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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玉贵人心可测聊斋志异中的一种

来源:聊斋志异 时间:2019/1/29

人心可测:《聊斋志异》中的一种“设幻法”

文/井玉贵

十八世纪英国作家斯泰恩认为,“文学的主要任务是描写人的内心世界和他变化无常的情绪”。俗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是一个隐秘的世界,如何“写心”从来是小说家必须加以克服的难题。以志怪类为大宗的幻想型小说以其幻境描写,较之写实小说在“写心”上拥有先天的优势。“时穷节乃见”,现实生活中可能永远无法见及的“时穷”的情境,幻境的设置却能使一个人的“节”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暴露于世人面前,无所遁形。让我们通过《聊斋志异》中一种特殊幻境描写来领略其艺术魅力吧。

《聊斋志异》中的幻想小说一般包含两类人物:幻想人物与现实人物,两类人物基本始终活动在作者设置的同一幻想环境中。至于在总体的幻想环境的基础上,再由幻想人物针对现实人物制造幻境的情况,则殊为少见。我们姑且将这种设置幻中之幻的艺术手法称之为“设幻法”。

《聊斋志异》中的这种“设幻法”,主要是为探测或表现现实人物的内心世界服务的:通过对现实人物在幻想人物为之制造的幻境中的活动,或幻境对现实人物产生的影响的描写,现实人物的内心世界暴露无遗。只写了一个场面的微型小说《孙必振》中,仅借金甲神的一面写有“孙必振”三字的金字牌,便将与孙必振同舟的众人的自私偏狭心理揭示得入木三分。这种“设幻法”在本篇中因篇幅短小使其艺术魅力难以充分展示,《佟客》《王子安》两篇则有所发展。而相比之下,如果说《王子安》中借狐精幻弄王子安揭示的,还是封建士子渴盼富贵以作威作福的普遍心理的话,《佟客》中借异人佟客幻弄董生所揭示出的“无事谈忠义,临危丧廉耻”(冯镇峦评)的内在心理,则董生本人在一般情况下也未必意识得到。佟客制造的幻境是真正探测人物心灵的试金石。

上述三篇小说的整体故事情节都是由“设幻法”组织起来的,有的篇目则仅在局部运用了这种手法,《劳山道士》《张鸿渐》两篇即是。这里需要稍微解释此种手法在《劳山道士》中的运用。与前述诸篇不同的是,该篇中由劳山道士制造的与客人饮酒作乐的那场幻境中,作为现实人物的王生并未参与其中,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与前述诸篇相同的是,这场幻境描写同样表现了王生的内在心理,只是其内在心理不是由他在幻境中的活动来表现,而是借由幻境对他所产生的影响加以表现。篇中写王生在旁观了那场幻境后的心理反映是:“王窃忻慕,归念遂息。”王生暗地里“忻慕”的到底是什么呢?小说写王生归家前向道士求授穿墙术,但明伦评云:“欲求穿墙之术,于意云何?”冯镇峦评云:“壁墙能入,奸盗可为。”由此可见王生所“忻慕”的,不过是幻境中饮之不竭的美酒,以及嫦娥歌舞等纯属生活享受的内容罢了,而这跟其希望不劳而获的思想是直接相通的。如果不是借以表现出了王生的这种内在心理,那么上述大段幻境描写的艺术功用便没有着落了。

《劳山道士》插图

《劳山道士》与《张鸿渐》中的“设幻法”是在局部运用的,故较之主体故事情节由“设幻法”组织起来的《孙必振》《佟客》《王子安》诸篇,它还有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并进一步塑造人物的艺术功用。《劳山道士》中的幻境诱使不堪劳作之苦的王生暂时息掉归家之念,从而使故事情节继续向前发展。《张鸿渐》中狐女舜华通过幻化为张鸿渐的妻子方氏探知张的真实心理后,决定将他送归,则不仅使故事情节进一步向前发展,而且由于幻境对张鸿渐的心理产生了影响,使他在归家后与方氏相见时“犹疑舜华之幻弄”,由此引起了方氏的不满,而借此便将方氏在盼望丈夫逃归期间的内心痛苦表现了出来,可见作者是充分发挥了这一幻境描写的艺术功用的。但明伦不禁赞叹道:“不过此数人,此数事,此数语,变出许多幻相,许多奇想,真是妙笔。”

《张鸿渐》插图

《聊斋志异》中的这种“设幻法”,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探测或表现现实人物的内在心理这一主要艺术使命,幻想人物即设幻者的性格心理也同时得到了比较鲜明的表现。《劳山道士》中道士的知人之明,《佟客》中佟客的神秘、高超,《张鸿渐》里舜华在爱情关系中那种真实的自私心理,便都是随着其中现实人物的内在心理的揭示而同时表现出来的。就是篇幅极为简短的《孙必振》《王子安》中幻想人物的性格心理,也都有着画龙点睛式的表现。《孙必振》中金甲神将写有“孙必振”三字的金字牌下示众人,亦似不无要众人将孙必振另行处置之意,但究属何意,在最后结果发生之前,则是神秘莫测的,而正因其神秘莫测,才更加有力地揭示了众人自私偏狭的心理。但明伦曾评道:“金字牌下示人,是明使诸人推置小舟也。然即此推置之心,舟中人皆当全覆矣。”堪称确论。《王子安》中狐精的性格同样有所表现。篇中写到王子安醉中点中翰林后欲出耀乡里,大呼长班而久无应者;长班到来后,他大骂道:“钝奴焉往!”这时长班立即回敬他道:“措大无赖!向与尔戏耳,而真骂耶?”因为长班是狐精幻化出来的,所以长班的话应当看作狐精的内心反映。仅此片语,狐精那气性颇高、不堪受辱的性格,以及他对王子安这种封建士人的极端鄙视之情,便被生动地表现了出来。由此可见,运用这种“一石二鸟”的“设幻法”,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非常经济的。

