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朗：《聊斋新义》是我们家老头儿作品里面添料最多的，也是老头儿出版的各种文集当中制作最精美的书之一。史航：我心目中的汪曾祺就是苦心孤诣求人性的一丝舒展。止庵：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这儿过日子，只是我们跟我们的日子有点儿远了，需要有一个作家，把我们和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汪曾祺的意义就在这儿。
《聊斋新义》新书发布会现场视频时间：年1月9日上午10:00地点：中国国际展览馆（老馆）1号馆2层C厅主题：跟随汪曾祺，与古中国的深情高意重逢——《聊斋新义》新书发布会广东人民出版社北京分社高总主持《聊斋新义》新书发布会
《聊斋新义》新书发布会全文
（文末福利：转发抽奖）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欢迎各位参加“古中国的深情”故事会，也就是《聊斋新义》一书的新书发布会。
今年，是汪曾祺先生诞辰周年。《聊斋新义》完美展现新时代与旧时空的一场文学对话，为《聊斋》经典注入了时代的活力！下面把宝贵的时间交给有料、有趣、有故事的三位嘉宾：首先有请著名散文作家、汪曾祺之子汪朗先生，欢迎汪老师！著名编剧、策划人史航老师，欢迎您！著名学者、传记随笔作家止庵老师，欢迎！让我们与三位老师一起，听听他们眼中的《聊斋新义》，重逢古中国的深情高意。
嘉宾（客串主持）：著名编剧、策划人史航
史航：感谢大家的到来。一本新书的对谈，在书展其实并不是最恰当的场合，因为周围很多声音都在传，有点儿像赶集，但是汪曾祺先生的书，就算在一个集市上，也应该是抢手的。他自己文章经常提到，早年看那些唱本、石印本的环境是一样的嘈杂，所以咱们不怕这个场合。而且这个场合，我们三位，汪老师、止庵老师，还力图说得有趣一点，要不然观众一转头从广东奔河南、山西的出版社去了。我们尽量让你关心这一本书，骨子里靠的是不在场的两位——一位是蒲松龄先生，一位是汪曾祺先生，主要是靠他们两位的本事。
我这是一个开场白，我是今天的客串主持人史航，请汪朗老师说两句，跟大家打个招呼。
汪曾祺之子汪朗先生发言
汪朗：大家好。我被拉来做这个新书见面会，也是比较突然，随便说两句。就这个书，我想有三个“最”：一个是这书是我们家老头儿作品里面添料最多的。因为他的作品都是以他自己的，收录他自己的文学为主，有时候加一些画作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但是这一本《聊斋新义》多数不是他的作品——其中有蒲松龄相关《聊斋》的原文，还有他的手迹，还有专门给《聊斋》画的册页，就非常丰富了，这个确实是能够看到策划者的用意。汪曾祺的《聊斋新义》，如果和蒲松龄的原文对照一下，就能看出来两者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能琢磨出一点儿我们家老头儿写《聊斋新义》的想法，包括有一些立意上的调整，包括他想用现代汉语来描述用文言文写成的《聊斋》故事。因此，用《聊斋》原文对照，显得和他有一些对接。所以，这是我们家老头儿作品里掺料最多的一本书，但是掺这个料是有道理的，是出彩的，并不是废料，这是这本书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这本书是老头儿出版的各种文集当中制作最精美的书之一。无论是封面设计，还是内容的编排，都可以看出编辑和出版社的用心，我也是非常感谢的。
第三个特点，这本书跟我是最没关系的一本书。这本书是史航先生一手策划的，找的是我妹妹她们。这本书出了之后，出版社希望我来参加这个活动，所以我便过来了。
我只能说到这一步了，谢谢大家。
史航：我补充两句。确实，汪先生说的这三点都特别准。以往汪曾祺先生出的书，个别的，像汪曾祺对联，有一些点评赏析的小文字，但都是他为主，这回这本书，又有《聊斋》的原文，还有蒲松龄手迹和汪老手迹的对比，其实是可以赏玩的一本书。而且我也很关心止庵兄，止庵兄肯定看过这本书，但是应该从哪个角度，怎么看，我想听一下他的第一观感。
嘉宾：著名学者、传记随笔作家止庵
止庵：先说说汪曾祺先生。我是没有见过汪先生的，我一直默默读他的书，其实都在北京，可没有机会，但是一直看他的书，包括看他当时发表在杂志上的“聊斋”。我一直受他的影响，知道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是什么样的存在。
通过《聊斋新义》，你看这些作品写作的时间，跟他发表的时间，肯定能猜到，这些作品（我们写作特别在乎什么时候写完了什么时候发稿），基本上都是立等可取。当时读《聊斋新义》，觉得很有意思，把这个《聊斋》以另外的形式，把文言文已经写得很有名的作品，重新写一遍，这个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跟鲁迅写《故事新编》还不太一样，《故事新编》的原型是一个个小故事，一个梗概，而《聊斋新义》的原型是已经完成了的，《新义》是直接拿一个完成的作品去写另外一个版本。谁有这个本事，能做一个《聊斋》新编？只有汪先生行。
他这个作品大部分是在美国写的，他用的书是《聊斋志异选》，我是从这本书开始学习文言文的，这是我最早自学的教材之一。当时他写这本书，就说了一个遗憾——他手里只有一个《聊斋志异选》，特别希望得到一个全本。他就问旁边的人，有没有人可以给他本内容更多的《聊斋》，史航兄的序里面讲了这个事情。
一个《聊斋》已经写了的故事，他又要写，这个做法特别有意思，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其中很多篇是很有名的，已经是大家都在这儿读的，我要写一个新的，怎么能够跟他不一样，怎么能够推陈出新，而且他这个也成立，我这个也成立，这个冥冥当中是两个作家——清朝的作家和当代作家——之间的对话，等于是一种切磋：你这儿这么处理，咱们这儿是不是可以这么处理，这个特别有意义。两个人同时写一个故事，你写一遍，我写一遍，看看这个东西怎么回事儿，跟这个很像，古人常说文心，其实这是文心之间的碰撞和交流，意义特别大。
当时读《聊斋新义》，都是在杂志上一篇一篇读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总共有多少篇。我看过的共有13篇，以前经常看《北京文学》登一篇，别的地方登一篇，但不知道一共有多少篇。
