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何为？它又是怎样的一部书？解铃还须系铃人，弄清作者本人真相是根本。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交代说，他平生“雅爱搜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说得很明白，他之所以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撰述这样一部奇书，是因为他喜爱狐鬼故事。在唯一一次南游做幕僚时期，蒲松龄还曾经写过这样一首题为《十九日得家书感赋，呈孙树百刘孔集》的诗，诗中也有着明白的交代：“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块磊愁。”这部小说虽然名为《鬼狐史》，实际记录的是面向现实人生的所见所闻；所谓“鬼狐史”其实是作者用以舒解现实人生苦恼的载体，即作者意在借鬼狐故事宣泄胸中难抑的块磊之愁。关于作者当年的创作心态，《聊斋自志》也曾道出些许玄机：“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就是说，自身的狂放毛病是改不掉的，固有的痴情也不容避讳。在某种意义上说，此一“狂”一“痴”，乃是聊斋先生对其人其书的精当概括。对这部书的性质，作者也有明确的说法，即“孤愤之书”。可以说，所言“孤愤”乃由“狂”与“痴”等要素凝结而成。
众所周知，蒲松龄长期致力于科第举业，并多次担任坐馆塾师。按照这种社会角色推断，他的性情应该是端庄儒雅的。然而，他毕竟胸中怀有万般不羁之才、心头充满了磊落不平之气，因而难以全然一本正经地固守醇儒之道。于是，在社会礼法控制与个体才情自由的相互碰撞下，蒲松龄不仅时常以“狂”自许，而且还将这种个性品格注入到《聊斋志异》中的人物身上，使这部小说集成为一部充溢着“狂气”的旷世奇书。打开一部厚厚的《聊斋志异》，那些带有狂气和痴情的书生便会拂面而来。这些书生虽然在事业上都没有能够做到叱咤风云，但是在爱情追求上却大多显得义无反顾，大胆而放肆。他们不再采取传统才子们那种缠缠绵绵、拉拉扯扯，而是纷纷凭着大胆豪爽，直来直去地追逐所钟爱的各位由花妖狐魅幻化的美女。一方面，他们胆大任气，不仅敢闯狐鬼之窟，而且对狐鬼来者不拒；另一方面，他们又始终如一，痴心不改，在狐鬼离去后保持着一种恒久的凄美思念。对这些情场上的狂热汉、痴情郎，聊斋先生给了他们一个共名，叫做“狂生”。
说起来，“狂”本来是一种超越正统规范的精神气质。在古代先儒学说中，“狂”基于某种“气”，于是有“狂气”之说。虽然它带有偏激意味，但并非是一种否定型人格。《论语·子路》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安国注曰：“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虽然孔子的人格核心是“中行”，但他渴望用世，与狂者在进取精神上又是血脉相通的。同时，孔子对那些佯狂避世者也并不反感。据《论语·微子》记载，一个叫接舆的楚国狂人曾作歌劝谕孔子，他老人家不仅不烦，而且还“欲与之言”，并根据他貌似荒诞不经的言论反观自己。在这方面，亚圣孟子比孔子走得更远，他除了进一步明确了狂者“行不掩”(《尽心下》）之外，还狂妄地宣称“圣人与我同类”(《告子上》）、“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倡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滕文公下》），并鼓励人们养成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可以说，在儒家思想体系内部，这种有关狂傲的见解和见识早已埋下了叛逆的种子，对后世文人的人格养成影响极大。