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演讲是十二年前的，当时由文汇报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电视台联合主办，主题是生“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南怀瑾先生的讲座共四个小时，分为下午、晚上两场。敝号现推送的是演讲节选。
出版和新闻业现在有个名称，叫做“媒体”。我反对这个名字。以中国固有文化讲，新闻、出版不应称为“媒体”，这是外文乱翻译过来的随便称呼。做媒的，在中国文化像是令人看不起的，媒婆是两边骗的。出版和新闻或电台、电视台，怎么能叫“媒体”呢？我说他们是文化教育事业的先驱，具有领导和中介的功能。我们最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非常有意思，多半跟着外国的文化乱跑，自己没有正名。
有人碰到事就骂政府，我说你们不要骂政府，政府没有罪过。所谓“政府”，是文字上一个符号。政府机构是水泥木头建的一个房子，政府里头的内容是官员。这些官员哪里来的？不是政府生的，是我们老百姓生的子女培养出来，送进去做官的。他们做得不好，政府做得不好，应该骂我们自己，是我们没有把子女教育好，政府没有罪过。这是文化教育问题。
我最近为了教育问题，忽然想到，中国三千年的政府、帝王政权，基本没有出过教育经费哦！回转来看欧洲史也是一样。中国的过去，读书人都是民间自学出身的。所以中国的读书人最标榜的是“耕读传家”四个字，一边种田，一边读书。任何的家庭，孩子们自己读书出来，或者在私塾读出来，三年一考，县里头考取了以后，叫秀才。
譬如我小的时候，就是走这个路线。我们家里花钱请一位老师来教我读书。反正请了老师来家里教，就通知隔壁种田的邻居，孩子愿意读书就一起来吧，钱归我们出。他们也就送孩子来读书，然后就告诉我们家里：哎呀，我们的孩子来陪你们家少爷读书。我父亲说，既然请了老师来，也希望你们孩子一块儿读书。他说，我们孩子读书干什么？只要学会记账就可以了。当年读书教育是这样。
我记得十一岁时，进了高等小学。这个高等小学，你们大概不清楚了，我告诉你们一个历史的经过。所谓高等小学等于现在的中学，里头已经有英文，还有教物理、化学的，而且住校。
我非常希望办一个小学、幼儿园，学生最好住校。学生住校是什么道理呢？这跟古代的教育思想有关系。古代的教育有个目标，出在《礼记》，中国几千年教育的思想，有四个字——敬业乐群。这个“乐”字有几个读音，像广东话就叫“音乐”（“音哦”），你说温州“乐清人”，发音是“哦清人”，这是唐代的国语，客家话、广东话是唐朝的国语。闽南话、福建话是宋代的国语。我们现在的国语是北方话，这是推翻满清以后，大概民国十三年时国会定的，也有一个经过的。
中国古代教育的目标，四个字——敬业乐群，“敬业”就是好好学习学问，好好学习作一个人，学习人文，养成人格，再学习谋生技术，对学习、对行为、对工作要有诚恳敬重之心，不可以马马虎虎混的，不像现在这样；“乐群”就是培养在社会共同生活中的道德、伦理、礼节、秩序、能力，礼节就有秩序的作用，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际环境的健康。
我们现在的教育，对自己的历史差不多不清楚了。所以“观今宜鉴古”，“鉴”是像镜子一样看；“无古不成今”，没有前面，就不晓得后面。要研究前面的路是怎么走过的，乃至我们这一百年来是闹一些什么问题？今天的社会，发展到了一切向“钱”看，又是怎么来的？未来的一切是不是向“钱”看，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倒转来跟大家讲新闻出版的问题，扯开那么长，其实都是关联的。新闻出版不能局限在狭小的眼光里，是与整个文化教育事业连在一起的。“事业”也不是职业，《易经·系辞》中讲：“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是谓事业”，现在大家动不动称“事业”，其实都是职业。“事业”是要对全社会真正有贡献的，不是口说为社会，实际作“饭碗”考虑的职业。新闻出版业，如果要作“事业”考虑，必须从整个社会大文化大教育着眼。否则，就等而下之，免谈了。
