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李汝珍的《镜花缘》这三部小说均描写了大量才貌双全的佳人，都是女性的赞歌。女性已从单纯的“以貌悦人”的狭小圈子里跳出来，以才学展示她们的美丽和风韵，“貌”虽然仍是不可缺少的要素，却在人格魅力方面的地位已明显降低，有才华的美貌更加耀眼，美貌是才华的陪衬。
以往的才子佳人小说大多采用了郎才女貌的固定模式，男子重在“才”，因为“才”是男子建功立业、列名金榜、开启富贵之门的基石。女子则重在“貌”，男悦女貌完全建立在女子美貌的基础上，“才”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明清小说戏曲中已突破了这一传统，从郎才女貌转变为才貌并重。《红楼梦》中的才女有个性、有精神追求，黛玉诗才横溢，会抚琴，秉性高洁，目下无尘，因此能吟出“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绝唱。探春想走出去，干一番事业。惜春善画，妙玉精通茶艺。文学中女性的才与德相融合，宝钗才德并举，她不仅博览群书，才华出众，而且端庄平和，宽容大度，人情练达，体现了封建贵族的理想人格。李纨平日不涉是非，奉亲教子，善待弟弟妹妹们，当是贤德的典范。大观园里的姐妹在一起吟诗，闲暇时看书、做针线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陶冶情操，让精神生活更丰富，可以说是为了解闷儿，她们不愿意让自己的笔墨传到外界。
《聊斋志异》中的才女有瑞云、温姬、香玉、绛雪、凤仙、惠哥、林四娘等女诗人，有能言善辩的狐女，有擅弹琵琶的连锁，有能顶门立户的颜氏、细柳，精通刺绣的青梅等。因为《聊斋》中的女性多为异类，她们时常拥有凡人不具备的才能，像神医娇娜，会占卜的白秋练等。
《镜花缘》中有一百位花神托生的才女，她们在琴操、棋道、书法、绘画、武术等方面也展示出了高超的才艺，活泼俏皮的孟紫芝善说笑话，快人快语，不讳言男女婚姻，能说书、唱小曲，所唱的小曲是下里巴人的情歌，其爽朗、诙谐的个性，勇于表现才艺的行为已大大有别于那些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女性形象。《镜花缘》中的才女志向更加高远，她们已不仅仅满足于“女学士”、“女博士”的称号，而是要加入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去，其胆识更胜一筹。
《聊斋志异》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才子佳人”模式，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往往是寒窗下苦读的穷书生，身为异类的女主人公往往是以品貌俱可称道的佳人形象出现的。花妖狐魅等异类女性虽然才华横溢，有崇高的品德，其才美主要表现为与书生唱和。身为女子的颜氏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不得不女扮男装，将成绩让给丈夫。
《镜花缘》里的才女们的学识技艺不同于《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她们不以针黹为要务，取得才女的名号、光耀门户、为父母增光，成了人生中的头等大事，甚至为此连绘画、书法都有些荒疏了。她们不只会读一些陶冶性情的书，而且会按照科举考试的要求，精通经史，能诗善文，高中女学士、女博士、女儒士。
骆红蕖、魏紫樱、徐丽蓉、薛衡香、姚芷馨还精通武艺，英勇豁达，生命中拥有巨大的能量，不像红楼女儿那样娇弱，也不必像《聊斋》中的颜氏那样女扮男装参加科举，考中后还要把官衔让给丈夫，而是大大方方参加科考，喜承恩诏，宴饮欢庆，为自己、为父母，也为夫家争取到朝廷赐予的官职和特权，转变了女性依附男性的地位，小说中的燕紫琼劫囚车救宋素，就是典型的例子。黎红薇、卢紫萱、枝兰音、阴若花还立志做“女贤君”、“女贤臣”，留下千秋佳话。《镜花缘》中的男性也终于成为女性的陪衬，如通过多九公、唐敖衬托黎红薇、卢紫萱的博学；用男性轻易陷入“酒色才气”衬托女子的清纯与勇敢等，女性正在逐步摆脱才女庸人的地位，走向广阔的社会舞台。
在才女形象的演进中，貌是一以贯之的要素，在貌、才、德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能、智、志、识、胆等要素，让女性形象更加丰满，也充分体现出女性逐步获得独立地位的历史演进过程。观念的转变是蒲松龄、曹雪芹、李汝珍三位作家描写才女的前提，他们基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发愤著书，寄情于真善美的女性世界，将其视为知己，甚至为其“树碑立传”，显示出独特的文学价值和重要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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