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阅读的儿子
毕飞宇、张莉对谈
毕飞宇，作家，现居南京。主要著作有《玉米》《推拿》等。
张莉，批评家，现居天津。主要著作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等。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给我出一套文集，其中有一本就是对话。出版社邀请了新锐批评家张莉女士，她专门来到南京，就在我们家楼下的那家咖啡馆里，我们一口气谈了两天。我要感谢张莉女士，为了这次对话，她做足了功课，她保证了这次对话的开放性与逻辑性。我很享受与张莉女士之间的坦诚，我们的对话当然不是学术性的，但是，有学术的自我要求，那就是讲史实、讲依据、有逻辑。它是理性的。它没有塑造自我或塑造他人的下流倾向，这是我和张莉女士都满意的地方。
——毕飞宇
△张莉：对于写作者而言，阅读是最重要的。某种意义上，阅读什么，决定了这位作家的创作方向。我们挑几个比较要紧的点，比如找那些有可能对未来的写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个点，来谈阅读的影响吧。以我的经验，对你影响最大的，中国四大名著里面，第一是《红楼梦》，第二是《水浒传》？
▲毕飞宇：其实唐诗对我的影响挺大的，我这样说好像也挺夸张的，好像我专门研究过唐诗一样，那倒也没有，但是我一直说，美学趣味是一个幽灵古怪的东西，它对人的一生都有影响。建立美学趣味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么？当然，很难，可是，有时候，它又很容易。举一个例子，在我的童年时代，如果有人对我的父亲说起困难，我的父亲就会这样自言自语：“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比登天还难”属于俚语，每个人都会说。“难于上青天”，这就不再是俚语，而是唐诗。都是五个字，这两句有什么区别么？有，“比登天还难”的“天”是不具体的，没有高度，没有色彩，是空的；“难于上青天”呢？这个“天”有了色彩，因为是“青”的，所以，它剔透，直指苍穹，成了最高的地方，所以，它“难”。
就这样，我的父亲冷不丁的就会来一句唐诗，也不解释，你似懂非懂的，但周边的环境提醒你一件事：我父亲的话说得漂亮。慢慢地，孩子就知道了一件事，引用唐诗之所以得到尊重，那一定是唐诗很高级。它的节奏也是独特的，和普通人说话不一样。
△张莉：你后来读大学的时候又好好研究过吗？
▲毕飞宇：不是，我用心研究诗词是在高中时期，主要是平仄。为什么要研究平仄呢，主要是我想写“唐诗”。还真的写了几首，狗屁不通。是我的父亲告诉我“平仄”的，我死心眼，找来许多诗，用一个小本子写出它们的平仄关系，结果一无所获。等我读了大学，买了一本书，《诗词格律》，一看，我的妈呀，太简单了，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前人早就弄好了。这件事对我有打击，我在中学阶段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太冤枉了。
唐诗对我产生的印象还是少年时候的事情，虽然年纪还小，但是，可以读出唐诗的大，那时候并不知道什么叫虚、什么叫实，更不知道什么叫意境，就是能感受到语言所构成的那种大，语言其实可以突破自身的，这个直觉我很早就有了，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审美趣味。因为父亲动不动就要来一句唐诗，这个让我受益终身，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建立了语言的美学趣味，这个是不自觉的。现在的幼儿园也让孩子背唐诗的，这个很好，但是我以为，这个和我受到唐诗的熏陶还是不一样的，老师在教室里对孩子说，“二月春风似剪刀”，孩子记住了。我呢，看到树枝发芽了，我的父亲来一句，“二月春风似剪刀”，感受会不同，点不一样，很生活的。
