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文学看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
引言
在血缘亲姻和家庭宗族基础上产生的中华文化具有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体现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学作品中。这就是“维新”的变革思想，即在不动摇旧秩序的前提下缓慢推进变革。只要旧秩序能够维持或是有合理性，那么新的文化元素总是遭到抵制，而新文化的兴起总是伴随着一个旧有秩序的崩溃，这是古代中国一直难以跳出的循环。
Part1
维新：对中国文化内在逻辑的概括
海陆的天然屏障造成了古代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缘环境，这种封闭既保证了古代中国的平稳发展，也使得守成的基因在历朝历代从未湮灭。在这个前提下，家国同构、国先于家的精神贯彻到对历史与现实、男性与女性、自由与责任等一些列社会关系的处理之中，而这些社会关系的定式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受到冲击，到清代，传统的文化理念与多元文化的需求空前碰撞，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各类文化观念在文学的舞台上激烈交锋。文学与文化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影响，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与批评者会不自觉地将自身的精神品质融入语言文字，文学作品也就不可避免的地打上文化的烙印。通过下面的论述，这一伴随中国文化不断延续的内在逻辑或可浮出水面。我们称之为中国文化的“维新”特质。
Part2
清代文学选集与批评中的正统观念
文学选集反映了选家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特质以及选家自身的世界观和对历史文化的态度。清代涌现了大量高质量的前人作品选集，如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上疆村民的《宋词三百首》，吴调侯、吴楚材的《古文观止》等等。其中《古文观止》选篇的历史跨度大，较其他两个集子能够更好地反应选家的历史文化的态度，这里先《古文观止》为例，探讨中国文化“维”的一面，即守成的逻辑。
《古文观止》按照时代先后顺序选录东周至明代文章凡二百二十篇，都是公认流传甚广、影响深远的古文。但不可否认的是，吴楚材、吴调侯在选篇的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的批评意见，通读全集，实用性文体的数量占了绝大部分，而纯粹文学作品数量不多，不难发现选家对文章内容与思想的偏向，那就是“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辨字句语毫发之间”[2]。吴楚材在的这番话，恰如其分地照应了《古文观止》“文以载道”[3]的选篇原则。例如中华书局编辑部在年重印的年版《古文观止》再版说明中说：
《古文观止》编者重视“文以载道”，轻忽写景抒情……先秦文偏重《左传》而不收诸子，两汉文只取《史记》而排斥汉赋，三国六朝文入选比例太少，而辽、金、元三代文章竟付阙如……[1](册1序,p1)
自儒学成为官方哲学，尤其是理学之风兴起以后，文学的创作与批评都尊崇士大夫仁义、忠诚的正统观念，伤春悲秋的歌赋和取悦世俗的小说不被以士大夫为主的文坛认可。不仅如此，释家文章雅俗相杂、超脱现世的文风也招致儒家的批评。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文学批评中。清初大儒黄宗羲曾批评宋濂塔铭拘泥于对僧人得道的冗长叙述，“行文松散粗粝，倒却了儒者架子”[4]，而对于当时风行的塔铭写作风格，方苞则直陈“用佛氏语则不雅”（《答陈夔州书》）[5](p)
坚守文化正统一方面是文人面对政治氛围和舆论环境的必然，也是文人士大夫传承中国文化的责任感使然。鸿儒大家多以文化正统自居，排斥文化革新、批判诸子百家和市井文化的做法集中体现在文学选集和批评领域，而这一领域的正统观念则是古代中国文化正统理念的一个缩影。清代空前繁荣的商品经济壮大了市民阶层，扩大了市民文化的需求，然而剧增的需求并没有导致文学的剧变。向历史看、向上古圣贤看，一方面诞生了清朝辉煌的训诂考据之学，一方面也禁锢思想、僵化创作，这种观念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中心观念与守旧主义，但对自身文化的坚定信念值得我们借鉴，并可能使之成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生命力的来源。
Part3
女性别集序言的矛盾表述
与女性地位维新
女性意识增强是清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清代涌现了大量具有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和女性创作者。但受到传统的男尊女卑和妇道观念的束缚，包括女性作者自己在内的清人都对女性文学和女性的社会身份缺乏开放的认知。当时社会不鼓励女性积极争取功名，依照理学观点要求女性专注分内之事。因此，一些通过自身努力或在亲友帮助将诗文付梓的女作者往往在自序中为自己的“妇道”辩护，如：
