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时候经常遇到古人关于称呼的几个问题。
一时好奇，决定寻找一些书籍来解决。
虽然有些耗费时间，但多看点新的知识，虽然有些杂七杂八，但想来终归是不会有错的。
道长在谈詹宏志《读书与旅行》的时候说。
读书和旅行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见识更多的新的人和事。
遇到未知的事情，亲身体验确是最好的方式。
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场景里都有出现。
于是退而求其次，看已走过的人是如何做的，可以从他们做过的过程中获得知识。
这才是大多数人所能拥有的生活方式。
前些日子读《王先谦诗文集》，其中有“兰陵、成都，原流近正，而成都于斧藻特工”一句。从前后文推断，句中的“兰陵、成都”毫无疑问是代指两个人名，但究竟指代的是谁，却难以明晰。后询问王老师后，王老师解释道：兰陵指的是荀子，因荀子曾担任过兰陵令一职，而成都指的是西汉时期辞赋名家扬雄，因其为蜀郡成都人。一位以官职代称，一位以故乡称之。
至此使我产生了对人物称呼的好奇，一个人究竟可以有几种称呼的方法，不同的情况下又该以何种方式称呼呢。因此去图书馆寻来几本相关书籍，主要有商务印书馆年12月所出的《中国人的名字别号》，吉常宏著；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编的《姓氏·名字·称谓》，年9月版；以及人民出版社年7月出版的《姓名与中国文化》，何晓明著。用了大概两三日的时间读完后，对与名字有关的知识进行了简单的了解，稍加陈述，难免挂一漏万，烦请包涵。而错误与疏漏处，还请指正。
关于称呼一个人的方式，其实是有很多种的，如名、字、号、谥、官职、家乡、宅名、笔名，尊称等。从名到字到谥号，有时看上去完全不一样的称呼，但却很有可能指的是同一个人。
以近代赫赫有名的李鸿章为例，其字渐甫或子黻，故可称李渐甫或李子黻。
因在家中排行第二，民间又有称其“李二先生”者。如甲午战后民间流传一联，上联是“杨三已死无昆丑”，下联为“李二先生是汉奸”。
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故常有同僚称其李少荃。在《左宗棠全集·书信》中，常有《与李少荃书》等。
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故又有以官称其李中堂，李相国者。张之洞就有数封《致天津李中堂》的电文。
因是安徽合肥人，又有李合肥之称。丁日昌就有《上李合肥相国书》。
谥号为文忠，故李鸿章去世后，其全集被后人编为《李文忠公全集》。
而用其中两者进行合称的也不在少数，如李少荃中堂，李合肥相国等。
这是以担任官职者为例，而一些士大夫则往往给自己所居之处命名，即室名或宅名，并常常以此名自称。
如近代湖南的大儒王先谦，其字是益吾，因此友人称其王益吾。
中举之后，因其曾任国子监祭酒一职，故又常被人称为王祭酒。
而其辞官回乡之后，将自己在长沙所居之地命名为葵园，所以世人又常称其为“葵园先生”。而王先谦的好友郭嵩焘，因其所居之室名养知书屋，故有学者亦称他为“养知先生”。
那么究竟如何区分哪些称呼指代的是何人呢？除了利用工具书之外（如陈德芸先生编过的《古今人物别名索引》、陈乃乾先生的《室名别号索引》、杨廷福、杨同甫二位合编的《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等），就只能靠平日里的积累了。
如王先谦的诗文集中，有一诗名为《淮安寄王壬秋》，又有多篇文章中提到与湘绮先生的交往，而这两个称呼，其实指的都是同一个人。晚清经学家王闿运，字壬秋，号湘琦。
所以在平日里阅读相关著作的时候，碰到一些值得留意的人物，我们不仅要了解记录他的名与字，更要对他的家乡，长居过何地，有何自号，去世后有无谥号，以及所居之处的室名或宅名进行查找和记录，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之后阅读时的障碍，更好的理解写作者的原意，不至读时常满头雾水。
这几本书籍的内容都挺全，所以阅读的时候顺带补充了一下其他相关的知识，主要是两个方面，即古人是如何取名或取字的，有哪几种方式，而这都是不太容易阐述的问题。因为并不是说一定有根据可循，很可能只是在心意的转瞬之间，名字就脱口而出，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件不被人所知的事情而起，所以很难对其加以归类。故只能在浩瀚的名字之中，尽量寻找出那些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名字加以分类并进行阐述，给后来者以一定的参考依据。