《王子安》插图

《聊斋志异》中“设幻法”的成功运用,使作品自然地产生了某种哲理寓意,试以相似性较强的《劳山道士》《佟客》说明之。《劳山道士》中的王生、《佟客》中的董生,一个“慕道”甚切,一个渴遇“异人”,实际上二人都是浮慕外表、根器不足的俗人。王生的人生追求和董生的性格本质,分别从劳山道士和佟客制造的幻境中得以显现。王生这样一个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俗人,在悻悻地辞别劳山道士前,只能补偿性地提出学习穿墙术的要求,其器量之小、品质之劣可想而知。但明伦揭示本篇丰富的讽喻意义道:“亦以见学问之途,非浮慕者所得与。虽有名师,亦且俟其精进有得,而后举其道以传之;苟或作或辍,遂欲剽窃一二以盗名欺世,其不触处自踣者几希。”沉迷于削铁如泥的宝剑之类形而下物事的董生,又怎能领会真正的异人佟客的有道之言:“异人何地无之,要必忠臣孝子,始得传其术也。”在佟客的幻弄下立马暴露其怯懦无担当的本质,势所必然。冯镇峦有一段关于际遇异人的议论,完满地呈现了本篇深刻的哲理寓意:“蝇能倒栖,蝇之异也;鸟能腾空,鸟之异也。夫子言之:十室必有忠信。十室之异人,童子亦知敬让,童子中之异人也。即飞仙剑客世不常见,而不知得遇异人者即异人也。天下之大,何所不有。己为妄人,将以善人为恶人;己为俗人,将以圣人为凡人。先哲诗云:‘英雄见惯只常人。’家有贤而不知,乡有贤而不知,心有佛而不知,家有佛而不知。张眉露目,海底捞月,更何处求异人哉?”“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王阳明的这两句名诗,大可移赠给王生、董生此类入宝山而空回者。

类似《聊斋志异》中的这种“设幻法”,此前小说史上是不乏其例的,但在《聊斋志异》之前,这种“设幻法”大都是为传达宗教悟道或修炼主题服务的。例如唐人传奇小说《杜子春》,纯为道教宣扬炼药所编的故事,抒发的是“仙才难得”的感慨。《喻世明言》中的《张道陵七试赵升》,则传达了道教悟道的主题:“凡入道之人,先要断除七情,那七情?喜、怒、忧、惧、爱、恶、欲。”篇中七次设幻考验赵升的故事,便是为了表现他如何断除七情而编造的。而为传达既定理念而设幻,使整篇小说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先天不足,其被考验的对象赵升也因之成为一个概念化的、缺乏艺术生命力的人物。而相比之下,我们之所以较为喜欢杜子春,而不愿喜欢赵升,正是因为杜子春尽管炼药失败了,但他心中毕竟还有“爱”,还有一个现实的人的感情,而赵升则显得太过苍白无力了。跟为传达脱离现实人生的宗教主题服务不同,《聊斋志异》中的“设幻法”都是为探测或表现现实人物的内在心理服务的,它扎根于深厚的现实土壤,即便其中幻想人物的性格心理,也都是依据现实人物的性格心理来表现的,所以它所塑造出来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活的人物,富于永久艺术生命力的人物。

《张道陵七试赵升》

当代著名作家莫言曾在多个场合承认其创作深受乡贤前辈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的影响,他的一本小说集即题名为《学习蒲松龄》。年在瑞典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演讲《讲故事的人》中,莫言曾讲过三个故事,而最后一个故事,是许多年前莫言的爷爷讲给他听的:

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莫言听爷爷讲的这个故事,显然是《聊斋志异》中《孙必振》故事的民间流传版之一。据考证,《聊斋志异》中《孙必振》篇的本事,源于明徐《笔精》卷八《金字牌》所记万历间事,不过《金字牌》中被众人排挤的金姓是自己主动跳入江中,《孙必振》及莫言听来的故事中,被众人排挤的那个人,是被强制推出去做牺牲品的。从明代万历年间到蒲松龄所处的清初,再到莫言所处的当代,孙必振类故事一直盛传不衰,从中体现的国人对于人性恶的反思,深可玩味。而幻想型小说中以幻写心的艺术手法,其成功的奥妙同样值得认真加以总结。

附《聊斋志异·孙必振》:

孙必振渡江,值大风雷,舟船荡摇,同舟大恐。忽见金甲神立云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诸人。共仰视之,上书“孙必振”三字,甚真。众谓孙:“必汝有犯天谴,请自为一舟,勿相累。”孙尚无言,众不待其肯可,视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孙既登舟,回首,则前舟覆矣。

-全文完-

本文原载《中华文化画报》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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