△张莉：这个影响大概叫家学吧，你的许多短篇里都有唐诗的影子，在营造氛围和意境上。我觉得，唐诗对我们的重要性是浸入式的。我想到唐诗的时候，常有奇妙的感觉，觉得它很像魔术，有召唤功能。比如当我们说起“床前明月光”时，我们眼前不仅仅可以出现一些月光场景，内心还会涌起乡愁，也可能因为吟诵此诗在异国他乡辨认出我们的兄弟，甚至，它还会引领我们找到我们的先人，我们会想到那些穿古装的写诗者和读诗者。某种程度上，唐诗是我们民族潜在的凝聚力，它流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成为我们最不能割舍的那部分传统。说起来传统很玄妙，其实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毕飞宇：你现在让我背诵唐诗，我背不出几首，但是，由于少年时代经常把玩，它在我的审美上留下了烙印。诗歌靠背诵是没用的，靠讲解也没用，主要靠把玩。说起来真是无趣，我那个时候读唐诗一点都不是用功，不是爱学习，都不是。我只是无聊，无聊的心境和诗歌其实是很合拍的，诗歌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想做什么，但做不成。我不认为诗歌是给知识分子读的，也不认为诗歌是给老人读的，诗歌就是给孩子读的，它是孩子心智上的玩具。诗歌不存在懂不懂的问题，因为诗歌可以绕过语言，直接抵达懵懂的心。我儿子的童年时代我给他讲过唐诗，但是，很无趣，一讲就无趣，我很厌恶我自己的讲解，我后来再也不给他讲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很简单，很直白，怎么讲呢？这两句诗是什么意思呢？我只能说，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诗歌是靠运气的，如果你能够领悟，一下子就够了，如果你不能，那我就必须再给你讲解一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还可以讲解得更加仔细一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但我想这已经不是诗了，而诗人也差不多快上吊了。
△张莉：我为什么觉得你受《红楼梦》的影响大呢？因为我看过你写的一个文章，完全是一个小说家的经验解读，解读《红楼梦》对日常的书写，对日常的理解，感觉你应该受这本小说的影响比较大。
▲毕飞宇：说起《红楼梦》，我父亲可以说是一个民间的红学家，我太太也是，他们太熟悉了，几乎熟悉每一个细节，在他们面前我是没有资格谈论《红楼梦》的。《红楼梦》是这样的一本书，无论你有多大的智慧，这本书都罩得住你，反过来，无论你多么浅薄，哪怕只是识字，《红楼梦》你也能读，一样有滋有味，《红楼梦》是上天入地的，这是一部顶级的小说，我对《红楼梦》的研读远远达不到我父亲的程度。
如果只说《红楼梦》，我要说，这本书对我的写作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你很难看到我受它什么影响了，这个影响不是如何去写，而是如何去做一个作家，影响反而是比较大的。同时我还有一个看法，那就是《红楼梦》这本书你可以去慢慢地读，但是，绝对不能那样去写，一部小说的内部究竟该不该隐藏那么多的机关？我的看法是否定的。写小说不是捉迷藏，看小说更不是捉迷藏，《红楼梦》是孤本，这样的小说不该是普遍的。的确，《红楼梦》是一部容易让人走火入魔的小说。比较下来，我对《水浒传》更亲一些。
△张莉：资料上说施耐庵跟兴化有关系。
▲毕飞宇：我是兴化人，施耐庵也是兴化人，老乡呢！当然，这个问题在史学上有争论，不过这种争论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对我来说，施耐庵就是我老乡，施家桥村有他的墓，离我生活过的村子也就几里路。
《水浒传》对我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它就不是一本书，它就是我的日常生活。可以这么说，从我懂事的那一天起，身边就有人跟我讲《水浒传》了。及时雨宋江、黑旋风李逵、豹子头林冲、浪里白条张顺，就跟邻居似的。在我们兴化，即使是一个文盲，他也可以把《水浒传》里的人物一个一个地给你讲出来。《水浒传》和别的文学经典不一样的，施耐庵是家里人，跟他用不着客气。
我真正开始读《水浒传》是高中阶段，我意外地得到了一套金圣叹的评本，七十回的那一种，这本书现在还在我家里。金圣叹的评本不止是让我读了《水浒传》，还让我初步了解了小说的“读法”。我“会读”小说是在看了金圣叹的批注之后，他的批注写得好极了。
△张莉：我对他关于书中人物粗鲁的分析印象深刻，比如他说《水浒传》人物的粗鲁处有诸多不同：“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饶是贴切。
