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不亮西方亮，
一扇窗户关闭意味着一扇窗户又开，
可敬的“能量守恒”定律，
让屡试不第的蒲松龄
转而写出了传世名著《聊斋志异》。
由是，世上少了个庸碌人，多了一个奇才和一部瑰丽多姿的传奇作品。兴耶，否也？蒲氏之“聊斋”与“章丘”有何瓜葛？莫言作品与“聊斋”有何关联？没生拉硬拽，这一切是由脚下本土基因文化“齐文化”生发出来的。
1
文学家蒲松龄故乡是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此地与今山东章丘零距离接壤，是古时标准的齐文化圈。春秋齐国建都在蒲氏家乡淄博，作为齐文化重要源头的龙山文化发祥地是在章丘。一句话，章丘和淄博是正宗的齐文化领地。蒲氏长期在靠近山东章丘的王村镇西铺村毕际有家教书，他也曾借“淄川王筠仓先生”之口，表达了“章丘正与淄川接壤，也算得是王某家乡”之意。言外之意，蒲松龄也把“章丘”视作自己家乡了。
蒲氏一生多次到过章丘，《和张邑侯过明水之作》、《女郎山》、《创修五圣祠碑记》等，均是描述章丘之佳作。蒲先生笔下“聊斋”故事发生地，更是少不了“章丘”二字。《聊斋》里确实有12篇，直接述及章丘人和事，展示出一幅幅章丘人生存众生相，为今人了解明末清初的章丘之风俗人情提供了不可夺得的文字材料。因篇幅限制，笔者不再赘述12篇的故事情节。今着力提炼奇书《聊斋志异》之“章丘”元素，旨在以此为载体和切入点，彰显魅力无限的章丘本土基因文化—“齐文化”面貌，并结合莫言的文学创作，微观探讨齐文化内在特质。
2
“聊斋”短篇《好快刀》记叙一“章丘大盗”，用手指着被砍下来的并地上乱转的自己头颅，由衷的赞叹“好快刀”！
一个武士跳出自我，反观自己，置身度外的玩赏地上乱滚的自己的头颅，还边看边评价，仿佛还有另一个自己。刀何其锋利！人何其的潇洒超脱，何其的勇敢豪爽，又何其的“傻”，何其的“简单”，真乃天下奇男子！你说，此“章丘人”怪不怪？此文怪不怪？蒲松龄怪不怪？亏得蒲松龄写得出。读到此处，笔者脑里出现“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等话语。笔者看来，对照如此勇敢好爽之“章丘人”，于世文明的“山东大汉”称号，不如称为“章丘大汉”更精确，且现实确实有如此说法。
“荆轲刺秦王”这标准的燕赵故事，但太悲歌，太庄正，太沉重，哪如这般轻松戏谑！这也许就是燕赵文化和齐文化的不同，二者虽然都有“勇猛无畏”的共同点，但这个“轻松戏谑”，标志着齐文化独特的“怪味”。
“聊斋”里面不仅有迂腐耿介的书生，更充斥着大量主动投送怀抱的美女，还有出人意料的故事结尾，整部“聊斋”都弥漫着“怪味”。这“怪味”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恰恰直抵复杂人性之某一点，从而引起共鸣。有限的语言实在不能与敏感而复杂的情感对等吻合，也因此诞生了“言内意外”和“形象大于思想”诸概念。此“怪味”被读者欣赏和领会，某种程度的填补了文本的有限语言和丰富情感之间永远存在的空间。“怪味”被莫言从骨子里头继承，发扬为“陌生化”处理。啥叫“陌生化”？就是“跳出来”，拉开焦距，不动神色，置身度外的叙述故事，甚至悲壮的东西偏要戏谑着说，愉悦的东西反而庄正严肃的表达，就像有人倡导“大事小声说，小事大声说”，如此，取得的艺术效果反而意料之外，反而立体多维，反而“形象大于思想”。更简单直接地说，“陌生化”就是好人坏着写，坏人褒扬着写，即把悲剧当喜剧写。这也是莫言所秉持的创作态度。《好快刀》的“章丘大盗”不正是蒲氏运用“陌生化”手段，不置可否的刻画出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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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奴》篇把书生与花妖狐魅的故事居然和“尊师重教”结合起来,使“尊师重教”这一主题在另一领域得到了诠释：雇主对塾师的尊敬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人格和情感上的。这与蒲松龄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自己一生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只好在文字里寄托情感“补偿”。此篇“怪”在何处？一是如此严肃沉重的"尊师重教"话题，居然借书生与花妖狐魅的缠绵故事予以表述。