再有一个，我当时没有下功夫，没有把它和《聊斋》的原文做一个对比，看它到底改了什么。我再声明一句，汪先生写这个《聊斋新义》，完全是再创造，不是把《聊斋》变成一个白话文。他用的是白话文体，但是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人生阅历，还有他自己对于美、真、善的一套理解（这个理解和蒲松龄在有些地方是一致的，有些地方是不一致的，有些地方甚至是冲突的）来创作的。我觉得把两者做一个对比来读，会是一种极大的乐趣。开始的时候，史航给了我一本《新义》，这个是没有原文对照的，我先读了一遍，后来有了带《聊斋》原文的这本书以后，又对着读了一遍。一句话，蒲松龄怎么处理的，汪先生是怎么处理的，看得一清二楚。
通过对比，可以看到，汪先生有的地方改动非常大。我举一个例子，《黄英》，基本上可以说是重新写了。有的改动不是特别大，像《石清虚》，就不是非常大。两个这么大的作家，一个是清朝的，一个是当代的，而且都是短篇小说的高手，他们之间在艺术上那种争鸣与共鸣，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实际上，严格来说，这本书可以提供给大学里面，如果有人做研究，可以好好写一篇文章，看看不同处理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个研究意义非常之大。
具体的，待会儿跟史航再谈。
史航：我补充两句。我在微博上发了这个书的消息之后，网友评论的时候，有人就说，我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这个。那时候没有出书，他也是在《上海文学》《北京文学》等杂志当中一篇一篇找，找的时候，其实有一种“还有哪些”的感觉。现在有这么本书，对于喜欢汪老的人，首先是一种快乐，全了！但同时也有一种感伤和遗憾——就13篇啊，我以为写好多呢。因为你喜欢这个作者，你就恨不得像资本家一样，希望他无穷无尽地写，但是很可惜，就这些了。
刚才止庵兄说，它不是简单的白话改写，确实，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当代的作家，大作家，有些会为小朋友写点书，但只做翻译的工作，或做简单的改写，可这个不是为小朋友写的，这是为每一个人写的，甚至不知道《聊斋》的人，也可以读这本书。为什么我说是古中国的深情高意呢，只要你对从前的人怎么想的、怎么活的感兴趣，都可以看这本书，这书是这样的一本书。
而且汪曾祺先生他的文字太有特点，你很容易认出他。白话文改文言文，按说会更啰唆，一般都会啰唆，但是汪老的啰唆一定是有道理的：他说一片空地什么也没种，长了一地的野花，这句话是重要的，这个小男孩从来不点灯，直接睡觉，这是为了铺垫后面他生命当中会出现女人。所以，他写出的每一句话没有一个是六指的、多余的，而且有时候它比古文、文言文还脆生，像怎么养蛐蛐，蛐蛐要吃什么东西等。“买！”一个感叹号，你就能想象这个过程，你不用东市买匹马，西市买长鞭，不用，这个脆生是一个特点。
这本书好玩儿就在于咱们平时是通过看美术史，看大画册，看毕加索画的一个人，现在这个人就坐在这儿，这个人本人长这样；塞尚印象主义，苹果那么画的，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苹果长这样……通过这个东西，你才知道什么叫美术史，一个画家，什么叫风格。这跟摄影师有区别，摄影师也会有风格，但不一样。
还有一种看《聊斋新义》的快乐当中的第三种快乐。1+1不等于2，它等于3，这是读这本书的第三种快乐。
这种对比的快乐，是特别有意思的。而且，《聊斋新义》是写成于一个很仓促的时代，大家写作时都不爱用更生僻的形容词——怕别人不知道，所以《聊斋新义》能给我们最简单的联想。所以，如果你愿意逆流而上，找一点费事的事，这本书非常合适。其实，读这本书一定要有游戏感，这样读着才过瘾，这是我基本的感受。
我想问一下汪朗老师，汪老跟你们聊过自己写《聊斋新义》的事吗？
汪朗：我印象里基本没有聊过。因为在他的眼睛里面，我们家他的几个孩子，都不是搞文学的这块料，跟我们聊也是白搭。我们知道他改写《聊斋》，但他的立意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死气白咧这么干，却从来没跟我们说过。史航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面引用了几篇他跟我母亲写的信，倒提出了一些这方面的东西，但他另外的一些想法，包括圈内人都未必能够理解。
我记得当时林斤澜还在世的时候，每年春节还到他们家去看一看，就说起这本书来了。当时《北京文学》发过他的《聊斋新义》，责任编辑就找到林斤澜（林斤澜那时候管事），说这种东西要是发出来，会不会影响老头儿的声誉和形象，林斤澜看了看，觉得好像也不是太好，但毕竟是老头儿写的东西，就给他发了吧。给他发了吧，就是这种态度。真正搞文学的人，都不太理解，他也不可能跟我们说得很深入，很详细。
史航：我在“序言”里引用了一些他当时的美国家书，提到写这个的一些事，还提到了一个湖南籍的作家古华（写《芙蓉镇》的）。他到了美国，基本上不出去玩儿，就在写，汪曾祺觉得太累了，古华倒劝他，多写几篇，赶紧出书，台湾先出，内地再出怎么怎么样的。他也觉得太累了，这是老头儿的性格。他说，写这个东西，我是要讲究我的标准的，不仅不能累，而且还得挑三拣四地写，这是挺好玩儿的，我们熟悉的老头儿的性格。
顺便说一句，汪曾祺先生的子女当中，我只认识汪朗老师，老汪这个人还是挺像汪曾祺的。老汪我是接触了一点点的，觉得他不像很多作家的子女后代，为什么不像，我觉得看汪曾祺的书就明白了，特别好玩儿。需要有这么一个家，老头儿才能有那种既自在，有时又有点小拘谨的，等着腾出一个桌子让我写字的状态，这个状态是特别好的。我认识汪朗老师以后，眼前的画面慢慢变得非常深刻，一个小桌，什么样的小桌，终于轮到汪曾祺老师写了，等等，有很多的快乐。这样的家庭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平等，但是又生动，很多家庭平等而不生动，还有很多家庭根本就不平等，是大家围着老头儿和老太太转的。中国的作者如果都是在这样的家庭当中，他写的文章也会是舒展的，自如的。这样的家庭是开明的，这个开明，不能老说父母对子女开明，子女对父母的开明也很重要，这种互动感，慢慢的，我们能从汪朗老师这里感受到。
我个人其实很感兴趣一件事，就是汪曾祺先生的美国家书里，他说有几篇我不写，为什么不写呢？因为那几篇太满了，放不下我的东西。这个是这本书，是我们今天聊的时候，应该好好聊的一件事。为什么有的他选了，有的没选？我想听听止庵兄怎么说，因为他对《聊斋》很熟。
