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作家的天命就是要讲究语言
■阿来冷朝阳（访问者）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常识，如出自文艺理论家之口，听起来倒也乏味平常。但是，在一个小时的聆听过程中，我反复听到阿来老师的感喟：现在大量网络小说，语言越来越不讲究。“在我看来，语言不是炫技，而是我们对语言积累的审美经验有没有敬意。再说，有没有一点野心，把这些语言经验往前推一推，我看是一个真假作家间的分野。”阿来以一种泰然自若的语气娓娓道来，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优秀作家对汉语发自内心的敬畏是多么的强烈。
阿来应华中科技大学邀请，作为驻校作家，来汉参加年度“春讲”活动。暮春四月，细雨绵绵，料峭春寒已退，炎炎夏暑未至，正是武汉气候宜人的时节。在天河机场，我第一次见到阿来，就被他的气场所折服，这种气场也符合我对他的作品阅读所建立起来的想象：从容、自信，清净，满满的含笑不语的禅意，仿佛外在的喧嚣、浮躁被拒在气场之外。在阿来身边，我内心充满安静。
回到宾馆，他谈兴正浓，从《尘埃落定》谈起，谈到诗歌与小说文体差异，谈到语言问题。一路谈来，随性，自由，飘逸，犹如带我游历一段美的风景。这种美好的感受，就如同把我送至唐诗宋词的语境中，我脑海不禁冒出“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这样的天籁之音。
他谈到佛经翻译对汉语经验表达的影响时，从旅行包里拿出线装本佛经，繁体竖排的，这一点都不意外。虽然他说自己不信教，但是愿意从佛经里参悟一些道理，而且可以从中看到汉语如何把异文化的表达变成自己的丰富构成。纵观中国文学史，多少文豪都受到儒道释的交融涤荡。五四前后，西风东渐，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底色恐怕还是儒道释。历史上有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之说。坐在我面前娓娓而谈的阿来，更像是一个抱朴守拙、气定神闲的士大夫，或者说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胸中万千策，纵论天下事。
虽然阿来不回避自己对现实进步的期待、对社会现实的参与热情，但他骨子里还是愿意与现实保持有限度的疏离，他乐意从民间口传资料中厘清小历史的轨迹，更乐意在在青藏高原执着行走中感受天人合一的个人情怀。哪怕是求之于西方文艺理论，他自感并没有太多的现成的思想资源可供参考，只能自己研究、认知这片神秘的领地。写作则成为他回答自己心中的困惑的一种方式。
武汉大学陈美兰教授曾感慨：“文学创作的思维特点无疑是讲究形象性的，是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感性体验的，但这并等于不排斥理性、拒绝理论知识的‘浸染’。……一个具有高远创作意向的作家，很自然会追求对人文科学知识的系统汲取。”（《读王安忆小说讲稿所想到的》）自视书斋型作家的王安忆，进入复旦大学十年，醉心于小说艺术形式的学理化探究，颇得陈美兰激赏：“这次读《小说讲稿》有一种欲罢不能之感，这种感觉在年代读她的《故事和讲故事》时所没有的。当时似乎更多是表层性的感悟，很难说得上理论的提升。”
与王安忆有所不同，阿来的内心向广博的大地敞开，也对学校教育常怀有疑虑，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自然、人文、地理等科学知识的系统学习与独立思考。他在行走之余，博览群书，拥有常人所不及的禀赋、识见和信念，执着地探寻人与自然、大地的内在联系。一个伟大的作家，首先应该是博学的学者吧。
就像此刻置身华中科技大学，透过窗子所见，路边林立的参天大树枝条繁茂，飞絮乱飘。阿来告诉我，这其实不是梧桐树，也并非法国产，真正学名是悬铃木。武汉人总叫法国梧桐，其实是以讹传讹的结果。在阿来看来，地理学与植物学可以说是相互融合的，也就是西方常说的博物学范畴。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人文精神，才是扎实可感的。
“现在不是写《诗经》的时代。”无论是访山问水，探寻每条河流的走向，行走在青藏高原；还是“深入植物王国”，探究《成都物候记》，他试图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打通，用诗化的语言给司空见惯的自然之景附着上更加美好的审美意义。