二是如此“不苟言笑”和“博学”的书生，居然信然接受学生家长的“性贿赂”，且无羞愧之色。蒲氏对此持何态度？激赏肯定。何以见得？《爱奴》篇后附的内容是：章丘朱生对待学生“恨铁不成钢”，学生母亲亲自向朱生求情，朱生居然“迫之，自后横市臀股，锵然作皮肉声”。一个书生一怒之下，居然急急追赶仓皇逃离的学生母亲，愤怒出手击打年轻妇女臀部，并发出皮肉相碰撞的“清脆”的声音，实乃私塾先生身份的蒲老先生痛快淋漓的发泄。而《爱奴》篇的私塾先生受东家深情眷顾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凄风苦雨冷私塾”的老蒲的心理极度不平衡，老蒲对“性贿赂”艳羡至极。最怪莫如蒲松龄，此为《爱奴》“怪”之三，最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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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里面多数女士，不但非“三从四德”、非唯唯诺诺之人，更是聪颖伶俐，无所束缚，甚至刁钻放浪人，如同样取材章丘的《狐联》里的女主人公。
《狐联》是一篇意趣横生的袖珍小说。小说中焦姓书生，是章丘县虹先生的叔伯弟弟。一对美丽聪明、有才而调皮的狐女径直向这个迂执的书呆子提出被“二色”要求，并尽力激活书生的“原动力”：“你胡子这么长，为什么没有一点大丈夫气？”焦生说“我焦某生平不好二色”。女子笑着说：“真是个书呆子，你还遵守着那些陈腐规矩吗？下界的鬼神，凡事都拿黑的当白的，何况这床上的小事呢”？两美女几次三番的开导引诱男子。世上竟有如此豁达，不知廉耻之女子！还把个严肃的男女之事轻描淡写的称之为“床上的小事”。如此看透人间男女床第事之女子！整部“聊斋”的“性取向”，大都男子宽容随便，女子主动宽衣，男女均主动迎合对方，放浪无拘。书生皆好色，女子更是“情和欲”的施动者。“聊斋”很多故事，皆是先有个女子“出场”，主动向男主人示爱，而后该女子向男子引荐另一美女，男子均欣然接受，最终男子与被引荐女子促成婚姻，先前女子而后退隐。如《香莲》篇，女鬼魂和女狐同时向同一男子施媚以争宠，男子忙碌不迭，以错日期以接纳，且乐此不疲，不能自拔，最后“二女”反成亲密无间关系。这“女鬼魂”、这“女狐”，简直就是”红高粱”女主人公戴凤莲一脉相承的祖宗。明目张胆的“三角”关系，男子无节操，女子“自轻自贱”，于“聊斋”里面司空见惯。齐文化，真乃“奇文化”，更有如此“奇女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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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户》后附描述的故事是章丘秀才李生，为对付刁民的勒索而不承认自己是秀才。这就好比一个君子模样的书生于青天白日下高喊“别惹我，我是流氓，我怕谁！”一群欲加害他的，包括清醒的或无知的，听后赶快躲避。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和无赖刁民，二者形象及性格反差极大，可谓“颠覆”性差别，却矛盾的集于一身。《盗户》在蒲氏笔下是一个人性被歪扭了的现实，是一个鬼怕恶人，黑白颠倒的现实，一个“软怕硬，硬怕横，横怕不要命”的现实，一个“要脸就要饿死，不要脸就能活下来”的逼良为娼的现实。这个折射现实的“哈哈镜”的画面，运用夸张对比的手法，取得强烈的喜剧讽刺浪漫效果。
笔者想到了脱胎于“金瓶梅”的“红楼梦”，而“红楼梦”就是“金瓶梅”的“颠覆”和“倒影”，“红楼梦”有多么庄正，“金瓶梅”就有多么歪邪，“金瓶梅”是“红楼梦”经由“哈哈镜”投射出的映象，二者互为“颠覆”。如就人物形象而言，西门庆之于贾宝玉，潘金莲之于林黛玉，李瓶儿之于王熙凤等。齐文化是种极端文化，如一头是“金瓶梅”，另一头是“红楼梦”，一个是大俗透顶，一个大雅至极。物极必反，大俗大雅互通。
可也巧了，“金瓶梅”所描写的民俗风情以及方言俗语，正是齐文化境地，甚至就是章丘或附近。很多专家认为“金瓶梅”作者是李开先，李开先正是章丘鹅庄人氏。而章丘鹅庄离蒲松龄故地不过百十里地，两地由一条主路无碍贯通。李氏离世72年后，蒲氏出世。“聊斋”是加上“鬼狐”形象的“金瓶梅”故事，“金瓶梅”是剔除“鬼狐”传说的市民化的“聊斋”故事。“聊斋”和“金瓶梅”是典型的齐文化文学作品。
有人质问《盗户》里的章丘秀才，咋与齐文化的“大无畏”、“勇猛阳刚”基本特征大相径庭？有人还会质问《盗户》创设出的社会环境咋如此“光怪陆离”，恍如另一个世界？这个“变节”的章丘秀才正是“大无畏”、“勇猛刚直”形象的“倒影”和“颠覆”，仍是齐文化的人文形象的范畴。
