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千里石勖言
马千里，辽海出版社副编审。
石勖言，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刘盼遂先生自幼喜好《世说新语》一书，经10余年撰成《世说新语校笺》一文，并于年正式发表，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第一篇系统整理《世说新语》的著述。此后30多年他一直在该文基础上增补修订，并于上世纪50年代末应中华书局之约，作《世说新语》的校注专书。书稿将成，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期交稿，之后原稿亦下落不明，成为学术出版史上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他年所作的《世说新语校笺》原稿后入藏北师大图书馆，其入藏经过也极富传奇色彩。
刘盼遂《世说新语》遗稿
（北师大图书馆藏《世说新语校笺》手稿）
20世纪上半叶，当国内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阶段，关于古代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专门学科。这其中，诸多学人对《世说新语》这部南朝文言小说集产生了兴趣。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晚清李慈铭、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对《世说新语》进行考证校勘的成果，一方面善于使用科学的方法和新发现的材料——如唐写本残卷，“在研究的视角与具体方法上呈现出新学对旧学的继承、发展和扬弃的清晰脉络”，刘盼遂先生的《世说新语校笺》（）、李审言先生的《世说笺释》（）、沈剑知先生的《世说新语校笺》（）、程炎震先生的《世说新语笺证》（、）等都是“以旧学为背景、注重实证、严于考校的披沙拣金之著述”[1]。这里主要谈谈刘盼遂先生的《世说新语校笺》，不仅因为它是现代学术史上第一篇系统整理《世说新语》的文章，具有开创意义，而且其本身从酝酿和到公开发表的过程值得学人借鉴和思考。在这篇文章基础上扩充、完善的《世说新语》校注本，其整理、出版社约稿到最后未能出版、书稿丢失的经过也颇为曲折。至于《校笺》一文原稿入藏北师大图书馆的经历，更富传奇色彩。可以说是学术出版史上值得记录和研究的个案。
一、刘盼遂先生《世说新语校笺》的成文过程
刘盼遂先生（-）以经学、小学研究著称，但他其实对古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有爱好，尤其喜欢三本小说或小说集：《红楼梦》《聊斋志异》和《世说新语》。他喜读《红楼梦》，他的清华同学姜亮夫上世纪50年代在杭州任教时，曾对夏承焘提起他，说他“治学甚笃实，《红楼梦》极熟”[2]。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时，曾和吴宓侃谈《红楼梦》，《吴宓日记》年3月4日载：‘晚7-10刘盼遂来谈，谈《红楼梦》一书艺术及理想之高妙等事。”[3]30年代他在清华国文系上课时，曾评述一些《红楼梦》人物，比如他曾经评价薛宝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喜欢薛宝钗，因为她能干，识大体，是个好主妇。但在精神上，我们却不愿有个打算盘、挂钥匙的爱人。”这段话在40年代的时候被他的学生李长之讲座时引用，作为“艺术与实际有距离”[4]的例证。俞平伯《再谈嘉庆本》一文说藤花榭刊本《红楼梦》时曾记录启功的一封信，信中说：“藤花榭为额勒布斋名。额字约斋,满洲人,官至户部侍郎,于嘉庆九年刻中字本《说文》。此从刘盼遂先生处得之。刘并云,额曾刻《红楼梦》,但忘其说之岀处矣。”[5]他的文章中也曾以《红楼梦》中的语词作佐证材料，如他在《颜氏家训校笺》中考证“早晚”一词时曾补充道：“迤及近世，则加‘多’字为‘多早晚’，《石头记》小说中累见。”[6]这些都可见刘先生对《红楼梦》熟悉，不过他一生没有写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他还喜读《聊斋志异》，做过此书的讲座，年他还和聂石樵先生一起准备作“《聊斋异志》研究”的项目，并为此专门向北师大申报了课题，计划用两年时间完成几篇研究专文[7]，但中途因某些原因放弃。唯独对《世说新语》一书，刘先生下了很大功夫，做了专门的研究，且研究的时间跨度将近50年。
（年的“《聊斋志异》研究计划书”）刘先生对《世说新语》的兴趣，源于他的父亲刘际堂。刘先生有家学渊源，其父际堂先生是清末举人，好骈文诗词，但是也喜欢读小说。刘先生在《世说新语校笺叙》中回忆道：“盼遂儿时，家君恒抱著膝上，为说书中故事，嬹味熙若。”[8]也就是他幼年时就常听他父亲讲《世说新语》的故事，这对他日后的影响自然很大。他20岁之前一直跟随其父在本乡读“十三经”、《说文》等经学、小学之书，这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功底。而《世说新语》一书作为读物，常伴其左右。
（一九二五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读书时）
