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是我从十三岁到三十岁最爱看的书籍之一，十多岁时爱看那些美丽离奇的情爱故事，百看不厌，二十多岁时渐渐有了批评的眼光，但仍不改其爱。世间若无《聊斋》，人生定要减一分趣味，世间若无蒲松龄，读书人何处去寻心灵的同类？我愿是那多情的女鬼，生生世世与《聊斋》相依。
《聊斋》为何具有恒久不衰的魅力呢？我试图从其情爱故事“男女关系”的特点入手，略作分析。我将《聊斋》情爱故事中的“男女关系”归纳为四点：一、书生寂寞，狐鬼多情的人物组合模式；二、男欢女爱，利弊参半的矛盾性爱观；三、男痴女媚，男弱女强的内在性格特点；四、女必贞一，男拥双美的双重贞节标准。依次展开。
书生寂寞，狐鬼多情是《聊斋》情爱故事中极为常见的人物设置模式。书生家境贫寒，苦读诗书，怀才不遇，寂寞萧索。狐鬼女性多情美丽，善解人意，救苦救难，无所不能。书生和狐鬼女性或许不能囊括《聊斋》所有情爱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但总体而言，男主人公与书生、女主人公与狐鬼女性之间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正如蒲松龄先生在《聊斋》自序中所言：“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聊斋》是作者孤寂心灵的寄托、情感生命的投注。因此，在《聊斋》故事中反复出现的一些人物、情节模式势必和作者意识或潜意识中的情感诉求有某种程度的契合。
俗语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是世俗社会对书生生涯的描述。唐代卢照邻有诗云：“寂寂寥寥杨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这是文人自身对书生寂寞的感慨。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是封建帝王对于读书人读书仕进的劝勉。然而，书中的“颜如玉”毕竟是一种望梅止渴的精神安慰，对于肉体凡胎的书生来说，追求理想并不能抵御现实中寂寞的侵袭。正因为书生苦学的生涯是漫长的，从科举中走出来的道路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书生的心灵又多是敏感细腻的，所以，书生和寂寞有着天然的联系，在寂寞之中，想象可以开出无数奇丽的花朵。
《聊斋》作者深谙书生寂寞的滋味。蒲松龄出生于败落的耕读之家，一生醉心科举，但仕途偃蹇。他19岁时初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试第一的成绩补博士弟子员，一时声名鹊起，但之后便默无声息，直到72岁才考上岁贡。因家境贫寒，蒲松龄除31岁前后应友人孙蕙之邀，到江南宝应县做过约一年时间的幕宾之外，从25岁到70岁都在家乡淄川以设帐授徒为生。由于设帐之地与家距离较远，非逢年过节，蒲松龄不能回家与妻子儿女团聚，他自嘲为“久以鹤梅当妻子，且将家舍作邮亭”。由于自身身世、情感的投射，蒲松龄笔下的许多情爱故事都是在书生寂寞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寂寞的书生，触目皆是，如朱孝廉（《画壁》）、孔生（《娇娜》）、董生（《董生》）、宁采臣（《聂小倩》）、尚生（《胡四姐》）、桑生（《莲香》）、冯相如（《红玉》）、张于旦（《鲁公女》）、杨于畏（《连锁》）、刘洞九（《狐妾》）、张生（《青梅》）、万福（《狐谐》）、魏运旺（《双灯》）、陈弼教（《西湖主》）、窦旭（《莲花公主》）、于璟（《绿衣女》）、彭好古（《彭海秋》）、陶生（《小谢》）、徐继长（《萧七》）、封云亭（《梅女》）、刘仲堪（《甄后》）、徐生（《爱奴》）、常大用（《葛巾》）、郎玉柱（《书痴》）、慕生（《白秋练》）、鱼客（《竹青》）、黄生（《香玉》）、丰玉柱（《薛慰娘》）、王生（《锦瑟》）、邓成德（《房文淑》），等等。
寂寞书生得到狐鬼女性的青睐，无疑是蒲松龄的内在缺失心理在创作中的替代补偿。蒲松龄所代表的贫寒书生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知识者，他们渴望能够得到上天的眷顾、社会的认可，改变人生困辱的处境，但在现实中连续受挫之后，只能寄希望于幻想中“世无其匹”的异类女性。
狐鬼女性的出现，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创造。唐代之后的狐鬼女性，究其实质，要么影射着开放的妓女，如《游仙窟》；要么作为男性的一种女性理想而存在，如《任氏传》。狐鬼女性眷顾凡男的艳情故事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因为这一涉及婚恋和性别的现象，具有深厚的民俗基础，同时也符合“损有余而补不足”的世俗心理。
在《聊斋》的情爱故事中，固然也有男性主动追求的例子，如《青凤》中的狂生耿去病设法接近青风；《婴宁》中的王子服独入深山寻婴宁；《阿宝》中的孙子楚两次离魂为亲近阿宝，但总体来说，女性的主动姿态显得格外突出。
如《胡四姐》：“尚生，泰山人。独居清斋。会值秋夜，银河高耿，明月在天，徘徊花阴，颇存遐想。忽一女子逾垣来，笑曰：‘秀才何思之深？’生就视，容华若仙。惊喜拥入，穷极狎昵。”
《林四娘》：“青州道陈公宝钥，闽人。夜独坐，有女子搴帏入，视之，不识，而艳绝，长袖宫装。笑云：‘清夜兀坐，得勿寂耶？’公惊问何人，曰：‘妾家不远，近在西邻。’公意其鬼，而心好之。捉袂挽坐，谈词风雅，大悦。拥之，不甚抗拒。”
《鲁公女》：“一夕挑灯夜读，忽举首，则女子含笑立灯下，生惊起致问。女曰：‘感君之情，不能自己，遂不避私奔之嫌。’生大喜，遂共欢好。”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自然情欲，无论男女都是存在的。封建礼教对女性从思想上加以禁锢，对男性也同样进行着挤压。于是拥有话语权的男性作家常用置换之法，从女性一方来写情欲。“小姑所居，独处无郎”正是男性社会对于女性情欲的一种委婉想象。
寂寞的书生在萧斋古寺、荒郊野外或异域他乡独处之时，不会拒绝一个异类女性的投怀送抱，而此时假托为狐鬼的女性在两人的私密世界里，完全抛开了世俗的禁忌，更显得风情万种，仪态万方。
男性寻求女性的抚慰，无外乎灵与肉两个方面。由于封建时代女性地位的低下以及文化程度的普遍偏低，后者显得更为直接。早在战国时代，《高唐赋》中“自荐枕席”的“朝云”形象，就开启男性作家笔下异类女性性爱主动之端。在这篇赋中，楚襄王问宋玉高唐观上的云气是什么气，宋玉便附会出了一个“朝云”的故事：“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巫山云雨”的典故即出于此。“朝云”是文人心造的一个美丽幻影，作为一种原型长久氤氲在后世性爱文化的上空。
《聊斋》中多情主动的狐鬼女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文人“意淫”的产物，是抚慰男性心灵的桃花源。在《凤仙》中，作者有如下的判语：“吾愿恒河沙数仙人，并遣娇女婚嫁人间，则贫穷海中，少苦众生矣。”狐鬼女性救苦救难的性质昭然若揭。
蒲松龄创造了狐鬼女性这些精灵的尤物，对她们寄予深情厚望，如果用女权主义批评的方法和视角来看，无疑是带有浓厚的男权印记的。已有学者论述过这个问题，如马瑞芳就曾写过《聊斋志异的男权话语和情爱乌托邦》。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这一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想象性建构之中，体现了具有普遍性的性别心理，不失为对两性关系的一种文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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