▲毕飞宇：我至今都不认为《水浒传》是一本多么了不得的小说，离伟大是有距离的。《水浒传》最大的贡献在这里——因为它是“冰糖葫芦式”的小说，人物太多，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框架结构，所以，它塑造人物的速度是惊人的。什么意思呢？它塑造人物很快，一两页纸，一个人物基本上就确立起来了。这对我写小说有帮助，尤其是塑造那些次要人物。次要人物你不可能给他太多的篇幅，有些甚至只出场一次，面对这样的人物，你怎么办？许多作品在这个问题上是令人遗憾的。
写小说是有负担的，表面上看，你就是往下写，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涉及到场景、人物、人物的发育、人物关系、情感、语言，负担很重。所以，有时候，有些次要的人物，你要用尽可能短的篇幅让他确立起来，否则你没法写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水浒传》那里学到太多了。
△张莉：这是那种画卷式的方式吧，可我还是认为《水浒传》对你有影响。
▲毕飞宇：《水浒传》对我当然有影响，这个影响不是写小说，而是为人。你知道的，《水浒传》是一本男性的书，它强调男性与男性之间的仗义。放在现代文明面前，仗义也许不算一种美德，但是，我是在《水浒传》的氛围里长大的，又是乡村，所以，我在骨子里还是农民，那就是讲究仗义。我不再年轻，其实很不喜欢这样，总觉得仗义是街头小混混的做派，带有江湖的痕迹，很不好看，但我就是改不了。事情不到那个节骨眼上，我可以温文尔雅，到了那个节骨眼上，我农民的本性就会冒出来，童年的文化背景对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少不读‘水浒’”，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张莉：我知道《水浒传》的写作技法上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是，我必须特别坦率地承认，我很不喜欢这本书，你前面说它不是伟大的小说甚合我意。我认为这小说里有“杀伐之气”，而且其中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和贬抑令人无法忍受。不过，你刚才说的仗义啊，农民的本性啊，这些说法真的是有意思。
▲毕飞宇：另外我还不得不提的是《聊斋志异》。我父亲给我买的。我父亲去县城都要去书店，有一天就带回了这本白皮书。我不喜欢这个书名，《聊斋志异》，作者又是蒲松龄。笔画太多了，太复杂，看上去不是那么回事。老实说我不是很喜欢这本书，也不打仗。一个“文革”后期的孩子不太可能喜爱这样的东西。
△张莉：里面的鬼故事读起来让人头皮发麻，很刺激。你说你不喜欢，但你还是得提到它。
▲毕飞宇：是这样的，我父亲告诉我，这本书“很有名”，所以我也看。他那个时候是高中语文老师，对一个少年来说，高中语文老师还是有些权威的。到了高中，课本就有《促织》了。我想说《促织》写得实在是太好了，这也许是我读过的最短的一个短篇，大概只有六七百个字，可是，就是这六七百个字，差不多就是一部大长篇，波涛汹涌，波澜壮阔。
△张莉：我们具体说说它的波澜壮阔吧。
▲毕飞宇：你来看哈，小说一开头就说清楚了，捉蛐蛐是一个倒霉的差事，成名因为是个倒霉蛋，摊上了。小说开始往下走。不到一年，全赔光了，成名想死，到底了。成名的妻子一劝，让他自己去捉，成名看到了希望，小说开始往上拉。结果呢，捉不到，成名被打了个半死，成名又想死，小说又往下走了。来了个算命的，给了成名一张“寻宝图”，成名按图索骥，找着蛐蛐了，小说往上拉了，成名的儿子把蛐蛐弄死了，小说再往下走。还没完，儿子跳井，死了。小说又落到底了。儿子原来没死，活过来了，小说再往上拉。成名听到蛐蛐叫，捉到了，却太小，不想要，结果呢，小个子的蛐蛐迎来了第一场胜利，小说的气势一下子上去了。小说的气势刚刚上来，一只鸡来了，小蛐蛐被鸡压住了，小说往下走。结果呢，小蛐蛐把鸡打败了，小说抵达一个小高潮。成名把蛐蛐献上去，当官的嫌小，小说又下来了，结果只能是考验小蛐蛐的功力，小说开始往上拉，小蛐蛐无往而不胜，到了这儿，皇帝高兴了，发奖金，提拔干部。
你看看，就六七百个字，上上下下的，太精彩了，密不透风。
△张莉：在一个狭窄空间里，小说家把威权与小民的关系写得波涛汹涌，世事的残酷、残忍、无常，全在这不到一千字的篇幅里了。而且，小说语言简洁有力，尤其是写到成名儿子死后那几句，大家手笔。
