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里的消息在不断地更新,我搬着板凳坐一边。
“我最初读红楼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困扰的,那时候一是年龄小不懂,二是受限于当时的大众三观,总在想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水溶说到这了。
前边说的还有,留下这个:
曾经,也非黑即白过。
渐渐地,在黑与白的二元之外又知道了三原色和七色,还有说不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色彩。
就如这“水溶”的名字。如果是早些时候看,那是怎么看怎么不舒服的,因为这毕竟是红楼里那个王爷呀!王爷是哪个阶级?
现在好点了,红楼里的人物可以按阶层、阶级分,还可以有其他的分法,而这各种各样的分法得出的结果之间还有这丝丝缕缕的关联。
这就像是几千年就有的阴阳鱼。
贾雨村与冷子兴论道过,他们用了“气”这个若有若无的东西。
湘云与翠缕论过阴阳,湘云讲不明白,翠缕却听懂了。
宝玉,一阵一阵地说自己明白的,明白到别人也跟着他“明白”了。
没有谁什么都懂。人也好,神也好,生有涯,知无涯。神又能如何,还不是比人多知道一点点。
昨天刘震云先生文里提及的“游伯恩”,刚才又从三联生活周刊的号上见了一处。或许这就是刘震云先生“游伯恩”说法的出处:
“四大名著”的学理基础,还体现在文学史的教学中。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作为国内最有影响的两部文学史教科书,对“四大名著”与《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都列专章讲述。
昨天刘先生提及的吴组缃先生亦在这里可见:
时隔近半个世纪,在上世纪80年代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的序言中,小说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吴组缃回忆自己年在芜湖第五中学时的读书经历:“(书店)橱窗里陈列着令人触目心跳的书刊:《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冬夜》《草儿》《尝试集》,还有《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和线装布套的《新文库》等等。此外,就是分外打眼的亚东版汪原放标点的几种大部头白话小说。那时新的白话小说还不为人所熟知。所谓白话小说,就是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因而声价十倍的明清小说名著。……我最先从陡门巷‘科学出版社’买到手的就是一部亚东本《红楼梦》……现在我买到手的,属于我所有的这部书,是跟我平日以往看到的那些小说书从里到外都是完全不同的崭新样式:白报纸本,本头大小适宜,每回分出段落,加了标点符号,行款疏朗,字体清楚,拿在手里看着,确实悦目娱心。我得到一个鲜明印象:这就是‘新文化’!”
吴组缃先生的什么小说家、古典文学专家的帽子、头衔的记不住,倒是当掏粪工的那事记住了。
还隐约记住一句话,还是不说了吧!
接着看张惠老师的内容:
在香港红楼梦学会会长张惠的观察中,比起内地同代学者,香港学者身处中西通汇的香江,并且由于香港高校中缺乏过细的学科分段,不少人多有兼教,比如红学研究专家潘重规同时还擅长敦煌学,在研究中有时反而有贯通融会的效果。只是,曾经长期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在小说史研究教学中,也面临着一些不利因素。张惠曾吃惊地发现,一个历史成绩不错的学生,可能仅熟悉唐代,而上不知先秦,下不知元明,也正因为这种隔膜,香港有关三国演义题材影视剧的改编,多集中于表现有限的数个人物,如吕布、诸葛亮、赵云等,缺乏大的历史视野。
注意了其中的“兼”字和“隔膜”。从“兼”和“隔膜”望去,想到别处。
关于名著的传播方式,涉及到香港影视剧的改编,我注意的是其中的“驳杂”等表达:
据张惠介绍,除了拍摄较为忠实原著的电视剧,香港的红楼题材影视剧还呈现出戏曲片、时装片、情色片等极为驳杂的面貌。这些影视剧改编,对“四大名著”的深入人心,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驳杂,情况各种各样之意。
深入人心,有一个怎么样的深入问题。
推波助澜,有一个波澜的原有性质问题。
刘勇强先生是北大的,三联周刊的文里几处提及他的观点,这里是一处:
刘勇强更愿意从“国民读物”的角度去理解这四部著作。他认为,国民读物的概念与精英阶层的经典读物的区别在于读者群体。“我们不能要求一般人都读懂《论语》《孟子》《庄子》这些经典。成为国民读物,必须具有非常大的受众面,做到雅俗共赏。”
此文要结束的时候,又见苗怀明先生文说上海裴世安先生。
与裴先生开始不认识,后来也不认识。与他参与的《红楼梦研究集刊》倒是擦肩而过。后来,集刊的其他朋友倒是撞脸了。
余话后说,贴裴先生一页手稿(搬来的)收尾了:
刘震云的还没完,继续:
