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言小說是中國古代小說的主體，是不同於白話小說和西方小說、現代小說的一個文類。文言小說寫作的基本原則和主要方法是記錄見聞，而不是創作和虛構。文言小說的記錄見聞的特性，從古代目錄學著作的論述中，從小說的命名和成書過程中，從文言小說的序跋及古代學者論述中，都有大量的、明確的表述。現代以來由於受到西方小說觀念的影響，將虛構、敘事、人物等現代寫作的要素和標準引入，以此審視中國古代小說，造成對文言小說的遮蔽和誤解。回到中國古代固有的小說觀念，尊重文言小說記錄見聞這一事實，重新建設中國文言小說史，是大有可為的。
作者簡介
羅寧，文學博士，現爲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主要是漢隋唐宋文學與文獻。
中國文言小說有著漫長的歷史和眾多的作品，從漢代到清代，從軼事到志怪，文言小說寫作的基本原則和主要方法是記錄見聞。記錄，是強調小說的成書是記錄（record，report），而不是虛構（invent）或創作（create）；見聞，是強調小說作品中的記載有來源和根據，是眼見和聽聞而來，而不是想象（imagine）和杜撰（fabricate）的。記錄見聞的寫作原則和寫作方法，是文言小說不同於古代白話小說、通俗小說以及來自西方的現代意義的小說的重要特質。現代學者對於文言小說這一特性認識不足，導致古代小說研究中長期存在著許多誤區，如將古人記錄而來的文字看作是“作者”有意識的創作和虛構，將小說中常見的指示見聞來源的文字看作是“故弄狡獪”等。文言小說在歷史上的各個時期雖然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差異，但記錄見聞一直是歷代作者普遍遵循的寫作原則和寫作方法。下面先從三個方面進行論述，然後談談今人對文言小說這一特性的忽略及其帶來的問題，並對所謂的“傳奇小說”作些說明。
從古代目錄學看小說記錄見聞
《漢書·藝文志》小說家敘是中國最早對小說進行全面論述的文獻，它“創造”出作為文類的小說，並賦予“小說”一詞以正面的意義，揭開了中國古代小說的歷史。而就在這篇文獻裏，已經蘊含著小說記錄見聞的思想：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筆者曾經專文分析過這段文字的含義，並強調其在中國小說史上的重要意義，這裡不再重複，主要談談其中蘊含的小說記見聞的思想。街談巷語、道聽塗說，都是指流傳於街巷間、道路邊的鄉野之人的言論（後來宋人小說《野人閒話》《齊東野語》等即取其意）。“造”，不是指創造或編造，而是至、致的意思，指所能了解和達到的狀態。《孟子·離婁下》：“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趙岐注：“造，致也，言君子問學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其實就是“君子深造”的反面，這樣的東西本來是負面的、無價值的，如孔子所說，“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論語·陽貨》）。但是，這些言說也有其“可觀”的一面，而且不會消失（“然亦弗滅”），於是有“閭里小知者”“綴而不忘”——閭巷中的下層士人將這些言說記錄下來，使之不被遺忘。“綴”字的本意是綴聯，將分散零星的事物連綴在一起，這裡指將零散的言說進行組織和記錄。由是可知，《漢志》認為小說即是對街談巷語、道聽塗說的記錄。魯迅早就指出：“然稗官者，職惟採集而非創作，‘街談巷語’自生于民間，固非一誰某之所獨造也。”且不論先秦是否真有稗官做閭巷言論和傳聞的採集和記錄工作，《漢志》小說觀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採集”的思想，在後世小說的書名中即以“集”、“搜”、“摭”等字眼表現出來，如《集異記》《搜神記》《摭言》《搜采異聞錄》等。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綴”字也暗示（描述）了小說在體式上的一個特徵，即一部小說作品應由多則條文組成，這就是桓譚所說的“小說家合叢殘小語”，綴者，合也。反映在小說書名中，有“叢”、“林”、“苑”等字眼，如《桂苑叢談》《語林》《說林》《異苑》等。“綴”、“合”這兩個字眼，表明多條文叢集是小說形式上的一個重要特徵。
《隋書·經籍志》小說家敘在《漢志》基礎上，進一步將小說與樂府采風詩的傳統聯繫起來（小說的合法性本由此而來），既然是採集四方的“街說巷語”，自然不是創作，而是記錄。《隋志》“道聽塗說，靡不畢紀”的“紀”（同記），取代了此前意義較為含混的“綴”字，更明確道出小說是記錄而非創作的實質。《舊唐書·經籍志》在簡述丙部（子部）各家時就說：“九曰小說家，以紀芻辭輿誦。”簡單明白。“紀”（記）而非“作”，是小說不同於詩歌的一個本質性的特徵。
現存的唐宋時期的目錄書沒有各家的小敘，只有《崇文總目》釋小說類曰：“《書》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又曰‘詢於蒭蕘’，是小說之不可廢也。古者懼下情之壅於上聞，故每歲孟春，以木鐸徇於路，采其風謠而觀之。至於俚言巷語，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是《隋志》《舊唐志》說法的沿襲。以采風詩比附搜集和記錄小說，給後人提供了理解小說的思路，明人王同軌自序其小說《耳談類增》云：“古昔帝王欲知閭閻風俗，細瑣之事，故立稗官，而三公舉謠，使者采風，爰酌人言以為政，登萬里窮簷於殿陛曲旃之上，慮至深矣。”就是以采風來理解稗官之記錄小說的。
《郡齋讀書志》和《直齋書錄解題》儘管沒有小說家敘，但從兩書爲一些小說所作的解題之中，可看出晁公武、陳振孫二人對小說的看法：
右皇朝陳正敏崇觀間撰。正敏自號遯翁，錄其平昔所見聞，分十門，為小說一篇，以備異日披閱。（《郡齋讀書志》小說類《遯齋閒覽》）
右唐柳珵撰。采其曾祖彥昭、祖芳、父冕家集所記累朝典章因革、時政得失，著此錄。小說之尤者也。（《郡齋讀書志》小說類《家學要錄》）
陸游務觀撰。生識前輩，年登耄期，所記見聞，殊可觀也。（《直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老學庵筆記》）
翰林學士九江王寓撰。寓以靖康元年七月以禮部尚書入翰苑，雜記當時聞見，凡二十七條。（《直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思遠筆錄》）
第一例，“錄平昔所見聞”，“爲小說一篇”，即記錄見聞爲小說。第二例，柳珵採家族先輩所記各代“典章因革”和“時政得失”，錄爲一書，稱“要錄”。“小說之尤”是稱讚其價值高，這是從史學角度來說的。第三例，《老學庵筆記》是陸游晚年追憶見聞而作。作者在晚年回憶平生所見所聞，記錄而成小說，這在唐宋以來的小說寫作中很常見，後文所舉《洛陽搢紳舊聞記》《邵氏聞見錄》《中吳紀聞》《石林燕語》《世載堂雜憶》等均是如此。第四例，專記一時之聞見。元人王惲的《玉堂嘉話》也是作者在翰苑時接觸名公，後來“紬繹所記憶者”而成。不僅晁、陳二人對小說記見聞多有表述，官方的《中興館閣書目》說《酉陽雜俎》“志聞見譎怪”，也是如此。可以说，小說記錄見聞是宋人的共識。
