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六百年1

推荐语祝勇已经着魔一般陷入了昨天的文化里。这样的人不多。因为一部分文人将其视做历史的残余，全然不屑一顾；一部分文人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写作的素材，写一写而已。祝勇却将它作为一片不能割舍的精神天地；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全都深在其中。特别是当农耕社会不可抗拒地走向消亡，祝勇反而来得更加急切和深切。他像面对着垂垂老矣、日渐衰弱的老母，感受着一种生命的相牵。我明白，这一切都来自一种文化的情怀！——作家冯骥才作者介绍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博士，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故宫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记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天山脚下》获评新中国70年纪录片百部推荐典藏作品。祝勇故宫系列《血朝廷》《故宫六百年》《远路去中国》《最后的皇朝》《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物之美3》《故宫的古物之美4》（即出）《故宫的古物之美5》（即出）……自序一面对紫禁城，我总会涌起一种言说的冲动。宏伟的事物总是让我们心潮澎湃，无论自然的，还是人工的。但紫禁城又太庞大，一个人的生命丢进去，转眼就没了踪影，我必须穿越层层叠叠的史料，才有可能把它找回来。那些密密实实的岁月，最终变成了只言片语，甚至，连一个字也没留下。她的每一个饱满的日子，她的欢笑和泪水，全都消失了，被一阵阵风、一重重雨扫荡干净了，就像一个侠客，身形被黑夜隐匿，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在紫禁城，生命的参照系太大，一个人置身其中，就像宫殿里的一粒沙，不值一提。即使乾隆这位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坐拥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版图仅次于元朝），在这深宫，依然会感到茫然无措。他也一定会像一个哲学家一样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因为这几个问题，是内植于一个人的生命中的，在浩大的宫殿里，更容易被唤醒。总之，作为一座建筑，紫禁城显然是太过庞大了，书上说，紫禁城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同时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但在我看来，它的功能已经不限于皇帝工作和居住。一个人，对空间的需求不是无限的。巨大的空间，给人的生活带来的不是便利，而是困难。清朝皇帝乾隆，在紫禁城里一再大兴土木，是紫禁城建筑史中至关重要的角色，但他最爱的，还是八平方米的三希堂。他为自己退休建造了宏伟的宁寿宫（紫禁城里唯一的太上皇宫），但他退休后还是住在养心殿，挨着他的三希堂。二所以说，紫禁城不只是用来住的，更是用来吓唬人的，如汉代丞相萧何所说：“非壮丽无以重威”，以至于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后，每当我面对她，依然会感到心惊胆战。这些建筑气势壮阔、复杂深邃。在日本设计师原研哉看来，对复杂与宏大的追求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回避的阶段，以至于“现存的人类文化遗产都是复杂的”[]，而不是简约、低调的。因为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阶段，只有复杂宏大的工程（比如中国的青铜器、长城、紫禁城），才能显示出统治者的能力与力量，也才能有效地整合族群与国家。原研哉说：“如果中央君临天下的霸者没有具备强而有力的统率力的话，因着力量不足，将会被拥有更强力量的竞争者取而代之，也会被其他兵强马壮的集团所吸收。”[]而这些“超级工程”的出现，“就是为了让敌人看了心生畏惧感，于是如此豪壮、绚烂，甚至怪奇的样貌才会应运而生。”[3]伟大的建筑都有实用性，但它们在本质上是超越实用的。就像埃菲尔铁塔，几乎没有什么实用性，以至于在法国为纪念大革命一百周年而建造它的时候，这一设计方案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包括小仲马、莫泊桑在内的作家、画家、雕塑家、建筑师，赶在巴黎的天际线受到损毁之前联名上书，表达他们“强烈的、愤怒的抗议”，称“连商业化的美国都不想要的埃菲尔铁塔，无疑将成为巴黎之耻”。