首先是取名的方式，比较常见的就是以下几种。
1、以古籍经典取名
简单来说，就是从一些经典的流传比较广的文献中抽出一句或几句，在这些句子中选择一两个字，以此来寄托一些美好的意愿或希望。
比如曹操，字孟德。就出于《荀子·劝学篇》：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为德操。
再比如宋代的词人周邦彦，字美成。其名出自《诗经·郑风》：彼其之子，邦之彦兮。字则出自《论语·颜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近代作家郑振铎的名字，出自《周礼·春官》：司马振铎，群吏作旗。
研究外国文学的杨周翰，则出自《诗经·大雅·崧高》：维申及甫，维周之翰。
而最常见用这一方法取名的，是因姓取名，即自己的姓刚好和文献中的一些句子相仿。比如：
齐文韶，《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葛天民，《五柳先生传》：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吕调阳，《千字文》：律吕调阳。
温如玉，《诗·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张四维，《管子·牧民》：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多说一句，我身边有位关系很好的朋友，姓胡，有次吃饭的时候我们无意间谈到起名的意思，他就曾经想过给自己未来的孩子起名“胡不归”。
2、因地名而名
这一类则大多是由出生之地而选定的。
《史记·五帝本纪》中写到黄帝，“姓公孙，名曰轩辕”，皇甫谧注曰：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
南朝梁时的大臣张嵊，由于是在其父亲张稷在上任郯县县令时，行至郯县附近的嵊亭而出生的，因而得名为张嵊。
近代则如郭沫若先生，其原名郭开贞，在留学日本时起笔名为沫若，后直接改名为郭沫若，沫若就是指其故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和“若河”（雅砻江）。
3、因事而得名
孩子在出生的时候，恰逢有比较重大的或值得纪念的事情发生，父母便以此命名。
孔子的儿子孔鲤出生时，鲁昭公馈赠了鲤鱼，孔子深感荣幸，于是便将其子命名为孔鲤。
东晋大臣桓温，《晋书》中写桓温出生不久，名将温峤前往其家中看望，正好听到桓温哭泣的声音，声音清澈透响，不由得感叹到“真英物也！”，正因温峤这一赞赏，桓彝将其子命名曰温。
岳飞在出生的时候，《宋史》中记载，“飞生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因此为名。”
在因事而命名中，比较有意思的是因梦境而命名。
李白字太白，《新唐书》中记载：白之生，母梦长庚星，以命之。长庚星是金星的别名，又叫太白、启明，正是由于李白的母亲梦到了这一星宿，才以此为李白起名。
而陆游的名字就更有意思了。陆游字梦观，则是因为在陆游出生之前，其母梦到了词人秦观，而秦观字少游，便以其字命为陆游命名，而以其名为陆游加字梦观。
4、托物言志
这一情形和第一种取名方式有些类似，都是有一些嘱咐和希望蕴含在名字之中，只不过不一定是从经典文献中选取的罢了，最典型的莫过于苏轼和苏辙的名字了。
苏洵在《名二子说》中谈到为两个儿子命名的原因时：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轼（车前作为扶手的横木）在车上看起来虽然只是装饰的作用，并没有车轮，车厢等部件重要，但如果缺了它，车亦不能称之为车，首先是告诫苏轼要成为栋梁之才。又在后称，“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以此提醒苏轼不能忘记君子应有的礼仪，风范等外在条件，既要有内在的美好本质，又要有外在的气质。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当人们形容一辆车行走的稳当，跑的很快的时候，只会说车的构造稳定，驾车的人功力深厚，是不会去夸赞脚下道路的，但是所有的车都是不能离开道路而行驶的，而且在车危急倾覆之时，很可能车毁人亡，但道路却总是安然无恙的。因此希望苏辙在行事之时，尽心尽力却又能懂得收敛，能够远离祸患。