止庵：首先，我刚刚提到了，他在美国读的是《聊斋志异选》，这个书和《聊斋志异》差很多，选的都是名篇，是一些在当时有现实意义的，对于现代人有意义的作品。《聊斋》这本书，如果大家通读了，会发现，这是本很芜杂的小说集，风格都不一样，有两路，一路是用繁笔，一个是简笔，繁笔这一路比较接近于唐人小说，简笔接近于魏晋小说。还有一个小说，以前没人读，现在非常有名，《阅微草堂笔记》，用的就是简笔，也就是魏晋小说的路。
当时清朝人认为用简笔是正路，繁笔不是正路，《聊斋》的地位当时不如《阅微草堂笔记》。《聊斋》里面，我们现在说好的，当时往往觉得不好，比如这个故事写得细，很详细，很周全，我们觉得好，因为唐人小说是这么写的，当时却觉得不好，而魏晋小说，都是几十个字，一百个字，这种写法留下了很多空白，用这种写法的，才是当时觉得好的。
汪先生他改写的时候，也许是那种简笔的小说，更给他灵感，更给他空间，但是比较遗憾的是，这个《聊斋志异选》选的基本上都是繁笔，最具有蒲松龄的风格。所以我觉得，首先说这是一个遗憾。汪先生写这个书，我不知道他有多大的野心，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写着玩，汪老先生提到，包括林斤澜提到的（我也认识他），这个东西到底算不算是原创，都是一个问题，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一手的东西，还是二手的东西，当时都有质疑。
汪先生自己写出来，也不是当成毕生杰作写的，当时在美国，确实没法写别的东西，就取了这个题材。但是这能看出来汪先生整体的境界，因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个经典，从经典小说动手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很容易被人诟病。但是汪先生（你可以从他的《受戒》读起）他，其实是一个自己的美学观念非常强的人，他的整个人生，对于审美有一套完整的自己的想法，而且他特别强烈的要用这套写法来写东西。当他遇到《聊斋》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要写一个他的《聊斋》，而非重述蒲松龄的《聊斋》的作品。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他跟蒲松龄之间有一个切磋，你这一笔我同意，我就照你这笔写，你这笔我要是不同意，我就照我的写。这个事确实是只有他这样的功底，他这样位置的人，才能做这个事，我们现在虽然也会这么做，但其实不太敢这么做。
这里面可以举几个例子。有一个例子，我可以坦率地说，其实汪先生的这个处理，也并不完全都是我自己赞同的，我自己有自己的审美趣味。这本书里有三个审美趣味，一个是蒲松龄的，一个是汪曾祺的，一个是我自己的——并不是说我有多大的份，我只是作为一个读者，有自己的审美趣味（咱们读一个书，我们都有阅读者的审美趣味，不是蒲松龄的，就是汪曾祺的，或者是第三个人的）。同样是读《红楼梦》，有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那个，你这个喜欢不一定是曹雪芹的喜欢，曹雪芹写的晴雯，那是曹雪芹最喜欢的，但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最反感晴雯，觉得非常讨厌。我身边有人喜欢平儿，有人喜欢袭人，袭人是曹雪芹最烦的一个人，不一定非得跟作者的趣味一样。
所以我觉得读这个书，审美趣味可以和作者不一样。我就举两个稍微详细一点的例子，有两篇，第一篇叫《瑞云》，我先说说蒲松龄是怎么处理的。这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讲的是，妓院里有一个女孩儿，长在这个妓院，长到一定年龄之后，该接客了，她长得特别好看，她就跟妓院的老板说，咱们俩约定一下，我要找那个第一个人，那人得是我喜欢的人，我跟他发生关系的那个人，献身的这个人，得是我喜欢的，这个老板说，可以。此处，汪先生有一个改动，加了个期限，是一年，原来小说里面没说挑人有一个期限。
瑞云开始接客后，来了好多人，这个女的有的陪着写首诗，有的陪着喝喝茶就完了，有一天来了一个人，不是很有钱，但是很有才的一个人，瑞云喜欢上了这个人。这人说，我来了这一趟，已经把我的家底用了不少了，没有钱再来了，这个女的说，你下次不用花钱，这个跟原书是一样的。这人接着说，我也找不了你，你的身价这么高，我倾我们家所有，也找不了你，不太可能。这个时候期限就到了，老板说你不能老是这样，得开始接客，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人，看瑞云，在她脸上点了一下，脸上出了一个黑的指纹，这个指纹越来越大，脸变成黑的了，就没人要她了，在这个地方变成了做粗活的人，但凡有人愿意找她，不要钱也可以，赶紧给她弄走。这个时候，前面第一个书生就来找她了，用非常便宜的钱把她找回家。这个女的到他们家，我怎么长这样了，我不配你了，我在你们家干活就行了，这人说，我不在乎你长什么样。
这个前边，汪先生和蒲松龄的处理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结尾不太一样。原书中，在她脸上点的人又来了，这个书生遇到这个人，就说这个事，说我家里找到一个人，这个人脸变成这样了，他说这是我给弄的，书生说你能弄，能不能给去掉？他说我能给去掉，就到书生家去，弄一盆水，说拿这个洗洗脸吧，一洗，变好了，最后皆大欢喜了，这是原来蒲松龄的结尾。
然后你看汪先生的结尾，这时候就可以看出汪先生的审美观了。汪先生觉得美丑的问题是一个主观感觉，是这个男主人公他觉得什么叫好，就什么叫好。汪先生其实受了庄子的一些影响，所以当她这个人变成原来美人的样子，这个男主人公反而不太接受，有点不舒服了，觉得不是这个人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汪先生和蒲松龄先生，他们俩人的审美观，和他们整个对于人生的感悟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我觉得两种处理都是独特的，我不太觉得谁超过谁，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俩说一个故事，说到这儿的时候吵起来了，一个得这么着，一个得那么着，这种处理就特别好。