文学嘛，毕竟不是现实生活的写真。这个“光怪陆离”的另一个世界，是用“哈哈镜”这个文学手段歪曲折射出的现实。“哈哈镜”的映像与现实是直接对应的关系，站在“哈哈镜”前，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模样。“哈哈镜”反映出的现实不是千人一面的，不是笼统模糊的，都是个体的，不重样的。原模样的与颠覆了的，正如庄正的和戏谑的，都是互为对应的。现实哪有蒲氏笔下那么美艳的鬼狐，可这么多的读者照样把个“聊斋”读的津津有味，爱不释手。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是“哈哈镜”歪曲（“歪曲”也是反映）现实的神奇，是齐文化烂漫特质的引力之所在。可见，我们读的不是“聊斋”，阅览的是经由“哈哈镜”折射出的人生百态。
章丘是笔者家乡。几十年前就听说过，家乡北部邻县临村，该村偷盗成风，几乎户户都有个起码进过“局子”的人，挨家挨户都手持锄头叉子站在村路两旁，从经过村庄的卡车上扒下葱、煤炭、大米等物品。偷抢是职业，也是生活的主要依赖来源，赶集偷盗更是顺手牵羊。该处闺女出嫁，女方先打听男方是否进过“局子”，若历史清白，女方会断然拒绝。理由很简单：连“局子”都没进去过，指望啥养活家？该处故事是《盗户》的现代翻版。看来，蒲氏笔下的“章丘”二字，不是随意顺手拈来使用的。就是这个“章丘”元素，折射出的了烂漫多姿的齐文化光彩。不知该村现如何，应该早就风气改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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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龙》篇，不得不佩服蒲氏气魄之大。能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遨游的蛟龙居然藏匿在一民妇眼眶里，且语言叙述出奇得冷静轻松。蒲氏以四两拨千斤之力，化“蛟龙”为绕指之柔，轻而易举的将“蛟龙”握为股掌之物，不得不叹服作者想象力奇妙绝顶。蛟龙之巨大无形，眼眶之具体有形，“大”和“小”形成强烈反差，极尽夸张，极尽浪漫。蒲氏于《龙》篇中指出，此民妇是章丘小相公庄的。而今之“章丘小相公”平原良田，沃野无边，每当麦收季，麦浪滚滚，金光闪闪，是章丘面积最大的商品粮基地之一。三百年前的小相公庄估计更是广阔无际，蒲氏在小说中把鲲鹏般的蛟龙“安置”在“章丘小相公庄”平原上空无遮无掩的吞云吐雾，情理之中。《龙》篇结尾，蒲氏自问“如果有的话，可能还会知道这位民妇的后代是谁呢”。蒲氏用自然精妙的生活化的语言，进一步将浪漫无边的传说拉进生活现实，真乃大手笔也，难怪把蒲松龄列为世界四大短篇小说家，难怪许多高校把《聊斋志异》列为中文教材！
那么，这为眼眶藏匿蛟龙的民妇后代今如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位“小相公庄”附近人氏，与笔者同事过，她曾亲口告知笔者“亲眼看到一条黑龙在村头雨后的庄稼地上空飘过”。笔者之前一直窦疑于“龙”的真实存在。这位身材微胖的妇女是位中学语文教师，学问虽不高深，但也是副高职称，还是省优秀教师，人实在“不诳语”。有什么动力促使她说假话？读罢《龙》篇，笔者甚至认为这位整天笑呵呵的微胖妇女，就是蒲氏记载的那位眼眶藏匿蛟龙的民妇的后代。
《龙》篇“比例失调，极尽夸张”的笔法，则被莫言发挥到极致：月亮成了烧饼，蚂蚁成了骡子。这种“夸张和失调”基本依赖自己主观感觉予以表述，并用“通感”呈现。此“光怪陆离”彰显出齐文化的博大烂漫。这种通过“哈哈镜”映射出的怪模怪样的既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光怪陆离”的东西，吸引着读者无穷尽的探究，上瘾般的寻根问底。莫言笔下的红高粱和高密乡，既是司空见惯的高粱地和普通乡村，更是莽莽边际的远古森林或“原始地球村”，乡村人物如“聊斋”里的鬼魂于其中穿梭活跃呼吸。“聊斋”里面通过女狐鬼仙氤氲出的鬼魅神秘气息，齐文化独有的烂漫，被莫言改头换面，给描述客体镀上一层主观色彩，既与读者心灵相通，又让读者捉摸不透。较之蒲氏“聊斋”，莫氏这种“光怪陆离”，意蕴更多维立体、情绪更复杂难言，色彩更烂漫奇异。即便如此，莫氏很多作品还是直接运用“聊斋”手法，干脆于文本“接嫁”上“鬼魅神秘”，如《白棉花》的结尾，《檀香刑》的整篇故事，《丰乳肥臀》里面会飞的人物，还有散文《会唱歌的墙》的“白莲花”。莫言文章里也因此蒸腾出与浪漫主义不能分割的宗教色彩。