5、以相貌特点而命名
这一类人名在春秋时期颇多，后世则变得比较稀少了。如孔子出生之时，“首上圩顶”，头顶上有一个凹坑，颇像曲阜城郊的尼丘山，因此便取名为丘。此外还有春秋时期陈国的司徒辕颇（颇：头偏）、晋孝公颀（颀：修长貌），宋景公头曼（头曼：头长）等。比较著名的则是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因其身轻如燕而得名。
在《北史》中记载有二人，一人名曰傅竖眼，一人名曰郭黑面，便也是同样的道理了。
6、时代思潮
一个人的名字，很多时候是会染上时代印记的，会反应一些当时的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
两晋之时，由于士族阶层的兴起，当时的人就对“士”这个字特别垂青，而《尔雅·释训》中的“美士为彦”中的“彦”字也特别受他们喜爱。比如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庞统字士元，陆机字士衡。而晋人中这一现状更为常见，如名将陶侃字士行，史学家皇甫谧字士安，将领祖狄字士稚，名臣裴秀字季彦等。
而魏晋时期玄学思想流行的缘故，玄、道二字也是极为常见的。比如郭象字子玄，王览字玄通，左思字太冲，还有谢玄，傅玄等名。
唐朝建立之后，由于李姓的缘故，曾大力推崇道家，虽然影响不及佛教大，但许多人的名字中还是隐藏了这一含义。如《史通》的作者刘知几，字子玄，《晋书》的编撰之一辛玄驭，曾为唐高宗侍读的李敬玄，翰林学士吴通玄，杀掉杨国忠的大将陈玄礼等。
而到现在，名字中依然有摆脱不掉的时代思潮。比如49年刚建国至50年代初，不少人叫解放、爱国、爱军、援朝、卫国等，而50年代至60年代，许多人又叫跃进、超英、继红、育红等。
其次是取字的方式，取字和取名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比如都有从文献中选取，或者因事、因物而起字的情况。
首先，什么是字呢？
《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因此，字是对名有表述和阐明作用的，所以又叫“表字”。《仪礼》在谈到字的格式时写道：“伯某父。仲、叔、季，唯其所当”。但“伯某父”（这里的伯表示行第），这一取字格式常常省略，省略后最常见的为以下二种。
某父氏：文王分封时将周公长子分封到鲁地，他的字就叫伯禽父，《左传》中曾称其为禽父。鲁公子仲庆父，《左传》中曾称其为庆父，如“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孔子字仲尼父，鲁哀公也曾称其为尼父。
伯某氏：周公长子伯禽父，除称为禽父外，《左传》中有时亦称其为“伯禽”。周公的内史叔兴夫，《左传》又称之为叔兴。而孔子则多被称仲尼。
这两种取字方式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某父氏”在宋代颇为流行，如孔子第四十七代孙孔文仲字经父，北宋史学家刘敞字原父，黄庭坚的外甥洪刍字驹父等。而“伯某氏”在三国时期则蔚为大观，孙策字伯符，孙权字仲谋，马超字孟起（孟与伯同，亦有长子之意），姜维字伯约，程昱字仲德，许褚字仲康等。
而“伯某父”这一取字的典范格式，也同样适用于贵族女子，所不同的是要将“父”改作“母”，同时于表示行第的字眼后列出姓。如“孟姬良母”，孟表示行第排行老大，姬表示姓，良是字，“仲姬客母”，仲表示行第排行老二，姬表示姓，客是字等。
此外，在先秦时代，还有另一个通行的取字格式，即在字前加一个修饰作用的“子”字，即“子某氏”。如卜商字子夏，言偃字子游，端木赐字子贡，仲由字子路等。这一格式亦流传于后世，如张良字子房，诸葛瑾字子瑜，杜甫字子美，柳宗元字子厚等。
但自汉代起，就有不少人开始将“子”置于表字之后了，如汉武帝时的会稽太守朱买臣字翁子，东汉张衡字平子，唐吴道玄字道子等。同时，表示行第的“伯、仲、叔、季”亦开始成为后缀，如西汉时弘农太守杜恕字务伯，曾起兵反抗王莽的翟义字文仲，三国时期魏国官吏王象字羲伯，《论语集解》的作者何晏字平叔等。
此外，还有不加任何修饰字眼只有一个单字的字，如颜回字渊，屈平字原，陈胜字涉，项藉字羽等。后代亦有此种字法，如房玄龄字乔，颜师古字籀等。所以，表字并不一定非两个字不可，也有单字和三字的可能。