比如说，明代颇具狂放之气的王学在反击宋代以来程朱理学之醇儒人格时，首先就举起了恢复孟子之“狂”这面大旗。王阳明曾经指出：“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书魏书孟卷》）并进而以“人皆可以为尧舜”为立足点，对正统儒学压抑个性的中庸之道进行发难，直至大胆表明：“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也。”(《传习录下》）更有甚者，随后兴起的泰州学派竟然公开跟正统儒学唱对台戏，从理论上把狂学推向极致。其中，李贽索性以“异端”自居，力主毁灭偶像，高调呼吁：“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焚书·失言三首》）这种纵情任性、高场个性的疏狂意识震撼着明末清初的许多文人，使他们在“以情反理”的热潮中变成了“狂人”。在这种风潮侵袭下，像写《西游补》的董说等许多作家，皆曾因愤世嫉俗，而一度被视为“狂人”。身处滋生“狂人”的时代，蒲松龄在接受正统教育的同时，也难免受到某种“狂怪”风气洗礼，其内在的狂情、狂气油然而生。此非没有根据，实有案可稽。如泰州学派的杰出代表罗汝芳曾反复说“纵横任我”之狂放乃“一大快事”(《明儒学案》卷三十四）；而《聊斋志异·冷生》的“异史氏曰”也认为“大笑成文，亦一快事”，二者对“狂”的理解是相通的。再说，自古以来，“狂”意味着不入流俗，启发着人们的个体觉醒，甚至代表着新兴社会思潮的走向，因而历代著名的文人总是多多少少地带有一点狂气，且常常喜欢以“狂”自我标榜。如《后汉书·仲长统传》载：“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南史·颜延之传》载，颜延之曾说自己“狂不可及”；《新唐书·贺知章传》也记载了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的情形。这类史籍记载，不胜枚举。后世以“狂”自许的诗人、词人特别多。如李白在其诗《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自称：“我本楚狂人。”杜甫在其题为《狂夫》的诗中说：“自笑老夫狂更狂。”辛弃疾在其《贺新郎》一词中感叹道：“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在“自古文人多疏狂”的文化传统中，蒲松龄不仅有先贤们怀才不遇的痛苦体验，而且还有前人追求个性自由的内在要求，他常怀着一种超越世俗的渴望，自觉宣泄其内心郁积的狂痴，因而三番五次地以“狂”自许。另外，蒲松龄之“狂”既有天赋人性的成分，又是其独特的遭际使然。据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载，蒲松龄“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谓其父“天性伉直”，“意气洒如”。这种人格素质也构成蒲松龄之“狂”的主要内涵。从成长经历看，十九岁那年，蒲松龄曾一度顺利通过“童子试”，在当地崭露头角，“文名籍籍诸生间”(《柳泉蒲先生墓表》），并受到临淄知县费祎祉、山东学道施闰章的赏识。次年，他与同乡李希梅、张笃庆等友人结成“郢中诗社”，在攻习举业之余，过了数年“樽酒狂歌”(《希梅斋小饮》）式的放诞生活，其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之“狂态”得到初步显现。他后来念念不忘的“昔狂”、“旧狂”云云，大略指此。