可见，莫言是如何深受“聊斋”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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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雹神》篇。笔者家乡流传“孙悟空奉旨布雨”的传说，说的是一场磅礴大雨后，孙悟空奉玉帝之命查看人间雨后情况，孙悟空下凡第一眼就看到了干燥光滑的石磨碾子，就禀报玉帝：雨水太少，连萝卜都没浇湿浇透，玉帝因此下旨，继续下雨，以至于下雨成灾。不事稼穑的孙悟空居然把石碾子当成萝卜了。此故事与《雹神》情节推展相类似。家乡许多传说与“聊斋”记载的故事情节和风格意态，很多大体相同或相近，就连莫言在领诺奖台上讲的故事，笔者在老家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听生产队里人讲过。地域文化确实是文学（尤其“乡土文学”或“寻根文学”）创作的温床和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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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道人》记载了章丘周生好面子，经常打肿脸充胖子，被淄川人殷文屏揶揄的故事。笔者一下子想到《孟子》记载的寓言故事《齐人有一妻一妾》，该故事讽刺了“光天化日下冠冕堂皇，自我炫耀，暗地里却行径卑劣，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二者主题完全一致。让笔者多想的是，本是齐人的“亚圣”孟子写这个故事为何假借家乡人“齐人”，且都表达了“打肿脸充胖子”的寓意。笔者家乡也流传着“把石头煮熟当饭吃”的故事，《颠道人》也有此加载。如此，进一步说明《颠道人》是齐文化文学作品，文化意蕴没有离不开包括章丘在内的齐文化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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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乩仙》篇记载一位名叫的米步云的章丘占卜人能精准的预测未来的故事：一位朋友随口吟出一上联，要求米步云对出下联。米步云居然预测到这位朋友某一日到城南会遇到一个姓董的人，而且这位姓董的当时所说的话，正是这个上联的下联。事实正如所言。《乩仙》篇幅短，情节简单，饶有风趣，给我们平静的生活带来些许的遐想，生发出扑朔迷离的“前生来世”的宗教味道。估计该故事发生地点是今章丘绣惠，这是个千年古城，也曾是章丘老县城。蒲氏借《王六郎》篇感叹“身居高位,却不忘记贫苦,这就是王六郎成神的原因”。旨在表述“滴水之恩当泉涌相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报应。文中这个章丘的“石坑庄”到底在哪里？翻遍章丘的村庄名录，未见有此村，因名思义，“石坑”即是“石匣”，章丘有两个石匣村，一在官庄，一在垛庄。笔者总认为蒲氏所指“石坑庄”是章丘官庄“石匣”，因为此地离蒲氏故地更近。
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等很多文章内里都有“聊斋”所蕴含这种“轮回转世”等宗教教义，文学作品里的“宗教”和“浪漫”历来不可分割。这个“浪漫”自然也是空灵多姿的齐文化的元素之所在。纵观“聊斋”和莫言作品就宗教表现而言，蒲氏写得缥缈鬼魅，莫言写“显”写实了。这是因为，“聊斋”文章短小，且有“鬼狐”出没，而莫氏描摹的毕竟是现实和人间的气息。综合上述元素，莫言作品与“寻根文学”和“魔幻现实主义”这两个“标签”极其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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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浮想联翩的则是《查牙山洞》文。蒲氏笔下的查牙山，就是今天章丘普集苏家村东面的“东岭山”，这山也叫“茶叶山”，是蒲松龄笔下“查牙山”的谐音。而且笔者出生村庄也流传着一个与《查牙山洞》味道差不多的传说：家乡邻地有一个不见尽头的深洞，洞内藏有一大虫，估计是蛇类，好吞吃过往行人，凡靠近或入此洞者无一生还。一男子身穿“雨衣”之类的外衣，怀揣明晃晃的腰刀，只身踏入此洞。大虫张嘴一下将男子吸入肚中，男子因穿“雨衣”未被融化，并趁势拔出腰刀，在肚中将大虫从头豁到尾。洞外村民认为男子早已死去。三个月后，憔悴不堪的男子持刀出洞，发现自己的坟头早已在村头立起，问村民，已是三十年过去。故事梗概大抵如此，但其中紧张恐怖的氛围描写，与《查牙山洞》几乎相同。
