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艺术研究》封面
袁世硕先生
张稔穰兄又完成了一部论述《聊斋志异》的著作，行将出版，邀我作序,虽说难以胜任，却也情谊难却。
由于“文革”中的所谓“教育革命”，我和稔穰曾在一个学校一个教研室里一起度过了三个春秋。当时的大学生是“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多数是根红苗正的初中毕业生。为了避免他们被“演变”过去，又经常实行所谓“开门办学”，中文系的师生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学习，写作实习就成了重头课程。稔穰原是教写作的，理所当然地还是干他的本行。
我原是教古典文学的，古典文学的课被大大压缩了，便被安排去教写作，也就少不了向稔穰讨教，观摩他怎样讲写作课，怎样批改学员的作文。三年下来，彼此相处得颇为融洽，也就有了些同事的友谊。
自那以后，我和稔穰又不在一个学校了。有意思的是，我归了本行，仍旧教古典文学，重点是古典小说；稔穰虽未改行，却在教写作之余，潜心研究起古典小说来，不断有论文发表。当初我改教写作，是临时的客串，后来稔穰研究古典小说，则是乐于此道，实行业务重心的扩展、转移。这样，我和稔穰虽然不在一地，但在业务上却又走到了一起，尽管联系较少，还是彼此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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