凭实说来，蒲松龄对自己的个性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在其《念奴娇·新秋月夜，病中感赋，呈表宣四孝廉》一词的开头，他曾经声明：“我狂生耳！”这与李白当年自称“我本楚狂人”一样，是自信，是自许，也是自命不凡。在《寄王八垓》等诗中，他更是多次将自己定性为“疏狂”。当然，即使这种狂态于世无碍，也会时常招来非议。对此，蒲松龄也是心知肚明的。三十三岁那年，他曾作有《秋斋》一诗，说：“狂态招尤清夜悔，强颜干世素心违。”显然对自身之狂有过反思和悔悟，却又无法改变不愿投机钻营的本心。在以后的大半生中，蒲松龄试图凭其才华，通过“惨淡经营，冀博一第”(《柳泉公行述》）。然而，命运多次无情地把他抛到了功名簿之外。期间，他未必没有改弦更张之念，但在几乎视科举为唯一正途的社会中，他又只好费心费力地去孜孜以求。面对连连碰壁的窘况，他在《上健川汪邑侯启》一文中曾有这样一番苦诉：
松，载笔以耕，卖文为活。遍激沧海、知己还无；屡问青天，回书未有。惟是安贫守拙，遂成林壑之痴；偶因纳税来城，竟忘公门之路。漫竞竞以自好，致落落而难容，膏火烧残，欲下牛衣之泪；唾壶击缺，难消骥枥之心。归雁啣芦，畏霸自蔽；寒蝉抱树，吊影行吟。受廛为氓，叨在覆帱之下；依楼得月，幸处照临之中。于今鸡犬皆宁，鼓腹而感噢咻之赐；从此衣冠有主，高枕而安衡泌之栖。……惟冀放极大之光明，烛兹酸态；幸勿以无端之歌哭，笑此狂生。
在百般无奈之中，蒲松龄只能以“狂生”自命，并以这样一番“歌哭”求助于人，甚至伏首乞怜。往年的盛气“清狂”，不断遭到人生之累挤兑，逐渐转化为命运多蹇之“颠狂”。正如其《客邸》诗所言：“落拓颠狂在，衰残意气无。”尽管他也曾有过“渐添白雪狂怀减”(《示儿》）之感，但他从未放弃“狂”这一怀抱。直至临逝的前一年，他还在《雪夜》一诗中说：“共知畴昔为人浅，自笑颠狂与世违。”正是如此“狂气”，方造就了一代奇才。而从另一层意义上讲，“狂”这种与世俗相悖的精神气质导致了蒲氏科第仕进的失败。对此，他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在《襄城李璞园先生遥寄佳章，愧无以报，作此奉答，聊托神交之义云尔》一诗中，他说：“怜我佯狂遭不遇，上漏下湿守桑枢。”是“佯狂”招致“怀才不遇”，不得已从事农桑；“举世爱巧我独拙，逢人哀哭犹唐衢。”又是在拿唐代穆宗时应进士不第的才子唐衢自比，表明自己的执著。当然，科举仕进的失败又进而助长了他的狂气，并在这种狂气的驱动下，《聊斋志异》得以应运而生。真可谓“败也因狂，成也由狂”！
中国古代文人之“狂”千姿百态，各呈异彩。有刘伶之类的沉湎醉酒，纵狂混世者；有李白那样的超凡脱俗，恃狂傲世者；有柳永那种寄情青楼，肆狂玩世者；有徐文长那般的放怀山水，佯狂避世者……明代还初道人洪应明收集编著的《菜根谭》说：“遍阅人情，始识疏狂之足贵。”虽然如同众多的文人之“狂”一样，蒲松龄之“狂”发自于才情激越、积郁难消的不平之气。大体说，蒲松龄的“疏狂观”如下：其一是“狂而有节”。蒲松龄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从小接受了封建正统教育，曾将唐代的郭子仪引以为人生偶像，表示“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树百问余可仿古时何人，作此答之》），渴望建功立业，有所作为。这种人生理想只有通过习儒科考才能实现。为此，他必须规步矩行。在担任私塾先生之后，社会又为他套上了一个紧箍咒，为人师表这一角色使他无法放诞任性；同时，由分家风波而酿成的贫寒家境也使他失去了风流浪子狂荡恣肆的物质条件。因而，他不可能像李白那样“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饮中八仙歌》）；也不可能像关汉卿那样自诩为“郎君领袖”，陶醉于“眠花卧柳”(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当然也不可能像徐渭那样“自持斧，击破其头”(袁宏道《徐文长传》），作近乎病态的泄愤。