在古代目錄學集大成之作的《四庫全書總目》中，“見聞”也是小說論述的關鍵詞。其子部總序在逐一說明各家（自儒家、兵家、法家至雜家、類書）之後，乃云：“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廣見聞，愈於博弈，故次以小說家。”除去價值性評判“其事末矣”和“愈於博弈”外，事實性判斷就是“用廣見聞”——這是從小說的功用和接受角度來說的。換句話說，正因為小說作者記錄了見聞，小說讀者才有廣見聞的可能和結果。再看《四庫全書總目》的小說家序，前半是小說溯源，暫且不論，然後將小說分為雜事、異聞、瑣語三類：
迹其流別，凡有三派，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也。唐宋而後，作者彌繁。中閒誣謾失真，妖妄熒聽者固爲不少；然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者亦錯出其中。班固稱小說家流蓋出於稗官，如淳注謂“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然則博採旁蒐，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雜廢矣。今甄錄其近雅馴者，以廣見聞。
三類之中，瑣語一類頗有可議之處，其下所收僅5部小說：《博物志》《述異記》《酉陽雜俎》《清異錄》《續博物志》，遠少於雜事的86部和異聞的32部。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在三個類名前使用的動詞：“敘述”、“記錄”、“綴輯”。敘述在這裡其實是“記敘”和“陳述”（故事）的意思，《四庫全書總目》於此類之末，便徑稱“紀錄雜事之書”。紀昀曾說：“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敘述雜事，就是記述雜事。“綴輯”表明搜集之意，《博物志》《續博物志》記載各種博物知識，《述異記》《清異錄》多記零碎故事、新穎名物，《酉陽雜俎》兼二者而有之。在四庫館臣看來，這些瑣語小說的內容是各種知識和故事的混雜，故稱“綴輯”。從實際情況來看，《續博物志》的則文字可以逐一考其來源，正是一部雜抄他書而成的小說。《酉陽雜俎》顯然也有大量抄書而來的內容。儘管《四庫全書總目》設置瑣語的門類不大恰當，但它使用的“綴輯”一詞，倒是指出很多小說來自於抄書這一事實。“見聞”本來也可指所見之書，所以抄書而成小說也可算是一種記錄見聞。
在《四庫全書總目》小說作品的提要中，記錄見聞也是經常出現的字眼。如《萍洲可談》“多述其父之所見聞”；《高齋漫錄》“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跡，以至文評、詩話，詼諧、嘲笑之屬，隨所見聞，咸登記錄”；《輟耕錄》“雜記聞見瑣事”；《睽車志》“皆紀鬼怪神異之事，為當時耳目所見聞者”；《癸未夏抄》“鈔撮諸家說部，亦間載其所見聞”；《客途偶記》“述明末所見聞者二十五篇”；《觚賸》“皆記明末國初雜事，隨所至之地，錄其見聞”；《板橋雜記》“追述見聞”。而對於書中見聞不實和記錄可疑者，《四庫全書總目》則予以批評，如說《睽車志》“特摭拾既廣，亦往往緣飾附會，有乖事實”；說《觚賸》“幽豔悽動，有唐人小說之遺。然往往點綴敷衍，以成佳話，不能盡核其實也”。“緣飾附會”以及“點綴敷衍”之類的寫法，正因為背離了小說記見聞的基本寫法和原則，所以受到批評。
四庫的小說觀，石昌渝總結得比較清楚：“其內涵是敘事散文，文言，篇幅短小，據見聞實錄；其外延包括唐前的古小說，唐以後的筆記小說。按這個標準，背離實錄原則的傳奇小說基本上不叫‘小說’，白話的話本小說和長篇章回小說更不叫‘小說’了。”石昌渝將此一小說概念稱為“傳統目錄學的‘小說’概念”，並認為這個概念“是有事實依據的”，“界說也是清楚的”。石昌渝的總結和認識很準確，尤其是指出了“據見聞實錄”的小說特性。不過，這種小說概念並不只是傳統目錄學的小說概念，而是整個古代的小說（文言）概念，小說記見聞是古人的普遍認識。
從書名和成書過程看小說記錄見聞
書名是了解古代書籍編撰方式和書籍性質的一個重要途徑。很多小說作品的名稱清楚地反映了其書記錄見聞的性質。
漢隋之間的小說書名，常有“記”、“錄”之類表示記錄之意的字眼，也有“林”、“苑”、“藪”等表示多條叢集之意的字眼，但“見聞”尚無直觀的呈現。大體說來，這一時期的小說出於抄書的較多，如著名的《搜神記》和《世說新語》都是以抄書和分門爲編撰方式的，而記錄自己見聞的較少。《談藪》《宋拾遺錄》《宋齊語錄》可能有一定的記見聞的性质，但書名上沒有反映出來。
書名上出現“見”或“聞”，最早是盛唐時牛肅的《紀聞》和稍晚封演的《聞見記》，兩書所記多為初盛唐時事，而且在正文中明確說是自己或親友的經歷。如《紀聞》有一條記開元二十八年懷州民食土事，文末說“牛肅時在懷，親遇之”（《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二〈懷州民〉引），又一條記開元二十九年牛肅之弟成見黑氣異事（《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一〈牛成〉）。《聞見記》記刑州內丘縣有古碑稱佛圖澄姓“濕”，作者查古書無此記載，感覺是個“異聞”，“大曆中，予因行縣，憩於此寺，讀碑見之。寫寄陸長源，長源大喜，復書致謝。”不同於此前很多小說因為是抄書摘編所以其內容涉及的時間可以上溯到很早，相對來說，以記見聞為主的小說，其內容涉及的人事距作者生活時代比較近。《紀聞》和《聞見記》將小說記錄見聞的原則和方法通過書名明確下來，此後的小說作者便大量地用“見”和“聞”來命名自己的作品。以下略舉一些：
唐代：《洽聞記》《聞奇錄》《錦里新聞》《南楚新聞》《次柳氏舊聞》《玉泉子見聞真錄》《皮氏見聞錄》《王氏見聞錄》《唐末見聞錄》《紀聞譚》……
宋代：《洛陽搢紳舊聞記》《涑水記聞》《邵氏聞見錄》《邵氏聞見後錄》《春渚紀聞》《松漠紀聞》《中吳紀聞》《南燼紀聞錄》《靖康紀聞》《游宦紀聞》《曲洧舊聞》《家世舊聞》《西塘集耆舊續聞》《月河所聞集》《聞見近錄》《靖炎兩朝見聞錄》《北狩見聞錄》《四朝聞見錄》……
元明：《佩韋齋輯聞》《東南記聞》《炎徼紀聞》《鹿樵紀聞》《西園聞見錄》《奇見異聞筆坡叢脞》《玉劍尊聞》《見聞錄》（徐岳）《見聞錄》（陳繼孺）《前聞記》《客座新聞》《見聞紀訓》《金臺紀聞》……
清代：《紅杏山房聞見隨筆》《西陲聞見錄》《竹溪見聞誌》《拳匪聞見錄》《郎潛紀聞》《咫聞錄》《聞見異辭》《客舍偶聞》《皇華紀聞》《研堂見聞雜錄》《春泉聞見錄》《初月樓聞見錄》《見聞瑣錄》《見見聞聞錄》《張文襄幕府見聞》……
這些小說不僅書名即表明其記錄見聞的性質，自序中寫到的成書經過也常常表現出這一點。以下舉三例：