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促织》，就是蛐蛐那个，也是汪先生做了一个很小的改动。大家知道《促织》进入中学课本，讲的是一个地方有一个人献蛐蛐给皇帝的故事，因为这个地方不产蛐蛐，他们官府就每年逼着找蛐蛐，好不容易找着一个（找不着就会挨打），找着之后，那人的孩子把这个蛐蛐给弄死了，他妈就说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便跳井自杀了，后来这个孩子被救上来，有一口气，属于现在所说的植物人的状态。之后又找着一个蛐蛐，就是很小，但是这个蛐蛐特别能斗，见谁咬谁，什么都能咬，鸡都能咬，就送给了皇帝，给这个人一个奖赏。
原来蒲松龄写的是，这个孩子醒过来了，说这个蛐蛐是我变的。但是经汪先生处理后，结尾的时候，这个孩子死了，这个蛐蛐也死了，从这可以看到汪先生对于悲剧有自己的判断，对于整个人生，一个故事，一个作品的审美趣味有一套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这两个改动都是这本书里面最大的改动，但是都能看出他们两个人的不同，我这里不去做评价，都很好，但是完全是不同的，往东走也好，往西走也好，没有说非得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那种争吵，或者说是切磋，这个是最有意思的。
我再说一句，就是汪先生这个《聊斋新义》，其实我读了之后，我觉得他更接近于汪先生自己写的《受戒》之类的这些小说，离汪先生自己更近，离蒲松龄是比较远的。因为蒲松龄当年那个年代，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有他的整个社会环境，有那么一套价值观，所以这个《聊斋新义》，它完全可以被纳入汪先生自己的创作系统，构成他这个系统里面的一个部署，甚至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聊斋新义》漆口版（限量带编号）
史航：谢谢止庵兄。其实我读汪曾祺先生的文字，尤其是小说，到现在，一直到刚才止庵兄说，这个《聊斋新义》更接近汪先生他自己为止，我心目中的汪曾祺就是苦心孤诣求人性的一丝舒展，这个舒展有时候是大家都不怎么接受的，但是他却要努力，所以从这一点说，他是先行者，先知感特别强。这种舒展是各种的，甚至存在于他讲的一些民国故事中间，比如有个生意人一年都回不了家，这样的人几年碰不了女人，镇上一位大娘就会说，我跟他好两次，怎么着，我们碍不着别人，我让他舒坦一会儿怎么了，这个舒展、舒坦和舒服是有关系的，这个时候其实他这么写，都是挺惊世骇俗的，当时发表在杂志上，编辑都得琢磨两次，给不给汪老师打个电话商量一下，算了，他是汪曾祺，就让他这么写吧。所以我们看到汪曾祺一次又一次的舒展，一次一次书写的那个笔画是舒展的，这个舒展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刚才说的蛐蛐这个故事，我还感动于汪曾祺他用一个小孩口吻说话：我变成那个蛐蛐之后……这个故事拍过电影、电视剧、舞台剧，什么都拍过，但是用那个小孩的口吻表述这个故事会怎么说呢？那个小孩说，是我变的蛐蛐，我9岁了，我懂事了，我本来想变回来，可我变不回来了，我就活这一秋天吧，可我打赢了，我走了，你们别想我，想也没用。这些话一句是一句，甚至我就在想（开一个玩笑），你现在再翻译一回《聊斋》，绝对翻不出来这感觉，一定假，一定做作，加上之乎者也，矣焉哉，就完蛋了。所以汪曾祺老师和蒲松龄老师的切磋当然没有输赢，就像咸豆浆、甜豆浆，各有所好。
但是在文言文面前，《聊斋新义》真的维护了白话文的尊严，就像胡适的电报稿一样，原来我们用白话文，也可以这么酷，这么简洁，这么有力，这是我们读起来非常有力的语言，这个东西很难得。这跟刚刚止庵兄说的是一个道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蝉是蒲松龄，螳螂是汪曾祺，我们都是黄雀，只要你买这本书，打开了，你就是黄雀，你在后，总能看到点儿东西。
我自己，其实很遗憾，因为我没有看《聊斋志异选》，我一开始看《聊斋》就看的相对完整的版本，后来看上下集，蓝皮的那个，还有《白话聊斋》等等。
《聊斋新义》内页插图（著名画家于受万绘）
止庵：我再强调一遍，汪先生这个书不是《白话聊斋》。
史航：我还看过小人书，我不知道《聊斋志异选》里面选的时候没选《王六郎》，因为《聊斋志异》里面我最喜欢《王六郎》，我曾幻想汪曾祺要是改《王六郎》会是什么样。
止庵：我喜欢《红玉》，也没改。
《聊斋新义》内页插图（著名画家于受万绘）
史航：所以我们都有种感觉，觉得我们下单被退回，没订到货。后来我在“序言”里提到一句，王六郎这个人跟鬼之间的交情，当然主要是喝酒，跟《陆判》也是一样，都是喝酒，汪曾祺写的《陆判》里面，陆判在喝酒，还炸花生米，炒鸡蛋。汪曾祺最后说这个主人公跟陆判喝完酒，早上起来陆判人没了，只有什么呢？还剩几粒花生米，还剩两筷子鸡蛋，两筷子就能夹完的炒鸡蛋，这么一说完你就觉得真是炒鸡蛋。王六郎的那种几次可以托生，但是不忍心找替死鬼的故事里，这一丝不忍使故事特别动人。
我后来在“序言”里面讲，汪先生聊斋里没改写《王六郎》，但是小说里大量都是王六郎式的故事。两个人遇见了，不止是爱情，像《鉴赏家》里面，《星期天》里面，那个王小姐和大明星赫连都遇上没遇上？遇上了，能不能在一起？不知道。一个女右派和新来的赵所长遇没遇见？遇见了，他们间都会有一丝关心。宋词有两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要是李广李将军他遇到的不是汉武帝（刘彻这么爱猜疑），他遇到的是刘邦，那多爽，汪曾祺写的很多都是穷苦人，穷困之人，但是困的过程中间，有的就“遇上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现在除了看汪曾祺的文字，除了觉得他写的是美食文字之外，还要看他的那些“遇着了”的故事，因为我们人生遇到的事儿多，遇到的像样的人少，遇到的变故多，遇到的交情少。所以说，他这里边有这样的故事，我们就会特别的有感受。
其实我也知道，对于《聊斋新义》这个作品本身，汪老可能很少聊到这个东西，但是我其实有一个事儿很感兴趣，就是汪老出门带书，没带几本书，因为是出国，但却带了《聊斋志异选》，以前我跟汪朗老师也聊过这个事儿，像你们家本身的藏书状况，这个汪朗老师你还是了解的，特别是有关《聊斋》的，所以我还是想知道一点这方面的情况。
《聊斋新义》内页插图（辽宁省图书馆镇馆之宝：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