每针停绣榻，人倦倚窗。春院花开,秋轩月上。值刺绣之闲暇，感时光之绮丽。缠绵悱恻，不无遣兴之思;月露风云,颇有谐声之作。[6]
余少耽吟咏,砚匣笔床,无时离手。年长以来,随夫子宦游四方,意与岁驰，此事遂废。[7]
女作者在自序中强调自己是“针停”“人倦”时完成集子，从侧面反映出其从道义上是把所谓妇人本分与文艺创作是对立起来的。可以想见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表达并非作者本心，而是在封建桎梏下，在维护自己名声与流传文学成果之间的无奈妥协。
如果说女性作者是男权社会架构的受害者，因而不得不用这种近乎挣扎的方式自卫，那么男性文学家在为女子之集作序时的态度就颇值得玩味。为女性作者写序的往往是亲人或是师长，例如乾隆时期女诗人鲍之兰《起云阁诗钞》便是由其兄之钟作序，在字里行间，之钟通过对之兰品德修养、安守本分乃至“自我扼杀”的描述，达成对之兰妇德的维护[8]。
在历史长河中，无数女性作者只留下甚至没有署名的残片断句随时间流驶，大量的女性文字在沧海横流中被主流文坛的光辉所埋没。于是便可以理解，她们，以及与她们相关的“他们”为流传这些作品所做的尝试，看上去矛盾，却是“纠缠在文字之下的真实”[9]。
清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女性在生产——主要是纺织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商品经济中雇佣关系的出现打破了男性垄断社会劳动的局面，相应地，女性的文学创作与政治诉求——主要是改变社会地位的争取——也不可阻挡地闯进清代社会的议事日程。社会变迁从客观上迫切要求革新男尊女卑的古老秩序，而中华帝国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和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却为这样的革新制造难以逾越的障碍。客观要求与主观保守的交锋，可能是清代女性别集序言中矛盾现象的思想动因。
拓展到文学以外的领域，清代社会转型期内类似的矛盾对立多如牛毛。我们能够看到，不论是男女社会地位之争，还是农商政策之辩，都是守成与革命的对立统一，也就是一种“维新”的社会运行状态。当“维新”不能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时，古老的帝国从外部被打破也就不足为奇了。
Part4
“经世济民”观念的保守与进步
有别于游世型的道家的“真人”和出世型的释家的“佛”，儒家的理想人格是积极入世的圣贤。儒家把上古三代君王和孔孟作为古代圣王，所崇尚的乃是“内圣外王”。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忧患意识和经世胸怀。
清前期社会稳定，粮食产量得到了可观的提升，人口总量也持续增长。以清前期山东省为例，顺治十八年(AD1)山东垦田面积仅有74万余顷，到康熙二十四年(AD)已增至92万余顷，相应地，康熙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21.8‰.[10]人口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科举考试人数的增加。有限的官员职数在庞大的参考人数之下显得杯水车薪。但大量的士人并没有因为名落孙山而放弃经世济民的理想，而是把自己那点并不广博的学问用来教化乡里，泽被万民。我们看这样一段文字：
长兴徐公柬始“游邑诸生间，莫能厚遇”，以教授生徒为生，尝言:“嗟乎!大丈夫生不能游大人以成名，即当效鲁仲连，布衣而排患解纷，令千里诵义耳。终安能呕呕为章句师，坐帷中日夜呻其佔毕，从群儿取精自食乎?”徐公柬未能科场扬名、厚于所遇……立志效仿齐地先贤鲁仲连，扶危济困、勇于担当,“好问民所疾苦”，为百姓实利悉心谋划……虽然徐公柬未能“游大人以成名”，但他依然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以己之力践履士人之责，充分实现自我价值……[11]
中国士人经世济民的使命感不为自身境遇和历史时期而转移，这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士大夫精神”。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下，士人不仅在政治体制内对国家治理做出贡献，而且在民间针砭时弊、启发民智。蒲松龄于顺治十七年(AD0)、康熙二年(AD3)和康熙十四年(AD)三次应乡试未中，自诩“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12]，搜集神鬼传说，结合自己对社会与政治的理解，为后世留下了“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13]的《聊斋志异》。作为一部志怪小说，《聊斋》却或隐或现地触及社会的黑暗，把士人强烈地济世责任感藏进荒诞惊悚的故事里。