我现在经常听到新闻界有个术语，任何一件案子发生，就说是“社会问题”。我说我也是社会的分子之一，这个问题发生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家庭教育问题，不要推给社会。社会是个群众的团体，各有各的范围。
谈起每一行，我好像都懂一点点。懂的原因，我只引用孔子一句话，“吾少也贱，多能鄙事”，人家问孔子“你怎么什么都懂？”，孔子说“你不知道，我因出身贫贱，很多下等职业也都做过，所以懂得很多事情”。我经常引用他这句话自勉。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基本的东西，四个字——衣冠文物。我们推翻满清以后，中国人没有自己的衣冠，日本人、韩国人还穿我们过去的衣服呢。我在日本，他们问我，和服好看或，还是长袍好看？我说，你的衣服就是我的衣服，你们这个衣服就是三国时孙权的那个，你们现在叫它“和服”，中国人也跟着叫，我说错了，那个叫“吴服”，我们江苏吴国传过去的，你们大家翻译错了叫“和服”。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自己的衣服了呢？其实你查一查，民国时全国研究通过制订中国人的衣服，后来来不及推行了。
我们曾经有五千年文化，结果到现在，没有自己的衣服，没有自己的文物，非常可悲的。
我们以前受的教育是“文人下笔很严重”，我的老师告诉我，写文章下笔千万不能写错一个字，“一字之差，下十八层地狱”。
我刚才提到上海的真正发展，应该从上海的人文发展史到社会发展史，从李鸿章时代开始到哈同，然后是虞洽卿、杜月笙，到史量才。那个时候上海最好的出版社是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号称“商务的书出来，有人找出来一个错字，任罚五元银大洋。”他们为什么没有错字？商务印书馆请了很多前清遗老学问好的来校对。我的经验，最好做校对的人比写文章的人水平高一点才行。自己校对不容易发现错误，因为自己一看都对嘛，其实有时候还用错了字。商务印书馆不大请青年校对的。最后一遍校对，倒转过来对，从后面一个字倒回来对，所以没有错字。这是老出版界的风范，后来才有中华书局、世界书局。
现在，我们出版业的同仁出版的书很多、很乱。但是我深深感到，出版业、新闻业，这个道德责任没有建立。
对做新闻的朋友来讲，现在社会上出了很多的案子，新闻记者在里头的作用很大。新闻记者本来是“言官”，好像“监察御史”的作用，现在实际什么都不是了。你看社会上有杀人的案子，现在新闻记者一写，把做案的过程描写得非常清楚。我说完了！这个报纸一登，不到三个月，同样的案子会出来了，教坏了。新闻有教育的效用。
当然，做新闻的道理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所以现在碰到一个“人咬狗”，还把这个人的牙齿多长、有多厚、咬狗的哪一点，好吃不好吃，都写出来，当然有人跟着“炖狗肉”吃喽。现在新闻挖空心思找噱头，制造新闻，还为了广告收入，等等，已经舍本求末了，与社会道德责任、教育离得越来越远了。
下午我们讲到新闻出版这个文化传播事业，有一个观念，我们的新闻出版业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应该走文化先驱的领导路子，大家自己要认识这么一个任务。
比如讲著作、出版，我们自己出版界要反省了，现在做一个出版商，只考虑自己，这本书的市场如何，销路多少，赚钱多少，没有考虑后果，越热闹越花俏越好，变成“哗众取宠”，这四个字还是好听的，换一句话说，是有害于社会。
再例如，我发现，这一代海峡两岸四地澳门、香港、台湾、大陆，出的书都有一个大问题，尤其是负责教科书出版的朋友们更要注意了。
我当年在台湾，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请我演讲的时候，我非常严厉的，等于是训了一顿教育部的人：现在书出来，纸非常白亮，加上这样亮的电灯光，眼睛都搞坏了。像我现在90岁了，从小开始读书，那时没有电灯啊，煤油灯还是后来的，靠蜡烛一点点灯光，或者点一根灯草的油灯读书。我读的书，吹牛给大家听，光是武侠小说都看了数万卷，还不要说正统的书，全部《大藏经》、《道藏》读完，《四库全书》差不多翻遍了。我到现在九十岁，有时候晚上看报纸，还不戴眼镜。现在的小学生都戴上眼镜了，原因是什么？出版界要注意，负责教育的更要注意，纸太白，电灯太亮，字印得太小。