汪朗：我们家怎么说呢，基本没有藏书，特别是没有成套的文学巨著，像国外的托尔斯泰的三部名著，我们家只有一个《战争与和平》，剩下的都没有，而且《战争与和平》老头儿还说，买回来就一直放在那儿，看不下去，直到打了右派以后，带到乡下，才硬着头皮看完了。我们小时候，也不知道《战争与和平》是什么名著之类的，他也不跟我们讲，所以我们就和列宁的著作挂起钩来了，以为是理论书，而且《战争与和平》开始第一篇是法文，这个怎么还带外文呢，一般看两篇就不看了，后来才慢慢地看，他也不教我们。
《聊斋》小说也没有，他没存过《聊斋》的本子，后来的《聊斋》是人送他的，还是我那时候在大街上给他划拉的，就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四大名著，《水浒传》是有，因为那时候要批《水浒传》，有几个版本，剩下《红楼梦》《西游记》，我三年级的时候，他给我买过一本，那时候磕磕巴巴地看完了，但是也记不住，训练一下看古文的能力。
家里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书，老头儿看书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看的，一说起来，他什么都看过，我想一个是他大学期间，另外是他在单位的时候，据说他把单位资料室的书基本都看了一遍。等到后来我们把书房捐出去，里面实在是比较寒酸，里面有一套不太全的《史记》，还有《汉书》，是当年他吵吵要写汉武帝的时候，人文社还是哪个出版社给他供的，从资料室借出来，后来他也没还，我估计也找不着借书证，就一块儿捐了，大体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再多说一句。刚才史航老师说了，老头儿写文章有一个想法，求得人性的舒展，这个概括非常准确，另外他写《聊斋新义》，“前言”里面就说了一下他的类似想法。实际上他在当时有一个想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包括小说，还有很多剧本，都想做一些改造，他觉得这些东西有精华，有糟粕，糟粕的东西就是对人的不尊重，对人性的泯灭，他想的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叫“小改大动”——保持原来的小说或者是戏剧的框架和主要情节，但是把立意颠覆掉。
《聊斋新义》有一些体现这一想法的，还有他提到的《一捧雪》，很明确地体现了刚才史航老师说的那种对人性的尊重，因为《一捧雪》的故事，仆人替主人去死，仆人和主人长得差不多，碰到一个奸臣，严世蕃要把他们家祖传的玉杯要走，他不给，最后遭到了灭门之灾，被抓住以后，因为仆人跟他长得很像就冒名顶替，被砍头了。老头儿对这个做法非常非常不满，人和人的价值是一样的，凭什么仆人就要替主人去死呢，他从这个角度出发，把后面的一些，主要是唱词，改了，体现人人平等的想法。
《聊斋新义》里面也是有一些类似的东西，一个是大家都平等，一个是他特别讲究情缘，两个人相好不在乎其他的什么，缘分尽了，就可以一拍两散，包括张三，哪怕有点不太合乎道德规范的事，只要情还在，这一个绿帽子压不死人。这都是惊世骇俗之语，这个东西惊世骇俗是肯定的，结合刚才说的薛大娘（就是一个所谓的拉皮条的），他就认为这是健康的，也无可厚非的，这里面确实是，有他对“人”的理解，或者是对人性的理解，有时候有一些要突破这种大家固定的道德标准，但是也不敢太过了，都是小试。
《聊斋新义》内文印刷中
史航：汪朗先生说的这个我特别感兴趣，尤其我很喜欢的，是他把《双灯》和《捕快张三》这两个搁一块儿说。这两个要说主题，各一句话，《双灯》是情没了，缘分就没了，俩人本来好好的突然就分手了，而且是女的提出分手，狐狸精提出分手。但是《捕快张三》，老婆你给我戴了绿帽子，我本来想逼你自杀，后来我看到你的样子，我觉得我还喜欢你，算了，别死了，咱们就这么过吧，我觉得戴一个绿帽子压不死我，一顶绿头巾未必压得死人，只要情还在，缘就在，咱俩就还过。这两个正好是一个对比，这个对比非常精彩，要看到这个小小的改变。
《双灯》的原文中间，是一个读书人，家里有老婆，这段时间单住，遇上狐狸精，在一起好一段时间，后来回家，跟老婆正高兴着呢，狐狸精说，你们忙吧，我走了，这么一个故事，但是这个好像更顺理成章。汪曾祺他改写成一个少年人，没有碰过女人，后来遇到一个人，初恋、初夜都是这个人，觉得还应该跟你天长地久好着，这个女的觉得我跟你缘分尽了，我得走了，她不说喜新厌旧，就是缘分尽了。她说了一句话，我们跟你们人不一样，我们没情了，就得散，这个完全是宫崎峻式的，很高傲，但是又非常温和。这里面主人公，这个青年人，他没做措施，只是感觉情分尽了，没做措施，觉得也应该散，这就是非常的舒展和高级。要是一般的故事，就是放当代作家笔下，让很多人改写，一定是改成你做了一件错事，人家跟你分了。没错也可以分，这是对人类感情的一个特别高的支持，这个是特别高级的。所以，像《双灯》这样的，还有《捕快张三》，我不止一次在朗读会里读，或者是推荐别的朋友来读，就是想让人知道，汪曾祺这么写过人类感情，咱们可能没注意到，所以出这个书的好处就在于，你会看到这种写法。
《聊斋新义》限量编号、签名钤印实拍
止庵：汪先生的《聊斋新义》总体而言，有两个方面的改动，一个是增笔，一个是减笔。原来《聊斋》的故事都不长，一般人都用增笔，一般改编作品都是添加东西，但汪先生这个作品，有很多用的是减笔，把原来的东西去掉很多，尤其是《黄英》这篇里面的婚姻部分，整个没有了。黄英不喜欢这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是蒲松龄笔下塑造的一个很古怪的人，这个人本身有点不识人间烟火，他又觉得别人俗，是一个比较别扭的读书人，汪先生不喜欢这样的人，他就把这个人跟黄英的婚姻关系去掉了，觉得配不上。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减笔的部分，这些地方是汪先生对于蒲松龄的减笔。
蒲松龄有蒲松龄的时代，蒲松龄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是非常超脱的人了，我们喜欢《聊斋》，喜欢的就是蒲松龄超越他那个时代，蒲松龄这个时代人的基本想法，其实我们可以看《阅微草堂笔记》，比较接近于当时读书人正经的想法，但是蒲松龄不满意这个想法，他很多小说里面的想法完全超越了那个时代。
汪先生跟蒲松龄之间又隔了一段时间，有两百年吧，隔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他又有一个超越。他觉得蒲松龄有些地方超越得不够，有些地方蒲松龄还是局限于当时的那个审美趣味，或者是价值判断，于是他又有一个超越。所以从这里面，拿这个书对比一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时代变化。
