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耕”是蒲松龄的生活来源，他从25岁在外坐馆，70岁撤帐回家，所谓“且将家舍作邮亭”。
至少可以这样说：作家现实生活中缺少什么，就喜欢给作品人物创造什么。蒲松龄曾在《画壁》篇末一语道破“幻由人生”的哲理，说“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动耳”。
蒲松龄皓首穷经，他笔下的理想人物如马骥、张鸿渐则青云得志。蒲松龄笔下的爱情五颜六色，是否可反证他本身的婚姻生活即使没有床头夜叉，却仅是柴米夫妻，对于感情丰富的作家来说未免缺乏心灵契合和浪漫诗意？
独对青灯古籍、久以鹤梅当妻子的蒲松龄展开想象翅膀，以小说进行精神漫游，创造出穷书生驰想天外的情爱乌托邦，这几乎成为定式：家境贫穷、科举落第、极度落魄的书生，隐含作者身影的书生，荒山野寺夜读时，总有善良可爱的美丽少女飘然而至：
读书崂山的黄生偶遇二少女，题出“无限相思苦”，归斋冥想，“女郎忽入”（《香玉》）；
读书醴泉寺的于生，“夜方披诵”，有女子在窗外赞：“于相公勤读哉！”接着走进一位绿衣长裙、婉妙无比的少女（《绿衣女》）；
夜阑秉烛的杨于畏听到窗外吟诗声，续上“幽情苦绪”之句，一位瘦怯凝寒、若不胜衣的丽者即自外来（《连琐》）；
慕蟾宫从父经商，每到其读诗时，窗外总有一个“十五六倾城之姝”在聆听，有一天，其父他出，一老太太登门说：“郎君杀吾女矣！”（《白秋练》）
书生慕色、女郎怜才，是这类故事的基本模式。牡丹花神、绿蜂、女鬼、白骥幻化成的美丽少女都因男主人公吟诗出现，不厌弃书生贫穷，与之志趣相近，义气相投，欢爱备至，不向男人提任何要求，无条件与之相爱，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生命。
有的爱情女主人公不仅对男主人公起到精神作用还对其人生道路多有帮助：
《神女》中，米生受到冤枉，衣巾被革，神女立即从头上摘下价值连城的珠花交给他说：“今日学使署中，非白手可以出入者”；
《凤仙》中，游荡自废的刘赤水娶狐女凤仙后，凤仙为促刘上进，自己离开他，却交给他一面镜子，只要刘好好读书，镜中人就“盈盈欲笑”，他稍有放纵，镜中人就“惨然欲涕”。刘赤水悬镜室中，“如对师保”，“如此二年，一举而捷”。
《房文淑》，家贫且妻子不育的邓生游学住破庙中，房文淑自动登门，要求以夫妇名义与其同居，替他生下儿子后送给房妻并助以金帛。房文淑说“不能胁肩谄笑，仰大妇眉睫，为人作乳媪”。拒绝妾的名份，却起到胜于妻妾的作用。邓生只须被动接受情爱、儿子乃至金钱，不须付出任何代价。这是多么适合男性要求的乌托邦！与之类似的《爱奴》，除却“设鬼帐”的虚幻情节外，实际写的是塾师与家婢女相爱的故事。
《张鸿渐》，狐女不仅是落魄书生的慰籍，还成为其人生道路上的无处不在的救援力量。张鸿渐逃难途中娶狐女舜华，舜华虽说：“妾有偏心，于妾，愿君不忘；于人，愿君忘之也。”仍然通情达理地帮助张回到家乡与妻子团聚，并再次在张遇难时给予帮助。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狐女不向男人提任何要求，还总能让他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婴宁》，作者自称“我婴宁”，可见喜爱程度。“婴宁”与“撄宁”谐音。《庄子·大宗师》：“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宁者也。”蒲松龄创造婴宁形象，本意大约想宣扬“撄宁”这种得失不动于心的精神状态。但艺术形象不同于哲学思考，作家基于某种哲学思考创造的形象，读者做艺术欣赏时，不见得与作者创作出发点吻合，婴宁形象即如此。读者一般不会从婴宁身上领悟什么老庄奥秘，却公认这位爬树摘花的姑娘是古代文学画廊最精彩的人物之一。婴宁爱花，仿佛远离尘嚣、只有鸟道的深山自由开放的一朵野花；婴宁爱笑，无拘无束地笑，无法无天地笑，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笑得最天真、最恣肆的一位，一切封建礼教对她都如东风吹马耳。婴宁天真烂漫，是人间“真性情”化身，是自由的象征，生命力的象征，蒲松龄之前的小说还很少出现如此灵动鲜活、顾盼生辉的少女形象。
《花姑子》和《菱角》，经历不同，女主角都因“慧黠之甚”亭亭玉立；
《细侯》、《晚霞》、《鸦头》，分别写人、鬼、狐的生死恋，人物各有各的风采，故事各有各的张致，堪称此类作品翘楚；
《云翠仙》，少女因为母亲昏庸，婚姻“搭错车”，终于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揭穿奸贼的真面目，获得自救……
让小说人物受真性情驱使，不做“三从四德”优孟衣冠，不做令人作呕的封建说教，人物之美，才能够充分呈现，小说艺术才能够登上更高台阶。如此看来《聊斋》确实是淄博作家蒲松龄的爱情乌托邦所发展出来的文学作品。
泰戈尔说过：飞鸟的翅膀坠上了黄金，它就不能自由飞翔。蒲松龄的男性中心、嫡庶和美、子嗣至上等陈词滥调，宛如“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这只鹏鸟翅膀上的黄金，只要道德说教的滥调让位于真实人生、真情真性，聊斋爱情就会姹紫嫣红，感人肺腑，日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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