所以我告诉台湾当年的教育部，立刻下令，尤其是教科书等等，不要用小字；书纸，要用米色的。一会儿我拿一本书来，告诉大家我们过去读的书是怎么印的。
现在印的书啊，是为市场而出版，没有为国家民族、为年轻人的文化教育、为孩子们的健康而用心，这是我们要反省的；每个家长自己也要考虑，这样对孩子眼睛和脑都不好。
教育，以师道而言，对学生人品的教育要负一辈子的责任。
现在的教育，变成出卖知识的商业行为，坐在下面听课的是老师的雇主而已。一个钟头，老师写二十分钟黑板，最后讲了半天，不知所云的，皮包一夹，下课走了。然后就乱考试。对学生没有用啊。
尤其现在发展到还要学生给老师打分数，受欢迎的才可以当教授，不受欢迎的就滚蛋了事，这不晓得是个什么教育。
出版与教育，我都联起来乱讲一顿。讲出版，著书的人自己要考虑，是否对得起社会？我们看古人留下的书，一辈子的经验，往往只留下一本书。譬如我常说的管子（管仲），比孔子还早的，一个穷读书人出身，到了中年以后，帮助齐桓公称霸，所谓“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古书上只用八个字。“一匡天下”，在当时中国，等于是统治了全国；“九合诸侯”，九次召集“联合国”会议。管仲上面顶一个齐桓公，实际上都是他搞。他一辈子的经验下来，留下来只有一本书，我们现在看到叫《管子》。今天讲世界的政治哲学、政治的法则，还跳不出他的范围。孔子一辈子自己只写了《易经》后面的论文报告，写了两三篇，其它的文章都是与学生们的对话，自己很少写，别人给他作一点记录。老子嘛，过关出不去，被海关的关长抓住，不准出关，要他把学问留下，结果写了五千言。释迦牟尼佛讲了一辈子的学问，没有写一个字，都是学生记录的。在古代，大的学问家留下文章是很慎重的。譬如诸葛亮的一生，不止政治好、军事好，学问也很好，留下来的文章只有几篇，《前、后出师表》，还有几十封的信，他写信都是很简短很漂亮的文章。所以古人说，一个人著书出版，“但得流传不在多”。一个著作，可以流传千古，才够得上是著作。假使随便出一本书，哗众取宠很闹热，只有半年的寿命。下午我报告过，报纸副刊的总编辑我做过，副刊的文章，我们叫“报屁股”的文章，三分钟寿命，看完了就拉倒。有时候一下子搞得名气很大，但这个文章不会流传的。譬如办报写社论的，在一百年当中，那么多报馆，那么多社论文章，出书留传下来的，只有一两个人。
做新闻出版的更要注意，这是一个教育道德、社会道德的责任，千万要考虑，电视上、报纸上一篇文章出去，影响太大。你看到好像没有关系，忙得也顾不了那么许多。我常告诉人家，世界上，政治、军事、外交，没有善恶的，也没有是非，只有利害关系，怎么临时处理，要懂得应变。但是要注意，虽然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是有因果的；乃至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因果的。这个因果律是自然规律，科学、哲学、宗教、政治、军事、经济、医药、法律、建筑乃至饮食男女，什么都逃不开这个法则。换一句话，有报应的，因果就是报应。这个道理是一个哲学道理、科学道理，我们不深讲，只提醒出版界、新闻界怎么样自强自立，认清楚自己的现状和社会责任、历史责任。现代传播业，除报刊、图书以外，加上了电视、手机和网络，变化越来越深刻，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影响越来越快，因果也越来越快。今后的前途怎么走？值得深思。
我有一个比方，孔家店是粮食店，中国人的粮食店，人人非吃不可。打倒了孔家店，中国人没有粮食吃了，吃面包、牛排有时候不对胃口的。道家是个什么店呢？药店。药店一定要有嘛，生病去买药吃，不生病不需要买，可是药店不能打倒。佛家开的什么店？百货店，什么都有，你高兴可以去逛一逛。当然，不管开的什么店，发展大了久了，大概都会出现劣货乃至冒牌货，反过来坏了自己的牌子。重要的是，孔子孟子代表儒家开的粮食店，你不能打倒。结果把他一打倒，连带把古文也丢了，中国文化的根就斩断了。
