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按语：白亚仁（AllanH.Barr），年4月出生于加拿大，年获得剑桥大学东方研究学士学位，年获得牛津大学中国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任美国波摩纳学院（PomonaCollege）亚洲语言文学系教授。早期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目前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翻译了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黄昏里的男孩》《第七天》等作品，并编译了韩寒的《这一代》。
年12月20日，白亚仁教授应邀来浙江外国语学院进行学术讲座，期间笔者对他进行了访谈，就白教授与中国文化的因缘、对《聊斋志异》的研究、对余华作品的翻译，及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等话题进行了愉快的交流。
汉学家白亚仁（AllanH.Barr）
杨平（下文简称“杨”）：白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您是著名的汉学家，也是中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的专家，尤其是在明清小说家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的研究方面和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方面卓有成就。首先我想问一下，您当初为什么选择学习中文，研究、翻译中国文学？
白亚仁（下文简称“白”）：我想家庭背景有一定的影响。我父母都研究外语，他们都在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ofEdinburgh）学习古典文学、希腊语和拉丁语。我父亲研究希伯来语，是《圣经》语言研究专家，也研究其他一些中东语言；我母亲后来在中学教拉丁语和希腊语。我姐姐在大学学习法语，我自己在中学学习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我不想重复我父母和我姐姐走过的路，所以就选择了一个比较遥远的文化。我喜欢现代法语之类的现代语言，也喜欢古代的拉丁语和希腊语，中文刚好古代语和现代语兼而有之，从古文到现代汉语发展没有中断。如果学习中文，那就有机会同时接触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我也可以选择日语，但是日本历史、日本文化没有那么吸引我，我觉得中国有更丰富、更悠久的文化传统。
我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习中文，当时是想更多地了解中国。那时还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好像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家。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开始恢复跟西方国家的交流，英国学生开始有机会到中国来留学或者进修，所以我觉得可能以后会有更好的学习环境。那时我没想到中国的变化会这么快、这么惊人，但就是预感中国会有变化。我高中就申请到剑桥大学去学中文，那时中国现当代文学没有很吸引我，引起我兴趣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我们本科时阅读的冯梦龙“三言”的一些短篇，还有《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一些篇章都很有趣。我研究生时的研究方向也是明清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
我对翻译的兴趣是最近20年才开始的。一方面，翻译作为学术活动、学术成果在美国大学并不那么受重视。刚参加工作时，我没想过要做翻译。晋升教授以后，我享有更多的自由，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才开始从事翻译。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一些比较出色的作品，这也是我尝试翻译中国文学的原因。我之所以喜欢翻译，因为它跟研究不一样。研究古典文学比较辛苦，翻译当代文学就相对轻松，还可以直接与作者交流，研究蒲松龄就没有这种乐趣。翻译带给我快乐，使我得以更多了解当代中国文学的动向，丰富了我的学术生活和精神生活。
杨：是什么原因使您决定研究明清文言小说，如《聊斋志异》的？
白：我在大学四年级快毕业的时候开始阅读《聊斋志异》，觉得趣味十足。当时读的是中文原著，比较吃力，但依靠一些注释也基本可以读懂。剑桥大学中文系很重视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我们的中文口语可能不那么流畅，但是读古文还是有相当水平的。我喜欢研究别人不太研究的作家和作品。现在《聊斋志异》比较热门，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作研究生时，从年到年，中国只出过两本有关《聊斋志异》的专著，重要的论文也只有十几篇。为什么文言小说在唐朝达到一个高峰，在蒲松龄生活的清朝又达到另一个高峰？这是我当时感兴趣的问题。同时，蒲松龄从30多岁开始写《聊斋志异》，一直写到快70岁，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的写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也是我想研究的问题。此外，《聊斋志异》中有些故事并不纯粹是虚构的，而是来源于现实生活，而我恰好也喜欢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文学。基于这些考虑，《聊斋志异》深深地吸引了我。后来《聊斋志异》逐渐成为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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