英国作家王尔德的“自私的巨人”、哈代的“让妻子高兴”和柯南道尔的“有斑点的带子”，文字渐渐难了起来，我的英文词汇量，也在不断的扩充之中。
念了一年的短篇小说之后，接下来是由法文转译的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那时我常跟父亲去四马路逛书店，在那儿买到一部插图英译本，恰巧正是大哥在圣约翰高中二年级用的那个版本。我早就读过伍光建的中译本《侠隐记》，又看过当时从法国进口的电影《三剑客》，在读过了那些原文的英美短篇小说之后，再来念这部熟悉的作品，觉得十分轻松。
在我进五四中学念初中的前一年，大哥开始教我读原文的狄更斯的《双城记》，说是他在圣约翰高三那一年念的。念了英文的大仲马再来读狄更斯，一下子觉得难了许多，但是念得也特别有劲。小说的一个开头（“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Itwasthebestoftimes,itwastheworstoftimes...”）、一个结尾（假想的主人公诀别词，“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比我平生所做过的任何事，都要远远好上太多；我现在走向的归宿，也好得远远超过我平生所能想象。”“Itisafar,farbetterthingthatIdo,thanIhaveeverdone;itisafar,farbetterrestthatIgotothanIhaveeverknown.”），即使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犹能琅琅成诵。
顺便说一下，从大哥以下，我的各位兄姐，在进学校之前所念的英文，不全一样，姐姐们读《小海蒂》、《小妇人》、《简爱》或是《傲慢与偏见》。唯一的例外，是大哥在教三姐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用的也是《三个火枪手》和《双城记》。三姐后来学的虽然是物理，英文底子却十分优秀。
大哥从圣约翰高中一路念到大学英文系，随后又去念了约大政治系的学士课程，四十年代中期从约大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上海高等法院的英文翻译官。当时的上海高等法院，正在协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大哥曾经讲过，他每次因公务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站岗的美国大兵，都会“啪”地一声立正，踢响脚下的皮靴，举手向他敬礼，让他觉得颇有扬眉吐气的感觉。大哥说一口地道的美国腔英文，在教我时常常高声领读。我每学一本新教材，就备一本“生字簿”，按课文或章节记下所有学到的新词，然后再查字典，写下词性和意思。刚开始的时候，用的是郑易里的《英汉大词典》，写下中文的词义。大概从《詹达堡的囚徒》开始，大哥就叫我从此不要再用英汉词典了，要用完全是英文解释的词典。记得我当时常用的好像是一部老版的韦氏大辞典。从此我的生字簿里，就不再有很多中文字了。我觉得培养成了这种查字典的习惯，对我能够吃准生词的涵义和具体的用法，大有裨益。
说件题外的事，文革之后，我在复旦英文系念本科生的时候，有个同班同学，读书十分勤奋，功课也还不错。常见他成天捧着一本《英汉小词典》，喃喃背诵单词，后来到了交毕业论文的时候，我无意中听说，那位同学的论文，用了很多怪字，词汇量很大，但是用得往往不是地方。我想这也许就是他平时只用英汉词典之过了。试想若是我们学中文，不用《辞源》、《辞海》，成天只翻《汉英词典》，如何学得好？这是同样的道理。
大哥教英文，每十天半月，就有测验，月终、年终都有考试，其内容除了默写生词、听写句子之外，也有针对课文内容的问题，须以英文根据课文详细作答，有时也出题让我写英文作文。每念到新课文，他让我先预习，查好生词，逐句细读，若有不明白的地方，上课的时候问他，他再对我的疑难之处加以讲解。记得念大仲马的时候，一路念下去，几乎没有任何问题，而到了《双城记》，则我不明白的地方大为增多，进度减慢了不少。