余未應舉前，十數年中，多與洛城搢紳舊老善，為余説及唐梁已還五代間事，往往褒貶陳跡，理甚明白，使人終日聽之忘倦。退而記之，旋失其本。數十年來，無暇著述，今眼昏足重，率多忘失。邇來營丘，事有條貫，足病累月，終朝宴坐，無所用心。追思曩昔搢紳所説，及余親所見聞，得二十餘事，因編次之，分為五卷。……斯皆搢紳所談，因命之曰《洛陽搢紳舊聞記》。（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自序）
伯溫以先君子之故，親接前輩，與夫侍家庭，居鄉黨，游宦學，得前言往行為多。以畜其德則不敢當，而老景侵尋，偶負後死者之責，類之為書，曰《聞見錄》，尚庶幾焉。（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自序）
明之幼嘗逮事王父，每聞講論鄉之先進所以誨化當世者，未嘗不注意高仰云。少長，從父黨遊，皆名人魁士。及又獲識典刑於親炙之人，乃從事於進取，虞庠魯泮，餘三十年，同舍亦多文人行士，揭德振華，咸有可紀。……竊嘗端居而念焉，凡疇昔飫聞而厭見者，往往後輩所未喻。今年九十有二，西山之日已薄，恐其說之無傳也，口授小子昱，俾抄其大端，藏之篋衍。（龔明之《中吳紀聞》自序）
這三部小說，都是作者在晚年回顧自己生平所見聞，爲保存前賢言行故事而記下的。這類小說與現代以來的回憶錄有某種相似之處，頗有保存歷史的用意。民國時劉禺生撰《世載堂雜憶》，“憶寫從前所見所聞之事”，亦取其意。
與見聞相關的字眼“耳”和“聽”等，也常常進入小說的書名。如唐五代有《驚聽錄》，五代有《耳目記》，宋代有《貴耳集》，明代有《耳抄秘錄》《耳新》《耳談》《說聽》《道聽錄》，清代有《耳書》《耳食錄》《耳郵》《渠丘耳夢錄》《道聽途說》等。這裡舉光緒四年（）俞樾撰《耳郵》爲例，看其自序所說成書之過程：
余吳下杜門，日長無事，遇有以近事告者，輒筆之於書，大率人事居多，其涉及鬼怪者，十之一二而已。其用意措詞，亦似有善惡報應之說，實則聊以遣日，非敢云意在勸懲也。因耳聞者多，目見者少，故題日《耳郵》，猶曰傳聞云爾。
有來自自己的親見親聞，也有來自他人的見聞。將他人見聞或者所說的話記錄下來，也是小說中常見的一個類型，這樣的小說常常以“談”、“話”、“說”加上“記”、“錄”等字作爲書名標示，有時還標出所聽聞的來源。這種小說以唐代韋絢之作爲最早。韋絢在夔州刺史劉禹錫門下問學，記其“日夕所話”而成《劉公嘉話錄》，在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幕下，記其談“古今異事”而成《戎幕閒談》。兩部小說的自序對記錄他人談說這一點交待得十分清楚：
……蒙丈人（指劉禹錫）許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與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與語論，大抵根于教誘。而解釋經史之暇，偶及國朝文人劇談，卿相新語，異常夢話，若諧謔卜祝，童謠佳句。即席聽之，退而默記，或染翰竹簡，或簪筆書紳，其不暇記，因而遺忘者，不知其數，在掌中梵夾者，百存一焉。今悉依當時日夕所話而錄之，不復編次，號曰《劉公嘉話錄》。
贊皇公博物好奇，尤善語古今異事。當鎮蜀時，賓佐宣吐，亹亹不知倦焉。乃謂絢曰：“能題而紀之，亦足以資於聞見。”絢遂操觚錄之，號爲《戎幕閒談》。（引自涵芬樓《說郛》卷七《戎幕閒談》）
韋絢這兩部小說的書名和自序，很好地揭示出小說記錄見聞（尤其是來自他人的）的寫作方法，《郡齋讀書志》著錄兩書，說是“幼從學於禹錫，錄其話言”，“記德裕所談”，清楚明白。韋絢還有小說《佐談》十卷，已佚，估計內容也多來自他人。明人毛晉跋《劇談錄》云：“唐人最拈弄小說，雖金紫大老，趨蹌殿陛之餘，使命一方，鞅掌簿書之暇，盡日有所記錄，積久成編。李文饒、劉賓客尤兢兢耳。”李文饒是李德裕，劉賓客是劉禹錫。毛晉所說就是韋絢二書，雖然誤將李、劉當作撰者，但他所說的唐人作小說的方法，“盡日有所記錄，積久成編”，則是不錯的。
與韋絢書大約同時的還有《常侍言旨》，柳珵記其伯父散騎常侍柳登所談（言旨）；《尚書故實》，李綽記載張賓護尚書（張彥遠）談論之語，又名《尚書談錄》。此後宋元明清皆有記錄他人所談而成書的小說。如《賈氏談錄》（賈黃中談，張洎錄），《楊文公談苑》（楊億談，黃鑑、宋庠錄），《丁晉公談錄》（丁謂談，潘延之錄），《王氏談錄》（王洙談，王欽臣錄），《孫公談圃》（孫升談，劉延世錄），《都公譚纂》（都穆談，陸采錄）等。從這些小說的自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成書過程，都是記錄某人談說而成。舉三例：
賓護尚書河東張公，三相盛門，四朝雅望。博物自同於壯武，多聞遠邁於咠臣。綽避難圃田，寓居佛廟，秩有同於錐印，跡更甚於酒傭。叨遂迎塵，每容侍話。凡聆徵引，必異尋常。足廣後生，可貽好事。遂纂集尤異者，兼雜以詼諧十數節，作《尚書故實》云耳。（《尚書故實》序）
庚午歲（），予銜命宋都，舍於懷信驛。左補闕賈黃中，丞相魏公之裔也，好古博學，善於談論，每款接，常益所聞。公館多暇，偶成編綴，凡二十九條，號曰《賈氏談錄》，貽諸好事者云爾。（《賈氏談錄》序）
紹聖之改元也，凡仕於元祐而貴顯者，例皆竄貶湖南、嶺表，相望而錯趾，惟閩郡獨孫公一人遷於臨汀。四年（）夏五月，單車而至，屏處林谷，幅巾杖屨，往來乎精藍幽塢之間。其後避謗，杜門不出。余時侍親守官長汀縣，竊從公遊，聞公言，皆可以爲後世法，亦足以見公平生所存之大節。於是退而筆之，集爲三卷，命曰《孫公談圃》。（《孫公談圃》序）
不專記一人之談，而廣采眾人之談，則是更多小說成書的常態。表現於書名中仍是以談、話標示。如唐代胡璩《譚賓錄》，意爲賓客談論之記錄；康駢《劇談錄》也是取暢談之意。宋代之《賓朋宴語》《茅亭客話》《友會談叢》《延賓佳話》《臺省因話錄》《國老談苑》《翰苑名談》《秘閣閒談》《師友談記》《步里客談》，元代之《玉堂嘉話》，明代之《東園客談》《潞水客談》，清代之《香飲樓賓談》《茶餘客話》，均從書名上顯示出這一點。有的小說記眾人之談，其實就是記平生所聞所見之意，如《友會談叢》是“每接縉紳先生，貢闈名輩，劇談正論之暇，開樽抵掌之餘，或引所聞，輒形記錄”；有的來源眾多，在書中明示其每一事之來源，如《東園客談》，“其書皆錄名人嘉言懿行及近代聞見諸事，以據當時友朋所書輯之，故曰客談。於每條下各標其名，凡錢維善、全思誠、陶宗儀、趙宣晉、夏文彥、夏頤、朱武、郭亨、邵煥、孫中晉、孫元鑄、黃琦、費圜用、楊孫、李升、曾樸並道易，共十七人，多元之遺民也。”至於臺省、翰苑、秘閣、玉堂等，則是標示見聞的主要來源場所。
顯而易見的是，大部分小說並不是因（專門）記錄他人談話而作，而主要是個人聞見的記錄（他人談話也是一種見聞），包含有名人軼事，朝野趣聞，歷史掌故，學問知識，異聞怪談，風土人情，里巷傳聞，以及個人的議論說理和感想情志等等。這些小說作品的名稱，仍然喜歡用談、話、語等爲主要標識。如：
談：《鐙下閒談》《閒談錄》《澠水燕談錄》《萍洲可談》《席上腐談》《霞外麈談》《池上偶談》《夜譚隨錄》《甕牗餘談》《兩山墨談》
話：《因話錄》《玉堂閒話》《野人閒話》《避暑錄話》《道山清話》《玉堂嘉話》《谿山餘話》《鷗陂漁話》《蒿庵閒話》《客窗閒話》