一部《聊斋诗集》，多处直接写到“狂”字。其《寂坐》一诗说：“生平喜摊书，垂老如昔狂。”《自适》一诗说：“花应嫌我老，竹不厌人狂。”有时朋友请他去做客，他一时冲动，当场“酬唱倾淡，不觉蜡泪沾衣”，但回来后马上就觉得不好意思，于是作诗致歉说：“初绽官梅廨署清，漫劳折柬召狂生。”(《饮时明府署中，……归后赋此却寄》）有时朋友来访，他兴奋至极，便“对酒发狂歌，停杯时一哂”(《王玉斧忽至，夜出壶酒，对酌倾谈》）。有时，他也要趁醉放诞一番：“我醉颠狂歌落梅，曲肘支颐卧莓苔。”(《重阳载酒柳亭作》）大有古代逸士之风。可见，蒲松龄之“狂”总是适时而作，且因地而发，即使达到“颠狂”，也基本不失态，可谓“狂而有节”。其二是“狂而有德”。作为一个学养颇高的儒生，蒲松龄崇尚狂放，又分外看重品德这个前提。通过《聊斋志异》诸篇篇末的“异史氏曰”，我们发现，他非常善于运用“品”、“德”等尺度来评判人物。如《狂生》这篇小说就充分显示了蒲氏的“疏狂观”。该作品写济宁某狂生借助与新任刺史饮酒相投的特殊关系，代小讼者求情，收受薄贿。刺史久而生厌，欲不如其请，狂生以“士可杀不可辱”般的狂气大笑来对付其微笑。刺史以灭门相威胁，狂生自恃无门可灭，照样肆无忌惮。无奈之下，刺史便将其逐出，不令居城垣。这时，“朋友怜其狂”，为狂生买地购室。对此，狂生叹曰：“今而后，畏令尹矣。”由一无所有时的天不怕地不怕，到因为有了家庭而狂气收敛，狂生的人生转换令人深思。最后，作者的评论颇耐人寻味：“士君子奉法守礼，不敢劫人于市，南面者奈我何哉！然仇之犹得而加者，徒以有门在耳；夫至无门可灭，则怒者更无以加之矣。噫嘻！此所谓‘贫贱骄人’者耶！独是君子虽贫，不轻干人，乃以口腹之累，喋喋公堂，亦品斯下矣。虽然，其狂不可及也。”在作者看来，此“狂生”之狂气有余，令人难以企及，可惜品德不足，因为“口腹之累，喋喋公堂”，在轻易冲撞别人的同时，也随之丢失了气节。《司文郎》通过正反对照，同样表明了“狂”之有“德”的重要。作者对余杭生胸无点墨而又“骄诈”、“狂悖”的行为充满了厌恶之情，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脱能增修厥德，则帘内之刺鼻棘心者，遇之正易，何所遭之仅也。”而对宋生那“不尤人则德益弘，能克己则学益进”的人生追求以及“佯狂”授业的期冀寄予了敬仰和同情。总体来说，在蒲松龄笔下，有德之狂，受到褒誉；无德之狂，遭到报应。《八大王》对巨鳖化身的“酒狂”八大王“不敢忘恩，不敢无礼于长者”的行为予以肯定。在由此话题引出的“酒人赋”中，作者对无品之酒狂大加痛斥，谓其为“酒凶”。这种观念进而体现在《酒狂》一文中，故事的主人公缪永定“素酗于酒”，经常“使酒骂座”，缺乏“酒德”，最终死于非命。
从《聊斋志异》反映的思想情调来看，蒲松龄津津乐道的是“痴狂”、“拙狂”、“憨狂”等有德之狂，而对“狂悖”、“狂纵”、“狂骄”等无德之狂深表不满。其三是“狂而有痴”。在蒲松龄的作品中，“痴”和“狂”时常并用，二者俨如一对孪生兄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痴”可以外溢为“狂”，“狂”也可内敛为“痴”。无“痴”之“狂”，显得浅浮；无“狂”之“痴”，缺少生气。蒲松龄多情而深情，他惯于眷恋过去，尤其对朋友一往情深，对“昔狂”、“旧狂”总是存有痴心妄想。他早年就有“狂同昔日犹贪饮”(《寄刘孔集》）的恋故情结，晚年还是“垂老如昔狂”(《寂坐》）。每当酒兴来临，他便声称“从来饮少先成醉，又感知音发旧狂”(《同沈燕及饮园中》）；他在思念友人时感叹“几载长离短发苍，怀人犹忆旧时狂”(《半已冬，闻历友自湖北归，怀以二律》）；即使在登临之际，他还是会说：“鬓发鬖鬖狂似昔，蹑衣直上最高台。”