受老一辈学人影响，刘先生自幼也养成了批书的习惯，也就是每读一本书，都要在书上作批校，不是作简单的句读工作，还有参考其他版本，改正原书的错误，并且将自己的心得以眉批的形式记录在书上。这种读书之法，贯穿了他的一生。他读《论衡》就是这样，“他说一本书印刷时留下天头地脚并不是单纯为了美观，而是便于读者在上面批批写写。……每有所得即书之于书的天头或空白处，日积月累竟至无处可写，后来整理出来就是这部《论衡集解》”[9]。他读《世说新语》也是如此的方法，“弱冠从学四方，辄携置行匧，偶一展玩，则嫛婗孺慕之乐，于行间字里见之矣”。所写的条目多了，再详加汇总、整理和贯通，一篇文章的大体雏形便浮现出来。根据他在《世说新语校笺叙》中的回忆，他关于《世说新语》的专文在“癸亥、甲子”之际（-年）大体成型了，这时候他二十七八岁，任教于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如果从他20岁开始整理《世说新语》算起，前后经过了8年时间，这个时间不算短。他的学生见到初稿，请他拿出来发表，但是他没有答应。原因是“旋奉家教，以孝标所注富赡博洽，逸足难踪，求为二刘功臣，自非禀新标异则不可，笺校之事殆未容径遂言也。小子发书憬然，因以废阁”。这对他是个提醒，即做文章不要轻易追求发表，缺乏创见新解，不如搁置，所以他暂时停止整理工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年刘先生以第一名身份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名师。他发现同学吴其昌、闻惕都对《世说新语》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刘先生将原稿取出，交吴、闻二位同学观看，请他们评定。吴、闻两位同学应给了他足够的建议，使得他下决心删除“繁芜陈晦者，存凡若干事，录为三卷”，也就是形成了第二次清稿。完成具体的时间是在“丙寅年九月二十八日”，即年11月14日。一个月后，他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一文，这是目前所知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阐述了罗振玉影印日藏唐写本《世说新书》的价值，除了“足以上探《世说》卷帙之源泉”之外，还“可以破从来佚文之谬说”，“可以征注文之增渻”[10]。此跋文还提到他自己曾撰《唐写本世说新书举证》一卷，这表明在此时，《世说新语》已经成为他专门的一个研究方向，为此做了大量的相关材料特别是新材料的储备。年夏他从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毕业，毕业论文是“百鹤楼丛稿”，其中包括7篇文章，名为“世说新语校读”的文章就在内，这部《校读》应即上文所说的“录为三卷”本。当年他与好友吴其昌、闻惕、高亨等人创办实学社，出版《实学》杂志，他担任具体的编辑工作。该杂志共发行了7期，其中有他自己的学术论文6篇。年研究院院刊《国学论丛》创刊，至下刘先生从国学研究院第三期毕业，他都是该刊的编辑之一，其间的三期《国学论丛》都有他的文章，但《世说新语校读》也都未在上发表。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这篇文章还不是很满意，觉得仍有继续修订的余地。
年初，刘先生将《世说新语校读》改为《校笺》，将其叙和凡例先发表在《文字同盟》当年2月出版的第11号和4月出版的第13号上，他没有先发表正文而仅拿出序和凡例的目的，是他想看看学界对他校笺的体例和方法有无意见，以便进行完善。此时的他一一边在清华读书，一边在燕京大学国文系兼任讲师，虽然他之前在清华已较有名气，部分研究成果通过一些刊物为学界所知，但从国内大的学术圈来看，他还是一个新人，刚刚崭露头角。《文字同盟》是日人桥川时雄年创办的一个学术刊物，主要登载中国学术研究文章和古典诗赋等相关内容，使用汉、日两种文字。桥川氏当时和中国文化界的许多名人——比如傅增湘、胡适、杨树达、郑振铎，以及刘先生的老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桥川氏年任职于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后来又主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中国文化的整理方便有一定贡献。他创办的《文字同盟》不但刊发当时名家宿儒的文章诗赋，也注意发掘和推出当时新近涌现的学术新人，且这个刊物从第七号起，在每期目录之下设有“本号撰作人略历”，对该期作者进行简要介绍，这对刚进入学术界或高等教育界的学人来说，无疑有推介作用。刘先生从该刊第十号起成为该刊的作者，当期发表了他的《申郭象注庄子不盗向秀义》一文及诗《效李义山中元之作》三首，同期刊发的还有刘先生好友王重民的《杨惺吾著述考》（上）。该号介绍刘先生为“燕京大学国学教授”而没据实说他当时是讲师，有刻意抬高刘先生学术地位的嫌疑。随后《世说新语校笺叙》和《凡例》在该刊发表，引起了当时学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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