語：《石林燕語》《晁氏客語》《西溪叢語》《齊東野語》《樂郊私語》《北窗瑣語》《敝帚軒賸語》《廣東新語》《熙朝新語》
這些小說的自序也清楚地展現了記錄見聞的成書過程，舉三例：
《澠水談》者，齊國王闢之將歸澠水之上、治先人舊廬，與田夫樵叟閒燕而談說也。……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縣，身不脫乎飢寒，不得與聞朝廷之論，史官所書。閒接賢士大夫談議，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私編之爲十卷。（《澠水燕談錄》自序）
宣和五年（），余既卜別館於卞山之石林谷，稍遠城市，不復更交世事，故人親戚，時時相過周旋。嵁巖之下，無與為娛，縱談所及，多故實舊聞，或古今嘉言善行，皆少日所傳於長老名流，及出入中朝、身所踐更者；下至田夫野老之言，與夫滑稽諧謔之辭，時以抵掌一笑。窮谷無事，偶遇筆札，隨輒書之。建炎二年（），避亂縉雲歸，兵火蕩析之餘，井閭湮廢，前日之客死亡轉徙略相半，而余亦老矣。洊罹變故，志意銷隳，平日所見聞，日以廢忘，因令棟更裒集為十卷，以《石林燕語》名之。（《石林燕語》自序）
昔人以筆劄爲文章之唾餘，余謂小說家亦文章之唾餘也，上可以紀朝廷之故實，下可以採草野之新聞，即以備遺忘，又以資譚柄耳。余自弱冠後，便出門負米，歷楚豫浙閩齊魯燕趙之間，或出或處，垂五十年，既未讀萬卷書，亦未嘗行萬里路。然所聞所見，日積日多。鄉居少事，抑鬱無聊，惟恐失之，自為箋記，以所居履園名曰《叢話》。雖遣愁索笑之筆，而亦《齊諧》《世說》之流亞也。（《履園叢話》自序）
從前兩例自序所言可見，其書也如《洛陽搢紳舊聞記》《邵氏聞見錄》《中吳紀聞》一樣，爲晚年回憶“平日所見聞”所作。錢泳更在自序中談到小說家作品的內容（“上可以紀朝廷之故實，下可以採草野之新聞”）和功用（“即以備遺忘，又以資譚柄”），而其書也是將五十年來“所聞所見”寫出而成。三個自序都強調了見聞來源之廣泛，這也是多數小說寫作的常態。
小說書名中還喜歡用“筆錄”、“筆談”、“筆記”，大概因為它們都直接表示了用筆記錄的意思。三者之中筆錄之名最早，始自北宋《王沂公筆錄》（《王文正公筆錄》）和《東軒筆錄》。筆談始自《夢溪筆談》，沈括自序云：“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思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事於筆，則若有所晤言，蕭然移日，所與談者唯筆硯而已，謂之《筆談》。”意謂以筆硯記錄平日與賓客交談之事，正如相對晤談一樣，故名筆談。清代許仲元的《三異筆談》得名又有所不同，自序云：“道光丁亥（）余罷官，羈棲武林柳泉太守郡齋，客來閒話，苦氣弱不能劇談，乃以筆代舌。自夏徂秋，積成卷帙。熙朝掌故，則詢之柳泉；往代軼聞，則證之子壽。”則是將自己所知之事，求證於朋友之後，筆記而成。不過籠統地說，筆談和筆錄也差不多，仍不離記見聞的事實。至於筆記，過去一般認為始於宋祁《筆記》，但此書《郡齋讀書志》稱《景文筆錄》，恐怕纔是原名，否則以宋祁的影響，不至於整個北宋都無人繼踵其書。可以對比的是歐陽脩寫了《詩話》（後來稱《六一詩話》或《歐公詩話》），很快就有劉攽的《中山詩話》和司馬光的《溫公詩話》，此後在北宋還有數種以詩話爲名的書出現。最早以筆記命名的小說可能是《仇池筆記》，約出現於北宋末南宋初，大概是因為借了蘇軾的名義，對後來小說命名頗有影響，於是南宋有《老學庵筆記》《芥隱筆記》《蘆浦筆記》《密齋筆記》紛紛而出，元明清更有不少，使筆記成為小說最常見的命名之一。
桓譚說：“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小說的體式特徵之一是多條文的匯集，這也是它區別於單篇文章和傳記的重要標誌。六朝已有以“林”、“苑”爲名的《語林》《笑林》《說林》《異苑》《笑苑》等小說，唐代開始又有以“叢”命名者，叢，聚也。唐有《桂苑叢談》，宋有《鐵圍山叢談》《後山談叢》《西溪叢語》《東園叢說》《螢雪叢說》，元明有《庶齋老學叢談》《委巷叢談》《玉堂叢語》《四友齋叢說》，清有《尾蔗叢談》《浪跡叢談》《聽雨叢談》《妙香室叢話》《履園叢話》等。胡應麟分小說爲六家，便有“叢談”一類，所舉爲《容齋隨筆》《夢溪筆談》《東谷所見》《道山清話》四種宋人小說，雖然書名中沒有出現“叢”字，但無一例外都是多條文叢集的小說專書。“叢談”二字很好地揭示了宋人小說叢脞和記談（見聞）的特點。胡應麟的小說六家還有“雜錄”一類，所舉爲《世說新語》《語林》《北夢瑣言》《因話錄》，皆是六朝和唐代小說。唐宋小說固然有所不同，但它們都是記錄見聞而成，在這一基本的寫作原則和方法上，叢談與雜錄並無根本差異，胡應麟也說“叢談、雜錄二類最易相紊”，大約他認為晉唐小說主要是敘逸事，而宋人小說內容更駁雜，故作區分。今天看來，二者都可歸於軼事小說之範疇。
從古代小說序跋看小說記錄見聞
上節以書名爲切入點，重點分析了書名中有見、聞、以及談、話、語、叢等字眼的小說的成書情況，同時由其自序揭示其記錄見聞的寫作方法。毫無疑問，書名中有明顯標示的作品只是小說中的一部分，其他小說作品的寫作原則和方法又是如何的呢？我們同樣可以通過作者自序和他人序跋來作分析。
志怪小說，今人常以虛構、幻想視之，不自覺地將其內容看成是作者有意識的創作，進而探求作者的立意、匠心之類。其實這些小說的作者反複地申明——書中故事是記錄，並不是創作。志怪小說的早期代表《搜神記》便是如此，該書內容大部分是從前代書籍中搜集而來的，干寶自序就引出了記錄見聞的話題。該序前半段講“聞見之難，由來尚矣”，國史尚且不能做到“無失實”（為自己書中記錄有“虛錯”作解釋），接下來說到本書：
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採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發明神道之不誣也。群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亦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
集，指搜集、匯集，《搜神記》就是此前神怪故事的匯集。“設有承於前載者”，我懷疑是“設有承誤於前載者”，脫一“誤”字，意思是抄錄過去的書（“群言百家”），如有錯誤，則“非余之罪”。採訪近世之事，來自前輩賢士儒生（“先賢前儒”），他們說的如有“虛錯”，不能都算在我頭上。這說到了《搜神記》內容的兩個來源，一是抄錄以前的書（“群言百家”），一是採訪前輩先賢（“耳目所受”），總起來說就是來自見聞。來自前代書籍，稱作“見”也未嘗不可，“採訪近世之事”更是見聞所得。不過應指出的是，在古代小說寫作中，專意採訪搜集故事的，像孫光憲那樣三十多年對“咸京故事”“專於博訪”而寫成《北夢瑣言》二十卷，或者如洪邁那樣四處搜集、“貪多務得”寫成《夷堅志》四百二十卷的，並不多見，大多作者只是就個人見聞所知而記錄成書，態度較為輕鬆隨意。