不仅如此，阿来对语言学有着独特敏锐的研究，旁征博引，妙语连珠，意趣飞扬。纵览古今中外文学的发展，从抒情文学到叙事文学的演化，从诗歌向散文化、小说的转移，语言的变化与文学样式的流变都在试图更加准确完整地贴近、观照、表现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在多媒体时代，小说的生命力正在于是否能保持语言的纯粹性，这才是小说赖以存在的合法性所在。
面对一个敬畏语言、热爱自然、独立探究的学者型作家，我没有理由不满怀期待，他未来的文学边疆之辽阔。
?访谈——
按自己的心灵需求找书读
冷朝阳：据说，您学习汉语最初比较艰难，但是小学三年级的某天突然对汉语有领悟力，您是否对顿悟有特别的认同？
阿来：用“顿悟”这个词很危险。其实，知识是导向领悟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应该就会导致一个突然爆发的时刻。“顿悟”不是凭空而来的，知识总在平时积累，这个过程中，认知处在一个似是而非的阶段，语言学习也是一样，最初学习好像也能听得明白，考试也能考分，但所有这一切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大的道理，但是很多人没有思考。我们今天教育就是考试，就是记知识点，但是知识点串起来意味着什么，考虑很少。
但是，我自己从小就不满足于考试成绩，不光是要记得，更重要的是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明白，它为什么是这样。老师只是告诉你是这样，或不是这样，却基本不回答“为什么这样”这个问题。我们的教学大纲不设及这块，而且师资也良莠不齐。而我老是对自己有这种要求。突然，有一天，我突然，既明了这话该怎么说，又明白了为什么要这样说。
人的知识总是增长的，总是往更深更广的地方发展。今天我们的阅读有问题，可能完全是被时尚的左右，而时尚的背后是市场之手，其实是一些媒体和书商在联合操纵，我们很多人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心灵和知识需求，一点点按照自己成长的人生需求去主动寻找那些能扩大眼界、解决认知问题的书。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从来不读别人规定的书。
冷朝阳：您从小在一个封闭的小山村环境生活，30岁后酷爱行走，小说写得好，主持《科幻世界》杂志时又表现出卓越的企业管理才能。面对纷繁的社会，您总是有着非同一般的似乎无师自通的领悟力。
阿来：天下不同的事情内部隐含的道理大致是一样的，只要真正用心，应该都是可以触类旁通的。但是，我们现在不相信自己思考，而过于依赖学校教育。同时还过于依赖现成的信息，反而对人的判断力和思想力不太信任。
冷朝阳：您更加相信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阿来：我觉得人类有一些知识，比如更系统性的自然科学知识，需要系统的训练，尤其是现在的自然科学需要相关试验机构和团队配合。但是，我觉得，文学，从古到今，是个人化的，即便是文体与观念的流变，可以通过教育习得，也可以自己系统的阅读来体察。当我们认识几千几百个汉字时，就可以自己去读，去扩展，去建立自己的系统。在我看来，尤其是比较感性的并不需要大型实验的来撑的文学类学科，更多还是依赖个体自身的领悟。理论建构在今天条件下，需要系统的学习，特别是与思想史、哲学史、美学理论相关的那些部分。但是直接从事创作的人，可能自己学习更好。直到今天，我还是这么顽固地认为。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中等是师范学校。我们那个时代很多人去上大学，本来我也可以再去上大学，但从决定从事写作那一天，我就决定不再去学校接受教育了。后来，我们这一代的作家，很多人又上各个大学的作家班，武汉大学都有作家班。我没有上过。
对于学校的教育，我经常有一个忧虑。艺术都是创新。我们的教学模式能教很多知识，就是教不出来这个创新。即便偶尔遇到一个好老师，能突破这个模式，确实能引导出学生的创新能力，但一个班几十个人，最后都是他一个人的路子，怎么办？同出一个师门，最后变成同一个路数，反而把原本的多样化的才能和路径都消灭掉了。当然，这也许是我为自己没上大学找借口吧。
冷朝阳：古人讲，和而不同。但是，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确实存在一些简单化、教条化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其实是与创新的初衷相违背的。就比如，现在过分强调分学科，把一些完整的知识链条打得支离破碎。具体到文科而言，古人又讲，“文史哲”不分家。但是，现在的高校的文科分科太细了。一个现当代文学专业，就可以分好多个小方向。