罗兰·巴特写《埃菲尔铁塔》，是从莫泊桑常在埃菲尔铁塔上吃午饭开始的。这不是因为埃菲尔铁塔上的午餐好吃，而是因为那里是巴黎唯一看不到埃菲尔铁塔的地方。在他们眼里，埃菲尔铁塔不仅丑陋，代表着庸俗的工业趣味，而且无用——连塔顶餐厅的菜肴都不那么好吃。古斯塔夫·埃菲尔为了使它的设计更有合理性，曾给它赋予了若干实用功能，比如空气动力测量、材料耐力研究、无线电研究等，但对具有深厚审美传统的巴黎人而言，这样的辩护太过无力。但几十年后，剧情却发生了神奇的反转，埃菲尔铁塔不仅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成了巴黎最重要的地标建筑，它每年的游客量比卢浮宫还多。与卢浮宫比起来，埃菲尔铁塔无疑是一座空洞的纪念碑，里面什么都没有，但它有高度（99年纽约克莱斯勒大厦建成以前，它一直是世界建筑的最高峰），有其他建筑无法企及的体量，仅凭这些，就使它成为一个符号，罩在巴黎的头上，挥之不去。就像紫禁城，她的象征性，是通过她不近人情的宏大来实现的。三紫禁城的宏大，不仅使营造变得不可思议，连表达都是困难的。这让我的心底生起来的那股言说冲动，每次都铩羽而归。它太大了，它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讲不完。我们常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讲起。其实“二十四史”有头，也有尾，但紫禁城没有。紫禁城（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的古物远达新石器时代，甚至比新石器时代还要早，像《红楼梦》里写的，“不知过了几世几劫”。紫禁城里藏过一部“二十四史”，那是《四库全书》中史部的一部分，而三万多卷的《四库全书》，又只是紫禁城的一部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紫禁城有墙，但紫禁城又是没有边际的。我们说什么，都是挂一漏万，我们怎么说，都如瞎子摸象。因此，紫禁城所带来的那种话语冲动，带来的只有失语。我的讲述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在紫禁城面前，话语是那么无力。站在紫禁城巨大的广场上，望着飞檐上面青蓝的天空，我总是在想，紫禁城到底是什么？历史学家、建筑学家给出的所有定义，都不足以解释它的迷幻与神奇。在我看来，紫禁城是那么神奇的一个场域，是现实空间，却又带有神异色彩。它更像是一只魔盒、一座迷宫，或者命运交叉的城堡。因为它的内部，人影幢幢，魑魅交叠，有多少故事，在这个空间里发酵、交织、转向。紫禁城是不可测的——它的建筑空间是可测的，建筑学家早已完成了对它的测绘，它的神秘性却是不可测的，用深不可测、风云莫测来形容它，在我眼中都比用具体的数字描述它更贴切。它用一个可测的空间，容纳了太多不可测的事物，或许，这才是对紫禁城的真正定义。简单说，紫禁城就是一座城。它的外围有城墙，在它的内部，有办公场所（三大殿、养心殿等），有家属宿舍（东西六宫等），有宗教设施（梵华楼等），有水利工程（内金水河等），有图书馆（昭仁殿等），有学校（上书房等），有医院（太医院等），有工厂（造办处等），有花园（御花园等），除了没有市场，紫禁城几乎包含了一座城的所有要素。但紫禁城里又是有市场的，紫禁城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忠诚、信仰、仁义、道德，都可以标价出卖。这些交易在这座城里一刻也未停止，因此，在史书里，我常常听到各种叫卖声，这座城的内部成员，个个都是交易高手，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因此这座城，培养了许多商业奇才，比如万历皇帝，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业家兼财迷，为了挣钱，他下令停止民间采矿，所有矿产只能由皇家专营，皇帝因此成为这一垄断行业的最大老板，试图将天下财富集于一身。他赚钱太多，没地方放，于是下令在养心殿后面挖了一个大大的银窖，把挣来的银子统统藏在自己的银窖里。关于万历银窖里的“存款”总额，历史学家说法不一。清代康熙皇帝说：“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金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指李自成）闻风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以上是从城市功能上说的，从建筑形态来说，这座城里，宫殿楼台、亭阁轩馆、庭院街道一应俱全，因此它具有一座城应有的物质形态。在这个物质空间里，也容纳着各色人等，包括皇帝、后妃、太监、文臣、武士、医生、老师（皇帝及皇子的讲官）、厨师、匠人等等，他们在各种建筑中生存和相遇，合纵连横，沆瀣一气，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应运而生。