但是汪先生，他既不是离开这个时代，也不是离开原有的故事，他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不做一个尽可能新的开局，不去加上一个尾巴的改写。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看过有一个电影，原型是鲁迅写过的一篇小说《祝福》，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夏衍把这个小说改编成电影，结尾的时候，增加了这样的戏——祥林嫂去把门槛拿斧头砍掉了，当时就有人说，他能砍门槛，为什么不砍死鲁四老爷呢？既然砍门槛了，她就可以革命！其实，她如果真做了砍门槛这个事，就不是祥林嫂了。汪先生是在一个故事里面，尽可能的把他再做一个发挥，在这个人物的逻辑线里面进行发挥，但是有的结尾，有的改动，汪先生是偏价值判断，有的改动是偏审美趣味。
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同梦》的小说，是《聊斋新义》里面很好的一篇，这个的改动只是改了一个结尾。原来那个故事，《凤阳士人》总体跟《同梦》相比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在结尾有点不同。在原文的结尾，所有人都梦见主人公找到一个美人，大家都梦见了，虽然这个美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可不同的人都做这同一个梦，然而，经过汪先生的处理，在结尾的时候，江上有一个船，这个人在这个船上唱歌，唱的这个歌是前面（梦里）就唱过的。他用这么一个处理（这个处理跟汪先生长期从事戏剧创作有关），增加了戏剧性，这个处理对故事的逻辑完全不影响，其实没有这个处理也可以，完全是因为汪先生的审美趣味，因为他对于一个文学作品，有他理想中好的样子，所以他进行了处理。这个书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种的改动，很多种的变化，这些变化，我们都可以细细想，蒲松龄原是怎么想的，汪先生又是怎么想的。
再说一点，有点遗憾的是，当年那些杂志的编辑，当时对于汪先生这一番苦心不是特别理解，所以觉得汪先生还是应该更多写原创小说，对《新义》反应不是特别热烈，汪先生写了一些就不写了。如果当时有一个像史航这样的人，像咱们广东人民这样的出版社，看出这个东西的好，特别是将《新义》和《聊斋》对比之后看出它的好之后，给汪先生更多的鼓励，他可能会多写一写，特别是能写出一些更有意思的。
再提一下《捕快张三》，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聊斋》一篇结尾的“异史氏曰”里面的内容，而“异史氏曰”是从《史记》的“太史公曰”这儿学来的，实际上这是“异史氏曰”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不是正文的内容。《捕快张三》跟《聊斋》里面的故事没有太大的区别，汪先生觉得这个东西放在结尾被埋没了，有的人读的时候，是不读“异史氏曰”的，等于忽略了附录里面的东西，所以汪先生他要张扬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一篇体现出了蒲松龄在别的地方很少见的，绿帽子压不垮人的那种自由状态，就像刚才史航说的，生命的自由状态，挥发性的东西，在《聊斋》的正文里面不太容易找到，当时极少有这么开明的想法。一个人戴了绿帽子，现在的人都受不了，当时却有人觉得，一顶绿帽子压不死人，反正也是过去的事儿，就翻过去了。这是汪先生对《聊斋》的发现，蒲松龄没有单独写一篇，汪先生给他单独写了一篇。
我觉得这个《新义》里面能看出汪先生很多很多的东西，虽然只有短短13篇，大家却能看出很多东西，《新义》和汪先生自己的作品更近，但是确实又是他的作品里特殊的东西。我们一般不太敢做的事，汪先生很自然地做了，这个改动，我相信他写的时候，没花多大力气，就像他写别的作品一样。我不知到底费劲不，我得问问汪朗老师，汪老写作的时候有没有那么费劲，应该都是很容易的事儿吧？
汪朗：他写东西，都是跟玩儿似的，他一般早上起来比较早，起来下碗面吃，我们家有一个破沙发，吃完面泡杯浓茶在那儿端着，我妹妹说是直眉瞪眼，我说是像老僧入定似的，想40分钟，半个钟头，然后就开始写。写的时候，从来没有什么打磕巴的时候，没有什么大删大改，从这本书里他的手稿也能看出来，他是先想好了再动笔，不像我们不会写东西的，想还没想明白呢就写，原来有稿纸，写一点扯一页纸，现在是电脑，写一页，翻来覆去删。他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聊斋新义》内页插图（汪曾祺《聊斋新义》手稿）
止庵：您看《聊斋新义》也是，不是多费力的，创作的状态很自如，以很轻松的状态，把《聊斋》看了，觉得自己有的能写，有的不能写，因为有的可能《聊斋》的思路跟他完全一致，有的是已经写好了，有的没有可发挥的，有的是没有可删改的，不能写的，他就不弄，能写的，他就弄弄。作家的这种状态，自如，但是不粗糙，现在来讲，是非常难的，因为一般人一放松就完了，你不放松你还写得不行呢，汪老这种状态，恐怕在中国现在的作家里面，是很难遇见了，属于老一辈作家才有的。
史航：止庵兄说的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特别不善于概括汪先生，我会说这个人易于接近，难于形容，止庵会说这个人写东西轻松自在，但是不粗糙，我觉得止庵说得对。为什么轻松自在不粗糙？因为汪先生他本人不粗糙，他只要把自己轻松自在那一面正常地，像一个拓片一样展现出来，把自己的思想、灵魂、心灵拓出去就行，所以只要他的人不粗糙，文字就没法粗糙，写起来还不耽误工夫。我看这个书的时候，就想着汪曾祺先生的美国家书，里面写道，有些人喊他出去喝酒，喝完酒明天干吗，在家待着，因此就能判断，哪些是喝酒前写的，哪篇是写一半出去喝酒，回来接着写的。为什么作为读者，我爱这么想象？因为这些状态是我觉得有意思的状态。
我想说一下，其实有两件事是遗憾的，一个是汪先生打算写的汉武帝，我们一点儿没看着，他到底会写怎样的汉武帝，他只是走南闯北，路过一些名胜古迹的时候，提了两句汉武帝，没有仔细写。
再有一个，他的戏曲剧本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记得当年江苏文艺出了一套他文集的“戏曲剧本卷”，白皮精装的，独立刊行的很少。
