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是享誉世界的汉学家，在西方中国史学界盛名数十年。他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著述，影响了无数读者，促使他们从新颖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自己国家的历史，发现其中暗含着的，共同参与构建今日之中国的一条条线索。本文摘自《开拓者》（北京大学出版社，年4月），是知名汉学研究者卢汉超先生对史景迁教授的访谈（有删节）。《开拓者》是一部中外著名史家访谈录，接受访问的学者均为各自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与铺路人，对当代历史学科的奠基和推进卓有贡献。
史学的艺术
——访史景迁教授
采访/翻译卢汉超
年4月，史景迁应邀到乔治亚理工学院(GorgiaInstitutofTchnology)演讲，我有机会和他在亚特兰大聚会了几天。史景迁当时刚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中国历史评论》希望我正式采访他，并将谈话稿在该刊上发表。所以我事先拟了几个问题请他评论。事实上后来我们的谈话属漫谈性质，大多是在一起进餐或下午休息时进行。
尽管是漫谈，史景迁很认真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并允许我将谈话录音。本文即根据我和史景迁年4月16日和17日在亚特兰大谈话的录音整理而成。
史景迁出生于英国，毕业于剑桥大学，年到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年获博士学位后即在耶鲁任教至今。他曾任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东亚委员会主任等职，并获美国国家文理学院、麦卡瑟基金会、美国国会图书馆、《洛杉矶时报》等机构颁发的各种荣誉和奖章。年6月，英国女王授予史景迁圣马可和圣乔治勋爵爵位。
史氏著作丰富，是当前西方史学界屈指可数的著作等身的学者。他的著作讲究文采，能做到雅俗共赏，在学术界外也有相当大的读者群，使他成为西方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者之一。
他的《追寻现代中国》（ThSarchforModrnChina），年出版，年再版，获英语世界非小说类图书大奖葛尔博奖(LionlGlbrAward)和亚太地区图书大奖柯利亚玛奖（KiriyamaPriz），年又推出修订第三版，是西方世界使用最广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之一。
史氏为人谦和，洵洵然有儒者之风。由于史景迁这个名字可以释义为“景仰司马迁”，我们的谈话就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
卢汉超：中国历来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譬如说，司马迁的《史记》就既是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文学作品；中国文学中丰富的笔记小说类作品，也往往是珍贵的史料。在我看来，您的作品也是两者兼而有之。《王氏之死》和《太平天国》，读起来就分别像一部侦探小说和一出历史悲剧，而它们同时又是扎实的历史著作。在当前西方的中国史领域内，您的这种研究和写作风格似乎是独此一家，但我倒觉得这有点像司马迁的中国式的“文史不分家”。能否请您对此略作评论？
史景迁：我的感觉是，将历史和文学合而为一与将历史和小说合而为一是大不相同的。当我们用“litratur”一词时——无论是指“文”或“文学”——我们是用它来传达一种品质，一种评判，或者是如何遣词造句。当我们用“fiction”一词时，我们是意指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除了广义上的合情合理外不必以事实为依据。
卢汉超：但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也包括小说。
史景迁：文学和小说往往不同。我想文学更是一种哲学传统。“Litratur”一词也与一种艺术传统相连。所以，如果说我把文学和历史相结合，这只是意味着我对史学的写作风格有着激情。你可以说在历史学者中我比较注意写作的效果，我试图把一本书建立在这样的架构上，使其既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并给所述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这就像运用艺术一样，使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的效果。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自觉，因为我热爱西方传统中的文学人物。
卢汉超：《史记》也创造了一种文学传统。中国许多成语和典故都来自《史记》。《史记》成了文化的一部分。
史景迁：是的。这许多的成语和典故给现代读者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对西方读者来说，因为我们拥有的（中国）历史知识远远不够，就像我这样的人缺少足够的历史知识。所以，读司马迁的时候我往往需要许多的注释来帮助理解。但一个受过中国古典传统训练的中国学者可以将读司马迁当成一种乐趣。
卢汉超：是的。许多的成语和典故都出自《史记》。
史景迁：《史记》的故事是如此地丰富。司马迁并不太在乎写实，他是在作一种道德上的评判。他有意用他的语言来造成一种效果。
卢汉超：您是否也有意作道德上的判断？
史景迁：是的，我也有一些道德上的目的。但我没有司马迁那样的精力或学问去做这些判断。我无法像司马迁那样对此坚持不懈。我是说，司马迁喜欢在章节结束时做一种道德判断，一般来说，我并不这样做。我愿意让著作的结构来呈现一种道德评说和道德环境。