▲毕飞宇：是，儿子死了之后，其实也没死，蒲松龄就用了八个字：“夫妻向隅，茅舍无烟。”你想想看，夫妻两个，一人面对一个墙角，到了吃饭的光景，茅棚子上连炊烟都没有了，太凄凉了，一点热乎气都没有了。
△张莉：力透纸背，文言妙处在此处尽显。你好像特别喜欢狐狸，是不是跟《聊斋志异》有关系？
▲毕飞宇：说不好，也许有，也许没有。我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里面也提到这个。蒲松龄之所以成为蒲松龄，是他一生当中面对了太多的断壁残垣，那是乱世的景象。蒲松龄把整个中国的短篇小说推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对中国文学史来说，有没有蒲松龄是很不一样的。没有蒲松龄的话，我们的短篇小说史其实不好看的。
△张莉：蒲松龄的最大魅力还是在于他的想象力，他小说的奇幻色彩。他可以把那么多花妖狐怪的事情与我们最日常最普通的生活紧密连接在一起，使读者完全进入亦真亦幻的文字世界，我觉得这个特别了不起。今天我们讨论玄幻、穿越，其实鼻祖在这儿呢。
说句题外话，我发现，在某个时刻，当年的先锋派那批作家，都开始回溯传统，开始重新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意义。格非上课时多次跟我们讨论过中国小说的时间观念的伟大，中国叙事传统的妙处，余华也很早就写随笔说过他意识到的中国小说叙事能量。你刚才讲唐诗和《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作家们不约而同的行为总是意味深长。我想，你们这一代作家，大概也都到了五十岁，不管那些中国经典作品有没有真的对你产生过深刻影响，当你对它们念念不忘时，其实是在有意无意间思考个人写作与文学传统、与文学史的关系。
……
△张莉：接下来讨论关于国外作家的阅读吧。先说一件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事，那时我还在南开大学做博士后，有一天正在咖啡馆里赶稿子，邮箱里突然跳进来你的一封Email，没来由的，你说你最近又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总觉得那些小说是你写的，“却不是，很痛苦”。还记得吧？
▲毕飞宇：我记得。
△张莉：那个信读之难忘。
▲毕飞宇：这个就是贪婪，贪婪会造成很特别的错觉。也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的，我读好小说的时候，心态就不健康，总觉得那是自己写的。看完了，一旦反过来想了，不是自己写的，就痛苦。告诉你一件有意思的事，有一年我读完了一篇小说，认准了是我写的，结果呢，是莫言写的，那就是《透明的红萝卜》。
△张莉：那小说是个好东西，像星外来客似的，气质不凡。
▲毕飞宇：说起西方的文学，我们也别往大处说，其实一开始，我还是希望读到爱情和性。到了我可以读西方文学的时候，一看到前言里有这样的话我就高兴，那就是“要批判地吸收”。这句话几乎就是激励。我一直纳闷，西方小说里那么多的爱情，我们的小说为什么就没有呢？就说描写皇帝，在西方小说里，皇帝是有身份的，比方说，儿子，丈夫、父亲、情人，可是，我们的作品里皇帝就只有皇帝一种身份。年轻的时候没有认识能力，但是有一个直觉，我们的生活是另一种生活，也可以说，西方的生活是另一种生活。我很渴望那样的生活，这大概是我读西方小说最初的动机。
△张莉：以西方小说为镜吧，是你文学想象的源头。
▲毕飞宇：应当这样说，我在青春期的前后阅读西方小说是决定性的。西方文学对我最大的影响还是精神上的，这就牵扯到精神上的成长问题，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尊严、法的精神、理性、民主、人权、启蒙、公民、人道主义，包括专制、集权、异化，这些概念都是在阅读西方的时候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在价值观方面，尤其在普世价值的建立方面，那个时候的阅读是决定性的。你在阅读故事、人物、语言，到后来，它在精神上对你有一定影响。
△张莉：比如？