《查牙山洞》篇几乎无情节，也无故事结尾，仅是“面”的展开叙述描写，既毛骨悚然，又生趣盎然。笔者长期研读莫言作品，总感莫言不是一个注重故事完整的作家，即使在写故事，故事情节也未必曲折，其大意三言两语即可概括，而重在过程细节的生动叙述。细节是小说的生命。与其说莫言在讲故事，不如说在“纷呈”故事内在的别具一格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但分明感知的从远古而来的“原汁味道”。笔者拙文《莫言就是你和我》（《海外文摘》.12）一文中写到：反传统的莫言作品整体来看，好比是整串夺目的项链，而组成作品的具体章节却是材质上乘但缺乏雕琢，不加修饰的欠精炼的天然之物，象过去过年做的“酥菜”，把洗干净的整颗白菜、卷起来的整条海带堆放锅里蒸煮，整锅菜原汁原味，芬芳满屋。如果把白菜海带等物切割成块成片后蒸煮，原始味道大大受损。我们要的就是这整锅的芬芳，并不追求锅里之物件件精雕细琢。
莫言作品确实不十分注重情节的构思和完整。所以总认为莫言不是在讲故事，是在挥发“味道”，“味道”是内质，“故事”反而是载体了。“故事”展开的过程，也是向外散发“味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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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斯长于斯，浸淫于齐文化的蒲松龄和莫言缘何钟情于“怪味”和“陌生化”？齐文化特质和“齐人”性格使然。齐文化首先是黄钟大吕、势沉如泰山的刚猛无畏，再次就是不受繁缛礼仪和思想拘束的自由狂放精神。二者结合成“执拗促邪、固执刚勇、持久不悔”等内质。如何表现如此复杂多元而又鲜明夺目的人文精神？不妨给姑且称之为“戾气”的“刚勇”镀上一层起码不可憎甚至可喜的“揶揄调侃”。此“揶揄调侃”在蒲氏“聊斋”里面直接呈现为“怪味”。这“怪味”包括了如前所述的《好快刀》生发出的“生猛无惧、怪诞超脱、促邪乖戾”，包括《爱奴》、《狐联》、《香莲》弥漫出的“烂漫放荡，无拘无束”。
齐文化之“怪味”，由脚下一方本土滋养出的。“齐”之大地，诞生过生猛强悍，膂力过人的后羿，诞生过空蒙神秘的邹衍和他的“阴阳学说”，诞生过大气朗朗并精邃富赡的《孙子兵法》，我们从广袤的东夷大地、齐国大地上地提炼出“刚健空灵”四个字……
到了近代和现代，无论蒲氏之淄川、莫言高密，还是章丘大地，由于中华帝国长期文化封闭以及人类生命本性等因素，本土之人既爱憎分明，知情重义，亦不乏愚昧与鄙俗，蛮勇与残忍，并呈两个极端。在高密大地，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战乱年代，有清末民间英雄孙文，有纷起于四乡八疃的张步云、蔡晋康、高仁生、冷关荣等豪强帮伙。他们刚勇率性，敢作敢为。在淄川临县的章丘，则有王连仲、王云庆等土匪帮派。在这些帮伙中，既有志在报国，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民族好汉，亦不乏专干打家劫舍勾当的流氓无赖。章丘王连仲既是军队化了的土匪，也是当之无愧的抗日英雄，章丘王云庆更有色彩浓厚的传奇故事。《红高粱》里面的余占鳌就兼有孙文和王云庆等历史人物的影子。这些人物性格复杂多元，戾气蛮勇、义气率性等交织难分，很难单纯的从一个角度来描述概括，在书中如何体现这多维立体性格呢？莫言采用意象了的“陌生化”、“原生态”、“魔幻”等手段予以体现，此乃“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映内容，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更是抵达“形象大于思想”的上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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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笔下的齐文化和“齐人”性格鲜明夺目。《红高粱》的余占鳌之勇猛，是狂野不羁和“一根筋”前提下的勇猛；戴凤莲的温热、丰腴、泼辣、果断，是建立在无礼俗约束可言的前提下的泼辣放浪。