唐宋以後志怪小說的序跋和當時人的評論也常常提到見聞。唐代《獨異志》自序云：“《獨異志》者，記世事之獨異也。自開闢以來迄於今世之經籍，耳目可見聞，神仙鬼怪，並所摭錄。”五代《錄異記》自序云：“聊因暇辰，偶為集錄。或徵於聞見，或采諸方冊，庶好事者無志於披繹焉。”北宋《括異志》，晁公武說是“推變怪之理，參見聞之異”。《祖異志》，晁公武說是“記近時詭聞異見”。《搜神祕覽》，政和癸已（）章炳文自序說：“予因暇日，苟目有所見，不忘於心，耳有所聞，必誦於口。稽靈即冥，搜神纂異，遇事直筆，隨而記之。”南宋《投轄錄》，紹興己卯（）王明清自序說，少年嗜讀家藏志怪書，後又有“以新奇事相告語者”，後記憶而“筆之簡編”。至於《夷堅志》，卷帙巨大，現存有多編，洪邁自序各有側重，支志庚序說自己“每聞客語，登輒紀錄，或在酒間不暇，則以翼旦追書之，仍亟示其人，必使始末無差戾乃止。既所聞不失亡，而信可傳”，足見其記錄之勤奮與認真。金代《續夷堅志》，元人石巖至順三年（）作跋云：“《續夷堅志》乃遺山先生當中原陸沉之時，皆耳聞目見之事。”明代《西樵野記》，嘉靖十九年（）侯甸自序云：“余少嘗從侍枝山、南濠二先生門下，其清談怪語，聽之靡靡不倦。余故凡得於見聞者輒隨筆錄之。”清代《聊齋誌異》，今人尤喜討論其虛構和命意，其實蒲松齡自序就說：“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蒲松齡的朋友唐夢賚作序，說得更加清楚：“留仙蒲子……凡所見聞，輒爲筆記。”也是搜集和記錄故事。蒲松齡爲搜集故事以菸茗招待路人的傳說，也正說明他的寫作不是現代意義的小說創作，而是傳統意義的記見聞。至於蒲松齡的粉飾加工，或者採用“傳奇法”，是另一問題，也並未打破記錄見聞這一基本的寫作原則。
紀昀對小說問題有自覺的思考，其《閱微草堂筆記》為五部小說構成，每書的自序都談到記錄見聞的話題：
晝長無事，追錄見聞，憶及即書，都無體例。小說稗官，知無關於著述，街談巷議，或有益於勸懲。（《灤陽消夏錄》自序）
曩撰《灤陽消夏錄》屬草未定，遽為書肆所竊刊，非所願也。然博雅君子，或不以為紕繆，且有以新續告者。因補綴舊聞，又成四卷。（《如是我聞》自序）
舊有《灤陽消夏錄》《如是我聞》二書，為書肆所刊刻。緣是友朋聚集，多以異聞相告，因置一冊于是地，遇輪直則憶而雜書之，非輪直之日則已。其不能盡憶則亦已。歲月駸尋，不覺又得四卷。孫樹馨錄爲一帙，題曰《槐西雜誌》，其體例，則猶之前二書耳。（《槐西雜誌》自序）
今老矣，無復當年之意興，惟時拈紙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而已。故已成《灤陽消夏錄》等三書，復有此集。……以多得諸傳聞也，遂采《莊子》之語，名曰《姑妄聽之》。（《姑妄聽之》自序）
景薄桑榆，精神日減，無復著書之志，惟時作雜記，聊以消閑。《灤陽消夏錄》等四種，皆弄筆遣日者也。年來並此懶為，或時有異聞，偶題片紙；或忽憶舊事，擬補前編，又率不甚收拾，如雲煙之過眼，故久未成書。今歲五月，扈從灤陽，退直之餘，晝長多暇，乃連綴成書，命曰《灤陽續錄》。（《灤陽續錄》自序）
“追錄見聞”、“補綴舊聞”、“追錄舊聞”等，對成書都說得很明白。“補綴舊聞”、“連綴成書”的“綴”字，讓人想起《漢志》的“綴而不忘”，也說明小說成書是連綴眾多條文而成。紀昀的五種書名中有“聞”、“錄”、“誌”（同記），也反映出記錄見聞的寫作原則和方法。紀昀弟子盛時彥作《閱微草堂筆記》序說：“（先生）退食之餘，惟耽懷典籍，老而懶於考索，乃采掇異聞，時作筆記。”書中內容，正是“采掇異聞”而來。紀昀和盛時彥的序，是在《聊齋誌異》之後對傳統（正統）的小說寫法的強調，並對晚清小說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僅舉一例。晚清汪儉說俞鴻漸“於近世小說家，獨推紀曉嵐宗伯《閱微草堂五種》”，而俞鴻漸的小說《印雪軒隨筆》，自序其寫作方式便是“取生平所聞見，拉雜記之”。雪坡於同治八年（年）寫成《旅居筆記》，自序云：“旅居鮮事，時撰小說以自娛。追錄舊聞，中無寄託。”其撰小說的方法，和紀昀的“追錄見聞”、“追錄舊聞”為小說並無二致。
順便指出，紀昀稱採取《莊子》的說法而取書名爲“姑妄聽之”，事實上《莊子·齊物論》的原文是“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並沒有“姑”字。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的說法來自《避暑錄話》所記蘇軾語：“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為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强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絶倒，皆盡歡而後去。”明代胡應麟曾抄撮古代志怪小說成《百家異苑》一書，其序也提到此語：“昔蘇子瞻好語怪，客不能，則使妄言之。莊周曰：余姑以妄言之，而汝姑妄聽之。知莊氏之旨，則知蘇氏之旨，知蘇氏之旨，則知余類次之旨矣。”便將自己編書的宗旨追溯到蘇軾、莊子。蒲松齡在《聊齋誌異》自序中說“情類黃州”，袁枚《新齊諧》自序說“乃廣采游心駭耳之事，妄言妄聽，記而存之”，均是用這個典故。紀昀更是以《姑妄聽之》作為書名。可以說，莊子的話頭，經蘇軾發揮之後，後來的志怪小說作者喜歡取爲口實。妄言妄聽，雖然承認志怪小說有失實的問題，甚至從“游心駭耳”的角度對虛妄之事予以欣賞，但這並沒有完全改變小說記錄見聞的原則。換句話說，即便是志怪小說，也沒有採用虛構作為其基本的寫作方法，仍然是以記錄見聞爲其基本原則和寫法的。
晚清俞樾在其志怪小說《右臺仙館筆記》自序中也專門說到：“《筆記》者，雜記平時所見所聞，蓋《搜神》《述異》之類；不足，則又徵之於人。”序後又附〈徵求異聞啓〉並小詩二首，說“書生結習，未能盡忘，姑記舊聞，以銷暇日。而所聞所見，必由集腋而成；予取予求，竊有乞鄰之意”，希望“儒林丈人、高齋學士，各舉怪怪奇奇之事”寄來。如果志怪小說可以虛構杜撰，俞樾何必如此麻煩，坐在書齋中憑空杜撰，豈不更加方便？光緒十六年（），龔壽圖撰志怪小說《南京隨筆》（《蛾述軒隨筆》），仍以見聞爲準，並不編造故事。其書自序說：
偶讀《酉陽雜俎》及《閱微草堂》《聊齋誌異》諸書，見所紀奇奇怪怪，覺暗室風生，燈光如豆。細思幽冥之事，難必其無，善福禍淫，諸書俱載。在金陵寓齋，暇無所事，因取筆就生平之所聞見，拉雜書之，日三五則。有人來談因果，亦謹志之。不意成帙，因命之曰《南京隨筆》
此書稿未刊，十八年後其子龔鴻揆將它登載於《月月小說》上，改題《蛾述軒隨筆》，此時西方小說觀念已經進入中國，但龔鴻揆光緒三十六年（）的題識還是說：“是編爲先資政公寓金陵時就生平所聞見者，摭實錄紀，日積成帙。”仍然持有傳統的小說觀，以小說為見聞的記錄。
志怪小說是記錄見聞而來，軼事小說更是如此。現存漢魏六朝軼事小說罕有自序留存，能見到的最早的是唐代《隋唐嘉話》序，云：“余自髫丱之年，便多聞往說，不足備之大典，故繫之小說之末。”可見是據所聞“往說”寫成。本來此書不載怪異之事，但有畫工解奉先死後變牛之事，序中還專門作了解釋：“釋教推報應之理，余嘗存而不論。若解奉先之事，何其明著。友人天水趙良玉睹而告余，故書以記異。”這樣鄭重其事地予以說明，是要強調故事並非虛構和編造。唐代最重要的小說自序是《國史補》的，云：