而这些格式变化，主要是修饰成分的变化，或前或后等，但无论位置如何，起到的也只是陪衬辅助的作用，故表字往往由两个字组成，一个主，一个辅，为辅的有前有后。但这一习惯也逐渐的被人打破，两字并重的表字亦开始变得常见，并逐渐成为主流，而关于两字并重的取字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但因为字是对名有表述和阐明作用的，所以无论如何变化，字都是和名有着连带关系的。
1、同义相协
即字和名互为同义词，二者比较接近，互相辅佐，互作解释。
如端木赐，字子贡，《尔雅·释诂》：贡，赐也。
东汉时期袁安之孙袁彭，字伯楚，此处的彭为彭城，旧为楚地，楚汉相争时项羽亦曾定都于此。
魏延，字文长，《尔雅·释诂》：延，长也。
清代朴学家王引之，字伯申，《广雅·释诂四》：引，申也。
2、反义相应：
与第一种刚好相反，名和字互为反义词，二者对立相应。
如孔子有一弟子名狄黑，字皙。《说文·白部》：皙，人色白也。
《魏书》的作者魏收，字伯起。
三国时期吴国将领吕蒙，字子明。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字退之等。
3、连类相及：
与第一种有些类似，指的是名和字在意义上属于同一范畴之物。
如孙策，字伯符，策和符皆为信物，只是形制和用途不一样。
西晋时曾任散骑常侍的武韶，字叔夏，韶是虞舜之乐，而夏是周代之乐，二者同为音乐。
民间三大青天之一的况钟，字伯律，钟为乐器，凡乐毕合于律，而且古代音乐有十二律，其中就有黄钟和林钟二律。
4、辨物统类：
即将名所代表的物品用字加以辨别解释。
如孔子之子孔鲤，字伯鱼，鲤乃鱼的一种。
西晋大臣卫瓘，字伯玉，瓘为玉名，是玉的一种；
曾问学于顾炎武的周篆，字籀书，籀是篆体的一种，指大篆。
5、景仰前贤：
因为倾慕前代的圣哲，便袭用他们的名字，有的取其中一二字，配以师，景，希，若，齐，仰等字，有的则不加任何字眼，完全袭用。
最典型的为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字长卿，《史记》说他“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又因蔺相如做过赵国的上卿，所以用“长卿”为字。
《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字介，则因仰慕春秋时期晋国大臣介子推。
唐朝牛李党争中的牛党领袖牛僧孺，字师黯，则是效仿汉代“好直谏”的名臣汲黯，汲黯字长孺，这是以其字为名，而以其名为字。
明英宗朝的御史张西铭，字希载，则与宋代理学家张载有关，张载曾著《西铭》篇，对后世影响颇大。
清初朴学家阎若璩，字百诗，则与三国时曾作《百一诗》讽刺大将军曹爽的应璩有关。
6、记事志盛：
则是因记事而取字了，与前文所述因名而取字是同样的缘由，最典型的莫过于因梦而加字的李白和陆游了。
李白，字太白，《新唐书》中记载：白之生，母梦长庚星，以命之。长庚星是金星的别名，又叫太白、启明。
陆游，字梦观，则是因为陆游出生之前其母梦到了秦观，而秦观字少游，便以其字命名为陆游，而以其名称字梦观。
7、取自文献：
这就是从古代一些经典的文献中选取名和字了，和第一种取名的方式其实是类似的。
如赵云，字子龙，取《易·乾卦》“云从龙”义。
诛杀吕布的王允，字子师，取义于《诗·周颂·酌》：实维尔公允师。
嵇康，字叔夜，取自《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中“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南梁大臣，《古今书评》的作者袁昂，字千里，《楚辞·卜居》中“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
两宋交际之时大臣朱嗣孟，字道鸣，韩愈《送孟东野序》：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
清代藏书家戴殿江，字襟三，《滕王阁序》中“襟三江而带五湖”。
乾隆时期进士钱琦，字映江，谢眺《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8、使典用事：
这多和史书中记载的史事有关。
李商隐，字义山，则与伯夷叔齐有关。商隐则谓殷商之隐者，而义山则为“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
南宋词人朱敦儒，字希真，《后汉书·桓荣传》云：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藉，辨明经义…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