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对英文语法略有讲解。随后的数年，大哥从不给我多讲语法，一直到了我读英美原文短篇小说的时候，他才找出上、下两册薄薄的英文语法书，让我看了之后把里面的练习做一遍。我当时觉得驾轻就熟，毫无问题。后来他又找出一本林语堂用英文写的语法书，让我自己浏览一过，如此而已。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学任何语言从语法入手，一定学不好。我在美国闯荡二十多年，也算得上“阅人多矣”，就从来没遇见过哪怕是一位英文好的日本人。后来和一些熟悉日本文化的朋友探讨这个问题，听他们告诉我，日本人学语言，特别讲究语法。也许这就是日本人学不好英文的原因所在了。
课业之外
我那些年在家自学，平时和外面学校一样，从星期一念到星期六，星期天休息。暑假与在外面学校念书的小姐姐一样，唯独寒假是照父亲的规定，完全根据阴历。从腊月二十三祭灶那一天起，我就算是放假了，然后一直要放到正月十八“落灯”，前后有三个多礼拜的时间。此外，端午、中秋两个大节，我也可以各放一天假。
小时家里一家人的生活开销，主要靠大哥翻译的稿费维持，后来大姐、二姐、二哥先后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每个人都是从工资里给自己留下一点有限的生活费，其余的都交到由大哥掌管的“公账”里，用来共同维持全家大小的生活。父亲疏注的《李贺诗集》年初出版之后，父亲拿到了一笔稿费，算是额外的收入。总的来说，家里的生活并不富裕，有时遇上大哥的稿费“青黄不接”了，还往往十分窘迫。我既然未外出上学，自然没有同学，和我年龄最相近的小姐姐，也比我大了六岁，所以我平时的游伴甚少，有几个表妹、表弟，年纪又都比我小，家里也没有闲钱给我买什么玩具。在还没认字之前，听父亲讲故事是一大乐趣，他给我讲过《西游记》。识字之后，看书就成了我最大的消遣。大哥、大姐偶尔给我一点零用钱，我大多拿去买书了。那时候书比较便宜，所以除了我自己用零用钱去买书之外，凡是遇上我过生日什么的，从父母兄姐那里得到的礼物，大多也是书籍。
作者童年时代最喜欢的电影：法国片《勇士的奇遇》（）于年在中国放映
早几年，我总是买各种连环画。我有几本彩色的连环画，《天鹅神话》、《雁姐姐和小白兔》、《小猫钓鱼》、《刘家五兄弟》等等，都是根据当时苏联或是国内的儿童动画片绘制的，我小时候最喜欢看，可见色彩对小孩有多重要。取材于《三国》、《水浒》、《西游》等经典小说的，或是根据京剧故事画的，例如《香罗带》、《四进士》等等，后来我也买了不少。跟大人去看过的电影，如果特别精彩，又有了连环画，兄姐或是我自己也会去买来。我那时最最喜欢的电影，是法国大明星钱拉·菲利浦和意大利女星吉娜·罗罗布里吉达合演的《勇士的奇遇》。钱拉·菲利浦扮演的“郁金香”芳芳，风流倜傥，潇洒绝顶。电影看了好几遍不算，还去买来了根据电影印制的连环画。剧中的台词，我常常挂在嘴边：“军人没刀，就像玫瑰花没刺一样。”当时我有一只深红色的小木箱，箱顶有一只金属把手，箱子前面两侧有槽口，有个自上往下插入式的箱盖，我用来放我买的连环画，里面大约可以放个三四十本。后来很快就放不下了，可是我还是把自己最最喜欢的一部分放在里面，特别有一本《木偶奇遇记》，我买的是比较贵的精装本，画得又细致，又活泼生动，真是连环画中的极品。
