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观察外国作家为什么能吸引读者

来源：聊斋志异时间：2018/8/31

背景

在中国的畅销书排行榜、各个媒体、网站的每月或年度推出的好书榜上，占据前几位的、占很大比例的总是外国作家的书。那么，这是绝对公正的吗？如果这是公正的话，外国作家为什么能吸引中国读者？就此我们邀请了相关人士，共同探讨。

主持人：

朱又可（《南方周末》记者）

观察者：

韩少功（作家）

顾　彬（德国汉学家）

许台英（台湾小说家）

庞　贝（小说家、编剧）

阿　乙（小说家）

任晓雯（小说家）

顾文豪（评论家）

黄　梵（作家）

甫跃辉（小说家）

赵　瑜（作家、评论家）

梦亦非（诗人、小说家）

郑小驴（作家）

朱又可：为什么我们的书榜多年来都是这个样子，以外国作家的书为主？

韩少功：中国人口不足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一。这就是说，如果外国书占中国书市销售总量的五分之四，那么不算太过分，属于正常范围。再说，人们大多是眼睛向上看，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会有更多好奇感、窥探欲、攀比心或说追赶心，比如眼下中国每年有大约一亿人次的出国游，主要是去了西方。这大概也没什么奇怪。

顾　彬：什么叫外国作家呢？它包括奥地利、埃及或韩国作家在内吗？恐怕外国作家这个概念主要指英语国家。比方说德国当代文学，在华语界基本上不存在。

阿　乙：从文学来说，白话文的文学还处在持续学习的阶段。它的历史并不长。以陈忠实、北岛、莫言、余华、苏童、格非为代表的白话文作家还处于刚刚建立的阶段。以外国作家的书为主很正常，也很健康。这说明目前的中国阅读氛围还是处于一个开放心态。

甫跃辉:各类书榜以外国书为主，我们差不多都习惯了，很少去想为什么。我的阅读范围很窄，基本集中在文学类书籍。就我到目前的阅读结构来说，也是外国书居多。但我读的外国书，多半不是榜单上的那些新书，多是已经经典化的作品，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夫卡的作品等等。这些作品，都曾经在某个阶段给过我很大的触动。写作的朋友聚在一起聊天，说起的也经常是这些作品，很少有人聊《西游记》《聊斋志异》这些中国的作品。但久而久之，这也让人厌烦。怎么老是说那么几个人啊。

黄　梵：这个结果乍看很伤自尊，但背后的成因发人深省，说明读者不买中国作家的账。不买账的背后，其实揭示了一个很深刻的分歧，即随着九十年代开始的社会转型，读者的审美趣味已经转型成功，开始与国际接轨，但文学界的审美转型并未完成，残留有太多“计划经济”时期的审美趣味。就是说，读者已经走在文学界的前头，读者整体的审美趣味，已经越过文学界尚处于的前现代时期，倒是文学界自己拖了自己的后腿，变得自娱自乐，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只需观察《洛丽塔》89年版和06年版截然相反的市场命运，就明白中国读者的审美跃进有多大。如果中国作家不彻底改变作品现状，只是一厢情愿地想领跑，几乎门都没有。

郑小驴：我想这个“多年”或许从“文革”结束就开始了。刚从阅读禁锢走出来的读者，视野亟需拓展，审美也亟待提升……各种原因造就了我们对外国书籍的“求贤若渴”的饥渴心态。时至今日，这种心态依然在延续。

朱又可：外国作家的书到底好在哪里？

韩少功：外国也有不少烂作家，只是被译者和出版者筛选后，大多被挡在翻译门槛之外，不会进入国内读者的视野。外国作家具有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其作品不但能满足国人的好奇，他们独特的智慧和创造力，还可以对我们大有启发。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卡夫卡、马尔克斯等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在现代化社会转型这一方面，欧美国家先行一步，亚非拉国家各有难题，他们的文学都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借鉴。不过，“外国”是一个太笼统的概念，应该慎用。世界上有近两百个国家，把它们打成一个包来同中国比吗？其中好些国家几百年下来，几乎没有像样的文学，他们算不算“外国”？更重要的，文学上从来没有什么“团体赛”，只有“个人赛”。在有些人想象的“团体赛”中，拿“五分之四”与“五分之一”来比，拿筛选过的与没筛选过的来比，也看不出有什么合理性。

顾　彬：要谈当代文学吗？那么，我只好评论德语国家的。优秀的德语国家作家不再写长篇小说。他们写的包括中篇小说、诗歌、散文。话剧基本上不写。他们强在于新的题目、风格的尝试、个人的语言与表现方式。也在于他们集中在一个人的灵魂或精神上，敢说、胆子大。中国当代作家如果不是诗人的话，太保守，他们还在19世纪。他们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多得要命，跟中国传统小说或欧洲19世纪的小说差不多一样。从今天来看，谁在中国写长篇，谁写通俗文学。

