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市，初中毕业，成为北大荒的一名知青。他下乡前，在收破烂的手推车上发现半本《聊斋》，“页脆卷残，约上册三分之二，由《劳山道士》始。如获至宝，补角修边，加白纸书皮”，下乡时，偷偷把它带上了。
那时无书可看，便悄悄翻阅随身的半本《聊斋》，闲暇时梁晓声还将其中故事说与工友解闷。
时至今日，他依然折服于蒲松龄的文采，觉出文言文有白话文不可企及的精妙。譬如《聊斋》中写少年男子“丰彩甚都”，用当下流行的“颜值高”三字描述，立刻显得俗了。或者形容书生“为人蕴蓄”，替换成白话“为人低调”，顿时韵味全无。
那濡染着青春热血的半本《聊斋》早已被知青伙伴拿走了。直到年，梁晓声才又购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聊斋》上下册。买回来郑重地包了书皮，却在书架上一放就是三十八年。在此期间，梁晓声毕业、工作、写剧本和小说，纵横文坛载誉无数，几乎遗忘了那荒寒又迷人的聊斋世界。
直到年，梁晓声罹患严重失眠症，才再次拾掇起冷落已久的《聊斋》。“信手一翻，回忆种种”。半个月间，他将《聊斋》从头至尾细读，自言“对医我的失眠效果奇伟，却从没做过‘聊斋’梦”。
那时候，他砥砺数年、付出巨大心力，并最终斩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巨著《人世间》刚刚问世。读《聊斋志异》，既是文学马拉松之后的短暂休憩，也是对创作源头的再度溯回。它让年近七十的梁晓声又回到了与文学、与爱情、与人性的美好初遇的瑰丽时刻。
散文随笔集《狐鬼启示录：梁晓声说〈聊斋〉》近日由现代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深入体察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杰作，梁晓声以作家的浪漫、学者的睿智和长者的通透，对《聊斋志异》进行了别具一格的剖解。
访谈
南都：您最初接触《聊斋》是在什么样的年纪？
梁晓声：最初读的是连环画。因为也没有谁把连环画系统地画完，等于是你选择了一个故事画，他选择了一个故事画，因此会接触到那些狐鬼故事。因为是少年时期看到的，那是指小学四年级以前，印象就很深。那些故事又很美，它们基本上和天仙配、牛郎织女、宝莲灯、白蛇传、画中人，是属于同一种文学基因的。我下乡的时候，因为闲来无事，还想凭自己的记忆把这些故事用白话写一遍。
我当年在兵团木材加工厂抬木头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是大家的《一千零一夜》。劳动之余，要给他们讲一段故事。晚上睡觉前，要给他们讲一段故事。我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第一学期，医院里度过的，医院，医院。因为一入学就检测出来肝功能异常。上海人对于肝病是谈虎色变的，因此，病房里的氛围也相对抑郁。我也会给大家讲故事，包括讲聊斋的故事。我记得还很清楚，我们那个病房的护士和护士长都姓王，我们叫他们大王和老王。其实老王也不老，才三十几岁。有的时候他们巡视完病房，也伫立在门边，听我在床上卧谈聊斋。
南都：狐鬼故事看起来有点不登大雅之堂，但在民间其实是很受欢迎的。
梁晓声：哪个孩子不喜欢听一点令自己发抖和紧张的故事呢？无论男孩还是女孩。这种故事最多是讲在农村。因此我的同代作家，他们中有一部分具有相当有意思的、有乐感的农村文化或田园文化背景，包括这些故事最早给他们留下的记忆。但是在城市里边，他们的父母一般都不会讲这种故事。哪怕父母十年前也是农村人。因为城市里已经没有了这种氛围。这种故事往往还真的要在麦场上、田间地头，农村的小屋子里讲，一脚迈出去，四面黑黢黢的那种状况。城市里左邻右舍居住得很紧密。还有城市里缺少这种故事信息。讲故事的人甚至可以说，就发生在前面那村儿，就是去年那事儿。你在城市里不可能说，去年他们村子里闹了狐狸。你在城市里多少年都看不到一只狐狸。
南都：年轻时候喜欢讲狐鬼故事，到了年长以后再读《聊斋》，心得有不同吗？
梁晓声：说到我舍不得送人的书，有一本就是《聊斋》。《聊斋》应该是80年代初买的，当时非常便宜，才两元多，一本才8毛，字也很大，纸质粗糙，还发黄，一直就放在这个书架上，落了好多灰。既不愿意送人，同时也有一个愿望说，再读一遍吧。因为没有读过原文。在写《狐鬼启示录》的时候，才逐页、逐个故事地读了一遍。读得也比较吃力。原文确实很美。蒲松龄有极棒的、极令人羡慕的文言功底，遣词用句非常精准洗练。
南都：蒲松龄其实是一个失意文人，一生都孜孜于考取功名。他编撰《聊斋》的目的是什么呢？
梁晓声：第一个是聊以自慰。他总要找到一点事情来做。他维生的方式是教书，他也只不过是一个老秀才。我们知道，考科举首先要中秀才，再下一步应该是举人，是举人的话朝廷选派官员的目光就可能扫向你。连举人都不是，就不具备这个前提。就是举人这一个坎儿，他迈不过去。前十年他还有机会，又过了十年、二十年，他的想法就会减退。等他到了五六十岁还是一个老秀才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这颗心彻底地凉了。但是还有火花。文人的这种被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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