现在讲到四书五经，我们当年是背的。《礼经》这篇《儒行》告诉你，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做人做事；还有《学记》、《坊记》，都很重要。
我们中国几千年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是教我们做一个人，职业技术则是另外学的。而且教育从胎教开始，家教最重要，然后才是跟先生学习。人格教育、学问修养是贯穿一生的。所以社会除了政治、财富力量以外，还有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品格修养，作为社会、人心的中流砥柱。不像现在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专门为了职业，为了赚钱，基本人格养成教育都没有。人如果做不好，你讲什么民主、科学、自由、法治、人治、德治、集权，乃至信用、环保、团结、和谐等等，理想都很好，可是没办法做到，因为事情是人做的。这是一个好像最讲民主平等自由的时代，其实现在全世界的皇帝姓“钱”，都是钱做主，以钱来决定贵贱，没钱就没自由。没有真正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修养、学问修养，有的只是乱七八糟的所谓个性张扬和向钱看，变成听“钱”指挥，连科学研究、教育、学术都在听“钱”指挥，为就业忙，为钱忙，精神支柱没有，一旦失业，就天塌下来一样。
譬如孟子的话“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告诉我们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如果倒霉，就把自己弄好，不管外面的事。倒霉没有关系，至于职业做什么都可以，职业跟学问根本是分开的。学问是一生的事，学问不是知识，会做人做事都是学问。“达则兼善天下”，如果有机会叫你出来做事呢，那就不是为个人为自己，而是把自己贡献出去，为整个社会、国家做出一个贡献。这是孟子的教育。这与一切向钱看的教育因果差别有多大，值得好好深思。像这些，我们都是小时候背来的。再譬如老子的话：“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有道德才能的人，时节机会来了，环境逼得你去做官，“则驾”，开汽车一样，你就发奋去做事了。“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时机不对，则随遇而安，乐得自在，刚好读书提高修养，做点什么谋生都可以。
这些是孟子、老子的教育。不像现在，读个书，就想到学哪一科最好，读完了做什么待遇比较高，有前途，这完全是商业行为，不是教育行为。那何必去读书呢？学技术多好呢，学一个好的技术就赚钱更快。
这本书（《幼学琼林》）拿来了，上一讲我讲出版时，举过这本书的例子，这是我们小时候读的书，现在把它重印，我到海外一直带着，叫《幼学琼林》，会背的。你看，这是线装书，又轻又薄可以翻转折拢来，比现在硬板的书读起来方便多了。里面有很好的木刻图案，原文是这样大的字，下面有小字注解。书里面什么东西都有，讲我们历代的文化祖宗，天文、地理、夫妇、兄弟、朋友，怎么写信，做人礼貌，父母死了怎么写个墓碑……现在读这本书，假定没有好的老师讲，就不懂了。可是这书里头有注解，你可以自己好好研究。
譬如人家问候你的父亲，说“令尊”（你的爸爸）好不好？那么我的答复是，“家父还好”。二十年前，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他说到内地问人家，“令尊好不好？”人家回答说，“我的令尊不错，你的家父也好吗？”这样的故事很多。再譬如我常常问人家“你的府上哪里”？他回答：“我的府上福建”。“府上哪里？”是尊敬语，这本书上面都有。你应该回答：“不敢，我是小地方浙江。”人家尊称你，你谦虚一点。这不是虚伪、矫情，而是礼貌秩序，用敬语表示彼此尊重。礼节就是秩序。礼节的内在，就要心意的诚恳和恭敬。
中国文化有“三士”，第一个“士”，自己读书的，自己站起来的；第二个“仕”，如果“士”进一步，出来做官了，加个“人”字旁，叫做“学而优则仕”；第三个叫“隐士”，隐士在政治上的态度，用西方政治哲学的观念，叫做“不同意主张”，不反对，也不赞成，不过是我个人不同意。
