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定青山不放松”
——冯其庸“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叙论
董志新
《红楼梦学刊》
二〇一七年第四辑
我与冯其庸先生直接交往较少，只是有几次当面听他讲演。对他的通观博识，思清语朴，烙印深刻。但是，我与冯先生“神交”已久。约十年前，我为拙著《毛泽东读红楼梦》(年万卷出版公司出版)一书撰写《后记》时，曾经说过对“冯其庸等开一代新风、对红学发展贡献显赫的红学大家”，“折服敬服之心，难于言表;问学向学之意，萦回脑际;对他们那费尽心血的笔墨，总恨读得太少，懂得太浅。”①冯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曹学叙论》、《红楼梦概论》、《论红楼梦思想》、《石头记脂本研究》、《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书，案头必备，时常翻阅，有些书的章节乃至细读数遍。我的一些红学见解，是受了这些书籍的启迪而后形成的。
冯其庸先生留下众多的红学遗产驾鹤西去，回顾其红学道路，总结其学术实践，从中可以看出，其重要的红学遗产之一当有他对“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方法和指导原则的坚守与践行。
一、识力:时代命题与学理阐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冯其庸先生发表了《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说是“几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主题。第一节的标题是《研究〈红楼梦〉还要不要马克思主义》，其他问题——“如何看待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的一些意见”、“关于考证”、“关于思想和艺术的研究”，只不过是这个主题的充分展开。这篇近四万字的学术长文，代表了冯其庸对“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成熟思考，是他着眼全局、着眼长远解决红学发展根本问题的成功尝试。从他此后三十余年的红学实践中，处处可以感受到这个成熟理性认识的支配力量和积极影响。②
“研究《红楼梦》还要不要马克思主义?”冯其庸尖锐地、严肃认真地也是毫不避讳地把这个问题提到红学界面前。显然，这一问题关系到新时期红学研究方法的调整确定和红学发展方向的拨正指明，也就是说事关红学的根本大计，不可不辨，不可不察!
冯先生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出于对当时红学生存状态的客观考察:一方面是在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帮红学”的基础上，红学又有了新的繁荣发展的气象。从年到年，红楼梦研究所、中国红楼梦学会正式成立；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首届全国红学讨论会先后召开；《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相继创立，这些都是红学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件。相随伴生的是红坛论辩空前活跃，红学界一派百花齐放的景象。另一方面，冯先生也观察到:“在讨论中也反映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派别，例如索隐派和自传说，近几年来就颇有一些活跃，我就接到过几部索隐派的稿子，还是大讲《红楼梦》是反清复明，袭人就是龙衣人，宝玉就是传国玉玺等等，也看到过公开发表的这一类的文章。自传说也并未绝迹，只不过是有所变化而已，至于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这部小说，考证小说的作者以及与这部小说有关的一些问题，则更是屡见不鲜。”③
从年“批俞评红”大讨论中毛泽东等人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研究方法以来，到年前后再度掀起新的红学大潮，这种研究方法已被运用近三十年。也就是说它在红学实践中迎接挑战接受检验近三十年。冯先生敏锐意识到:“索隐派和自传说”的“活跃”“这种情况，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红楼梦》的研究，马列主义还有用没有用?是用马列主义来研究红学呢?还是回到唯心论的老路上去?这就是当前的红学研究中不能不加以思考和认真解决的问题。”④
这显然是决定“红学向何处去”的一个时代命题!冯先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总结历史经验，用事实说话，并给予学理的阐明。他这样描述索隐派旧红学对解读《红楼梦》的无能为力:“旧红学派写了几十万字的索隐，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够真正认识和解释这部书的真实的内容，他们更理解不了作者深广的忧愤和深邃的命意，他们实在是瞎子摸象，乱猜一气。”⑤