余和戴二人的结合方式居然是高粱地里的激情迷荡的苟合，男女均主动，完全基于原始状态的生命冲动。这是一种不顾及任何形而上束缚的感性生命的自由张扬，真是“怪人”做“怪事”，蒸发出“怪味”。如此人物，如此故事，唯有齐文化滋养出的莫氏方能写出。自然也是蒲氏“怪人”、“怪事”和“怪味”的延续和彰显。在现代性文明之光的照彻下，活跃于莫言笔下的许多人物，或杀人越货、或拦路强奸，以人格的正常规则来看，是应受鞭挞的邪恶行为，但《红高粱家族》中的土匪司令余占鳌，却放射出敢爱敢恨、自由不羁的人格光辉。红高粱大地的庄严与肃穆，齐文化的脉绪与渊源，奇异多姿的审美目光，构成了高密大地的文化氛围。莫言赋予故乡的“红高粱”以“挺拔刚健”、“凄婉可人”、“情欲激荡”，而这些正是神秘齐文化的魅力所在。又是这种文化氛围，孕育了高密人突出的个性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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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魔幻”和“陌生化”上，莫言自己也承认深受马尔克斯、卡夫卡和福克纳影响。很多读者认为莫言文学成功来自于西方文学元素，或魔幻，或欧化句子的使用等。但笔者总认为，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创作理念，某种程度上是“国际视角的蒲松龄”。也许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未必接触蒲松龄及其作品，但文学是“人学”，人类情感跨越时空，息息相通。更何况，莫言与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他们真的不同。莫言文学是个复杂体，“原生态”和“本土化”，仍是自学成才、并不精通外语的莫氏创作源泉和基调。齐文化和“蒲松龄”元素是其内因，“马尔克斯、卡夫卡、福克纳”则充当了现实生产力作用的外在因素。外因激活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此叠加，成就了莫言。
笔者始终认为，莫言骨子血液里本就有“陌生化”、“怪味”这样的“因子”，《百年孤独》、《变形记》此类作品确实激活放大了这个藏得很深的“因子”。莫言阅读《百年孤独》，喜不自胜，找到了知音，找到了共鸣，更找到了文学成功的国际范本。喜出望外之余，但冷静的莫言还是这样说：“百年孤独”是个熊火燃烧的大火炉，自己不能靠得太近，否则就被融化，找不到自己。什么意思？“百年孤独”开阔了视野，找到了文学借鉴的标本，增强了成功自信心，但必须适可而止，只可远观，不可过度浸淫其中，否则找不到自我，一味简单的模仿，最终只能甘作“百年孤独”的可悲的摹本。而立足本土原创，秉持自觉意识，埋头自我创作才是文学之根本所在。莫言是对的，否则，诺奖名单真的永远没他这一号！莫言始终离不开脚下的培育广袤的红高粱的齐鲁大地，离不开诞生李开先、蒲松龄如此人物的文学温床！《天堂蒜薹之歌》中高马与鹦鹉之间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搏斗，《丰乳肥臀》中鸟仙附体后的三姐的神通广大等，如许浓郁的神秘色彩，也许与外来“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影响有关，但从根本上说，乃是源于东夷腹地的高密地域文化中隐袭的动植物崇拜之神秘意识，本土文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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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东西主观着说，主观的东西客观着说，板起脸来说笑话，戏谑口吻说生死，大的东西细微着说，微小的东西夸张着说，这是莫言取得“怪味”和“陌生化”艺术效果的基本手段。而莫言笔下之“欧化”长句，更适合表述缜密细致敏感的主观情绪，更有利于对“意象”的穷形极相的描摹叙述，是取得“陌生化”效果的重要利器。如此，原本繁缛隔膜的“欧化”长句反而使莫言作品“脱俗”了，情感更逼真细腻，更富立体感了。就像著名的外国歌手演绎中国民歌，给“熟悉”镀上一层“陌生”，既熟悉又陌生，耳目一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庸俗”之物已经高手启用，“化腐朽为神奇”了。