“严家炎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孙先生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孙先生在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曾经比较过鲁迅先生跟赵树理先生的区别。他们都写过中国乡土作品,塑造了中国乡土文学的顶峰。他说,赵树理先生是从一个村庄来看一个世界,所以他写出了像李有才这样的人物;鲁迅先生是从一个世界来看一个村庄,所以他写出了像阿Q和祥林嫂这样的人物。严家炎先生在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例子,就是林冲的例子,我觉得他是最能理解林冲的人。他说,“你们知道世界上有‘逼上梁山’这个词,你们不知道世界上有‘逼下梁山’这个词。”林冲上了梁山,王安仁说,你应该下来,逼下梁山。他说,林冲一辈子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是找了个漂亮的媳妇。另一个是他的手艺——杀人的手艺——八十万禁军教头。”
(读后感:在这里,赵树理、鲁迅、林冲全都从遥远变得随和了很多。)
跳过几段到了刘震云先生回忆北大往日的宿舍生活:
“当时,我上学的时候,一个宿舍六个人。我们宿舍的老大已经去世了,我们老二是一个山东人。老二没上大学前是一个木匠。一个宿舍上下铺,上铺三个,下铺三个。老二不愿意睡上铺,他是一个木匠,所以自己打了张床,放在宿舍唯一的空地上。我们五个人对他都有意见,但是我们确实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对老二说,你这样是不对的,没有。所以老二就在下铺——而且他的下铺还有上铺,他的下铺上面没有人——安然地睡了四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碰到了老二,我就跟他说:“二哥,你四年下铺睡得怎么样?”他理直气壮地说,“睡得很好。”我们老三现在在哈佛当教授。”
(读后感:喜欢这样看看人家讲述自己的生活。六个人,上下铺,中间又多了一个木匠。)
跳过洗发水的香气往下看:
“下面,我讲一讲文学。文学是我从事的职业,但是在我们家族里面,我妈不识几个字,我妈的妈妈也不识字。所以从传承来讲,我从事这个行业,链条是非常脆弱的。当我的母亲知道我从事的是以文字为主的职业时,她曾经产生过一个疑问:鲁迅在你们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一个大个的?我说他的个头不高,但他写作许多人说他写得好。我妈说,那我知道了,你们这写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儿。我说,这从何说起呢?我妈说那得从我在镇上卖酱油说起。”
(读后感:写作高大吗?)
我妈曾经在镇上卖过酱油。那个时候是WG时期,我们说要破除迷信,却每天都在呼喊着最迷信的口号。破除愚昧,一个伟大的轰轰烈烈的人民的举动,呼喊着的却是最愚昧的口号。这个时候,我妈在河南的小镇上,卖酱油。她不识字,但想跟着学文化。酱油铺的旁边是个书店,她到书店找书。当时WG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的书可以看,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鲁迅。她伸手一抓,抓起来的就是鲁迅的作品,所以,我妈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学文化的起点还是蛮高的。她说:“嗨,如果鲁迅算是写得好的,那写作这东西太容易了,因为我读过他的书。”她说,鲁迅,周树人,浙江绍兴人,对不对?我说,对。她说,“他写书就是这样,‘我们家后园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亏我不识字,我要是识字,写的不比鲁迅差,那有什么,我卖酱油,一个是酱油缸,另一个也是酱油缸。”
(读后感:两棵枣树与两个酱油缸真的很相似,那么不相似的又是什么呢?)
“她说,如果文学是为了表现生活,还不如生活本身。我说,是为了揭示生活。她说不对,揭示生活不如表现生活。我妈爱看电视剧,她说到目前,拍得最好的是两部电视剧,一部是老版的《红楼梦》,还有一部是《手机》。去年电视剧《手机》在全国播的时候,虽不说万人空巷,也还是有许多人看的,主要是我妈也在看。我回去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手机》这个电视剧比《红楼梦》拍得好,我说,主要是编剧编得好、导演导得好、演员演得好。我妈说,不对,主要是书写得好。”
(读后感:文学和生活究竟是怎么样一种关系?不管。)
百花版《红楼梦》
(年2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许德忠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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