紫禁城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是物质的城，也是人群的城。它是一个社会，是世界的模型，是整个世界的缩影。四在我看来，紫禁城最根本的特性，在于它是一个生命体，犹如一株老树，自种子落地那一刻起，它就没有停止过生长。帝制终结了，但紫禁城没有死，而且永远不会死。08年初秋时节拍摄《上新了·故宫》，我和演员蔡少芬、邓伦以及剧组其他成员在早上六点到达太和殿，若“穿越”回几百年前，这正是大朝会的时间，但此时的太和殿前，不见排列成行的品级山（供官员们在广场列队的标志物），也不见铜龟、铜鹤在腹中升起的袅袅的线香，只有摄像机、轨道和摇臂在无声地运动，只有我们几人的谈话声，在空阔的广场上回荡。七点半，太和殿广场上的几扇大门打开，先是各宫殿的值班员排着进来，紧接着是上班的故宫员工纷纷骑自行车从广场前经过，有的还在太和殿台基下停下来，看看拍摄的现场。故宫博物院新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紫禁城有自己的“生物钟”，它的声与色，在每一分钟都在发生着变化，让我这个“老员工”，也感到兴奋和惊奇。时间无声地流过紫禁城，却在紫禁城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紫禁城不是一个固体，永恒不变，而是一刻不停地在变，尽管那变化，可能极为细小，就像一个人的额头生出的皱纹，只有敏感的人才能发现。这些具体的、细小的变化，带动这座城，处于永不止息的生命律动中。这是紫禁城这件“古物”与其他古物最根本的不同。五00年，紫禁城迎来建成六百周年，我自然不会沉默。我要写紫禁城，写紫禁城里的十个甲子。只是紫禁城、六百年，无论空间，还是时间，都过于庞大，这个题目把我吓住，我在心里盘桓了许多年，迟迟没有落笔。04年，冬日来临的时候，我终于写下了第一行字。像一个旅人，整理好了行装和心情，开始了远行。由于其中交叉着其他书的写作，使本书的写作变得断断续续、迟迟疑疑，到06年，因为我策划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关系，才开始变成一项持续而稳定的工作。但它仍然是一部个人化的著作，与纪录片无关。唯有个人化，我才能将个人的认知与情感发挥到极致。写作本书，前后用了将近五年，但集中写作的时间，我用了三年多，我惊奇地发现，这个时间几乎与当年集中建造紫禁城的时间一致。也就是说，我的写作速度，是与营建紫禁城的速度一致的，这让我对这座城的建造，有了一种更真切的体验。我还发现，写紫禁城与建紫禁城在有些地方极为相似，它需要耐心，需要经验，更需要时间。紫禁城是一块砖一块砖、一根木一根木搭建起来的，日久天长，它的轮廓才在地平线上显现出来，写作也是一样，日子久了，作品才眉目清晰、结构健全。不同的是，建故宫的材料是木，是石，写故宫的材料是文字，最多还要算上一些标点符号。我试图用文字筑起一座城，一如北岛在散文集《城门开》的自序中写下的第一句话：“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4]六百年的故宫，那么沉重。我不想沉重，我想轻灵，想自由，像从故宫的天际线上划过的飞鸟。为此，我找到我自己的方法。营建这座城是有方法的，否则，像这样一座占地七十二万平方米的超级工程，在那个没有起重机的年代，是不可能在十五年之内（主要工程在三年半内）完成的。表达故宫，必然也要找到方法，才有可能找到一个支点，撬动这个庞大的主题。雨果写《巴黎圣母院》，罗兰·巴特写《埃菲尔铁塔》，三岛由纪夫写《金阁寺》，都成为了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当然，他们都是伟大的作家，我不可望其项背，但他们的作品，至少证明了写作的可能性，即：通过文字来驾驭一座伟大的建筑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文字不仅描述了一座建筑，甚至构成了一座建筑。写城如同建城，首先要考虑结构问题。故宫（紫禁城）六百年，容纳进了无数的人与事，史料浩繁，线索纷乱，在我眼里是一片混沌，要讲清它的六百年历史，实在不知从哪里下手。历史是一盘散沙，而所有可供阅读的历史，其实都是经过了人为组织的历史。没有这种人为组织，也就没有历史。比如《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纵横交错，脉络贯通），就是一种组织历史的方式。自从司马迁创造了这种组织方式，它贯穿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书写，《二十四史》中后来的那些史书（加上后来的《清史稿》合称《二十五史》）都采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标准的历史写作方式也被称为“正史”。历史不是已逝时间的总和，历史是我们认识过去的逻辑。因此，历史如同建筑，有感性的、具有审美性的一面，也有理性的、具有逻辑性的一面。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我不准备把它写成一部编年史，那样太容易成为一本流水账。