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年，蒲松龄应同乡孙蕙得聘请，在江苏宝应县衙帮办文牍，接到山东淄川的家书后感慨顿生，写成《感愤》诗一首“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自己已届而立之年却一事无成，只落得撇家舍业与人做幕；虽然县衙有酒供自己痛饮，但胸中的磊块不平之愁却难以消除；更好的消愁解闷的方法就是把近日收集到的奇闻异事写进自己的“夷坚志”里，借鬼狐之故事，消自己之块磊。
作为《聊斋志异》的首篇——《考城隍》，宋焘公因试文中“如果因为别有居心，而去做善事，那么虽然做了善事也不值得奖赏；而无意中做错了事，虽然是过错也不应该处罚。”的文句被诸神传赞不已，经过集体裁决而被任用为河南一城隍。这个故事寄托着蒲松龄对理想科举的期望，反映了他对清代科举的深度失望。
什么是城隍呢？
城隍是我国民俗信仰中的城市保护神。《说文解字》：“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城隍实际上就是城墙和壕沟，保护着城内民众的安全，后来被神化成为护城安民的神灵。按照明朝以来的城隍谱系，城隍为冥间的官员，有品级，与阳间的官员相对应。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阳间的巡抚；府城隍相当于阳间的知府；县城隍相当于阳间的县令。在《聊斋志异》中，城隍常为府县级官吏，更多的是专指县城隍。
蒲松龄的科举梦
科举，是旧时的读书男人们进军官场的必由之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根深蒂固。这种思想的存在，并不是因为读书本身具有雅趣，而是因为读书最终会让他们实现进入仕途、成为官员的梦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梦想，“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他们的自我安慰。
19岁那年，蒲松龄连续高中县府道三个考试的第一。不过，接下来的举人考试中，他连续多次参加却均名落孙山。直到63岁时，蒲松龄一共考了10余次，最后终于在71岁时才援例贡生。蒲松龄的一生，大多数的时间是在设帐教书和准备科举。科举几乎成为了蒲松龄一生中最重要的内容,
《聊斋志异》中涉及科举制度的篇章将近百篇，占总篇数的近五分之一，或以科举考试为题材，或涉及科举考试。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读书人作为科举的主体，他们不管出身如何，总是在经历着相似的科举历程，并且为此奋斗不息。然而不管他们付出怎样的辛苦努力，一切都不由自己，太多的因素影响着他们。蒲松龄把自己的经历遭遇融入到他的作品的主人公身上，或寄托美好的愿望，或哀叹悲惨的命运，或表达愤懑的情绪，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的形象。例如，在《考城隍》中宋焘公，实现科举梦是在梦中，而不是在现实中，更让人悲哀的是宋焘公的执迷不悟，是他对科举考试的孜孜以求。
“士不遇”
中国的人才选拔经历了世袭制———荐举制———科举制三个阶段，而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是统治阶级用来选拔和造就本阶级需要的人才所建立的一套制度。清代读书人在应科举以求功名的路上，要经过考取生员、考取举人和考取进士3个步骤。在这一过程中，要经过多次考试。准确地说，清代各种科举考试可以归入生员考试、举人考试和进士考试等3个系列。而考上生员后，还有岁试和科试。
“士不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主题。先秦屈原“忠而见黜”，留下千古名篇《离骚》；司马迁忍辱负重，书写了《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士不遇”的洒脱不羁；苏轼一生多次贬谪，“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是“士不遇”的无奈叹息……。至清代时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书写了很多科举考试、士子不遇的故事。小说中的书生大多抱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以考取功名为目标的读书人、求学的童生、秀才、举人或者下层官吏，这些受过一定教育尚未进入仕途或者官位不高的人统称之为士。
“士不遇”在《聊斋志异》中描写为“文人士子们在仕途的失意，如求不得官，说不得用，官不得升，官不得久。”
不断幻灭、不断挣扎的科举梦
但是，蒲松龄的科举梦，却是与前人不同的。
《菊花精》中的马子才是一个传统的士的代表。陶生和东晋大名士陶渊明同姓，同时他也嗜酒，且饮素豪；而且马子才也认为陶生是个清高的人。然而陶生又以贩卖象征文人高洁秉性和高雅生活的菊花为生，具有商的特征。所以说，陶弟这一形象比较复杂，是一个士商两栖式的人物。这是当时社会风潮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们“弃儒就贾”的结果。
在几次马子才与陶生的较量中，可以看出，商人在当时确已成长为一股十分强大的力量，不但与士地位相当，甚或有超过士的趋势，士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商。
但蒲松龄深埋在心底的士的立场，执着的科举梦，最终让马子才无意中，将陶生这种士商两栖式的人杀死了。由此，士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这深深地反映出了蒲松龄不断幻灭、但不断挣扎的科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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