说起传统文化，想到一个问题，发现这几十年，大家常常提到“封建”两个字，好像代表了专制、愚昧、落后的味道。几十年来看很多报刊和书，常见到这个提法。
所谓中国周朝时的封建，是中央领导，分封诸侯，换句话是联合国的组织，各个诸侯国有自己的法令、自己的文字，那个时候可以说“书不同文”，言语更没有统一，交通也没有统一，这是中国的封建，根本不同于西方那个封建。
当初翻译西方著作的时候，“封建”两个字用错了。我们把西方那个封建拿来做中国的封建，学术上根本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导致的后果相当严重。说起翻译西方著作，又是一个关于文化和出版的大问题，例如“经济”这个词，在中国文化本来是“经纶济世”的意思，包括政治在内了，也是近代翻译用错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些翻译的错误，随着书报一出版，就引发一连串错误。
周朝的封建，尽管许多没有统一，但是文化观念是统一的。中国文化基本用一个字可以代表——“道”。由“道”后来演变出儒家、道家、墨家等等诸子百家。道是什么东西？这是哲学问题，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讨论。
对于新闻出版业以及文化教育问题，我今天简略谈了这一席话。目的是希望年轻的一代自我反省，为后一代着想，努力为国家民族、为社会做顶天立地的事业。我现在90岁了，每日每夜都还在读书、做事，休息得很少。
……
我们选的几篇参考资料，来不及讲，希望大家拿回去自己研究。这些资料是古文，其实也不古，不过诸位年轻的朋友，很多从现代简体字的白话文教育入手，看不懂自己古代传统的文化，很难了解是什么意思，所以固有传统文化变成没有用的东西了。等于你把那个宝库的钥匙丢了，进不了门。只是听人家乱说，那个宝库里面都是糟粕垃圾，就把垃圾糟粕和宝贝一起丢了。第一篇《儒行》是告诉知识分子怎么样做一个读书人，人生价值、人生的意义、生活的做法是怎么样。第二篇是董仲舒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大家都说汉武帝因为听了董仲舒的话，专门崇拜孔孟儒家之道，不要诸子百家了。不对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们的对话是推崇儒家。这个《天人三策》，是跟汉武帝当面讨论的文章，汉朝四百年的政治安定与此很有关系。第三篇是《聊斋志异》中的一篇，我最近常跟年轻同学们讲“聊斋”。你们写新闻可以多研究聊斋的写法。有人问我，“聊斋”不是讲狐狸精、鬼吗？我说你们才活见鬼，这聊斋好像讲鬼，其实是讲人的，他借鬼骂人。聊斋每篇的后面有一个“异史氏曰”，这是蒲松龄自己的意见。怎么叫“异史氏”？因为满清来了，他不愿意投降满族人，宁可在路上开一个茶馆，过来过往听故事，他就写小说。他的小说写了以后，当时有一个学者叫王渔洋，非常有名的，听说有这个书，看了以后告诉他，给你十万两银子，你不要出书，书归我出。蒲松龄不干。后来，王渔洋给他写了一个序言，中间有首很好的诗，怎么写呢？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孤坟鬼唱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聊斋说鬼，说狐狸精的故事，有没有真的？很难考据。“姑妄言之姑听之”，他乱说，哎，我们就乱听。“豆棚瓜架雨如丝”，乡下老百姓吃饱了没有事，以前没有电视看，没有电影，坐在瓜架豆棚下面，带着小孩子，说鬼话，说故事，“豆棚瓜架雨如丝”，描写那个风景。“料应厌作人间语”，他说，蒲松龄把心境写出来，他自己也有同感，对于一般活人讲的话，感到靠不住，厌烦了，不如写点有情有义的“鬼”话。“爱听孤坟鬼唱诗”，还不如听鬼讲话老实一点。呵，你看了这个序言，这首诗已经骂尽天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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