仔细研究莫言细密长句，是以“实词”为构架的典型的汉语语法句子，语意真切明晰，色泽直观扎眼，节奏有动有静，语音铿锵清脆，与那种翻译过来的语焉模糊的西化句子本质不同。莫言只是借用了欧化句子之“外衣”，内里仍是民族语言。还有，莫言对词性的转换运用，无不彰显“通感比喻”等修辞手法娴熟运用的天赋，此等“天赋”，是文学天赋，语言天赋。犹如反弹琵琶，弦外之音愈浓，更是“言内意外”或“形象大于思想”，成就了莫氏作品艺术“张力”无限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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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文化造就莫言。
齐文化之“怪味”，齐人之“怪”性格，从何而来？
笔者在其他文章，已从地理环境和历史传承的“地域文化”角度论述了齐文化的来头。就物质生理角度而言，笔者面前的齐人是如此模样：因适者生存，食欲旺盛，肠胃吸收强，而躯干粗壮，中通外直，骨力洞达，综合成就了阳刚勇敢，生猛勃发，昂扬直取不懈怠（此等人真真地球巨人也。年，在章丘焦家挖掘出的近两米的巨人骨骼，说明距今年前的齐人祖先确实高大威猛，不少专家认为这是地域分布的原因，信然）；因身大力不亏，精力沛然，无惧无畏，无所拘束，也成就愣头愣脑，迂腐执拗好面子，豪爽刚直一根筋；四肢发达，头脑也非简单，而成就智勇无边，想象力更绮丽无边。有多么大的正能量，就伴随生发出多少“邪能量”，好比一个体格十分矫健的男子，大醉后的行为也相当无端促邪、不可捉摸。
烂漫而强势的齐文化滋养出的男女，想象力、幻觉以及“无厘头”，独一无二并异彩纷呈。这是一个青壮年男子形象，也是好斗的东夷人（齐人祖先）的基因所在，也是“羿”后人的内质外显。就是女子，如同不计后果的嫦娥，婀娜妩媚并任性泼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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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是部奇书，以鬼狐故事拉入现实生活，构建起“超现实状态”，最终表现的仍是现实生活。
这个“超现实状态”是一个目不暇接，五彩斑斓万花筒：愚痴书生，悍妇浪女、执拗汉子、流氓无赖、婀娜女狐、恶棍厉鬼等形象，缱绻不知返的温柔乡、无情而可鄙的科考场、曲径不可探底的后花园、月高风黑的坟地场，如此场景生发出了鬼魅神秘的的文本气象，读来脍炙人口，欲罢不能。这个“超现实状态”简直是个巨大无形的磁场，极致彰显了齐文化烂漫绚丽。“超现实状态”本身蕴含的浪漫成分仍是齐文化的浪漫。“聊斋”的浪漫极其别致，引人入胜，想入非非，与齐文化的“怪味”密不可分。
浪漫主义文学到底有哪些本质特点？一是浪漫主义文学着重表现作家的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具有主观性、重理想重感情的本质特征。二是浪漫主义文学着力于歌颂大自然。三是浪漫主义作家重视民间文学。四是浪漫主义作家喜欢用夸张、对比的手法，追求强烈的艺术效果。如曲折离奇的情节，塑造非凡的传奇性的人物形象。
“聊斋”和莫言作品既是浪漫的，更是现实的，“浪漫”（烂漫、魔幻）的是表现手法，“现实”的是作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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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辩证法之哲学角度而言，齐人杜绝隔靴搔痒，喜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然物极必反，“物质”的另一面必然是“意识”，厚重的同时，空灵伴生。齐人身大力不亏，齐文化有多厚重生猛，就有多空灵鬼魅，这“空灵鬼魅”就是“怪人怪事”，就是“怪味”，就是聊斋的“鬼狐”和莫言的“意象”。而今，莫言把“怪味”弄成“陌生化”了。但此“陌生”绝非完全陌生，是熟悉之物已经类似“哈哈镜”处理之后的“投影”，此“投影”既熟悉又陌生，实则是熟悉物的陌生化。完全陌生，谈何感染共鸣；不陌生，老生常谈，激发不出上了瘾般的无限探究的兴趣。似是而非，是原物非原物的这个“点”，是莫言文学不易被模仿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陌生化”之于莫言，是内因外因、审美取向等合力促成。莫言作品始终没有离开脚下本土文化，直接深受“聊斋”影响。莫言多次言谈自己深受“聊斋”影响，他也出版过《学习蒲松龄》小说集子。这是蒲松龄的荣耀，是齐文化的荣耀。但莫言放大了《聊斋》意境和齐文化内涵，男人野性更强悍促邪了，女人性趣更澎湃放野了，所在场景及滋生出的不可言状的意蕴都大了好几套。何以见得？且欣赏那辉煌壮阔、温柔醇厚、瑰丽神奇、人的气息更浓烈的《红高粱》吧。
