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电影史
作者：秦喜清
责任编辑：刘桂清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来源：《当代电影》年第1期
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成立活动影戏部，同年挂牌成立的电影公司还有中国影戏研究社、但杜宇主持的上海影戏公司、殷宪辅兄弟和管海峰成立的新亚影片公司。借助于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的技术力量，三家公司分别在年推出三部长片《阎瑞生》《海誓》《红粉骷髅》，由此中国电影正式开始剧情长片的拍摄。年明星影片公司的成立，给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更强的动力，特别是《孤儿救祖记》的成功，更是大大激发了国人对中国电影的信心和热情，电影成为越来越有魅力的一项新兴娱乐。年，中国电影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仅在上海的中国制片公司就达到31家。（1）根据《中华影业年鉴》（）的统计，年前后，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十多个大中城市中，电影公司多达家，其中上海一地就有家。虽然其中大多数公司尚未出片便不知所终，但这种浮华的喧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电影业的“风起云涌”之势。（2）与此相对应的是，年中国电影出品总数只有区区15部，而—两年间，长故事片出品量已达到部。（3）在商业利益的强大驱使之下，中国电影步入规模出品的高潮时期，并在争议声中迎来了中国古装片和武侠片的第一个黄金期。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实现了从短事片到长故事片的转型，试验了多种题材影片的拍摄，从早期犯罪片、侦探片、爱情片，到社会伦理片、哀情艳情片等情感题材的细化发展，直至转向传统叙事的古装片与武侠片，留下了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成为中国电影确立自身的最重要时期。在20年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民族认同为中国电影的兴起提供了动力，起到了核心的作用，而中西合参成为中国电影风格形成的必经之路，各电影公司对中西文化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通俗与精英交织的文化格局中，表达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确立了中国电影的民族身份。
一、民族自我与他者
Nation一词在英文中兼有民族和国家两层含义。民族认同（nationalidentity）是民族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作为一个工业文明的后进国家，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认同有着特殊的内容和问题。自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与西方列强的战争及其尾随其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彻底改变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欧美坚船利炮的进攻之下，中国主权受到极大损害，割地赔款、建立通商口岸，被迫从一个朝贡体系的核心帝国转变为新世界体系的一个弱势国家，大清国烟飞灰灭，古老的华夏大地仿照西方民族国家的模式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华夷之辨”成为逝去帝国的遗音，新兴的民族国家被迫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异质的西方文明。也可以说，异质的、作为“他者”存在的西方文明使本来多元化的、内部充满差异的中华民族，获得了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的多元民族内部的矛盾暂时让位给中西文化的差异，从而使华夏大地的多元民族统一于“中华民族”的旗帜之下。正如有学者指出民族国家的“自我界定总是建立在与‘外部’的关系之上，带有强烈的内部同质化和外部异质化倾向”。（4）正是在异质的西方文明的刺激之下，中国的国家内部开始形成一个新的民族身份。
《孤儿救祖记》剧照
身份（identity）一词被认为是一个意义不明确但又不能不使用的概念，在中文语境中，英文的identity可译成“身份”“特性”“同一性”和“认同”等等。（5）塞缪尔·亨廷顿指出，虽然学者们提供的界定不尽相同，但在中心的主题上，它们却是彼此吻合的：“这中心主题是：identity的意思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它表达了具有个性和特性的自我形象，是行为者特有的、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并且有时会改变的形象。（6）因此，认同或者说身份是一个关联性概念，它总是通过与他者的比较关系来界定自身。同时，这个概念既可运用于个体，也可用于群体。由此，民族认同或民族身份便成为一国与他国民族相区别的一个文化共同体的自我界定。
首倡“中华民族”概念的梁启超在定义民族概念时，正是从中/西、自我/他者这样的对待关系出发的。年，梁启超在论述民族问题时指出：
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记得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民族意识……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所积之共业，厘然成一特异之“文化枢系”。与异系相接触，即对他而自觉为我。此即民族意识之所由成立也。（7）
梁启超虽然认识到血缘、语言、信仰都是民族构成的要素，但考虑到中华民族内部的差异性，因此认为断不能以此三者为分野。他强调从民族意识的角度确立中华民族，而民族意识的核心是“与异系相接触，即对他而自觉为我”。这里的“我”实际上就是民族认同的一种形象化表述。他在血缘、语言、信仰之外，借助于“他族”“异系”的对比，突出了“自我”在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梁启超对“中国”国家概念提出及论述反映了在清朝灭亡、共和新兴之后，国人建立新的民族认同感和新的国家意识的迫切要求。
巧合的是，电影从19世纪末传入中国，到20世纪20年代，恰好经历了清帝逊位、民国初兴的重大社会变迁。从政治制度到社会民俗，从生活方式到文化娱乐，变化无处不在。在全方位的社会变迁之中，“剪辫易服”是与建构国族认同、明确民族身份最直接相关的重要事件。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革命派便推出一系列文告法令，要求“剪辫易服”，禁烟、禁赌、禁缠足，除旧布新，孙中山发布了《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要求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作新国之民，除虏俗，壮观瞻。（8）这里，新国之民和“观瞻”联系在一起，与新国民身份对应的就是新的形象。除剪辫之外，作为身份象征的服饰也开始发生变化，西服、中山装代替长袍马褂，改良旗袍成为新女性的象征。外在形象与民族身份高度相关，由此，备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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