明末与嘉兴共存亡的徐石麟，字宝摩，取字《陈书·徐陵传》：徐陵幼时，家人携以谒高僧宝志。宝志手摩其顶曰，天上石麒麟也！
9、崇奉宗教：
佛教传入中国后，至南北朝时期而大盛，人们命名取字也染上了强烈的宗教色彩。最典型的一些如东魏时担任过司徒的元鸷字孔雀，北魏大臣张整字菩提，北魏时曾任吏部尚书的杨津字罗汉，唐朝大诗人王维字摩诘等。
10、拆名为字：
利用汉字的形体结构，将名拆分为字。
北宋大臣邵晔，字日华。
元末澄江书院的山长，许恕字如心，就是将名中的恕字拆分开来。
清代藏书家，书法家林佶字吉人。
清代诗人，戏曲家舒位，自立人。
11、特殊情况：
最典型的比如杜牧，字牧之，就是在名后加一之字而成的。
也有名和字是相同的，比如南朝梁时的诗人王僧孺，字僧孺，名与字是相同的。
在何时，何种场景下如何称呼别人，稍不注意便会犯错。如当人之面，直呼其长辈之名，皆为不敬，而自称称字，不被视为狂悖，也是会被当做无知的。总的来讲，自称应称名，称人则用字。
1、自称称名。
如李白在荆州时曾向时任荆州刺史韩朝宗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提拔，即《上韩荆州书》，信中开篇即言：“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
而韩愈的《上兵部李侍郎书》、《上宰相书》等，也都是自称韩愈。
起初尊长对卑幼者自称，亦是称名的。如《论语》中孔子常常自称为丘，“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等。曹丕在《与钟繇书》中，书信的开头和结尾也是“丕白”。甚至唐太宗，“初嗣位，与郑公（魏征）语，恒自名。”
但唐以后，皇帝对大臣称名的现象已经完全消失了，而太子、王侯等称名也很难见到了。同时，在家族中，尊长对晚辈称名的现象也少了。但要注意，无论何时，直系尊长如父亲、祖父等对儿孙是没有自称名的。
2、称人用字
在称呼尊长之时，有时亦是不可用字的。君主之名与字，是不可称的，称则必犯禁，而父祖之名不能说，称字也渐渐变的行不通了，在有了号之后，多称父祖的号。
号是由自己命名的，因此作为一个自我表现的产物，它常常可以把个人的生活经历，思想情趣，处境心愿等种种情况充分表达出来。而号的取法，自然也就多种多样，有以居处而取的如苏轼号东坡居士，唐寅号桃花庵主，有以身份而取的如杜甫号杜陵布衣，贺知章号四明狂客，还有以自勉和明志的，如杨万里号诚斋，奕?号乐道主人，奕询号惜阴主人等。这样取号就比较自由，也没有字数的限制，如齐白石曾号三百石印富翁等。
如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他的尊亲都是称号的，如称其外祖父为雪峰先生，曾伯祖为光吉公，舅父为健亭公，叔父为仪庵公，父亲为姚安公等。
此外，还有名字并称的情况，但一般是同辈之间的称呼。而且常是名在前而字在后，如何守奇批点本《聊斋志异》的末尾署名：淄川蒲松龄留仙著，新城王士正贻上评，南海何守奇体正批点。就是说蒲松龄字留仙，王士正字贻上，何守奇字体正，这一类称呼在晚清士人的书信集中经常见到，如王先谦曾有诗《江宁赠曾纪泽劼刚》、《奉赠张祖同雨珊、百熙冶秋》等。
而在后人称呼先人的时候，如果对方有谥，那么为表崇敬，常常以谥号提及。毕竟“生晋太傅，死谥文正”是传统文臣在生前死后所能达到的最高荣誉了。
谥是在一人去世后，对此人一生的功过进行梳理评价之后而定。《逸周书·谥法解》中：“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行出于己，名生于人。”但谥号对官职的限定是比较严格的，不到规定的级别，任品德再好也是得不到谥号的，如清代必须官阶一品者方可赐谥，此外就是皇帝“特旨”才可。而后人在称呼这些前人之时，有时亦常常用谥称呼，如称韩愈为韩文公，范仲淹为范文正公，岳飞为岳武穆，李鸿章为李文忠公等。
此外，关于姓和氏的来源，相关的书籍和论文实在太多了，随手一翻就可了然于胸。简单来讲就是一句话“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用姓以别婚姻，氏以别贵贱。但春秋之际，礼崩乐坏，血缘关系也逐渐变得不是那么重要，姓和氏也就慢慢的开始混合，到秦汉之际就完全合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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