(《登玉皇阁》）这种追怀“旧狂”、“昔狂”的情绪显得如醉如痴，正如宋代词人晏几道之“殷勤理旧狂”(《阮郎归》）。当然，蒲松龄“狂而有痴”的过人处还在于，善于揭破虚伪，返朴归真。蒲松龄情怀至真至纯，其自述中的“拙”就是这样一种痴狂。他说：“举世爱巧我独拙。”(《襄城李璞园先生遥寄佳章……》）并作有《拙叟行》以自命。“拙”是一种返朴归真的人生高境，它与流俗之“巧”格格不入，故而通常被目为“痴狂”。蒲松龄正是凭着这些才显得卓荦不群的。另外，蒲松龄之“痴”还是才气淘泻的表现。在《聊斋志异·冷生》中，蒲松龄称道冷生“大笑成文，亦一快事”，寄寓着作者激情喷发时一吐为快的创作体验。冷生所得的“狂易病”，也正是作者“佯狂诗酒”风采的写照。总之，蒲松龄之“狂”有节、有德、有痴，多蓄积于内而较少暴露于外在。即使今存唯一的画像，他也身着清代公服，左手捻须，正襟端坐，十分矜持。对此，蒲松龄在自作题志中说：“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也。”(《路大荒《蒲柳泉先生年谱》）可见，即使到了晚年，他也仍然坚持狂而不露。他将其“狂”有效地“寄托”到了他所塑造的各种“狂生”、“狂郎”身上。
狂人蒲松龄不断地将其“狂气”倾注到《聊斋志异》中，使其笔下的“狂生”也获得了超拔的面貌和人格。具体表现为：其一，特立独行，富有“胆气”。通常说来，“狂”由“气”生，“气”盛则“狂”。作为男子汉的一种标识，胆气是狂生赢得爱情的人格魅力之一。如，《章阿端》中的戚生“有气敢任”，他胆敢选定别人因“白昼见鬼，死亡相继”而廉价处理的宅第居住，两个多月便付出婢丧妻亡的代价。然而，他不顾别人劝说，“盛气被袱，独卧荒亭中，留烛以觇其异”。在迷信风行的时代，常人往往谈鬼色变，避之唯恐不及，而戚生却明知闹鬼，肆无忌惮，足见其胆气之壮。面对一老鬼出现，他毫不畏惧；即使女鬼章阿端突然降临，戚生不仅仍没有胆颤，反倒以笑语对其“何处狂生、居然高卧”的责骂，并“裸而捉之”，从气势上将对方征服，迫使章阿端回嗔转笑，大声高叫：“狂生不畏鬼耶？将祸尔死！”戚生不顾笑里藏刀的威慑，依然采取攻势，强解其裙襦，随即将一个厉鬼变成与之绸缪的情人，并获取了“馁怯者，鬼益侮弄之；刚肠者，不敢犯也”的鬼经。无独有偶，《青凤》中的耿去病同样“狂放不羁”，富有胆气。他夜间敢于独登旷废已久、时有怪异的楼舍，直至闯入狐妖闺闼。面对狐叟的诧问，耿生理直气壮，并自报家门说：“我狂生耿去病，主人之从子耳。”狐叟见来者咄咄逼人，只好以礼相待。席间，耿生侃侃而谈，开怀豪饮。一见貌美之青凤，更是神志飞扬，狂不可支。无奈之下，狐叟只得晚上扮成厉鬼，欲将其吓跑。不料，耿生以墨涂面，与之对视，反而将“鬼”赶走。其“狂放不羁”，非常人可及。另外，《小谢》中的陶望三、《连琐》中的杨于畏等都曾身居荒斋而不惧，敢于与鬼打交道。作者把这些狂生的活动时空设置于夜晚的荒落地带，又特别强调了他们的单独行动，以烘托出他们的刚肠硬骨。当然，蒲松龄之所以赋予狂生以胆大包天的狂气，主要是因为他有自我壮胆的内在需要。试想，他半生沦落，长期坐馆，客居中的白日生活还算热闹，夜幕降临后的凄寂定然令人不寒而栗。正如《聊斋自志》说：“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寒冷凝冰。”这种特定的生活环境只能靠“狂”来壮胆。以胆气克鬼威，凭刚肠得丽女，正是这种情境下的心态。刚肠如戚生者堪称狂生，而刚肠如宁采臣者则不足以谓之狂生。《聂小倩》中的宁采臣“廉隅自重”，面对女色的诱惑无动于衷，虽然保住了其正人君子的名声，但同时也使他失去了做狂人的资格。蒲松龄写狂生富有胆气，给小说中的男性增添了几分阳刚之美。其二，不拘礼法，富有“真情”。明末清初，社会上出现了反对程朱理学，提倡个性解放的“尚真”潮流。所谓的“真”就是不拘礼法、反对虚伪和矫饰的非理性的人之本心。