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蒋伯潜在清宣统三年进入杭州府学堂，于民国元年毕业。当时学习的《左传》是十二册的杜林合注本，十二次课讲完。上课时把讲义写在黑板上，叫学生抄。每堂课五十分钟，抄四十多分钟，讲，只是读，不到十分钟。后来学习《春秋三传》也是如此，抄的时间多，讲的时间少。作文批改和他的一位私塾先生相同：喜欢多加眉批，总批很少，一批便数十字，数百字。还喜欢加圈点。学习的内容有古文、骈文、诗、词，以至传奇小说。老师所讲的既有一字一句的意思，也有全篇的结构作风。其教法有如下四种：
一种是他编授的字例。他认为汉字的意义、用法、衍变，大多由于声音的关系，从单字，到复词，更引申到文字学方面形、义和音的关系。一种是随选文讲授的文学史常识。他教了四年国文，选文是从清中世以后倒溯上去的。每一著名的作家，每一种文体，乃至每一个时代，都分别讲授。到末了一学期，才把我国文学变迁史撮叙大要，一连讲了四五个小时。一种是黑板练习，每周一小时。他并不出题目，有时指定题材，有时指定体例作法，大致和时令、时事，校中备发事项，以及他讲的国文或历史，或其他有关的内容。临时指定二三同学在黑板上写作短文。写好了，便加订正。一边改，一边说明其所以然。还有一种是阅读指导。他先开出一张本学期应选读的书单，分甲乙两级，先把本书内容大概说明，由同学自己选定。选定后再课外阅读。
二
梁实秋回忆了他在十八九岁时（即年或年）所接受的国文教学：
我的学校是很特殊的。上午的课全是英语讲授，下午的课全是用国语讲授……徐先生自己选辑教材，有古文，有白话，油印分发给大家。《林琴南致蔡孑民书》是他讲得最为眉飞色舞的一篇。此外如吴敬恒的《上下古今谈》，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以及张东荪的时事新报社论，他也选了不少……徐先生教我许多作文的技巧。他告诉我，“作文忌用过多的虚字”，该转的地方，硬转；该接的地方，硬接。文气便显得朴拙而有力。他告诉我，文章的起笔最难，要突兀矫健，要开门见山，要一针见血，才能引人入胜，不必兜圈子，不必说套话。他又告诉我，说理说到难解难分处，来一个比喻，则一切纠缠不清的论难都迎刃而解了。
余冠英回忆他自年进入江苏省立八中的五年中，国文读本翻来覆去不出唐宋八大家和归方姚曾的范围，只在最后一年美术文班上读了几篇《昭明文选》里的东西。作文还是之乎者也之类，多数国文教师反对白话文，有些并不表示反对，但不耐烦为学生批改。
署名绪君者回忆自己虽是在新文学运动勃兴的年进的中学，但在整个中学时代，他和新文学没有任何缘分。他说：“这不能不归功于我的几位国文教师，他们大都是科举出身，几乎全不晓得新文学运动是什么一回事，白话文是什么东西。”读的自然是文言，发印刷单张，不用书，一学期只读十二三篇。作文以论说居多。一年级国文兼讲文法，每周两小时，用的课本是章士钊编的《中等国文典》。学生对这一内容不感兴趣，且文法课与课本不合拍，教得莫名其妙。另外，他还写到，中学遇到国文老师都喜欢把自己的作品当作教材来教。
罗莘田在到年间共有过四次教授国文的经历。他回忆到，除了第三次（年秋到年夏）以外，教材都是自己自由选择的。当时的国文师资大半是不得志的秀才拔贡之流。他们的枕中鸿宝不外《古文观止》或《古文释义》，能够知道《古文辞类纂》或《经史百家抄》的就得算个中翘楚了。他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对于教材的选择偏重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避免俗滥。对文言文的选择就不再拿《古文观止》当宝库，不再选如《陈情表》《出师表》《原道》《捕蛇者说》等烂熟的文章，也不鼓励学生模仿古文的滥调。所以，选文中的学术文多于模范文。如选一篇《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就顺势拿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胡适之《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作副教材，这是有关学术源流的例子；讲一篇魏文帝《典论·论文》，就旁征博引地拿《三国志》《王粲传》《魏文帝与吴质书》等做参考，这是有关文学变迁的例子……第二，启发思想。在新文化潮流正澎湃的时候，除去介绍国学以外，还得灌输新思想。所以，选文里有胡适的《杜威论思想》，以训练构思方法；胡适的《不朽》、李大钊的《今》、梁启超的《为学与做人》，以讨论人生观；陈大齐的《迷信与心理》，以破除迷信……第三，喜欢比较。因为要见出文言与语体的短长，选材往往采取对照的方式。比方说，讲宋濂的《王冕传》，一定和吴敬梓《儒林外史》中记王冕的一段并列；选一篇鲁迅《域外小说集》中所译的《月夜》，不单附上袁弼的白话译文，甚至连英译本也一并附进去。在讲授课文时，先介绍作者的略传，说明他们的时代背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这篇文章的价值等等，然后解释字句，划分段落，指示篇章结构的法则，研讨文法修辞的奥妙。末了总览全篇的大意，看它的风格与前一时代有什么不同，对于后一时代有什么影响……至于作文，那时的作文大多数还是文言，但真正清通的卷子不多。学生往往囫囵吞枣地背过几篇古文，似懂非懂地记住些典故，作文的时候，不管对题不对题，就把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一下子全搬到卷子上来。他改作文除了注意字句是否通顺，段落是否分明，还得看思想是否清晰，结构是否严谨，修辞是否雅洁等等，有时和教师另作一篇差不多……
