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昕做客文学生活馆，以“文化史角度下的《聊斋志异》阅读与批评”为题，向听众解读了蒲松龄的名著《聊斋志异》，深刻分析了书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作品富有特色的修辞策略及其文化史意义。
《聊斋志异》大为传诵，王昕教授认为单从政治史、经济史角度很难挖掘聊斋光怪陆离的虚幻世界的内在蕴涵，因此她选择从文化史角度更加切近地探讨蒲松龄怎样塑造了这样一个花妖狐魅的世界，以及由此反映我们祖先对世界的理解，发掘作品深刻的意义和价值。
一、由虚幻达成的病态美《聊斋志异》往往以非现实性的女性人物承担主题与价值观的体现，或者用来提供奇幻的意绪和色彩。陈寅恪曾说：“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讬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妍质”“清言”“风流放诞”这些在北方农村看来很奢侈的女性气质，是《聊斋志异》大量虚幻女性存在的动因。
关于女性的“妍质”，《聊斋志异》确实达到了其时病态审美的极致，集中体现了清代对女性特质的意识形态建构。缩减的身体、稚弱的年龄、如幻的姿容，这些美丽是模式化、标准化的，达到了夸张的程度。那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秀曼都丽，世罕匹见”的人物并不符合北方女性的形貌特点，而是按照主流审美观念妆点、虚构出来的。明清仕女画有所谓“美人一根钉”的说法，集中表现了这种病态的审美理想———面貌秀美，细眉长目，神情幽怨，脖颈修长，双肩下溜，一副倚风娇无力的怠惰、羸弱摸样，有淡逸的气韵而无生命灌注的质感。“盖既欲其似美人又欲其不类时世真美人，尤欲其不俗而不背于古法。”所谓“时世真美人”，就是现实中的女性。她们有着各自的生存逻辑、满是欲望的肉身和难言高雅的个人气质，这类“真美人”还有真实肉身的体积感，难得长成“一根钉”式的病态身姿。因之，小说中女性的“妍质”，只能从虚幻的或未成年的女性身上找到依据。飘渺的鬼魂或者异类的精灵固然是民俗文化中现成的材料，而蒲松龄接触过的江南雏妓可能也是她们的原型。
蒲松龄对狐鬼女性的形貌塑造是循着轻小、娇嫩，有着病态美的身体展开的。
首先，身体轻小。因为并非人类，狐鬼女性身体特别轻小，如《鲁公女》中的鲁公女生前是一位爱好打猎的英武女子，身为鬼物之后，则身轻如婴儿，没什么重量，因足弱衣长，行动需书生“抱负以行”。其次，韶华不老。女性主人公的年轻貌美是爱情故事构成的首要因素。聊斋所写女性，大多为二八女郎，如伍秋月年十四五(《伍秋月》)，白秋练年十五六(《白秋练》)，莲花公主年十六七(《莲花公主》)。这些在今天看来还未成年的女性之所以成为主角，是由彼时早婚的习俗所决定的。《钦定大清通礼》记，“男年十六以上，女年十四以上，身及主昏(婚)者，无期以上服，皆可行。”再者，病态的娇弱。女鬼伍秋月未及日而复生，骨软足弱，“十步之外，须人而行，不则随风摇曳，率欲倾侧，见者以为身有此病，转更增媚”。云萝公主比“豌豆公主”还要娇贵，行动需人夹持，坐则以足踏婢女背，“四肢娇惰，足股屈伸，似无所着”，一件鲜衣在身，竟被视为“尘浊之物，几于压骨成劳”。
再看“清言”。清言指高雅的言论，能发清言的女性，要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明清时代北方教育普遍落后，妇女能识字者很少且民风朴陋，农村女性更是不知修饰。明清人的笔记与小说也印证了北方“时无佳人”的情状。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燕赵古称多佳人，以予所见，都城而外，其村居而野处者，苟非黄面瞿昙，即属黑头包老，鲜有一白皙可观者。抑且癭瘘拥项，何问蝤蛴，复履撑舟，可知莲瓣，盖亦风土淳朴之故也。”据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载，当时的北方女性大都缺乏文化教育，能“读书写字并谙晓算法者”寥寥，明代宫廷不得不取江南女子为女官，“不独取其美丽，亦以慧黠堪给事左右”。撇开天然形貌这一点，明清时北方文化相对落后是“时无佳人”的主因。
最后看“风流放诞”。这个词可以属之名妓、狐鬼，却无法施之于良家女性以及为社会伦理所包容的婚姻关系。《聊斋志异》狐鬼的风流放诞，除了凭空想象之外，更多的可能就是在民间性越轨风气之上的叙事建构或变形表现。
总之，对当时社会的文化审美观、北方女性生存状况及体格特点有了些许了解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蒲松龄将美丽属之狐鬼与虚幻女性的必然性。化身女性的精灵大都是小而优美之物，狐鬼之外，大多都是花、鸟、鱼、虫一类细小之物。如菊花（《黄英》）、牡丹（《葛巾》、《香玉》）、乌鸦（《竹青》）、鹦鹉（《阿英》）、扬子鳄（《西湖主》）、鳖（《八大王》）、白骥豚（《白秋练》）、青蛙（《青蛙神》）、老鼠（《阿纤》）、香獐（《花姑子》）、蜂（《绿衣女》、《莲花公主》）等。可以说，小说中女性虚幻的身体与实在的人物相比，能极大地满足明清社会主流的病态审美意识，虚幻使这种病态美学达到了极致。