我要寻找一种更亲切、更妥帖的叙事结构。经过一次次的尝试，我还是决定采用以空间带时间的结构。首先，因为我们对故宫的认识是从空间开始的，我们会站在某一个位置上，看那浩瀚的宫殿，携带着它所有的往事，在我们面前一层层地展开。本书的讲述，也像所有走进故宫（紫禁城）的人一样，开始于午门，然后，越过一道道门，从一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全书共十九章，除了前两章综述了它的肇建过程和整体结构以外，在其余的十七章里，我把故宫（紫禁城）分割成许多个空间，然后，带着读者，依次领略这座宏伟宫殿。其次，也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时间意识，最早是通过空间获得的。在周代，中国人通过立表测影以知东南西北，进而划分出四季：正午日影最长的为冬至日，最短的为夏至日，那么在这最长最短之间的中间值的两个日子就是春分与秋分。除此，中国人还通过观察星象（北斗星）来确认季节：“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5]，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分别对应着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中间日期，也就是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其他节气的日子，也就可以推算出来。根据表杆和北斗星斗柄的指示，把一年分成四个季节、十二个月，又同样使用立表测影，把一天分成十二个时辰。太和殿前的日晷，晷面上刻划着“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图”，在平面上分出四隅（东南西北）、八天干、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然后根据晷针在十二地支的投影确认十二个时辰（二十四小时）。时间产生于空间，空间就是时间。故宫（紫禁城）是空间之城，同时也是时间之城。故宫的中轴线（从午门中心点到神武门中心点）是子午线，南为午，北为子，与夏至、冬至分别对应；而北京城的日坛与月坛的连线则刚好是卯酉线，与春分、秋分相对应——明清两朝，春分行日坛之祭，迎日于东；秋分行月坛之祭，迎月于西。[6]我的同事王军先生在06年进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专题研究时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故宫（以及整个北京城）子午线与卯酉线的交叉点，刚好是太和殿前广场。这表明三大殿所代表的帝王权力，不仅是空间的主宰，也是时间的起始。自河姆渡文化以至明清，这套时空一体的意识形态贯彻始终，数千年不曾改变，故宫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分别悬挂在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的三块匾，内容都取自《尚书》，分别是：“建极绥猷”“允执厥中”“皇建有极”，皆象征着三大殿乃立表之位。故宫的平面图里，其实也包含着一个“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图”，可以分出四隅、八天干、十二地支。从某种意义上说，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日晷。它的空间系统里，暗含着一套完整的时间系统。故宫的历史、人物活动，都围绕着它特有的空间和时间秩序展开。所以，讲建筑，讲空间，最终还是要讲历史，讲时间。写“硬件”（建筑），目的也是为了写“软件”（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没有了空间，所有的时间（历史）都没有了附着物，都会坍塌下来；而没有了时间（历史），所有的空间都会变成空洞。在故宫（紫禁城），绝大部分建筑空间都容纳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风云，弱水三千，我只能取一瓢饮，面对每一个建筑空间，我也只能选取了一个时间的片段（当然是我认为重要的片段），让这些时间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间上，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这样，当大家跟随着我的文字，走完了故宫的主要区域，从神武门出来，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故宫六百年历史的回望与重温。六关于本书的书名，应该叫《紫禁城六百年》还是《故宫六百年》，我思量了很久。