孟子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在封建社会末期我们看到，无缘官场的士人往往不愿拘泥于个人道德的完善和家庭的教养。他们把自己当做江湖之远的命官，把毕生的精力放在人民中间，把自己的才学点成照亮社会阴暗的烛火。事实上，这种不肯独善其身的精神，溯其根源，盖可追至家国同构的古代中国政治治理模式。因为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从未像西方社会那样对立，甚至极少分离，所以个人价值的实现总是与其社会属性交织在一起。国家建构与儒家教化几千年的济世情结根深蒂固，这是“旧”的一面，但绝对的守旧是不存在的，守旧同时意味着发挥旧有秩序中的积极因素来改造社会，就在这“旧”的思想指导下，文人士大夫前赴后继地为社会创造了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这便是“新”的一面。“维新”的缔造者往往只是为了延续原本的生活方式而做出一些改变，但当这改变的量变达到质变，新的社会关系便也呼之欲出了，士人也终于在另一个维度上完成了“经世”。
Part5
结语
自文字诞生起，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在逻辑就通过文字载体代代相传。处在近代前夜的清王朝，这种罗辑已经发展得极为成熟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鲜明特质。从著家和评家的信念坚定或摇摆不定中，那个社会转型期正统与多元的矛盾、秩序与公平的矛盾、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使得中国文化守成与创新的较量达到一个不稳定的平衡，晚期封建社会也就在这种平衡中艰难前进。当这种稳定被打破时，古老的国家也就走到了近代的前夜。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就像毛泽东同志所说：“没有眼睛向下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14]要明白中国文化的特质，不能眼盯着庙堂之高，而要把目光和指尖放在江湖之间，放在那些并不完美的字里行间、那些被时代洪流忽视的群体之中。这些社会基层文化创作与批评者的视角，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守成与创新的艰难抉择，他们被时代大潮左右，也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发展。中国古代文化这种特征也是这样。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伴随古代中国发展的始终，但在革命的旗帜掀起的时候，它便隐入时代的幕后，待盛世清平之时，再出来维护社稷的平稳与渐进。
注释：
[1](清)吴楚材吴调侯选：《古文观止》.[M].北京:中华书局，年，第1册，第2页
[2](清)吴楚材吴调侯选：《古文观止·序》.[M].北京:中华书局，年，第1册，第2页
[3]北宋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的主张，实际上是把文学作品的道德教化功能提升到文学艺术性之上，把文字看作是传“道”的工具；而二程所说“作文害道”则更进一步，把道德性与文学性对立起来，根本否定了文学艺术价值存在的合法性。见王慧.谈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J].语文教学通讯·D刊(学术刊),(03):89-91.
[4]戴菁.论黄宗羲“作文不可倒却架子”观——以其塔铭批评与创作为中心[J].北京社会科学,(02):21-30.
[5](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6](清)谢香塘：《红余诗词稿自序》,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初编》（下册）.[M]安徽:黄山书社，年，第页.
[7](清)方芳佩.在璞堂续集自序.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二二编.上册.[M]安徽:黄山书社，年，第页.
[8](清)鲍之兰：《起云阁诗钞》.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三编》上册.[M]安徽:黄山书社年，第页
[9]戴菁.清代闺秀诗人“传名”意识探幽——以女性别集序言为考察中心[A].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文论的学术史——《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43辑[C].: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15.
[10]闫娜轲.清代山东府县人口考论[D].曲阜师范大学,.
[11]张烨.明清时期山东地区基层士人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12](清)蒲松龄著朱其铠主编：《全本新著聊斋志异·聊斋自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第1页.
[13]郭沫若语，见《历史之魅·人文碎片》，《文史天地》杂志社.编.[M]贵州:贵州教育出版社..10.p48.
[1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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