他在肯定“新红学”用考据学和实验主义摧垮了当时盛极一时的索隐派的历史功绩后，指出其“自传说”在解释《红楼梦》这部巨著时的“碰壁”窘境:“新红学派依据考证出来的作者的家世史料而建立起来的自传说，这个新红学派最根本的理论和观点，以及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等等的说法，仍旧没有能够解释这部巨著。”“何况他们还说了不少引人走上远离这座艺术之宫的大门的歧路的胡话。……他们仍旧只能在这座艺术之宫的宫墙外彷徨，甚而感到越弄越糊涂。这表明着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武器，都只能碰壁而止，他们再也无力前进一步了!”⑥
他在与索隐派和“自传说”的比较中，评价了年“批俞评红大讨论”中“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带来的新变化和新面貌:“从此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论代替了陈旧的钗黛合一论、怨而不怒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理论代替了新红学派的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主义的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史料考证学代替了以自传说为目的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考证学。从此，红学才真正出现了划时代的带有时代特征的崭新面貌，而且朝着‘所向无空阔’的广阔前景迅速发展。”⑦
事实胜于雄辩，实践产生理论。看真切历史事实，提炼好实践经验，冯先生得出新的理念和认知:“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地解释这部巨著，才能给红学注入新的富有生机的内容。其他不论什么主义，都无力对这部巨著做出科学的、全面的、正确的解释。当然，这并不排斥他们对这部书的某些方面能够做出合乎实际的解释，甚至提出某些精辟的见解来。然而，要使红学能够真正成为科学的红学，要能够完整的、正确的、科学的来解释《红楼梦》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毕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做到。”“重要的是红学的继续发展和取得更大的成就，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⑧
在多年坚守和践行“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文学批评方法的实践中，冯其庸对这里笼而统之地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有具体的解释:(一)是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二)是指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三)是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如现实主义文艺观和典型论、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文艺与科学的“双百”方针等等。(四)是指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这里，它包含一整套文艺理论的科学体系，是发展的有生命力的能够解释各种文艺现象和文艺问题的完整学说。
有道是:马克思主义是观察事物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冯先生在《红楼梦》的评论发生变革的时代，头脑清醒，目光如炬，识力非凡，本身也是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和威力。
二、定力:考验挑战与发展机遇
坚守“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文学批评方法和指导原则，在学术实践活动中遇到了各种思潮涌起的挑战和考验。这里说的“各种思潮”，既有标新立异与时俱进的新思潮的时时涌现，又有乔装打扮改头换面的旧思潮的沉渣泛起。正确的、科学的新思潮的出现，在扩大了《红楼梦》的研究视野和领域的同时，对“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研究方法，能否适应新的学术环境，能否迸发新的学术活力，能否超越各个学派和各种研究方法，处于主流红学的领军地位，继续推动红学的全面发展，不止是一个检验，也是一个考验。而有些难于与学术为伍的旁门左道，也打着漂亮的旗帜，掀起一股股“学术”浊流和“文化”闹剧，影响着主流媒体、大众舆情和话语世界，污染着学术生态环境，挤压着学术生长空间，使新时期红学不能健康发展。
在接二连三难缠纠结的考验挑战面前，冯其庸先生突出重点，抓住要害，从“研究方法”这个根本问题切入，实事求是、有理有据、辩证科学地回答了怎样评价“毛泽东评红观点”、怎样评价“新红学”的考证、怎样对待新出现的各种研究方法和学术流派等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在红学风雨中坚守着正确的学术立场，从而体现出他那“咬定青山不放松”⑨的坚韧精神和学术定力!
(1)怎样评价“毛泽东评红观点”?