受此影响，蒲松龄得心应手地写出狂生的不拘礼法。《细侯》中的满生在“妖姿婉妙”的细侯跃入他的眼帘时，“不觉目注发狂”；《邵九娘》中的柴廷宾在偶会“光彩溢目”的邵九娘时也情不自禁地“狂顾”；《婴宁》中的王子服在发现游女群中“容华绝代”的婴宁时，更是“目灼灼似贼”般“注目不移”。狂生如此言行似乎超越礼法，但实为爱美悦色的人情之“真”。可以说，狂生遇艳时的“狂顾”，既深得“一见钟情”之纯真，又摒弃了“一见如故”之世俗。更有甚者，狂生还将如此真情迸发得一步到位，一见所爱美女，即动手动脚地“狎戏”。《连琐》中的杨于畏在通过续诗引连琐出现后，竟不顾其“如有幽欢，促人寿数”的警告，“戏以手探胸”、“又欲视其裙下双钩”；连琐对这种非礼举动不仅不反感，而且还戏笑他说：“狂生太罗唣矣！”《青凤》中的耿去病哀求青凤出闺，“相将入楼下，拥而加诸膝”，也是一种不拘礼法的越轨行为。狂生的猛烈狎戏行为虽然显得放肆，但毕竟挑战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世俗婚姻，并反讽了虚伪作态的偷香窃玉之举，故而并未给人以轻浮之感。当然，在首肯这种激情冲动的同时，我们也不否认其中尚掺有视女性为玩物的旧思想杂质。其三，真情恒久，富有“痴心”。在爱情心理学的字典里，“痴”既意味着情感格外投入，又意味着情感特别持久。蒲松龄乐于把自己的“狂而有痴”个性注入到他笔下的狂生身上。狂生谈情说爱不再秉持“发乎情，止乎礼”，更不再步公子王孙“始乱终弃”之后尘。他们视“痴”为爱情法宝，他们靠痴心赢得爱情，又靠痴心维持爱情。《花姑子》中的安幼舆、《白秋练》中的慕生、《婴宁》中的王子服等狂生都曾为他们的所爱而身染重疾。正是这种如饥似渴、孤注一掷的痴心感动了对方，才使他们好梦成真。另外，有些狂生还为了一种“人所不免”的“儿女之情”，无视传统伦常道德。如《青娥》中的霍桓则是另一种风格的“痴”，他凭“只觉爱之极而不能言”的直观感受，苦恋青娥，不惜借助道士授予的小镵凿穿两重墙垣，终于见到熟眠中的意中人，“轻解双履，悄然登榻，又恐女郎惊觉，必遭诃逐，遂潜伏绣衾之侧，略闻香息，心愿窃慰”，竟然在陶醉中睡去。天亮被人发觉后，他居然“目灼灼如流星，似亦不大畏惧”，尽管显得憨态可掬，但已扣动了青娥的芳心。经过一番曲曲折折，他们终于得谐八年欢爱。后来，霍生在仙境中再遇青娥，仍痴心不改。为使爱情恒久，他不顾一切，奋力一搏，岳父将其赚开，他又持镵“凿石攻进，且攻且骂”。霍桓为了争取到与青娥的长久恋情，不惜“凿壁骂岳”，不仅把人家的墙给钻透了，而且还骂了一通岳父。可见，一旦遇到障碍，狂生之痴便容易骤发为狂。对这种为真情而产生的非礼狂行，作者也予以宽容和默许。与霍恒相比，《青凤》中的耿去病是先狂后痴。耿去病之“狂”一开始即溢于言表，付诸于行动，颇带几分“轻狂”。而在与青凤分别后，他却陷入终年“未尝须臾忘青凤”的绵绵相思之中，其真情恒久之“痴”已胜过瞬间即逝之“狂”。更有甚者，《阿宝》中的孙子楚为阿宝离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们对待爱情的精诚已达到了一种如醉如狂、亦醉亦狂的境界。在“聊斋”世界里，有的狂生将发乎情的狂行归于痴心，有的狂生将痴心外化为狂行。
“知人”才能“论世”，“以意”方可“逆志”。蒲松龄外表温文儒雅，而骨子里却蓄积着十足的疏狂之气，其笔下的“狂生”凭着胆气、真情、痴心赢得了爱情，也赢得了传颂千秋的艺术生命。为此，我们不妨用四个字来定性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即“狂人奇书”。
李桂奎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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