《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未有不因見聞而備故實者。昔劉餗集小說，涉南北朝至開元，著為《傳記》。予自開元至長慶撰《國史補》，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續《傳記》而有不為。言報應，敘鬼神，徵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仍分為三卷。
換句話說，記錄見聞而得故事。第二段，劉餗匯集小說故事而成《傳記》（即《隋唐嘉話》）。第三段，作者接續劉作，記開元至長慶間的故事（見聞）而成《國史補》，也有補史之意。第四段講本書內容，“言報應”等四方面的內容不書，“紀事實”等六種則書之。值得一提的是第四段，前四類可稱為志怪，後六類可稱為軼事，二者相合，大致就是古代文言小說常見的內容。《公羊傳》“傳聞異辭”的說法，也從此進入小說話語。如紀昀說：“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魯史且然，況稗官小說。”清代許秋垞《聞見異辭》和劉體仁《異辭錄》，更以此取名。
下面舉一些軼事小說的序跋（片段），都說到書中內容是對見聞和往事的記錄：
（唐）陳翺《卓異記》自序：隨所聞見，雜載其事。
（宋）姚寬《西溪叢語》自序：予以生平父兄師友相與談說，履歷見聞，疑誤考證，積而漸富，有足採者。因綴緝成篇，目為《叢語》。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自序：余自筮仕，未嘗廢書，又喜訪問，故聞見不覺滋多，況復遇事裁量，動成品藻，亦輒紀錄，以為警勸。
（宋）張貴謨《清波雜誌》序：紀前言往行及耳目所接。
（明）曹安《讕言長語》題記：予少遊鄉塾，見先生嘉言善行，即筆於楮，或於載籍中間見異人異事，亦錄之。
（明）黃瑜《雙槐歲鈔》自序：每遇所見所聞暨所傳聞，大而縹緗之所記，小而芻蕘之所談，輒即鈔錄。
（明）陸從平《皇明世說新語》序：每於耳目所逮，凡名公鉅卿，嘉言懿行，或方外弔詭之談，荒逖瓌儻之跡，可以觀風考德，裒思大畜者，有見必錄，有聞必書。
（清）孫原湘《履園叢話》序：履園主人於灌園之暇，就耳目所睹聞，著《叢話》二十四卷。
（清）何剛德《平齋家言》自序：回憶七十年來身世所經歷，耳目所接觸，幾如雲煙過眼，渺然而無可捉拏。夜窗默坐，影事上心，偶得一鱗半爪，輒瑣瑣記之，留示家人。
綜上可知，無論志怪小說還是軼事小說，序跋裏常常談到其書是對見聞的記錄。換句話說，無論何種小說，記錄見聞都是其基本的寫作方法。晚唐盧肇先撰有軼事小說《史錄》，又撰志怪小說《逸史》，《逸史》自序云：“盧子既作《史錄》畢，乃集聞見之異者，目為《逸史》焉。其間神化（仙）交化、幽冥感通、前定升沉、先見禍福，皆摭其實、補其缺而已。凡紀四十五條，皆我唐之事。”（涵芬樓《說郛》卷二十四引）兩部小說都是“集聞見”，志怪不過是“聞見之異”罷了。“摭其實、補其缺”，同樣適用於兩部小說——採摭信實的傳聞，補史（或神仙傳記及前代志怪小說）之未備。南宋初葉夢得曾說：“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真是一語中的。
值得強調的是，小說作者不但以記錄見聞為其寫作的原則和方法，有的作者甚至特別強調其書的徵實。這裡舉《次柳氏舊聞》略作說明。李德裕在自序裏詳細敘述了此書內容的來源：大和八年（）秋八月乙酉，唐文宗問宰相王涯等關於高力士的事情，王涯奏，上元中史官柳芳得罪，貶官黔中，路經巫州見到高力士，高力士因為柳芳曾爲史官，對他說了一些不為人知的宮禁中事，柳芳據此寫成《問高力士》（類似今天的記者採訪記錄）。唐文宗命尋訪此書，王涯等找到柳芳孫子柳璟，他說，柳芳寫《唐曆》時曾將《問高力士》中的相關內容採入，“其餘或秘不敢宣，或奇怪，非編錄所宜及者”，而現在原書已經亡失了。“臣德裕亡父先臣，與芳子吏部郎中冕，貞元初俱為尚書郎。後謫官，亦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之說，且曰：‘彼皆目睹，非出傳聞，信而有徵，可為實錄。’先臣每為臣言之。”於是據回憶寫出十七則故事，編成一書。按照李德裕自述，這十七事是輾轉得來的，故事講述人的線索是：高力士→柳芳→柳冕→李吉甫（李德裕父親）→李德裕。正因為如此，此書取名《次柳氏舊聞》（又名《明皇十七事》），意思是編次柳芳聽說和記錄的舊聞。儘管書中涉及神怪的故事有五則，自序還是強調這些故事“非出傳聞，信而有徵，可為實錄”。今人見到小說記神怪故事，常以為是古人虛構，其實古人（尤其是宋代以前）在一般情況下對神怪之事多是信其實有的。正如魯迅所說：“當時以為幽明雖殊途，而人鬼乃皆實有，故其敘述異事，與記載人間常事，自視固無誠妄之別矣。”《次柳氏舊聞》第一條記唐肅宗出生異事。玄宗在東宮時被太平公主監視，元獻皇后（楊氏）懷孕時，“玄宗懼太平，欲令服藥除之”。張說侍讀進宮，帶了去胎藥。但玄宗三次煮藥都被金甲神人打翻藥鼎，不得已乃止，張說知道後認為是天命。楊氏思食酸，玄宗告訴張說，張說獻以木瓜。楊氏後來生下了肅宗。在敘述完這件事之後李德裕說：“芳本張說所引，說嘗自陳述，與力士詞協也。”意思是柳芳是張說引薦的，張說曾對柳芳說過此事，和高力士的說法一致。玄宗煮藥夢神人覆鼎、生下肅宗之事，《舊唐書·元獻皇后傳》也有記載，而《舊唐書》這篇傳記來自經過柳芳之手的唐國史，換句話說，很可能就是柳芳把從張說和高力士那裏聽來的事情補進國史的。同時也可以肯定，李德裕並沒有虛構這個“志怪”故事，這確實是輾轉得自高力士和柳芳的“舊聞”。《次柳氏舊聞》第九條記肅宗吳皇后生代宗事，第十條記代宗誕三日、玄宗相見事，兩條文末均有“吳湊嘗言於先臣，與力士說亦同”的話。吳湊是吳皇后的弟弟，他曾對李吉甫（先臣）講過這兩件事，正和高力士所說相同。也就是說，李吉甫曾經確認過此事的可靠性，將自己從柳冕和吳湊兩處聽來的故事進行了印證和綜合，然後告訴李德裕，李德裕再寫出這兩個故事。