▲毕飞宇：比方说杀人，这个词谁不知道呢？可是，如果你读过《九三年》，你对杀人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理解。朗克纳克、郭文，围绕着这两个人，发生了多少生生死死？人是可以杀人的么？在宏大的、真理性的理由面前，人是可以杀人的么？雨果直接面对了这个问题。《九三年》未必是最伟大的作品，但是，它一定来自伟大的心灵。只要你读过了，你一定会思考，不管你多么年轻。还有《悲惨世界》里沙威警长的死，这些东西都会打动你的感情，让你有石破天惊般的震动。阅读就是这样，你在情感上被打动了，有了趋同性，你在理性上就容易受它的影响。
△张莉：我们前面讨论过，好的小说家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一个人的精神气质。读《悲惨世界》，我们必须要面对善恶、良知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小说感染着我们必须去面对这些东西。——余华在他的随笔集《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中写道，他是喝着外国文学的奶长大的。
▲毕飞宇：这个话也许不好听，但是千真万确。不止是余华，不止是我，对于我们这一代作家来说，这差不多是普遍性的。
△张莉：是，而且我也注意到，余华有一段时间也喜欢谈十九世纪作家，好像大家在某个时间段都想回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
▲毕飞宇：这是必然的，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确实产生一批巨匠。
△张莉：我现在随身带的是《包法利夫人》，李健吾翻译的那本，我喜欢这本书，百看不厌。
▲毕飞宇：《包法利夫人》是顶级的小说，他的描写几乎就是教材，在《包法利夫人》里头，我几乎找不到败笔。对了，说起描写，人们通常都会说，描写需要准确、生动，其实，那些都只是废话，是表象。描写的本质是什么呢？是选择。就像《包法利夫人》，经常有描写，客厅、庭院什么的，可是你不要忘了，客厅和庭院里的东西多着呢，几千样东西都有，你描写什么呢？这个是很考验人的。写过诗的人都知道，有些东西可以“入诗”，有些东西不能“入诗”，小说也是这样的，有些东西可以“入小说”，有些东西就不能“入小说”。王安忆有过一个说法，是讲迟子建的，王安忆说，迟子建知道哪里“有”小说，哪里“没有”小说。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比“才华横溢”有分量多了。所以，叙述也好，描写也好，都是次要的，要紧的是，面对一大堆的芜杂，你得有“小说的心”，有了小说的心，你的眼睛自然会动，哪些地方你是可以“瞄”过去的，哪些地方你不能“瞄”，必须“看”。落实到小说里，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张莉：对，“小说的心”，作家选择写什么或者看到什么，都与他的审美能力有关的。我们来回忆你读过的第一本西方书籍吧。
▲毕飞宇：这个不用回忆，是卢梭的《忏悔录》。
△张莉：那时候你多大？
▲毕飞宇：十六七岁，读高中。我们那个时候很奇怪，你读哪一本书，不是你去买，然后你再读，不是这样。哪一本书会落到你的手上，完全是随机的，像命运的安排，你根本不知道你会遇上哪一本书。是神奇的命运把《忏悔录》送到我的手上的，一开头就吸引了我，哪有这样对待自己的？只读了几句话我就感受到作者的心情了，动荡、愤激，很适合青春期。可我没有想到卢梭会那样对待自己，很吓人的。
我刚才说的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要说细节的力量。你知道书里头有卢梭和华伦夫人的不伦之恋，一个细节实在惊人，我到今天都忘不掉。华伦夫人在吃饭，正要吃肉，卢梭说，肉上有毛。华伦夫人就把肉吐出来了，卢梭接过来，放在了嘴里。
△张莉：哎，这细节太肉感啦！
▲毕飞宇：冲击力大。卢梭有冲击力，是一个乡下人才有的冲击力。
△张莉：蛮力。
▲毕飞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细节”，但是，心惊肉跳，皮肤都是烫的。年轻时的阅读就是这一点好，许多时候，它不是精神在阅读，也不是灵魂在阅读，它是身体在阅读，是血管在阅读。
△张莉：我得说，关于这个细节，你有男性读者的趣味，至少在那一刻。我读到时却是另外的感觉。
▲毕飞宇：这个不重要。虽然《忏悔录》是一本非虚构，但在刻画人物方面，华伦夫人这个形象无疑很成功，母性、淡定、雍容华贵、淫荡却又优雅。她和卢梭可不就是秦可卿和宝玉嘛！