渐渐的，连环画买得比较少了，开始买起各种“大人书”来，一开始还是各种各样的童话，尤其是格林和安徒生的童话。除童话之外，我特别喜欢的，有《敏豪生奇游记》，其中吹牛大王的种种荒诞不经的历险，看得令人捧腹。其他还有德国作家霍夫曼的《咬核桃的小人和老鼠国王》，里面的彩色插图特别棒，甚至有一幅对折的大插页，好看极了。苏联作家诺索夫的《小无知和他的朋友历险记》，配上拉普捷夫的插图，生动活泼，里面的人物，除了主角小无知之外，还有学者小博学、医生小药丸、画家小颜色筒等等，都令人难忘。严文井的《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想象奇特，里面没有多少政治宣传的气息，是当时国内极为难得的一本好童话。这些书都是我一再阅读的。那时的书价很便宜。我现在还留着年版的《敏豪生奇游记》，页，定价二角，年的《小无知和他的朋友历险记》，页，定价0.44元。
作者童年时代买来阅读的若干书籍
除了去静安寺的新华书店挑选新书之外，我慢慢地爱去逛旧书店了。一开始是大人带着去的。进中学前一两年，离家不太远的地方，家里也放心地让我一个人去了。记得常去的，有常熟路华山路口拐角上的一家，还有愚园路靠近乌鲁木齐路口街南一条弄堂口的一家。这些旧书店，文革之后就不见踪影了。父亲也常带我坐公交车去福州路，他逛古籍书店，我逛旧书店和外文书店。每次逛那些书店，我很少有空手而回的。有时买到一本自己喜欢的，或是已经寻觅多时的，心里兴奋之极，恨不得一下飞回家里。有一次在福州路买到一本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六年第五版、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只花了三角钱。赵元任的翻译，用的是地道的北京话，里面的很多打油诗，翻得琅琅上口、精彩极了，很多我都能背出来。多年之后，我在哈佛的时候，常常去赵元任的女公子赵如兰教授家作客，我跟她说起小时候如何喜欢她父亲这本书，她说她也非常熟悉。有一次我还给她背过“威廉师傅你这么老，你的头发白又白”那一首。我背一句，她背一句，两个人一边背、一边笑，真有意思。
进中学前一两年，心智渐开，不怎么再买童话了。记得当时最爱寻觅以前的启明书局编辑出版的那一套“世界文学名著”，封面上总有一张精选的插图或是作者肖像，译者的水平不一，译笔也妍媸各别。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其中的一本，德国作家施笃姆（后译斯托姆）的《茵梦湖》，是施瑛所译，译笔不错。此外还有四十年代末叶上海巨鹿路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译文丛书”，我也非常喜欢。朴素的白色封面上，正中一条长方形竖匾，印着黑底白字的书名，清新脱俗，别具一格，十分醒目。我有一本王尔德的《快乐王子集》，是巴金翻译的。其实王尔德的英文，与巴金的中文风格很不一样，倒是更接近徐志摩的散文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文字，可惜徐志摩没有想到来译王尔德。但是平心而论，巴金这本书译得也不错，一西一中两个大作家，也算是难得的“珠联璧合”了。
中国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全传》等等，都在进中学之前看的。其中的《水浒》、《西游》两本，是从旧书店里淘来、号称所谓的“绣像仿宋本”的版子，一套各四册，密密麻麻的小字，印刷极为低劣，但那时一气读完，还重读再三，从来不以为苦。有好多年，《水浒传》里一百单八名好汉的姓名、绰号，我是滚瓜烂熟，家里大人来了客人，常让我当众表演，问一个答一个。大姐有位圣约翰的同班同学、后来是上海香料研究所的著名工程师丁德生。每次他来我们家作客，我总悄悄说是“中箭虎”来了，因为他的名字和水泊梁山上的丁得胜谐音。
算术及其它：走向五四中学
当时的初中入学考试，只考作文和算术两科。我从小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习中、英文上，一直到了打算去报考初中的前一、两年，才开始学算术。加、减法是谁教的，已经想不起来，只记得从“九九表”开始，是当时正在复旦物理系念本科生的三姐教了一阵。她把“九九表”写在一个小本子上，让我背出来。周末她从学校宿舍回家，批改我一星期的作业，再布置下一周的功课。有时她学校考试前后，实在太忙了，周末也不回家，就还是由大哥来教。记得我用过念过小学的小姐姐的算术课本，但是很多作业，她已经写在书上，所以大哥找出当年母亲上学堂时的英文老课本，作为补充。母亲的这些课本，保存得很好。记得里面有不少所谓“鸡兔同笼”的算术题，当时费了不少功夫。