在古代小說寫作中，像《次柳氏舊聞》這樣強調書中內容之可靠徵實者還有很多。如《開天傳信記》自序說“搜求遺逸，傳于必信”，而且書名即此意。又如清代《三岡識略》在書前凡例中，有“事雖細微，各有依據，不敢妄爲稱述”，“凡係風聞、未經目見者，必書某人說”二則。小說中常見記載某事據某人說，不能認為是作者的“故弄狡獪”。但也要注意，記錄見聞，來源清楚，並不是保證所記事件便真實可信。見聞之不完全可靠，《搜神記》序即已表達過，後來的作者和批評者從正反兩方面也常常提到。如洪邁說：“稗官小說家言不必信，固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自《春秋》三傳則有之矣。……《夷堅》諸志皆得之傳聞，苟以其說至，斯受之而已矣。”承認自己的《夷堅志》存在不實之處（但也要注意，傳聞不實並非是有意虛構）。批評者如北宋沈括，他曾在《夢溪筆談》中辯論李白寫〈蜀道難〉的兩種說法，“前史”（指《新唐書·嚴武傳》）記載李白作〈蜀道難〉是因為嚴武爲劍南節度使時放肆不法，而孟啓《本事詩》又記李白初至京師見賀知章出〈蜀道難〉，二者所記時間相去甚遠。沈括總結說：“蓋小說所記，各得於一時見聞，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誤，皆此文之類。李白集中稱‘刺章仇兼瓊’，與《唐書》所載不同，此《唐書》誤也。”沈括將《新唐書》和《本事詩》都稱作小說，似乎難以理解，其實《新唐書》採用的是《雲溪友議》的說法，故在此以小說稱之，並批評它“率多舛誤”。（但同時也可看出，“小說所記，各得於一時見聞”是被看作一種常識的。）四庫提要對小說失實的批評很多，如說《山居新語》“其書皆記所見聞，多參以神怪之事，蓋小說家言”，稱讚《次柳氏舊聞》的同時，又對它“皆涉神怪”稍有不滿，但又認為小說家言即是如此。四庫提要在評明代志怪小說《耳談》時，甚至引陶冶序的話“事不必盡核，理不必盡合，文不必盡諱”，稱這是“小說家之定評”。此外，還有一些小說作者和論者以寓言、寄託等作為小說記載失實的解釋和藉口。但總體來說，這些並不能改變小說記錄見聞的本質性特徵。對於小說記錄的失實，陳尚君論范攄《雲溪友議》時有一段話，可稱得上是一種“瞭解之同情”：“如同今日之娛樂記者或小道傳播者一樣，范攄只是認真記錄者，他的記錄真偽雜糅，事實與虛構並存。……范攄一生未仕，行走下層，認真采輯記錄，能力也不足以考清事實，恰好完成記錄傳聞原貌的責任。”而陳尚君同時也提到《大唐新語》《譚賓錄》《北夢瑣言》《次柳氏舊聞》《因話錄》《松窗雜錄》等內容較為信實的小說。如果要說古代文言小說大部分是有意識的虛構之作，古代的作者們和論者們一定不會同意。
民國時期，現代小說寫作已經成為主流，但傳統文言小說的寫作仍未斷絕，且不說《花隨人聖庵摭憶》《一士類稿》《小奢摩館脞錄》《新語林》等軼事小說，志怪作品仍然沿襲傳統的記見聞的寫法。如《養和軒筆記》，“見有遺聞軼事，輒取片紙書之……益以身世所經、見聞所及，與夫名家記載、報紙流傳”；《葂麗園隨筆》，“爰將親所見聞及本身所歷之因果事實、善惡報應，據實以書”；《柘園野語》，“睹諸目，聞諸耳，寫諸楮，不斧斤經營，不煙雲渲染，不海市蜃樓”；《客窗消閒錄》，“或采之筆錄，或得諸耳聞”；《古春草堂筆記》，“舉囊昔見聞所及，盤錯所經，援筆而爲之記。敘事必歸于真實，論人勿失其本來”；《惜蔭軒隨筆》，“將素所聞見及世所傳述者隨時拉雜記之，皆屬真情實事，可以信而有徵；非同空中樓閣，但圖炫異矜奇”。直到年鍾叔河寫小說《蛛窗述聞》還是這個路子和方法。鍾叔河當時初中畢業，將自己聽長輩講述的35則故事記下來成為一書。此書當時只是稿本，後已亡失，但有幸保存下來的序正透露出作者記見聞的寫作意識，其成書過程也是傳統小說的常態：“予喜聞奇怪之事，而樂其荒誕不經。夏扇冬爐，父老聚談所聞所見可喜可愕之事，予輒擠坐其旁，欣欣然不肯或去。時日既久，頗多積累，懼失記憶，乃於課暇中擇其雅馴者述之。方丈小室，足不出戶，惟塵窗老蛛，蠕蠕網際，一似爲予伴侶者。既成此卷，乃弁數言，且命以名。民國丙戌夏六月下澣之七日。”民國時期現代小說已經興起，普通人的小說觀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文言小說的基本的寫作原則和方法仍然延續著，足見其生命力之強大。時至今日，網絡上流傳的《世說》體的《學林廣記》等，也可算文言小說之後裔。
餘論
記錄見聞是中國文言小說基本的寫作原則和寫作方法，從古代目錄學到古代小說作品的序跋，從古人對小說作品的具體評論到對小說的一般性的論述，都能清楚地看出這一點。但是，長期以來中國古代小說學界由於受到西方和現代小說觀念的影響，要麼是對文言小說記錄見聞這一特質注意不夠（忽視或否認），要麼是在“傳奇小說”的視野下將記錄見聞作為筆記小說的一般性特點，並給以較低的評價。
中國古代的小說按語體可分為文言和白話兩類，兩類各自發展，各有淵源和流變。在中國古代，文言小說是小說的主流，這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說明。一，從流行時間上來說，文言小說淵源於漢代，自魏晉直至明清，代有寫作，至民國始衰落。白話小說起於唐宋說話及其記錄文本（現存文本主要是宋元時期的），流行於晚明和清代，民國後則與現代小說合流。文言小說的起源早於白話小說，流行時間長於白話小說。二，從數量上來說，文言小說多於白話小說。在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中，年以前的文言小說種，白話小說種。在朱一玄等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中，文言小說種，白話小說種。而且，大部分白話小說產生於晚清最後二十年。三，從地位上來說，白話小說一直低於文言小說，常常受到歧視和貶低。寫作和閱讀白話小說，常被認為是不太光彩的事情。且不說歷代公私目錄一般不收錄白話小說，就是文人偶然寫作，大多也不署其真名。文言小說則剛好相反，宋以後文人一直有書寫和閱讀小說的風氣。四，從古人小說觀上來看，在清光緒以前人們說到小說主要是指文言小說。大約在年以後，白話小說地位陡然提升，尤其是在梁啟超年提倡“新小說”之後，人們提到小說時纔偏指白話小說，開始以白話小說爲小說之主流和正宗。
晚清民國以來，注重人物、故事、虛構等要素的西方小說及其觀念進入中國，由於白話小說與西方小說更為接近，加上其他政治和歷史的原因，如提倡白話文和通俗文學，希望借小說來救國存亡和改造國民性等，白話小說地位迅速提升，逐漸被看作中國古代小說的正宗和發展頂峰。在現代小說觀念的影響下，“傳奇小說”也被發現和“製造”出來，被看作文言小說的巔峰，在進化論思想（以及中古——近世的歷史觀）的影響下，白話小說被看成小說史的邏輯終點。於是，六朝志怪——唐傳奇——宋元話本——明清章回小說這樣一個簡化而奇怪的中國小說史，也隨之建立起來。由於將文言小說看作是和白話小說、現代小說相類似的事物，研究者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以人物、故事、環境、虛構等要素去看待和要求文言小說。在關於小說或具體小說作品的論述中，這樣的表述隨處可見。如吳禮權論“筆記小說”，“與其他文言小說、白話小說一樣，也需要刻畫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講究情節結構、重視語言運用等”，談到《庚巳編》時說，“故作‘聞之某某’、‘出在某年’等語，以聳眾聽，以求人信，蓋亦志怪派筆記小說之故伎耳！”很多學者在分析論述“筆記小說”作品時，不考慮小說記見聞這一性質（或考慮不足），不注意其書中的內容來源原本很複雜，或所記之事已經多次轉述或變異，或是從前代書籍抄寫，或是憑記憶概述，或是記憶出現錯誤，而簡單地將全書視爲作者一人之創作，進而探求其寫作主旨、藝術特徵云云。在古代小說研究中，常常看到這樣的表述：作品表達了作者什麼樣的主旨（思想），表現出作者什麼樣的寫作技藝，塑造了什麼樣的人物形象，等等，其理論預設也是將小說看作是創作而非記錄，並運用某種常見的現代小說評論法進行古代小說的評論。范寧早在年代就指出：“所謂‘筆記小說’不僅沒有‘人物性格描寫’，連‘故事’的影子也捉摸不著的。把小說看做故事人物的有機組合，還可以說我們的思想歐化了。”採用西方的小說標準去要求和看待中國古代小說，尤其是文言小說，是非常錯誤的。俞平伯也說過：“我們用今日所謂小說之標準去衡量古之小說，而發現種種的有趣的齟齬，這倒是當然的現象。若古人能預知我們的標準，處處合式，這纔是真的奇異呢。”可我們現在的很多研究，正是把古人記錄見聞的寫作當作現代小說的創作來看待和研究的啊！