阿来：现在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综合的能力。分学科是为了论述一件事情的方便而分开谈。但是另一方面，谈得比较清楚了，我们又要按照生活的实际情形，又把这个学科界线打破，使它们互相联系起来。因为在生活中这些事物本来就是互相联系的，只是我们为了方便谈论而把它们分开。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按照所有学科的设置而分开的。
我们文学中也分了很多学科。其实，那是怎样的呢？分科后，讨论是可以的，但是讨论之后，必须有一个重新连接的能力，因为它们本来是一个整体。佛经里把这个叫“起分别心”，并说这个分别心是不好的，要破掉。在我理解，这就是要完整地把握世界，完整地对待我们的经验。
冷朝阳：您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从个人经验出发非常有说服力。目前，教育界似乎意识到这些问题，也比较提倡通识教育。您怎么看？
阿来：通识教育是值得提倡的。尤其是文科的通识，完全是可以自己学，用不着别人来讲。最基本的文学的东西，不需要别人分析，你还是自己读原典，不管是中国的古典，还是今天的当代文学，自己去体悟。这个体悟才是自己的。很多时候，课堂上的阐释太机械，太千篇一律，这个非常可怕。而通识在我的理解，不是通用的知识，而是把知识打通的能力。
冷朝阳：文学教育可能是更多的是情感教育，阅读者应该从老师的体悟再生发出来自己的感受。
阿来：文学的审美的教育，在于语言经验，或者简单说就是语感，建立在字、词、句上头。我们现在常用字就三四千字。五四时期，汉语处于转化的阶段，词汇都是半文不白的。鲁迅的词汇量是很大的，包括《摩罗诗力说》《中国小说史略》这些学术类作品，大量引用古典，涉及到很多古字，所以词汇量大一些。但现在的文学用不到那么大的量，更重要的是不同的组合与搭配，和对这个组合与搭配随时可能生成的新的意趣的敏感力与捕捉力。语言教育要培养的其实是这个东西。而我们现在往往越过语词的生成而直奔文体的意义。所以，苏珊．桑塔格要写《拒绝阐释》。
傻子形象古今中外都有
冷朝阳：我看一个资料，您最早读到的小说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
阿来：这个说法不准确。我最开始读的小说，应该是文革期间偷偷读的苏联小说。后来，上中学时，因为毛要批投降派，上面发了《水浒传》到农村里，我假期回家，乡里干部说，没人会读这书，你拿去读吧。我读到福克纳，稍微晚点，应该是、年了，已经出学校了。马尔克斯，乔伊斯这些作家的作品，可能对我们震动比较大，因为在文体太不一样了。那时候我们从没见过这么写的，震动当然大。没有阅读过一定量传统小说的人，读福克纳未必能读懂，这也需要训练。就像一个油画家，没有技术训练，一开始就画抽象画，能画好吗？我不太相信。
年代中期开始，从伤痕文学开始，中国小说的形式开始多方面探索，但是伤痕文学主要还不是形式的，而是内容跟过去文学相背离。而西方现代派那些人刚好文体上很特别。不只是福克纳，所有在文体上有尝试的人，那段时间都能吸引我，比如法国新小说派那些作家。
冷朝阳：《尘埃落定》是否特别受到《喧哗与骚动》的影响？
阿来：其实，从古希腊开始，从我们自己的文学源头上，一些文学母题、人物的类型就早已产生了。西方文学中这个傻子形象可以排成一个系列。在福克纳之前，西方文学一直都有这个文学形象。到了昆丁，就特别没意思，已经彻底是个傻子，是完全混沌无序的，小说不可能用他的眼光来展开。用一个真正的傻子眼光怎么展开一部小说呢？我记得，瑞典的表现主义小说家拉格维斯写过一个短篇小说《侏儒》。又比如，莫扎特的歌剧《弄臣》主人公是宫廷里养的侏儒，就是给国王和贵妃逗乐的。他一方面处于弱势，另一方面在冷静观察这个社会。再到当代，犹太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傻瓜吉姆佩尔》，大学教材里应该是有的，也许你都读过。他也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不光是西方文学，同样的形象在中国也有，只是他身上的聪明和傻各占的比重问题，比如贾宝玉。同样一个小说人物形象，所占比重多少，含有不同的意义。只是我们的文学批评，就是把一件事情说得那么简单。如果真是这么简单，写小说反而就容易了。
冷朝阳：除了书面文学，您还会从民间文学中寻找创作资源吧？
阿来：我曾经还表达一个观点，我们的文学，除了书面文学的传统，还存着一个口传文学的传统，但是我们的文学批评有个毛病，就是只做书面文学的批评。其实，我们还活在一个口头文学传统中，但是很多人没有特别治疗白癜风哪个医院好中西医诊疗白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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