“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研究方法，不仅为毛泽东所首倡，而且为毛泽东将其推向红学界、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毛泽东并身体力行，将其娴熟地运用于《红楼梦》评论实践，产生了一系列“评红观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质疑“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文章，首先把注意力倾注到质疑、批判乃至颠覆“毛泽东评红观点”上。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个问题有相当的复杂性:一方面，毛泽东的评红谈话传播形式特殊，有正式公开发表的，有只在相关人员中内部传达的，也有纯属个人私下传抄的，有些观点又与“四人帮”的“帮红学”的某些内容搅和在一起；另一方面，揭批“四人帮”与反对“现代迷信”的政治运作，又使曲解误读“毛泽东评红观点”的行为有了某种“合理”的、“适宜”的借口和时机。在这样的红学生态背景下，冯其庸的评价“毛泽东评红观点”，可说既大胆敢为，又小心慎行;既着眼大处，又着手细处;既凭学术勇气，又靠学术底气。
他的办法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正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点之一。他认为毛泽东对于《红楼梦》的许多讲话，有几种情况要区别。(一)就讲话内容来说，有的是针对《红楼梦》本身及其有关的问题讲的，这是名副其实的关于《红楼梦》的讲话；另有一种是引用《红楼梦》的语言、人物、情节来说明别的问题，不是谈《红楼梦》本身。(二)就讲话发表的形式来说，一种是形成了正式文件，并公开发表；另一种是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和公开发表，只是私下传抄着。(三)内部传达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周恩来总理传达的，这当然可信，与其他传抄的东西也有区别；二是经江青或“四人帮”传出来的，且加进了“帮红学”的内容，不能与周恩来总理传达的讲话混为一谈。在具体分析有所区别之后，冯其庸判断：只有正式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的讲话或文件，才可以作为毛泽东对《红楼梦》的正式意见，而“文革”中私下传抄的文字，即使确实是毛泽东同志讲的，也还不能把它与正式发表的文件一样看待。应当说，这是较早对毛泽东红学文献的清理所得出的正确结论。
在对毛泽东红学讲话内容和传播形式做了辨证的具体的分析之后，冯先生又从“公开发表的正式文件和群众传抄的抄件”两个方面讨论了“毛泽东评红观点”的是非曲直。
在“公开发表的正式文件”中，他认为有三件是正确的，是起积极作用的。“我认为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在这封信里……四点原则性的意见，即批判唯心主义，提倡用马列主义研究古典文学，研究《红楼梦》，提拔新生力量，团结知识分子，这四点基本精神，我认为现在来看，也还是正确的，在当时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个文件，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里关于《红楼梦》的一段(即关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生活时代、出现大观园里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乾隆时代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但还是封建社会的谈话——引者注)”，“是讲得很深刻的，富有启发性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见解，是对曹雪芹这个作家，曹雪芹的时代以及贾宝玉这个艺术典型的高度概括的纲领性的论述，它对于我们研究《红楼梦》来说，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正式发表的第三个文件，就是《论十大关系》，其中有一段话”(即那段著名的关于“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的讲话)。“毛泽东同志把《红楼梦》与我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等并列起来，这是对《红楼梦》的空前的高度评价。”⑩
在“群众传抄的抄件”中，冯其庸先生讨论了四个问题，即四个“毛泽东评红观点”：关于“政治历史小说”的提法、关于第几回是纲的问题、关于隐真用假爱情掩盖政治问题、关于四大家族兴衰史、形象阶级斗争史的提法问题。对这四个流行时间较长、传播范围较广、经常被评红文章暗引明提的“毛泽东评红观点”，冯其庸先生不仅仔细梳理了它们的源头出处，而且摆事实，讲道理，条分缕析，层层剥笋，理从事出，论从史来，予以公正客观的评说，廓清了笼罩其上的种种迷雾，还其本面真容。
如“政治历史小说”的提法，冯其庸认为“是不妥当的”。并指出它出自时由“四人帮”控制下的《红旗》杂志和受其影响的《北京日报》的评论文章。也就是说，这里可能有误抄误传的成份。毛泽东两次提“政治小说”、三次提“社会历史小说”，却没有提过“政治历史小说”。被捉刀代笔写文章的人，把毛泽东《红楼梦》是“政治小说”与“当历史读”两个提法混淆在一起了，混搭成“政治历史小说”的提法。冯其庸进而指出:虽然“政治历史小说”的提法“不妥当”，但是其中包含的“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的提法是完全可以的。他为此举了中国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六经皆史”的例子，又举了恩格斯读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例子，列宁读托尔斯泰作品的例子，以及我国当前的经济史家们在讨论到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时经常引用明代小说《醒世恒言》和《金瓶梅》里反映社会现实内容的例子，说明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是可以理解的。第二、第三、第四个观点，冯其庸也洞幽察微，给予入情入理、全面深入的辨析和阐述，作了正面肯定。上述这些毛泽东的评红观点，既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首批学术成果，也是贯彻“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指导原则的理论支撑点。冯先生的辩证分析，回应和纠正了对“毛泽东评红观点”的曲解误读、胡乱批判和盲目否定。
(2)怎样评价“新红学”的考证?
