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书评是读书时期的习作，已经是七年前的事情了。在读研究生的那几年，是我读书最多最用功的几年，不仅读的多，也尝试多写札记和论文。回过头看这篇习作，觉得还较为用心。你可以看到，那时我写一篇书评，要看很多人的相关评论，在找出自己的角度和观点。反观现在，毕业之后，读书反而没有以前仔细，也懒得搜集各家说法，这是和很不学术的做法。温故而知新，所知的新不仅仅是知识，还是以前那股读书的劲头。
读《王氏之死》
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费正清那一辈人之后，最富盛名的几位历史大家当属三个人：孔飞力、魏斐德和史景迁。这几位学者的治学路数并不一样。看过《叫魂》一书，我知道孔飞力著述理论深刻、剖析精细；看过《讲述中国历史》的人知道魏斐德的特点是大气磅礴、宏观洞察；至于史景迁先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钱锺书说史氏是个“不成功小说家”，大概是说他的著作既没有达到小说的高度趣味，又违背了史学的基本底线。
钱锺书认为“史必证实，诗可凿空”，所以史学著述应向科学靠齐，这种实证主义理念大概是钱氏所谓的史学底线。过去的史景迁热，读者多倾心于史氏笔触潇洒、认为其文字寓精湛思考于叙事之中，这是从历史文学的角度来看待史氏的著作的。当然史景迁肯定不会承认他是个小说家，他说“将历史和文学合二为一和讲历史和小说合二为一是大不相同的”，在他的眼里，文学是一种“品质”，小说是一种“方法”（参阅卢汉超对史景迁的访谈，载于《史林》05年第二期）。品质的东西是所有文字都必须具有的，而方法则具有特殊性，小说的方法并不适合历史研究。
史景迁
仔细翻阅一下孔飞力、魏婓德、史景迁几个人的著作，就会发现虽然他们几个人著史路数大不一样，但都秉承着当时一种新的史学趋向。自从费正清创建美国现代中国学后，一直到七十年代美国中国学的主流著作还是关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和菁英人物的历史。像《妇人王氏之死》这样描述底层社会的历史绝对是个异类，但正是这种对主流的背叛才会引起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转向。魏婓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等都开始了地方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尝试。比如《叫魂》一书，虽然主要意在论述皇权和官僚之间的政治问题，但孔飞力对下层社会关于叫魂案的一系列心理、风俗、迷信的描写，绝对是本书的一个亮点。
研究史景迁的人都会注意到，史景迁的史学成就不仅在于他关于下层民众历史的研究。比如史景迁提出明清历史发展的“内在连贯性”以及他研究历史的中西文化交流意图的前沿意识，这些都是史景迁深层的史学思想（参阅朱政惠对史景迁的访谈，载于《探索与争鸣》年第五期）。就《妇人王氏之死》而言，主要体现了史氏关于下层民众历史研究的史学见识。史氏在这本书明确的说明，他所要研究的是：“当时当地非知识阶层的老百姓：农民、田间佣工，以及他们的妻子。”（见本书大陆李壁玉译本第三页，上海远东出版社）他所用的主要材料由三个来源：一是编撰于年的《郯城县志》；二是郯城县令黄六鸿任职期间所写的详实并不乏感情色彩的笔记以及退休后所写的回忆录；三是蒲松龄的作品，除了《聊斋志异》，史氏还引用了他所写的各类体裁的作品包括回忆录。
他从四个方面来考察他们:其一,土地耕作和税收；其二,寡妇保护她的孩子和遗产的努力；其三，地方恩怨而带来的暴力；其四,王氏如何决定,她不再愿意面对一个不可接受的现状,而要逃离她在郯城的家和她的丈夫。本书大陆版的副标题为“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的命运”，译者大概认为这是本书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和灵魂。至于是何等具体的小人物，读者大概就认定了王氏。
可是全书直到最后二章才姗姗亮出王氏，王氏突兀地出现，又突兀的死去，使得书如其名。但是我们读完整本书后，不难想象，作者在王氏出场之前关于十七世纪郯城的地震、兵灾、饥荒、土地的暴力争夺、乡权冲突、贞妇烈女的事迹，以及《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对所有这些现实的观察和梦幻般的书写，都铺设了王氏之死的深层原因。后来我们才明白，王氏虽然突兀地出现，但并不是突兀地死去，她的死是必然的。
如果要说这本《妇人王氏之死》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的地位，最恰当的评价是他在开辟平民史研究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纵观最近三十年的海外中国史研究，成绩最为显著的也是关于中国社会史。这固然和国外学者收开疆之功密不可分，但他们的研究确实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当然，史氏的这本书因引用《聊斋志异》这种不被认为是史料的文本而遭到诟病。虽然在很多新文化史家看来，这种征引文学作品来填充社会心理背景实在是一种先见之明，但是史料单薄、缺乏实证，作为史学著作无疑是值得商榷之处，除非把这系列的书重新定义。
史家汪荣祖说：“史景迁并不喜欢后学理论，他的书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更无艰涩的名词，但他生动的叙事，完全可以迎合史学界随后学而起‘叙事再生’（Revival of Narrative）的呼声，使他成为史学叙事再生后的一支生力军。”（参阅汪荣祖《史景迁论》，南方周末，.12.14）史氏对人物的生动叙述无疑是他受到众多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这不仅因为他把“人”作为史学著述的中心，使得史学从社会科学化回归人文学，还因为史氏暗合了中国历史长久以来的书写传统。
“景迁”意味景仰司马迁，史氏自认受司马迁著史的影响。虽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见《汉书.司马迁传》），但史氏却认为：“司马迁并不太在乎写实，他是在做一种道德上的评判。”（参阅卢汉超对史景迁的访谈，载于《史林》05年第二期）其实接受过西方正统史学训练的史景迁（其导师是《同治中兴》一书的作者芮玛丽，芮玛丽的导师是费正清），是深受西方传统史学影响的。
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塔西佗、吉本，他们的历史著述都是由优雅文辞写成的叙述文。“历史叙述”可以说本来就是中西史学的传统。劳伦斯.斯通说“史家总是在说故事”，他和其他一批新文化史家倡导一种历史叙述的复兴（参阅《新史学》第四辑第8页，大象出版社）。史氏虽然不喜欢“后学理论”，但他实在也是暗合了这一理论。所以当他写完《妇人王氏之死》后看到《奶酪与蛆虫》一书时，他不会感到很惊讶。也许对于史景迁来说，他的那种“无理论”研究是因为没有好的理论供他参照。比如他研究妇女王氏时，大部分人还没有研究中国妇女。
汪荣祖说史氏的作品“作为历史文章毕竟缺乏分析与论证，也少见他对历史问题提出独特的解释。因而虽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少扎实的历史知识。”（参阅汪荣祖《史景迁论》，南方周末，.12.14）。这也是主流历史学家对史景迁的批评。但是史氏在文学和人文关怀的基础上研究历史毕竟是当前史学社会科学化趋势下的一件幸事！
XP
年3月24日星期三12:08:38
XP的东写西读
这里是一些个人与学生的阅读、观影、观剧及生活的琐碎。当然，还有那些可爱的校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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