有人诘问，由蒲松龄到莫言之间的二三百年，极具“怪味”的齐文化哪去了？问的好。其实也很简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岂能如同赶集卖菜买菜这般机械简单！何况曾在“左”的文艺思想支配下，直接隔绝了文脉，“齐放”和“争鸣”基本停留在口号层面上。“假大空”的东西湮没了本色文化。但文脉最终不被隔断。断了水的河流，即使河床干涸，一旦通水，那些曾在水里的鱼虾，那些不知名的生物竟一下子全部复活。此类生物原先以什么生命状态深藏何处，也不好探究。这就是文化的特质，文化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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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笔下的自然万物，生生不息，变动不居，心荡神驰，动荡不安，似大地动摇，如海底翻天，如此充沛的生命活力，本身就是强势悍猛的原生态齐文化的真实写照。这个有机世界弥漫出的生猛泼辣，也许本身无需太复杂的故事承载。
很多人把莫言说成“会讲故事的人”，笔者总认为此说法“浅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莫言笔下构造之故事并不曲折，也不完整，更不复杂，但真实脱俗。这“真实”，是来源于故事构建起的包括人和自然万物自身弥漫出“味道”所体现出的本质的“真实”。试问，《透明的红萝卜》里的“小黑孩”到底有哪些惊天动地的言行？围绕“小黑孩”到底有哪些故事？没有多少，仅是些普通举动和简单事情。但我们多少人在“小黑孩”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碰撞出了多少不能言尽的感情共鸣。《透明的红萝卜》恰是莫言的成名作。
莫言作品何以取得如此巨大艺术感染力？莫言是在叙述自己的感觉，把真实细腻敏感复杂难言的感觉一并“搭载”在自己所熟悉的自然万物上，创造出了承载复杂情感的“意象”。“意象”得以诞生，离不开上天赋予自己的想象力，离不开感觉之间的打通能力。莫言作品最初是被贴上“寻根文学”或“乡土文学”标签而面世的。“魔幻现实主义”是国际视角的莫言作品“标签”，仿佛更恰当。作为乡土文学作家，自然离不开滋养自己的地域文化的“温床”和“摇篮”功能。就莫言而言，这个“温床”和“摇篮”就是烂漫多姿的齐文化。说到底，莫言在“齐文化”和“意象”之间，凭借自己的文学天才和感悟予以“架桥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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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本文”是莫言小说的“民间品性”。莫言的作品经常穿插着民歌、歌谣、信笺、民间故事或传说等“镶嵌本文”，“镶嵌本文”将读者的阅读延伸到了文本以外，体现了莫言对文本叙事背景的个人化处理，也体现着莫言创作的“民间感”由朦胧到觉醒的过程。如“娘啊娘，娘把我嫁给什么人都行，千万别把我嫁给铁匠，他的指甲缝里有灰，他的眼里泪汪汪。”这是莫言在作品《姑妈的宝刀》卷首的启用一段民歌歌词。
“镶嵌本文”特征是莫言作为乡土文学作家身份之使然，也进一步说明莫言对齐文化和“聊斋”的直接传承关系。即使与地域文化相去甚远的现代故事题材，莫言也不失时机的穿插上“民俗故事”，给自己作品蒙上一层色彩斑斓、神秘莫测的“原生态”味道。此“原生态”仍是莫氏情有独钟，不愿割舍的囊括齐文化、“聊斋”等在内的“原土文化”味道。这个“镶嵌本文”有时就是“聊斋”元素的直接“嫁接”和搬用。就故事意趣而言，莫言的许多短篇小说简直就是“聊斋”里面的篇章，仅仅没有“狐妖媚女”，很多故事叙述就像人做了个梦，短暂懵懂后悚然惊醒，然后赶夜记录，连缀成文，真是名副其实的“魔幻现实主义”。此类短篇有《奇遇》、《夜渔》、《天才》、《良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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