他的剧本像《一捧雪》《范进中举》等，是他晚年写的特别漂亮的剧本，文字很有趣，又很口语化，又很俏皮，又很帅气，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我那天跟汪朗先生说，真希望哪天他的戏能再排出一两个，他的戏有的之前排过，有的交上去就没有排过。《聊斋新义》这本书的出版，也是一件小小的有意思的事，虽然这本书是一个小书，但也是把一个汪曾祺写过的东西舒展了一下。他的剧要是能上演就好了，这是我特别期待的事情。
刚才，活动开始前，止庵说我见过他一面，场合跟今天差不多，有点吵，只不过在室外，没有今天这么吵。当时是一个出版社宣传他们编的10位老作家的散文集，每人一个散文集，我记得有吴冠中等人，中间有一个是汪曾祺。一排作者，前面一个长桌子，每个人前面摆一小摞书，有的读者是找10个人签，有的奔一个去，因此有的忙，有的闲，我是闲人，在旁边看，抽着烟，觉得特别有意思。
汪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是这样比较规矩地坐着，他是特别往后靠着，好像在打量这一切，局内人像局外人，坐得特别靠后。我当时就有一个印象，这个老头儿看样子挺不好惹的，我属于规规矩矩找每个人签字的人，不光是找他的，挨个儿签，他那么往后靠，我就递过去书，没想到他签的时候签得很认真，就有了这么一个简单的印象。
我是真的觉得，不论是他的字，还是其他各种东西，但凡他写的任何东西，你都能找出乐趣，哪怕他给一个卷烟厂写的文字，一大段都引用厂史，你都能看到他怎么在中间勾出他的小钩，这是读他的文字的乐趣。
对于这本书，可能很多人是读过他别的书之后才来读这本书，如果你碰巧没看过汪先生别的书，直接从这本看，那不行，你必须得先看一点他自己的别的东西，再看这本书。因为这个东西，它再有乐趣，汪先生他跟你中间还是隔着一个人，就像美食，你不能光看照片，看截图，你得吃，所以你得先看他真正自己的东西，看他故乡的食物，看他笔下的那一切，看他的《受戒》《寂寞与温暖》等，这些才是特别重要的、要先看的东西。
止庵兄，刚才我们都是就具体这本书谈，关于汪曾祺的书的出版、传播，你有什么感受？
《聊斋新义》新书发布会现场，嘉宾为读者签名
止庵：汪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重回文坛的，其实他那时候年龄已经不小了，却能频繁发表作品，不能不说，他是一个奇迹。我确确实实记得，当时读到《受戒》，就觉得这不像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东西，当时觉得，《受戒》确实是不得了的作品。说实话，现在的文学作品不会有他的作品那样的影响——就是写得再好，也没那么大的反响了。
对于刚才史航讲的，我稍微做一点点订正。史航说人活得自在，书就写得自在，我觉得不太一定。太多人活得自在，但是书写出来，却不那么自在。书要写得自在，除了人活得自在外，还得有功力，当然肚子里还要有货，这三样东西缺一不可。汪先生，从他重新回到文坛到他去世，中间不到20年的时间，有多少可写的东西？这是一点。
第二点，如果你留心看他每次写的小说好在什么地方，你会发现，他不较劲。关于这一点，《聊斋新义》体现得非特别明显。《聊斋新义》，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文本，为什么呢？因为《聊斋》被公认是写得特别好的，然后他却要写一个白话文的，能跟《聊斋》媲美的，又不被它比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写得还没那么较劲。这个自在，就是汪先生最大的特点，他不较劲。
咱们举一个例子，《赵氏孤儿》，后来被不断地改编。《赵氏孤儿》被改编成电影后，有一个参与制作的电影人请我吃饭，说你务必看一下，我说我已经不看这个人的电影了，他说这个你一定得看，我就去看了。我一看，觉得非常奇怪，因为这电影处处较劲，像打拳一样，非得要比画出一个姿势，但这个动作是拙劣的动作。所以我觉得，像《聊斋新义》，汪先生跟蒲松龄的关系，就特别像是两个老朋友，虽然他们隔着很多时代，又特别像两个高手，心平气和地在那儿聊一件事，共同聊一个故事，你说一遍，我说一遍，这个态度是汪先生在他其他的作品里面（包括《受戒》）没有的。
其实，《赵氏孤儿》是个非常残酷的故事（汪先生写了很多故事，内容都很残酷，包括《蛐蛐》，把蒲松龄的喜剧故事，变成了一个残酷的故事——这个人回不来了，不是他跳了井，变成蛐蛐了，还能回来，而是他回不来了。汪先生对于蛐蛐可能有深入的了解，蛐蛐活这一季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孩子的命回不来了），不应该改编得这么较劲。
刚才说汪先生自在也好，放松也好，都是说的他的写作状态，他不是不写悲剧。汪先生最好的作品，都是具有悲剧性的作品，但是他写起来，不是较着劲地写，因为这个故事已经是悲剧了，不用刻意，他可以很轻松很轻松地写。如果大家要读一篇他的文章，可以看一下《陈小手》，这个小说特别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怎么处理这个巨大的悲剧——写得非常轻松，变成一个笑谈来处理。这是汪先生最不得了的地方，其实这里边有一个人文关怀——他对于人命，对于人生看得特别重，所以才会写这种作品。我们现在很多的作家，处理的时候，其实在心里面没有那么重，而汪先生是一个心重笔轻的人，这个是我对他最大的感受，也是我自己虽学不到，但心向往之的地方，就是——一个作家真的心得重，笔得轻。
史航：聊到最后，落到“心重笔轻”这四个字，已经比较圆满了，因为《受戒》这个小说，骨子里写的是破戒，尤其对于当时的文坛，这是一个破戒的行为。我就举一个小花絮。当时这个小说发表了之后，在农村里面，江南的农村，大队开会，两个小队长听着上面开会觉得无聊，在桌布上写字，默写的是《受戒》里的内容。从这就能知道，那个时代，80年代初的时候，文学是真的营养了人。
止庵：对于汪老，刚才史航说，汪先生是戏剧家出身，他对于小说里的对话的处理，跟那些没有写过剧本的人的处理完全不一样，包括《受戒》里的对话，还有这本书里的很多对话，特别精彩，这跟他的舞台训练有关。
史航：在《双灯》这个故事里，狐狸精来找你，第一句话便是，我手冷，给我焐焐。如果换别的人写，首先会写，狐狸精的手是什么样的，但在汪先生笔下，狐狸精一上来就说，我手冷，给我焐焐，焐焐……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女人的少年，他们俩的尴尬局面，就从这句话打开了。
我们不多说了，听听大家的意见，陪我们坐这么久了，有什么问题想提的，可以举手。