卢汉超：昨天我们谈到了您的新作《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雍正皇帝对那封谋叛信件的处理方法与毛主席所采用的“反面教材”的策略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史景迁：我并没有作明显的对照。我将此留给读者去思考。即使读者不知道谁是毛，仍可阅读此书，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毛，尤其是在西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作明确的对照，因为这样会使书过时。我宁愿写一本不仅是属于大家都知道毛是谁的那个时代的书。
卢汉超：大部分的中国历史学者在他们自身领域以外影响有限。您在本领域内有很高的地位，在一般受过教育的大众中也有相当一批读者。您在学界以外的影响或许可以与费正清相提并论。在我看来，“象牙塔”里的学者能对外面的大众历史作一些贡献是很重要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使严肃的学术著作让一般大众能够接受的技巧和艺术。能否请您就此略作评论？
史景迁：首先，有影响和有冲击力可能不完全是一回事。有许多人读你的书，这固然是极好的事，但这不等于你对读者有很大的影响或冲击力。有许多人读你的书或许是说明你使人对此感兴趣了，而对我来说，这就很令人满意了。我愿意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我不认为我一直有一种强有力的道德上的目的，去直接影响人们的观念。
你提到了费正清。我很幸运能认识他，他是芮玛丽的老师，而芮玛丽是我的老师，所以他是我老师的老师，我的“师祖”。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和他相提并论。他是整个中国研究领域在美国的主要缔造者，而我并没有发展任何领域。我所做的主要是教学，总是尽力用我的智慧去帮助学生发展他们自己的思想，所以我从来不期望创建一个学派，如康熙学派或雍正学派之类。这是很关键的差别。
费正清（资料图片）
费正清的大部分著作都旨在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他那本《美国与中国》尤其如此。此书极为成功，其影响深远是因为费正清的目的就在于辅助美国的政策。而我写作的目标是鼓励人们了解中国。即使是一本看来有点像人们所说的通俗历史，我总是试图提供一些进一步的读物，告诉人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希望他们能培养出自己的个人兴趣。我希望激发人们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愿望，让美国人或欧洲人或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阅读我写的东西——这是我喜欢看到许多不同版本译作的原因。
他们也许说，“我很喜欢这本书”，或者“我有点喜欢这本书”，但关键在于，他们说“我现在想要进一步阅读和知道更多（关于中国的）知识”。即便我的书看上去有些像人们所说的大众读物，但我总是为读者提供了专业的和更深入的阅读书目，告诉他们下一步怎么走，希望他们能够发展出自己的兴趣。但就政策实施而言，这样做的结果难以判断，因为我的书最终可能会使读者对中国抱有同情感，也可能抱有敌意。我总是力求创造一种行文上的平衡。你当然没有必要总是在做道德评判。你做的是一种风格评判（astylisticjudgmnt）。
卢汉超：所以您的兴趣主要不在于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史景迁：我的兴趣在于引起人们对中国的兴趣。如果说我有一个学派，那这个学派就是促使或鼓励读者去思考：“这真是一个复杂而有意思的社会。那里有些我们西方人闻所未闻、思所未思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中国，或者即使是与中国共事而不理解它，我们也应该对此有所思考。”
我们需要努力去了解。我们需要让中国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故事，而不总是告诉他们应该对我们讲些什么。所以只要有可能，我总是试图让中国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陈述，例如在《天安门》一书里。在《王氏之死》一书里，我用地方志的材料，让地方志的编撰者讲他们的故事。
《王氏之死》一书封面
卢汉超：说起《王氏之死》，您在书里也用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我当时读了有点诧异。您知道我是在中国受的史学训练。在中国，历史学家一般不用《聊斋志异》或《红楼梦》之类的材料。
史景迁：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是小说。但同时我们知道蒲松龄正是生活在本书所涉的时代。尽管是小说，它代表了一种见解。我们在《聊斋志异》里看到了蒲松龄本人。蒲松龄还写了许多掌故笔记之类的东西。尽管这些不是确切的社会史，但我们却能说这些著作代表着当时的思想概念，还是可以加以利用。
蒲松龄写了他的家乡和附近的地区，他写了流浪汉、小贩、街头变戏法的，以及在社会上毫无地位、可以统称为游民的人们。我们还从他的著作中了解到他当时正在郯城（《王氏之死》一书发生的地点）。他的故事中有一个就确切地发生在郯城之南，在一个坐落于从郯城通往江北沛地大路边的小镇上。所以我想蒲松龄是他那个时代一个中国人的声音，而《王氏之死》正是为了表达当时中国人的声音。
而且，蒲松龄还对中国人怎样对待和使用暴力感兴趣。所以并不是，“我猜想这事发生了”，而是，“我们知道这里有一桩谋杀案，我们知道蒲松龄很西藏治疗白癜风的医院北京看白癜风哪家医院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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