除了算术之外，大哥还拿出母亲当年在教会学校用过的许多自然常识的课本，全部是英文原版的，让我自己一本本看。我那时英文已经在念狄更斯的原文，读这些书自然是毫不费力。记得这些书内容十分庞杂，除了天文地理、光电常识，还有由昆虫到各种植物、动物的基本知识。我最喜欢的是几本讲动物的书，图文并茂。比如有一本介绍各种狗的，什么猎狐犬、斗牛犬、德国牧羊犬、圣伯纳犬等等，一应俱全，还有一本介绍各种马的，我也觉得很好看。当然，小姐姐在小学里用过的各类科目的课本，我也都拿来通读一过。
父亲在开始教我念古文之后，曾经让我学着写文言文的作文。他买了方格子的作文簿，出题目让我写，写完后由他逐字、逐句批改。比如春天父亲带我去了一次中山公园，就让我写一篇“春游兆丰园记”；有一年我们全家去远足，坐公共汽车到上海市区西北角的绿杨桥，然后一路走到南翔古漪园，游园之后再到南翔镇上去吃小笼包子，回来之后，父亲就让我写一篇“南翔远足记”等等。记得我大概一共写过五六篇，每次都能写上个三、四页。至今我偶一为之，还能写一点清通的文言文，还是得力于当年父亲给我的训练。
然而去考初中的作文得写白话文，文言文自然是用不上了，更何况还得注意“思想内容”。去报考前的半年左右，我开始自己“恶补”。上文提到，我小姐姐从三年级插班进了我们家附近的协进小学，后来协进关门，并入西康路小学；小学毕业之后，她考进了市三女中，在我准备考试的那一年，她已经在念高三了。我们家有个特点，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有些滑稽，就是凡是上面印了字、写了字的东西，大多舍不得扔掉，渐渐地这些故纸堆就堆积如山，跟我们自己争夺本来就有限的呼吸和生存的空间，虽然其中也许会有些有价值的资料，但实在不是什么好习惯。小姐姐由小学到中学，作文成绩一直很好，作文本当时全部都留着。我为了准备入学考试，先把她由小学至高中的语文课本全部通读了一遍，然后大看她的作文，也是由她小学的一路看到高中的，对于怎么用白话文写文章，自以为多少懂了一点门道。
我们家那时住在华山路弄，原来的华山路第二小学隔壁，按当时静安区教育局划分的区域板块，我本来应该报考的重点中学，是离家较近的市西中学。但是老叶家讲究传统，因为两个哥哥念的都是圣约翰的高中，而圣约翰在五十年代初被关门大吉之后，原来圣约翰中学部的很多老师，都到了新闸路、西康路口，静安区的另一个重点中学，五四中学，也就是我后来的中学母校。所幸那个时候划区的规定，还不象后来那么死板，我以同等学力报考，第一志愿“跨块”填了五四，教育局并没有提出异议。
一九六二年那年的夏天，我们兄弟姊妹里，年纪最轻的三个人先后参加大考：除我考初中之外，小姐姐由市三女中高中毕业，报考大学的外文系英文专业，第一志愿是复旦；三姐由复旦物理系本科毕业，报考复旦的研究生。到得揭榜时分，三个人全部如愿以偿。
上海市五四中学
后来我进了学校之后才知道，尽管经过自己恶补，我那篇什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或是诸如此类的题目的作文，还是不大符合当时的要求，好像只得了六十几分。我之所以能够勉强考进我的第一志愿五四中学，全靠算术一科九十多分的高分。我后来得出的结论，也许很多人不会同意，就是文科的东西，需要日积月累的功夫，而小学里的那点算术，绝对不应该花上整整的六年。
我就这样暂时告别了在家自学的岁月，去五四中学上学了。
（年10月于美国加州华山市寓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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