观众1：我其实是汪曾祺老师的书迷，我觉得汪曾祺老师的作品都是很纯、很美、很善的，在当代，这样的作品已经很少很少了，我想问一下，汪曾祺老师的作品，在当代的意义是怎样的？
止庵：它是很纯、很善、很美，但是在这个小说里面，它也有相反的一面，有丑的和恶的，是容纳了很多东西的。说实话，一味写善的书不会是好书，一味写美的书也不会是好书，好的书一定是包含了善和恶、美和丑的，中间的张力越大，这个作家就越伟大。
今天我还是不太想顺着你的思路说，我不太认为我们现在缺乏真善美，所以我们需要读汪曾祺，不是这样的，我们缺乏的是对于生活的体会，这个生活本身就包含了真善美和假恶丑，这些东西是包括在一块儿的，我们缺的是体会，这个体会的过程是获得体验的过程，我们缺的是，把这个体验写出来。
真实的生活，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活，我们的体验就不应该简单，我们缺的是体验生活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这儿过日子，只是我们跟我们的日子有点儿远了，需要有一个作家，把我们和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汪曾祺的意义就在这儿。
史航：我再补充一句话，举一个小例子。汪曾祺有一篇散文叫《白马庙》，里面有一个哑巴，掏粪的，他的粪桶上是画了花的，而且是新画的，这就是汪曾祺眼中的世界。
观众2：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史航老师。大家知道，蒲松龄的很多作品改编成了影视作品，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汪曾祺的《聊斋新义》是蒲松龄作品的改编和创新，您是著名的剧作家，我想问一下，站在剧作家的角度，《聊斋新义》的哪一篇作品最具有戏剧效果，您最期待哪个故事能搬上荧幕？
史航：这个真的不敢说，我只能作为读者，不敢说作为剧作家，我很喜欢《捕快张三》的故事，但是一个撑不起来，既然问了我，我就有好胜之心，要是硬想的话，其实有一个办法倒是可以的——让《捕快张三》办着所有的案子，回家再遇到他老婆偷人，遇到《双灯》的案子。东野圭吾有一个小说叫《新参者》，一个人办所有的案子，形成这个人的立体形象，让你知道为什么他是这样的人，《捕快张三》最后也这样处理的话，《聊斋新义》里面别的事就能串起来，可以形成一个中国式的深情美意，这既是汪氏独有的文学世界，又是一个《聊斋》式的传奇，这个其实还是挺好玩儿的。
观众3：今年是汪曾祺先生诞辰百年，我想问一下，年有没有一个关于汪先生作品的其他的出版物？
汪朗：现在在策划一套《汪曾祺别集》，有20本，就是在他的所有作品里面，精选出一部分内容出个合集，这个《别集》比一般的市面上的各种“汪曾祺文集”容量要大，比《全集》差不多少一半的文字，全集大概将近万字。
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全集》中他的小说没有重复的，散文重复的也不多，但是他的文论部分，重复性太大，很多都是根据发言整理的，而且老头儿又不是什么理论家，车轱辘话来回转，今天到这儿讲的是这套，明天到那儿讲的还是这套，都收了，但是收起来后，要篇篇看的话，有点儿对不起读者，他们想精选一下。
另外，有一点可能史航比较感兴趣，就是《别集》要收几个剧本，这对那些对老头儿有所了解的读者，可以提供更大的阅读空间。
至于其他的各个出版社，可能也都有老头儿的书出版，自家出自家的吧。
观众4：说到《聊斋新义》就会想到一本书《故事新编》，我想问一下，这两本书，他们的创作方法有什么异同之处，《聊斋新义》有没有受到《故事新编》的影响？
止庵：这两本书写法不一样，我刚才上来就说了这个事。《故事新编》是用古代的故事改写的，这其中有的改写自古代一个小故事，比如说《铸剑》，改写自古代一个很短的叫作“三王冢”的故事，有的改写自女娲补天之类的故事，原型完全是神话传说，不一定有真实的文本，有的改写自《庄子》的一小段话，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创造，这个创造是自己写一个作品。
鲁迅的写法还有一个特点，他喜欢把这个事情跟他当时的社会现实挂上钩，能恶心你一下就恶心你一下，对他来说，无所谓与现实挂钩，这个作品就在那儿搁着，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汪先生这个不太一样。如果你读《聊斋新义》这个书，你会发现，他这个是对《聊斋》本身的改写，一种是《聊斋》这么写了，他也这么写了，一种是《聊斋》写了，他把它删掉了，一种是《聊斋》没写，他写了。但是，无论怎么改，他这个改动都是在原来的故事里面改，这是真的在做改编。
另外还有一点，《聊斋》是一个文言文作品，《聊斋新义》是一个白话文作品。在美国，他手里拿着一本《聊斋志异选》，读完之后写了《新义》，这个性质跟《故事新编》完全不一样。这个性质不一样，不是高下之分，而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文体，两种写法。《聊斋新义》里面，我刚才讲了，有汪先生和蒲松龄先生的相互切磋，但是鲁迅在写《故事新编》的时候没有切磋，完全是自己创造一个东西，这是不一样的。
《聊斋新义》新书发布会现场，嘉宾与工作人员、读者合影
主持人：谢谢现场的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问答环节只能到此结束，计划赶不上变化，我的台词里面是写“欢迎大家到中国图书网去买这本书”，但是活动开始37分钟，（中图网的）黄总跟我说，书卖光了！感谢大家对《聊斋新义》的支持。给大家一个好消息，新书《聊斋新义》入选了本期“学习强国”新华书店网上书城“点点通兑换推荐书籍”，谢谢“学习强国”APP，所有想要阅读了解这本书的读者朋友，可以下载并登陆“学习强国”APP先睹为快。
有很多读者在中国图书网买了书之后，特意赶到现场来，想请三位老师给签名。请大家到这边排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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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中图网·七楼书店
资料来源│广东人民出版社·南粤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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