△张莉：那时候除了《忏悔录》还读过别的吗？
▲毕飞宇：《拜伦传》。
△张莉：你从哪儿找来的？
▲毕飞宇：不知道，《拜伦传》来到我的手上也是一个谜，反正不是我找来的。以我的能力，也找不到。会找书看是一种能力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哪里能有这样高级的能力。那时候我已经不在村子里了，进城了。如果我在村子里再待上三四年，一切都得另当别论，我年就回县城了，十四岁，就我一个人，我们全家都回城还是后来的事情。
△张莉：那段时间你一定很苦闷。
▲毕飞宇：是啊，苦闷，就遇上《拜伦传》了，那时候我还没有读过拜伦的诗，就知道他是一个英国诗人。一看扉页上的画像，天哪，那么帅，可以说是美，像个姑娘。还是个残疾人。那时候我喜欢看剧烈的东西，那么美，偏偏又残疾，你想吧，一定是剧烈的一个人。说起来很奇怪，这本书读完了，拜伦不再是一个诗人，而是一个革命家兼浪荡公子，家里头到处都是动物，很臭。
△张莉：年轻人都喜欢戏剧性的、非常态的美，有点儿重口味。
▲毕飞宇：我对拜伦的认识就是一浪荡公子，天才、不安、反抗、不靠谱——严重不靠谱。进了大学，老师给我们讲拜伦，进行美学定位，也进行道德定位，我觉得不太对得上。说到这里我特别想说，一个人在进大学之前最好读一些书，如果一切都是大学课堂灌输的，也有问题。我没有对大学课堂不礼貌的意思，大学课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大学课堂就是大学课堂，它条分缕析，逻辑性很强。我崇尚逻辑，可是你必须承认，面对文学，逻辑有时候不太有用，至少，逻辑的面积是有限的，它无法面对更加宽广的文学世界。如果你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有所涉猎，那会有一个反差。我很想回到少年时代，你知道吗，少年阅读其实很有意思，一知半解，一知半解的阅读最有趣了。许多时候靠的完全是直觉。我在高中阶段读《少年维特之烦恼》，很紧张，像看手抄本，有犯罪一般的快感。可是，到了大学，老师那么一讲，时代背景、写作风格、人物分析，一点意思都没有。
△张莉：讲解作品当然是无趣的，尤其是那种照本宣科的讲解最可恶。刚才你说年轻时的阅读是身体的阅读，很对。我怀念我中学时代的阅读，那种全身心的阅读。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已经不能体会那种阅读小说的美妙情感了，很可惜。
可能我的看法已经过时，我认为小说提供的、诱发的想象力和感受力是大于影像的。电影当然可以使我们看到游泳运动员的优美的泳姿、性感的身材以及跳跃的浪花，但却不能使观众感受到属于游泳本身的某种乐趣，比如水抚摸身体的凉爽、水进入身体每一寸肌肤的触觉。但小说是可以的，它可以调动我们的感官，调动我们身体的感性，使我们不进入水池就有身体的刺激，它唤醒我们身体的奇异感受。这是小说之于其他艺术的优长，可惜现在大学生的阅读热情没那么强烈了，现在有哪个年轻人会主动地沉浸在一本小说里呢，也就体会不到白纸黑字无端的快感了。当然他们打开自身的途径跟以前也不一样。——说说你进大学之前那些最有价值的阅读吧。
▲毕飞宇：最有价值的阅读，应该是《约翰·克里斯朵夫》了。
读这本书我是非常清晰的，是年的冬天，十七岁，那时候压抑啊，考不上大学。不少同班同学都到远方去读大学了，可是我呢，考不上。未来能不能考上呢？没把握，不自信。这个时候我已经非常爱文学了，爱文学是很费时间的，但是，自己也知道，不考上大学这一辈子就废了，所以，考上大学是第一重要的事情。那是一段很黑暗的日子，一天到晚在幻想，什么样的幻想都有。
我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得到《约翰·克里斯多夫》的，它太励志了，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地喜爱它。在用冰水擦身的时候，不是不怕，很怕，多冷啊。可是，心里头有克里斯多夫，他在看着我，勇气就来了。
△张莉：哎，你说的这个这场景，冰水擦身，以《约翰·克里斯多夫》励志，太让人感叹了。