许台英：我十七八岁在台湾时（约年前后），师范院校文艺社团的老师是一位名诗人，就整天教我们念啊、写啊、大量阅读一本本晦涩难懂的乔伊斯、卡夫卡、伍尔夫、福克纳等人的现代文学作品。我手边至今还有一本年光启出版社所出的莫里亚克的《爱之荒漠》，我是年买的，数十年来总会一读再读、爱不释手——为什么？深刻、细腻呀。我们看世界经典名著，都会发现，好的外国作家，除了生活体验丰富、见多识广外，在小说或诗的创作上，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他们对于如音乐、美术、戏剧、建筑、科技、旅行、心理学、人类学、哲学、神学、伦理学、社会学、人学等等的广泛研究，使我们读之惊叹、想要追上，也是一种好的正面能量吧？许多外国作家的杰作，能帮助人的心灵往前迈进、掌握某些永恒的热情。台湾在年出了一整套“诺贝尔文学奖全集”，让我们读得很开心！

阿　乙：外国作家的书好在博大。既有博尔赫斯，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有托尔斯泰，也有胡安·鲁尔福，既有美国的写作班体系，也有法国的存在主义。

顾文豪：外国作家好在哪里？就根本而言，文学并不分国界，都是对世界、人性和人生的探讨，这些只有水平的高下，不存在国界的分别。但话说回来，在不论是写作能力、题材内容乃至思维方式等方面，不得不说，外国作家总让我们有意外的惊喜，至少我觉得单就新意而言，我们没法比。但这不是他们好在哪里的问题，而是我们差在哪里的问题。

赵　瑜：以我喜欢读的外国小说为例，近年来，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人民文学、浙江文艺和新经典文化、楚尘文化等公司大量译介出版欧美原创小说，并有了品牌效应。人民文学社的短经典，译林社的作家全集，成为中国文学青年追捧的作品。这其中有相当大的元素是这些国外作家的虚构类作品的确好，他们弥补了中国读者对叙述结构的天然不足，同时也提升了中国读者对于小说这个体裁的理解。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年以后出生的写作者，无不大量阅读国外经典小说作品。在这阅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写作方式，切入故事的技术，甚至是择词用句的习惯都得到良好的改善。外国作家的书好在哪里？要具体说的话，可能要在这里写三千字以上。大概好在国外作家的高明上，他们有在低于日常生活的缝隙或并不重要处捕捉人性缺陷的能力。中国作家写故事，急着把故事讲完整，借助于故事的起伏告诉人们一点寓意。而国外作家并不在意故事的完整性，而是在意人性的完整性。这是他们的好处。

黄　梵：读者为什么买外国作家的账？无非就是作品能令他们认同、喜欢、共鸣、移情或敬重。作品揭示的人性、体现的价值观和艺术创造力是三个关键。太多中国作家的作品在这三点上显得孱弱或留有硬伤，要么揭示人性时显得肤浅或顾虑重重或故作病态，要么是非善恶混淆，违逆人们共同神往的价值观，要么在艺术创造上显得懒惰、粗糙，或为了获奖刻意追随文学界的主流路数。相反，外国作家通常把主流路数视为艺术自杀的死胡同，艺术上追求让人折服的新意和鲜明的艺术个性，揭示的人性和体现的价值观，又具有超越民族和政治壁垒的普世性，这些都是挠中读者痒穴的法宝。我常听到“中国读者水平太差”这类谬论，每当我读到一本外国好书，很快就会发现民间有不少喜欢这本书的拥趸，刚开始零零星星，不久就成群成堆。我第一次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凯雷特的《突然响起了敲门声》、麦克尤恩的《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时，情况莫不如此。我个人的感触是，民间读者的阅读口碑，总是比文学界来得早，来得到位！文学界对好东西的胃口，就像一个老人，不愿尝新，只愿吃已经吃惯的老东西，弥漫着国际上少见的审美惰性。

梦亦非：有些是题材好，有些是写作方式新，有些是设计好，有些是有影响力。

郑小驴：我觉得无论从技法、修辞、思想的深度、思辨的能力，国外作家都是值得我们很好借鉴和学习的榜样。他们严谨的写作态度和写作延伸开来的专业知识素养，都是我们欠缺的。一个小说家可以胡编乱造，但是必须遵循日常生活里的常识，我们很多写作者处于一个缺乏基本常识的书写世界，更奢谈写作的冒犯精神。

朱又可：我们的书有哪些优长？有哪些可能突破的地方？

韩少功：我不会算命，也不是比较文学专家，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发言权。硬要说的话，以一个读者身份，从极有限的文学阅读范围来看，中国古人起码在人物描写方面，还算是功夫了得的。像《史记》纪传类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放到同时代的西方，几乎无与伦比。再说一条：就文学的基本工具而言，汉语不仅有四声结构，而且以字组词，十分灵活，变化多端，其音乐感和画面感，虚实转换的方便，放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奇货可居——只是很可惜，基本上没法翻译出去，有对外出口的重大障碍。掌握双语、多语的国人，还有粗通汉语的外国人，都能知道这一点。

顾　彬：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属于世界文学，他们是先锋。原因是他们经常在国外跟他们的同行见面交流，有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用英语交流。