三
年，署名为渔舟的撰文回忆了他自私塾到中学的国文学习。他七八岁时在蒙馆除读“四书”“幼学”一类的“死书”外，每天下午散学前要讲一课国文教科书，每逢四、九日还要讲一篇古文，每逢三、八日还要出一两个题做做文章。满十岁到了另一个私塾学习，除了继续学习古文，讲《古文观止》《东莱博议》《御批通鉴》《唐诗合解》，做史论和经义作文外，有一次破例地出了一个“中国人无爱国之心说”，被大家认为是“时务题目”。年，他们乡里办了一个小学，在里面学了一点白话，如“的哩吗呢”。但小学的老师们依然“迷恋骸骨”，会把《春赋》里的句子搬上学生的课卷。进了初中学习的是古香古色的国文，如庄子的《养生主》、孔子的《季氏章》、孟子的《谓戴不胜章》、韩愈的《原道》，以至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的《张诚》。国文教员的拿手好戏，是拉着平板的强调把课文逐字逐句的解释，口讲不出的就用手写：“××者××也”“××、××貌”。碰到白话文，他们都有庖丁解牛的气魄……有时还说：“这简直没有什么可解，你们看看够了。”同时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对付学生的写作。
年，朱仲琴撰文列举了他中学六年中国文教师的作文教学状况。其中，在他初中将要毕业的时候，国文教科书中学的大半都是文言，作文一定要做文言。题目常常是“多难兴邦说”“学然后知不足说”“学而时习之说”一类的。在高一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十足爱好新文学的”年轻国文教师。这位教师上课的时候，手里拿着国文教本，嘴里却在讲别的。比如，常常讲歌德是位天才作家，而莫泊桑却完全靠努力而成功的。又常常讲歌德喜欢穿红衣服，托尔斯泰时常跟老婆吵架……喜欢出一些时髦的作文题目，如“山中钟声”“湖上之歌”“心底梦”等。有一次他凭幻想写了一篇《湖上之歌》，老师对原文没有改动什么，在后面加上了一大段老师自己写的新体诗……半年后，又来了一位折中的国文教师，对于写文言还是新文学体没有强制的要求，作文题目是一些“记述一件小事”“传状一个人”等，只是这位老师改作文比较马虎，通常以“文情两佳”“结构完整”“文笔清秀”之类的评语敷衍。虽说这位老师不怎么讲字句的运用，却常常讲到要“行气”，什么“阳刚”“阴柔”，几乎就是他的口头禅。在作者快要高中毕业的时候，老师认为“我们应该运用我们的头脑”，经常出些议论的题目，如“青年应有之责任”“王安石变法之吾见”“为学与做人”等。
四
年，一署名大本的写到他们学校是一所著名的学校，提到他们学校的名字，一般人都认为这是所好学校，因为该校的一贯作风是国文科专读古文，不读现代的白话文。同年，田葆瑛进入四川绵阳省立六中教书。他说当时高中部虽从没有背书的事，但他坚持让学生背书，且认真地回讲。每星期还要讲授文法。在作文教学方面照例让学生注意错字，并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总结出了学生作文时最容易错的一二百字，规定为考试的范围。同时给学生讲解文字的原理，以求他们能够举一反三，养成注意错字的习惯。
年，杭州青年中学高二年级学生马广志描述了其国文学习的经历。在年秋季之前，他认为国文玄妙莫测。比如他叙述到：先生讲文章时，说“这篇文章好呀，好呀！”我也认为这篇文章好，可是究竟好在哪里呢，先生没有讲……作文的时候引经据典，竭尽心思，自以为这篇文字交上去，一定能得到先生的好评，可是作文簿发下来，却被骂了一顿。有时并不怎么用心，写完了限定的字数，交上去，等待再挨骂。结果先生却说还可以……抗战后，他进了私塾，学了些古文。年秋季，他进了游击区的一所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又重新开始学习语体文。读了茅盾的《卖豆腐的哨子》《红叶》、叶圣陶的《晨歌》、朱自清的《背影》等。特别是读了夏丏尊和叶圣陶的《文心》后，得出作文并不神秘，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分析文章的构造，求得共同的法则……■
（原载《教师博览》原创版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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