二、虚幻达成的修辞策略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女性人物谱系上，狐鬼的虚幻身份为逾越道德规训的女子提供了庇护。如《倩女离魂》中的张倩女、《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无论是魂离肉身，还是死为情鬼，她们还是普通的钟情女子，蒲松龄表现的却是多情多欲的越轨女性。在其虚幻身份掩饰下，这些女性享有正统社会不敢谈论的大胆放纵的性自由。陈寅恪把它说成是属于江南名妓的“风流放诞”，故而有研究者认为，“奇幻女性与现实女性的特殊阶层———妓女，有着本质的相似，她们在存在的前提和身份地位上极其相似”。然而细读文本，我们却更多地感受到这些人物身上所散发出的原始朴野气息，与精明的商业化的青楼行径并不合调。那些与书生们相逢于路便结燕好的虚幻女性，像《荷花三娘子》中的狐女、霍女(《霍女》)、侠女(《侠女》)等，实际上是乡野性生活的写实与影射，显示了民间勃勃的野性和风流女子放荡任性的生命追求。
狐狸既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常见主题，也是延续千年的宗教现象，在民间受到普遍的信奉和祭祀。民间信仰的因素是我们解读《聊斋》虚幻女性的另一个重要角度，这种信仰背后的权力运作与政治意义，尤其需要纳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狐仙信仰庇护了游走在道德灰色地带的欲望追求，像是性交易，或是偷这家给那家。”在《聊斋志异》的狐精故事中，这些“道德灰色地带”，正是令文学创作获得自由发挥的夹缝。
来自民间的宋元话本，像《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蒋淑真刎颈鸳鸯会》《金明池吴清逢爱爱》等出现了一批“多情女儿”的形象，即所谓“春浓花艳佳人胆”中的佳人。这些出身市井的下层女性较少伦理观念的束缚。《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写一位“十五六岁花朵般多情女儿”卢爱爱，“见了三个子弟，一点春心动了，按捺不下”，竟至相思而死，死后紧紧追随少年吴清，又赠金丹，成就其现实中的姻缘。故事结构同《聊斋志异》十分接近。但在大多数话本中，说书者的教化姿态往往带来情节的急转和迂腐的教训，如《蒋淑真刎颈鸳鸯会》中说书人秋山的一首《南乡子》:“举青锋过处丧多情，到今朝你还为省!送了他三条性命，果冤冤相报有神明。”显然，“青锋过处丧多情”是冷漠的道德训诫。话本小说把女性的“多情”视为祸患和教训，所以这类“多情女儿”的故事难得有轻松愉悦的情调与氛围。
实际生活中，婚外性的存在又是什么状况呢？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以清代留下的刑事卷宗为线索，窥察当时社会下层的性生活状况。依据研究者对清代诉讼的考察，清代民事案件可归为土地、债务、婚姻、继承四大类，其中婚姻类案件占总数的22‰，而婚姻类案件中通奸引起的纠纷，估计占到一半到三分之二。郭松义先生曾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婚姻奸情类”档案做过统计，乾隆年间，各省上报朝廷批决的婚姻类奸情类命案平均在件左右，其中因奸情引发的约为—件，“通奸和奸杀案件的频发，也能看出在当时，男女私通属于社会上经常可见的、不可忽视的事实”。男女非婚姻状态的性关系，本是处于潜隐的、边缘的生活中，虽然民间说书人历来用“近奸近杀”的套话总结类似事件的教训，但此类隐秘事件上升为恶性刑事案件的比例毕竟只占极少数，大量的婚外性关系还是以隐蔽暧昧的方式自然而然潜在着。
对《聊斋志异》产生的时代与地域的日常生活还原，为我们重新审视其中花妖狐魅提供了帮助。一是民间存在的性饥渴和性放纵比我们想象的要普遍，这种氛围造就了某种文人与百姓间乐于挪借狐鬼身份，以隐喻实际生活中的越轨行为与心理的时代环境；二是狐鬼的非现实性，将民间开放的婚外性行为合理化了。
三、虚幻女性的文化史意义“花妖狐魅”由虚幻达成的美和由狐鬼形象达成的对多情女性的建构策略，是《聊斋志异》非现实人物的两个突出特点，其意义和作用在于使小说能够容纳更广泛的人类经验与主观色彩。
首先是小说表现人类经验领域的扩大。作为叙事文学，小说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告诉读者，而生活与文学的表现里则有着诸多约定俗成的禁忌与难以表述的情形。
在民间社会，这类天地间的自然之情早被里弄童孺喧于众口，并被文人称为“天地间自然之文”，这就是明人十分喜爱的民歌。在冯梦龙编选的《挂枝儿》《山歌》中，表现男女私情的内容甚多，颇可窥视当日男女交往之自由与热烈，并未被贞节观念压制。这类写两性之情的“时尚小令”，“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很好地说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相通的，近乎天性。袁宏道称之为“无闻无识真人”所作的“真声”。但这种“真声”，只能由“无闻无识”的下层人来抒发，文人写这些男女时就要有一定的态度、一定的立场，要与儒家伦理意识相一致，所以，话本和世情小说都有一个写淫妇的情节框架及评价套路，舍此之外，无以自处。
另外，蒲松龄可以不持道德立场地表现女性的性越轨，并对她们的放诞不羁作出“侠义”或者“去就分明”的肯定性评价。这套价值观和评价体系是建立在人物的虚幻身份基础上的，离开了“花妖狐魅”的情景设定，红玉、侠女就是私奔的妇人，而霍女、荷花三娘子和李瓶儿、宋惠莲也并无二致。因而，《聊斋志异》的非现实女性人物对主流的伦理框架来说是打了个擦边球。借助虚幻性这种修辞手段，蒲松龄开出了一块伦理道德的化外飞地，把民间底层社会的生活与精神面貌反映了出来。
总之，只有尽可能地细致还原文化的综合语境，才能理解小说人物何以产生、何以如是，并作出更有建设性的阐释与判断。
（图片来源网络
编辑：单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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