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五大宗教中唯一一个发源于中国本土的宗教，她特别尊崇中华民族的两位先圣：黄帝和老子，尊之为道教的“始祖”与“道祖”。若从黄帝算起（道教道历以黄帝问道广成子为纪元，年为道历年），道教在中国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从祖天师张道陵创立道教团体组织正一道起，道教也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这数千年的岁月里，道教和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血脉相连，她不是一个“外在者”来吸收、融合中华文化，她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哺育出来的一株不可多得的仙葩。或者可以说，道教文化为中华文明的形成输送了大量的基础元素，如阴阳、五行、中医学、神话传说等等。
我们时常以儒释道三教合一或者儒道互补来总括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常言“鼎有三足”，就其“实力”“影响”而论，道教这一“足”最为细弱。实际上，道教对中国人的影响犹如密雨润物，细致入微，深刻影响了本民族的性格、心理、思维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方面面。
尊道贵德，尊重生命，是道教最突出的特点。大道化生万物，德是万物从道而得之禀赋。因为万物不离道德，是以道教坚定地肯定生命的本然价值。道教赞美一切生命，无论男女老幼，还是鸟兽虫鱼，都是值得被珍惜与敬仰的。同时，道教提倡贵身而贱物、不以名利伤生，它促进了中国人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观念的形成，同时也造就了大批不慕名利的高道隐士、为失意的士子提供了一席栖身逍遥的精神乐土。
道教提倡“无为”，但并非是消极不作为，而是在顺应自然规律的“无为”前提下而“无不为”。道教“我命在我，不在于天”的乐观与奋进，和中华民族古往今来无论面对滔天的洪水、还是压迫与铁蹄时都会展现不屈不挠、积极斗争的英勇作为，有着内在精神上的高度一致性。道教对始祖轩辕黄帝的信仰，使海内外华人皆尊黄帝为先祖，形成了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凝聚力。
此外，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维系着中国人敬畏自然的生态观念；祸福相依、阴阳相待的思想又造就了中国人灵活辨证的思维和处世方式；上善若水、以柔克刚的哲思，则浇灌出了中国人内敛含蓄、谦让包容有韧性的民族性格。
这些，对于我们都太过“自然”，以至于“日用而不知”，视而不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鲁迅先生才会说出他关于道教的名言：“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在历史长河中，道教创造了灿烂文化，对中华文明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道教“无为而治”“身国同治”的政治哲学每于乱世之后，常用以休养生息、恢复生产，以致开启下一个太平盛世；兵家常从《道德经》《阴符经》等道教经典中汲取智慧，奇门遁甲等道术也被用于军事实践；道教玄妙的思想、奇瑰的想象、逍遥的精神、浪漫的情怀，更渗入到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从魏晋的志怪小说、唐代的传奇到清朝的《聊斋志异》，古代有太白的诗，近世有阿炳的曲，有书圣王羲之，有画圣吴道子，道士书画家还有赵孟、黄公望、祝枝山、徐渭、朱耷、郑板桥……
再谈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及医学养生领域，道教可谓发明贡献的主力军。道教追求突破生命极限的方术实践，推动了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四大发明中，火药源自道士炼制外丹，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也和道教联系密切。写作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研究认为，道家道教思想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自古医道通仙道，道教为追求延年益寿、长生久视的修行目标而极大地推动了医药学、养生学的发展，葛洪、陶弘景、孙思邈、刘守真、傅山、刘一明等众多高道皆是著名医学家。中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更是从葛洪祖师的《肘后备急方》中获取灵感，找到了提取青蒿素的办法。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道教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这一刻板印象，至今仍然没有消除。其实，早在年的中国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就已明确指出：作为中国本土唯一的宗教，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道教法术不是巫术、迷信；在历史与现实中，道教与民间信仰始终处于良性的互动中；重视宗教生态的平衡，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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