这是坚守“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研究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末，是“新红学”考证法风靡红坛的时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中后期，考据术虽然也偶尔被使用，但“烦琐考证”的帽子使其背上沉重的包袱。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随着思想界学术界研究方法的反思调整，“如何评价‘新红学’的考证法”这个课题，迫切需要科学的回答。
“春江水暖鸭先知”，为校注《红楼梦》文本而致力于曹雪芹家世考证的冯其庸，首先做出反应。早在年7月，他在为《逝川集》写作序言时就明确指出：“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离不开考证，我认为应该为考证工作恢复名誉。其实，考证是一种手段，是学术工作上的调查研究，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过去常常把考证工作与‘烦琐’两字联系在一起，似乎凡考证必‘烦琐’，其实何尝是如此。考证就是调查，在调查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的过程中，要绝对避免烦琐，也是很困难的。如果烦琐的结果而弄清了问题，解决了问题，这总比说空话要好得多。”?这段论述，提议“为考证工作恢复名誉”，无疑是适时的、正确的；为“烦琐考证”辩白，也消解困境，恰到好处。而其中提出的“考证是学术工作上的调查研究”这个命题，意义更为重大：它把考证提升到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为理论基础的调查研究方法的高度，这是对“考证法”精髓与合理内核的吸纳。
过了两年，冯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探索更趋于理论上的成熟。他在《关于考证》这节文章中，对“考证”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诠释：
考证应该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考证和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考证。对于前者，我们要大力提倡，始终坚持，对于后者我们可以承认他们取得的经过实践检验肯定了的成果或结论，因为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科学包括他们的考据学，也做出了他们的不可低估的成就，这些成就之所以取得，是由于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对于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某些结论，我们不应该站在偏狭的立场上盲目加以排斥。但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作为一种方法论，我们应该抛弃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抛弃那种先有结论后找材料，用片面的材料去强证事先设好的结论的这种主观唯心的考证方法。我们应该提倡实事求是，充分掌握材料，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材料进行分析，从客观材料中经过科学分析得出科学结论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考证方法。12
中国学术史上，清代出现了乾嘉朴学考据派，其理论基础即是汉儒倡导的实事求是，因此在其指导下出现的学术成果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新红学”考证派，其学术理念即是乾嘉朴学考据法加上西方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在其指导下出现的学术成果亦具有片面的真理性。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曾经说过:“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显然是对“新红学”考证派片面真理性所作的肯定。冯先生在提出和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考证”(唯物史观的考证)新概念的同时，评价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考据学，也做出了不可低估的成就。这个评价是客观的、公正的、有眼力的。
冯其庸对“考证”方法的再评价及其吸纳其合理内核，体现了对“新红学”的“考证”采取了哲学上的扬弃态度，而不是简单的抛弃态度；体现了在批判中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方法对历史经验的兼容性和开放性。这样做，不只是简单的应对挑战，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方法丰富了内涵，更具有学术活力和生命力。
(3)怎样对待新出现的研究方法和红学流派?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观念的更新，东西方文化交流得以拓展，《红楼梦》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比如心理分析、比较研究、原型研究、叙事研究、接受研究、“方法·观念”研究、“文本·文献·文化”研究、“e时代”红学考据等等，可谓纷至沓来，目不暇接。曾经有人喟叹：过去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现在是“江山时有新论出，领得风骚没几天”。有迷惑于此者，对传统研究方法，无论科学与否，或谓“过时”，或谓“保守”。主张“放弃”者有之，主张“另寻门径”者有之。红坛随时立帜树旗，这客观上也是对坚守“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一种考验。
冯其庸先生“坚守”而不“保守”。对新出现的、具有科学性的研究方法，哪怕它是只能解决红学部分问题的具体方法，也一概采取“拿来主义”而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如对比较研究法，他如是说:“在研究《红楼梦》时，应该把与《红楼梦》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拿来作参照比较，其中尤其值得用来参照的是《儒林外史》。《儒林外史》的写作时代几乎与《红楼梦》完全相同。而书中反科举，反八股，反封建礼教，反妇女殉节，反社会的假道学、假名士等等，几乎都是与《红楼梦》相通的，我们可以用《儒林外史》来印证《红楼梦》，从而可以看出两书所反映的共同时代特征。不仅如此，比曹雪芹略早一些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值得拿来作比较，其中有关婚姻爱情问题，反科举八股问题，揭露社会黑暗，批判封建政权的残害人民等等，其精神都是与《红楼梦》相通的。通过比较，也可以看出从康熙到乾隆时社会共同的连贯性的问题。”?