庞　贝：我们的文学若说有某种优势，那也只是题材资源的优势。就小说艺术而言，创作者若能静心修炼，认真学习外国小说的长处，而不是急功近利地山寨式模仿和上市，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贡献出真正具有全球影响的文学精品。如何对待西方文学，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态度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帕慕克的《雪》是不会过时的书，也将是一部不朽之书。当今中国作家有这等品质的“完美之书”么？

顾文豪：就我自己的阅读经验，单单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很多值得再版的好作品，我觉得不必太趋新鹜奇，好好翻检一下箱底货，就一定能找到突破之处。

黄　梵：我们作品的优势当然是题材，因为社会问题、人的问题繁多芜杂，中国作家有写不完的好题材，思考不完的好问题，关键是我们不要辜负了社会阵痛带来的种种写作资源。我看外国小说时常常感慨，外国作家有时真没什么好题材可写了，他们真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能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写得别开生面，深明大义。相比之下，我们的作家常常把好题材写废写残，很多作家喜欢紧跟那种把好题材写废写残的主流趣味，只是为了获奖。要把好题材写好，当然要找对好的艺术表现形式，好的文体风格，同时完成对题材涉及的社会和人的有力洞察。题材本身并不是作品的防腐剂，它只说明中国作家有写什么的天然优势，但怎么写才是作品真正的防腐剂。只要我们有开放的心态，不拘泥于小说的规范定义，全力为题材找到最佳的艺术表现形式，那么上述这些都可能成为突破点。

朱又可：中国书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和影响究竟如何？

韩少功：还很小吧。中国在当代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等方面还缺乏引领世界潮流的实力，这是事实。国人还得多多努力，包括力戒浮躁，精通专业，开阔眼界，大胆释放创造力。

顾　彬：在英语国家不怎么样，在德语国家不错。原因是英语国家的人对国外的书不太感兴趣。因此每年出的书百分之三才是译本。在德国每年出版的书百分之七十是译本。虽然美国汉学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上很强，恐怕它研究的范围还不如德语国家的。如果能包括民主德国在内，我们从年开始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到现在没有停止。美国到了年代才注意到中国当代文学。

庞　贝：与哈金、谭恩美等少数在国外以外文写中国题材小说的作家相比，中国内地作家早期在国外的影响更多的是借助于张艺谋等人在国际影坛获奖的电影而形成，莫言最初也是这样。然而，近年情况有了新的变化，最显然的例证是麦家和阎连科。尽管根据麦家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在国内大获成功，但麦家成为国际性畅销书作家的原因与影视关系不大，阎连科获得卡夫卡文学家更是与影视无关。就作品的国际市场而言，除了麦家，也许只有莫言、余华等极少数作家有些份额。莫言因获诺贝尔文学奖而有点市场，余华的《活着》英文版在美国也算是一本“长销书”了。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异军突起，其英文版在美国大卖，据说已开始产生创作意义上的影响，但这似乎是一个例外。

任晓雯：文化的影响力是有流向的，这有各方面因素，不仅仅是文化本身，更不仅仅是书籍本身。中国年轻观众可能受韩剧影响比较大，中国小说写作者可能受欧美书籍影响比较大。那么中国书呢，可能也影响着世界上的某些国家吧。我不了解数据，很难具体回答这个问题。

甫跃辉：我们的书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和影响究竟如何，我的视野太窄了，没法回答国际的问题。我只能举个例子，是去年中国作协让我到俄罗斯去遇到的。有天晚上，我和徐则臣跑到圣彼得堡最大的书店去，在二楼找了一圈，就找到一本中国人写的书，莫言的一部长篇。在那之前，我们曾跟莫言的俄语译者叶果夫先生共进晚餐，叶果夫先生告诉我们，他不仅翻译了莫言的作品，还翻译了另一位中国极其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然而，一直没能出版，因为出版社担心卖不掉。这真是让我吃惊不小，要知道，那位作家的书在国内的销量都是上百万的。连他的书都让俄罗斯出版社担忧，别人的就更不用再说什么了。但我们又何必如此在意这些呢？一个写作者，老在意自己的书有没有“国际影响”，这和老担心自己的作品能否流传后世，都是非常虚妄的事儿吧。我们写好自己的东西就行。

黄　梵：我去欧美逛书店时，没感到中国文学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在德国书店，能看到的少数翻译书中，海外华裔作家的书占多数。在美国，我逛过三家比较好的书店，只在一家看到了几本中国作家的书，但摆放的位置非常可怜。总有国内媒体喜欢大谈中国作家在国外的影响，基本都是扯淡。比如，美国每年翻译出版的中国书一般不超过十本，有汉学家预计近年会上升到每年二十本左右。我在欧美与作家或普通人聊天时，一旦他们谈起中国文化，八成是古代诗歌、老子、孔子。总之，我们文学的国际影响，目前还处于在家闭门臆想的阶段。

郑小驴：我想一个国家的文化地位往往和它的国际政治地位成正比。在这点上，美国文化傲视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