▲毕飞宇：可是这本书也闹心，那就是克里斯多夫接连不断的爱情，他是个光棍，一辈子没有结婚，可是小爱情是不断的，阿达、萨皮娜、安多纳德、雅葛丽娜，一个接一个。我想说罗曼·罗兰是描写“小爱情”的圣手，就是少年的那些爱情，他真是写得好。还有一个也闹心，那就是罗曼·罗兰也喜欢警句，动不动就来一下，我就一边看，一边抄，就是这样的句子：“许多不幸的天才缺乏表现力，把他们沉思默想得来的思想都带进了坟墓。”“批评家是风向标，他们却以为自己操纵了风向。”到处都是类似的句子，闪闪的，我就抄，满满的一本。十七岁的年轻人哪有不爱这些的？很爱。我每天都是控制着看的，不许自己多看。这本书看完的时候我相当痛苦，克里斯多夫他走了。四十岁之后，为了回顾我的青春，我把这本书再读了一遍，很遗憾，我老了，再也读不到当年的激动了，怅然得很。
放在今天来看，罗曼·罗兰显然并不是那种顶级的作家，我只是说，在我读大学之前，他给了我十分不一样的文学记忆，我做了许多的笔记，流了许多的泪。我相信当年有许多文学青年都有相同的记忆。
△张莉：你读的这些东西在你后来的创作里面一定会有所体现。
▲毕飞宇：是的，没有阅读哪里有写作呢，写作是阅读的儿子。我在写作的时候时常遇到这样的场景：这个别人已经写过了，那我就换一个说法。
对了，想起来了，有一件事我不能不说，那就是《悲惨世界》。这件事有点独特了，是年还是年？反正是那么一个时候，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许多人的胳肢窝里都夹着一本书，是同一本书，叫《悲惨世界》。你要知道，那可是“文革”后的一个小县城啊，那么多的人在读《悲惨世界》，就好像党中央发了通知一样，这让我特别奇怪。后来我注意到，在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谈论这本书的文章也特别多。我就找来看了，我看得飞快，应当说，我当时还没有阅读这本书的能力，到了大学阶段，基本上就可以理解了，说到底，这就是一个好人与坏人的故事。“文革”是什么？是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坏人，我们不是只有原罪——历史反革命，还可能有现罪——现行反革命。《悲惨世界》反过来了，它是把坏人当作好人来看的，你偷，我就把赃物当作礼物送给你。宽容维护了体面，宽容维护了自由，尽管《悲惨世界》远不是宽容这样简单，但是，就是这样的宽容，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久旱逢甘霖，它得到中国人的喜爱是必然的。
△张莉：你刚才分析《悲惨世界》在“文革”之后的流行原因，说到宽容二字，有说服力，这可能就是它容易被接受的原因之一。
▲毕飞宇：李敬泽说过一句话，狄更斯是背负着上帝写作的，我觉得雨果也是这样的，他一直在强调“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句话从我读到的第一天起就在我的心里了，一直到今天。这是一种普世的情怀，不该有种族之分，不该有时代之分，更不该有制度之分。我不懂什么主义，无党无派，可是我想说，无论我们在主义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分歧，有什么对峙，我们都要在“人道主义”这个主义底下达成共识。“人道主义”也不像别的什么主义那样艰深，它可以用一句大白话来表述：拿人当人。
……
——全文见《天涯》年第1期
《天涯》年第１期目录
作家立场
“当代中国的影视表述”讨论小辑
邵燕君：中国当代青春文化中的犬儒主义
张慧瑜：他者的再现与整体性的历史视野
林进桃：消费主义视域下的中产阶级想象
申霞艳：“微时代”：消逝的闲暇与自由
南 帆：泥土哪去了
李 臻：同情的想象可能成为双刃剑
散 文
鲍尔吉·原野：四季
陈照田：种玉米记
小 说
刘庆邦：种扁豆
新人工作间
杨红：最远的是爱情（外一篇）
付秀莹：忽然间黄昏变得明亮（评论）
梁鸿：“觅子”的歌唱（评论）
特 稿
毕飞宇、张 莉：写作是阅读的儿子
民间语文
牟常之：老飞行员回忆录（）
无 奇：报警手记（）
黄一鸣：民间影像海南黎族生活影像（—）
王晓冰、谢 诤：婚礼致词两则（）
艺 术
孙 慨：“后抗战时代”的影像角逐
杨 卫：行为何以艺术
研究与批评
解玺璋：新会梁氏的家风与家教
张明伟：崇西学者转向现象一瞥
环球笔记7则
《天涯》杂志为双月刊，每逢单月1日出版。购买办法如下：①邮局订阅，报刊亭零售，或独立书店零售，邮局订阅邮发代号：84-12。②杂志社邮购，电话-咨询，通过邮局汇款，或银行转账方式邮购。③天涯杂志淘宝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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