近四十年红学研究中，出现了许多红学分支和不同流派。以往，人们比较熟悉的红学分支如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屈指可数；而这些年新出现的红学分支多起来，如红楼文化学、红楼影视学、红楼改编学、红楼翻译学、红楼美学、红楼诗学、红学史、红学学案、红楼文献学、红楼应用学(红楼管理、红楼美食、红楼医案、红楼工艺、红楼园林、红楼植物)等等。冯先生的态度是将其纳入到“百家争鸣”的范围内，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观照和指导。早在三十多年前，他就明确地说:“我们提倡马列主义，但也欢迎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探讨，欢迎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的竞赛和发展，决不搞‘一言堂’，要认真贯彻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应该好学深思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甚至要有帮助不同意见发表和自己讨论的气度和胸襟。”?《红楼梦》的研究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坚持不懈地运用科学的、有生机的传统方法的同时，也在与时俱进，不失时机的采用新的研究法。这使其指导能力和学术生机本身，也得到了充实和提升。
随着文化生态情势的变化，红学研究中也遇到了一些被称之为“红学闹剧”和“红学乱象”的问题。如“太极红楼梦”、“新索隐派”、“作者非曹”派(据统计，曹雪芹之外的《红楼梦》作者已被“考证”出七十多人)等等。对如此非学术性的喧闹和乱弹，冯其庸先生采取了毫不含糊的批评抵制态度，以维护“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科学性和红学健康发展的学术环境。如在山东莱阳全国第七次《红楼梦》研讨会()开幕词中，他开诚布公地批评了红学研究中的荒谬学风：“应该对红学研究中弄虚作假、毫无根据的乱立新说，甚至完全违背事实，专门为追求经济利益而说假话、造假证的荒谬学风进行批评，号召大家要与这种谎言和邪说作斗争。”他举了两个例子:“诬称刘铨福伪造脂本和妄论程甲本是最早最真的《红楼梦》本子”和“篡改曹雪芹的家世，剥夺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和妄称《红楼梦》的原始作者是丰润曹渊”。他接着批评道:“他们的文章，尽管报刊上大肆宣传和吹捧(两者宣传的热度几乎相等)，但除了说假话以外，没有什么真正的研究成果。”冯先生还尖锐地指出:“有些人，利用‘百家争鸣’这个正确方针，来为弄虚作假打掩护，他们居然把说假话、编假材料也作为‘百家’中的一家，党风、学风、文风被某些人在某些范围里已破坏得够严重的了，难道这还不值得与之抗争，不值得起来仗义执言吗?对于种种歪论，我们不能退让，我们要为真理而争，要为扫除谬论而争，要为广大的青年读者，为广大的读者群不受蒙蔽而争!……希望大家不要掩蔽自己所涵藏的真理之光而一任邪说横行!”?请注意，冯先生在批评荒谬学风时，明确区分了“百家争鸣”方针与“一任邪说横行”的不同性质和作用，并指出其与红学发展的利害关系。这在动辄指责“思想僵化”的当时，既需要思想敏锐，更需要学术勇气!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正是在维护“毛泽东红学观点”的学术博击中，在对“新红学”考据法的有取有舍中，在对各种新出现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流派的存真去伪中，冯其庸先生不仅坚守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研究方法，而且为其赢得了发展机遇，丰富了内涵。他的实践再次证明:真理的燧石，只有在敲打中才能迸射出灿烂的光芒。
三、活力:知行统一与一以贯之
冯先生是“知行统一”论者，他把对新时期红学研究方法的理解，一以贯之地贯彻到自身乃至红学界持续不断的红学研究事业中去。“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长期坚持的实际行动。为此，他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学术业绩。举其荦荦大者，可列四个方面。
(1)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共同研究
《红楼梦》本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艺术性思想性“日月双璧照乾坤”的巅峰之作。毛泽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期就曾经断言：“中国小说，艺术性、思想性最高的，还是《红楼梦》。”?不管毛泽东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是刻意的还是随意的，他不仅艺术性、思想性并举，而且把艺术性置于靠前的位置。这说明至少在毛泽东意识中，《红楼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都是“最高的”；评论《红楼梦》，二者不可偏废。但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之初的实际运作中，思想性的研究往往为人所重，成果亦丰；艺术性的研究则往往被边缘化，论文很少，专著几无。因此，对“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持疑义者，常以“重思想研究，轻艺术研究”相垢病，相责难。对于思想艺术两方面研究的失衡，冯其庸先生早就哪里看白癜风专业北京白癜风皮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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