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很难称得上是什么中国首位白话文学大师，对于中国的白话文学发展也没有起到多少正面作用。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文言文在整个民国时代仍然居于主流地位，甚至呈现上升的趋势。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白话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教育运动才确立起来的。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白话文的主导地位才扩展到了全国。
对于胡适这个所谓“民国大师中的大师”，近几年来朋友们扒皮已经扒的差不多了。不过，当前还有一顶光环其仍然顶着，那就是提倡白话文学的功绩。不少人宣称，胡适是首个白话文学大师，正是在胡适的努力之下，中国文学才挣脱了文言文的束缚，实现了白话文的正统地位。像笔者前几天的文章《从“鲁郭茅瞿蒋赵”到“鲁郭茅巴老曹”》发布后，就有人质疑“胡适哪去了?”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首先，我们可以从文学史的角度做一下追溯，依次看一下今人最熟悉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几种文学体裁的特征。
唐诗的主体是通俗乐府诗，像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石壕吏》均是那个时代的白话。至于一些绝句律诗之类的短诗，也同样并没有什么语言障碍。诸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虽然时隔了一千多年，但是丝毫不难理解。
宋词和元曲起自于市井，较之唐诗更加通俗和白话化，里边的名言佳句同样丝毫没有理解障碍。诸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等等，现代人如果看不懂的话，只能说是智力有问题。
明清小说虽然也有《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小说，但是居于主体地位的毫无疑问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四大名著。而这四大名著都是不折不扣的白话小说。在新文化运动前夕的清末民初，又出现了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这“四大谴责小说”，这四部小说同样是白话文。
以上事实表明，中国的白话文学长期以来一直是相当发达的，根本没有必要胡适去提倡。如果要是胡适真的提倡白话文的话，也完全可以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为基础，在充分肯定古典文学的前提下推动文学发展。然而，胡适却并不是这么做的。其把白话文同古典文学对立起来，企图在全盘否定古典文学的基础上照搬西方的文学，认为抄一抄西洋体就算是“白话文学经典”了。我们可以通过何其芳的研究看一下，胡适是怎样评价中国古典文学的：
当然，在全盘否定古典文学基础上，如果胡适自己能够写出好的作品，那么无疑也是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问题在于，胡适本人毫无文学素养。我们仅以他写的最好的诗歌和散文看看胡适的文学水平到底有多高。
胡适认为，自己写得最好的诗是《应该》，远远超过了李白和杜甫的打油诗。像其在《谈新诗》里就说，白话文与白话诗要胜古文与古诗多多，新诗遣词造句所形成的意蕴与表达的精微是古诗无以及的，“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出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我且举我自己的一首诗作例”：
但是，任何一个不戴有色眼镜的人恐怕都会感觉，胡适这首所谓的“诗”最多也就是初中生水平，别说什么超过了李白和杜甫，恐怕连张宗昌之类打油诗都不如。最好的诗尚且如此，其他的诗就更差了。比如说另一首被吹捧为开辟了文学史新纪元的《两个蝴蝶》，更加令人不忍卒读：
胡适写的最好的散文是《差不多先生传》，国民党当局曾经长期将其吹捧为超越鲁迅的《阿Q正传》，更是令四大古典名著望尘莫及的文学杰作。我们在这里简单摘录号称其中最精彩的两段，看看胡适的散文水平到底有多高：
我们可以看出，这篇“文学杰作”最多也不过是初中生的水平，比现在流行的一些网络段子还差很多。不仅讽刺用得很低劣，都是近乎无厘头的夸张，而且基本的语言也没有掌握好。如果用这篇文章去参加中考，估计也就混个马马虎虎的及格分吧。
其实，《差不多先生传》不仅是一篇拙劣之作，而且还有抄袭之嫌。其中的段子明显模访了中世纪波斯大文学家萨迪的《蔷薇园》中的名篇。只不过萨迪是讽刺个别人的愚蠢，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分国家民族的。胡适却把这种现象说成是中国人普遍具有，而西方人不可能存在的“国民性”。这当然不符合事实，只不过暴露了他自己的逆向民族主义而已。而且，如果我们和原文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从语言到情节远不如原文写的好。原文语言精练、诗文结合，讽刺也比较适度，胡适改写时把原文的几个优点全改没了：
正因为胡适等提倡白话文的民国西化学者水平太差，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恶心人的反作用，所以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文言文在整个民国时代仍然居于主流地位，甚至呈现上升的趋势。像北洋军阀时期的20年代课程标准规定，初中选文中，白话和文言的比例是初一7:3，初二6:4，初三5:5；到国民党当局年版的“国定初中国文课本”选文当中，白话文占比进一步降低，文言文占比反而上升，白话文同文言文的比例降为初一4:6，初二5:5，初三3:7。而且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的白话文选文有很大一部分是四大名著为代表的古典白话文。高中白话文更少，特别是到高三参加大学升学考试时竟全部是文言文。至于在高校里，几乎所有的文科课本和学术著作都是使用文言文写成的，像钱穆的《国史大纲》和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甚至到了国民党跑到台湾之后，不少“民国大师”仍然使用文言文。例如钱穆在蒋介石过80大寿时就写道：
所以，胡适不但很难称得上是什么中国首位白话文学大师，相对于中国的白话文学发展也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如果不是说起到了恶心人的反作用的话。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白话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教育运动才确立起来的。像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等左翼文学家贡献出了大量的文学杰作，把中国的白话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内，从小学到大学白话文都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像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为代表的学术专著也都是使用白话文写成的。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白话文的主导地位才扩展到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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