學界對於文言小說記錄見聞的特性也有所認識。如浦江清說：“在文言文學裏，小說指零碎的雜記的或雜誌的小書，其大部分的意旨是核實的。”在談“筆記小說”時，學者們也有較好的認識，如苗壯在談“筆記小說”的特點時談到“基於耳聞目睹的現實性”。王慶華認為：““筆記體小說”在寫作方式上多持“據見聞實錄”的原則。”譚帆、王慶華認為：“‘筆記體小說’多表現爲‘據見聞實錄’的記述姿態和寫作原則。”不過，將記錄見聞這一寫作原則僅僅限定在“筆記小說”上，不够準確。實際上，記錄見聞是幾乎所有的古代文言小說的基本寫作原則，更進一步來說，古代文言小說的主體本來就是今天所謂的“筆記小說”。筆記小說這一概念是二十世紀興起的，現在人們使用它主要是為了與所謂“傳奇小說”相區別。
所謂“傳奇”或“傳奇小說”，今人多以為是一種帶有創作意識的、更具現代性的小說，實際上它是一個現代以來在西方小說觀念影響下建構起來的概念和文類。簡單地說，那些名為“傳”和“記”的單篇作品，本來是一些帶有傳奇性的傳記，在古人看來最多勉強算作廣義的小說。小說與傳記在古代是兩個不同的目錄門類和文類，雖然也有混淆的時候，但根本上是有差異的。小說是多條文的叢集，故內容駁雜，傳記是記錄一人或一事，內容單一。小說記事多是片段的，傳記一般是完整的。小說是記見聞的，傳記因為要保持完整性和一定的篇幅，故而在傳奇性傳記中逐漸允許想像和誇飾。古人對小說與傳記之別是有認識的，最典型和著名的是紀昀等人對小說和傳記（傳奇）區別的強調。現代學者把“傳奇”抬得很高，因為它更符合現代小說關於人物、情節、虛構等方面的設定，與現代小說更為接近。范寧就說：“在我國歷史上小說一詞和近時觀念最為接近的，怕要算唐人傳奇了。”反過來說，這恰恰可以證明“傳奇”不是古人心目中典型的小說。浦江清就說：“現代人說唐人開始有真正的小說，其實是小說到了唐人傳奇，在體裁和宗旨兩方面，古意全失。所以我們與其說它們是小說的正宗，毋寧是別派，與其說是小說的本幹，毋寧說是獨秀的旁枝吧。”其實，“獨秀的旁枝”這一說法也頗有誇大的成分，真正的“傳奇性傳記”數量很有限。現代學者將數量不多的傳奇性傳記，和另外一些原本屬於不同文體、文類的作品（如普通傳記、詩序、傳體文等），再加上小說中的一些篇段，合在一起都看作傳奇，擴大並建構了“傳奇”這一文類的範疇。
根據篇幅的長短、敘事的詳略、虛構的有無等標準，將文言小說劃分爲“筆記小說”和“傳奇小說”兩大類，然後抬高和重視“傳奇”，貶低和忽視“筆記小說”，是中國小說史學界長期以來的做法。這樣的結果之一就是，小說記錄見聞的特性被忽視，而文言小說或“筆記小說”的身份變得尷尬，以至於唐宋以來大量記錄見聞的小說作品成為小說史上的配角，尤其是軼事小說因為比志怪小說更“不像小說”，除了《世說新語》外差不多都被小說史所遺忘。更進一步，小說史學界乾脆就放棄了對這些小說的研究，甚至“剝奪”了它們的小說的身份和稱呼，很多作品只好以“筆記”的身份存在於中文和歷史兩個學科的邊緣。如中華書局出版的“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大象出版社的“全宋筆記”，三秦出版社的“全唐五代筆記”，其中書籍大部分都是小說，但目前小說史學界關注很少。筆記、筆記小說之名稱和概念的流行，固然有其原因和淵源，不過根本的原因還是現代小說概念的引入，以致今人把小說這個概念拱手交給較具虛構和想象的白話小說和“傳奇”，而傳統的文言小說被“剝奪”了小說的名分（尤其是其中的軼事小說），只好轉而以“筆記”來稱呼了。其實軼事小說一直是文言小說的重要部分，南宋張邦基說：“稗官小說，雖曰無關治亂，然所書者必勸善懲惡之事，亦不爲無於世也。唐人所著小說家流，不啻百家，後史官採摭者甚衆，然復有一種，皆神怪茫昧，肆爲詭誕，如《玄怪錄》《河東記》《會昌解頤錄》《纂異》之類，蓋才士寓言以逞辭，皆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比，無足取焉。”對唐代志怪小說多有批評，接著舉出“近世諸公所記、可觀而傳者”共45部小說，都是宋人軼事小說。晚清邱煒萲說：“小說家言，必以紀實研理，足資考核爲正宗。言情道俗，不過取備消閑，猶賢博弈而已，固未可與紀實研理者絜長而較短也。”更認為紀實（記事實）和研理（主要是討論知識和學問）的軼事小說纔是文言小說的正宗。古人對《世說新語》和《酉陽雜俎》稱譽很高，如明代謝肇淛說：“晉之《世說》，唐之《酉陽》，卓然為諸家之冠，其敘事文采，足見一代典刑。”韓國申綽（-）也認為“《世說》則是小說之宗”，但今人看重的則是志怪和“傳奇”，不得不說，古今的小說觀念發生了嚴重的錯位。當下學界在古代小說研究中忽視文言小說，在文言小說研究中忽視軼事小說，正是小說概念和觀念變化造成的。縱使不能扭轉當今的小說觀，至少在古代小說研究中，應該明白和尊重文言小說占有重要地位这一事实，以及它的記錄見聞這一根本特性吧。
文言小說自有其獨特的魅力，但現代以來爲“傳奇”所掩。浦江清年曾對小說概念和觀念的變遷做過很好的論述，他對文言小說的一些表述今天看來仍然是很有啟發性的：
中國人的性格是核實的，從前的文人對於歷史和掌故的興味超出於虛幻故事的嗜好。所以據宋人的看法，小說的最高標準也許是《夢溪筆談》和《容齋隨筆》。……若照老的標準，認為小說不單指虛幻文學，那麼宋人的筆記還是在向上進展的路上，筆記小書到了宋代方始體制完備，盛極一時。……即如宋人筆記，多數是可愛的小書，惟其作者漫不經意，隨筆閒談，即使不成立爲小說，也往往有小品散文的意味，實在比他們文集裏面的制誥、書奏、策論、碑誌等類的大文章更富於文藝性。我們覺得假如小說史裏不能容納，總的文學史裏應該列有專章討論，以彌補這缺憾。如有人把筆記文學撰為專史，而觀其會通，那末倒是一部中國本位的小說史，也是很有意義的工作。
古代小說研究的學術史已經百年，現代小說概念和觀念對古代小說的理解和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干擾。按照浦江清多年前的設想，在現有的小說史框架之外，尊重古人的小說觀念，突出記錄見聞的文言小說的在小說史上的主體性，揭示它獨特的魅力，探討它在古代文人寫作和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再建立一個“中國本位的小說史”，是一件值得嘗試的事情。
該文原刊《文藝理論研究》年5期，發表時有所刪節，此為完整版本。注釋略。感謝羅寧先生授權發佈！
編輯：春春
排版：大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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