出于慎重，我专门请教了郑欣淼先生、赵国英女士等师长，他们一致认为无论叫《紫禁城六百年》还是叫《故宫六百年》都没有问题，只是角度不同而已。紫禁城偏重于建筑，故宫则侧重于这座“旧宫殿”及后来的故宫博物院，它们的历史都是六百年。反复思量，我觉得《故宫六百年》更切合我的本意。我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臧永清社长、应红总编辑，责任编辑赵萍、薛子俊，封面设计崔欣晔，他们为此书能够在紫禁城六百周年之际出版而付出心血；感谢故宫博物院领导对我的宽容与支持；感谢李少白先生、李文儒先生等人为本书提供了精美摄影作品；感谢赵广超先生为本书提供了故宫地图；感谢香港《大公报》管乐女士，本书一边写作一边在《大公报》上连载；还要感谢《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几乎在本书出版的同时，用一整期的完整篇幅发表了本书全文（《当代》杂志09年第六期），感谢《当代》编辑石一枫兄多年来一如既往地编发我的作品，这是我第一次在一期杂志上发表一部长卷式的作品。此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在作品发表之前，既有按捺不住的期盼，又有难以控制的紧张。[]［日］原研哉：《欲望的教育——美意识创造未来》，第64页，台北：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06年版。[]［日］原研哉：《欲望的教育——美意识创造未来》，第64页，台北：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06年版。[3]［日］原研哉：《欲望的教育——美意识创造未来》，第66页，台北：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06年版。[4]北岛：《城门开》，第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05年版。[5]《鹖冠子》，卷上，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四八册，第09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年版。[6]关于紫禁城的天文与人文，故宫博物院王军先生有系统研究。详见王军：《建极绥猷——北京历史文化价值与名城保护》，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09年版。第一章王者之城一故宫，意思是过去的宫殿。中国历史悠长，经历过无数次王朝鼎革，也就有了无数座过去的宫殿，因此“故宫”这个词，不是今天才有。《汉书》里写：“公卿白议封禅事，而郡国皆豫治道，修缮故宫。”[]“故宫”这个概念，至少在汉代就有了。“故宫”的意象，也在唐诗宋词里出出入入，像唐代刘禹锡曾在《踏歌词》里写：“桃蹊柳陌好经过，灯下妆成月下歌。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宋代蔡襄《经钱塘故宫》写：“废苑芜城裹故宫，行人苑外问秋风。当时歌舞何年尽，此意古今无处穷。”中国的王朝史里，夹杂着一部浩瀚的宫殿史，只不过宫殿一如王朝，都有着各自的命运与劫数，留到今天、完整如初的，只有这一座明清紫禁城，正如在明朝初年的岁月里，工部郎中萧洵能够看见的，只有一座元朝的故宫。那个时候没有照相的技术，元朝故宫的影像，都留在萧洵的文字里，打开他的《故宫遗录》，依然清晰可望，仿佛岁月不曾带走那座浩大宫殿的一片瓦、一粒沙。那是一座地球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宫殿，不只规模浩大，如萧洵在《故宫遗录》里记载的，皇宫（大内）“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换算成今天的单位，东西宽约米，南北长约米，而且临水而建，水叫太液池（今中南海与北海），水天浩渺，浮光掠影，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着王朝的兴衰。水中有岛，名琼华岛，那里是忽必烈的深爱之地，以至于会舍弃奢华的宫殿，住在山顶上的广寒殿里，很多年后，成为明朝内阁首辅的张居正记下这么一笔：“皇城北苑有广寒殿，瓦壁已坏，榱桷犹存，相传以为辽萧后（即萧太后）梳妆楼。”[]午门李少白摄午门东雁翅楼李少白摄入主华夏的蒙古人，就围绕着这片水，建起了自己的宫殿——自那时起，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历史，延续了七个世纪[3]。在东岸，建了皇宫（大内），它的午门（崇天门），大约就在今天故宫太和殿（初建时名奉天殿，明嘉靖时改称皇极殿，后不一一标明）的位置，而宫城内部，则形成了以南部的大明殿和北部的延春阁两大建筑为主体的建筑群；而在西岸偏南，修建了隆福宫，偏北则修建了兴圣宫——这两座宫殿，分别是皇太子和皇后居住之所，与决定帝国运命的宫城隔水相望。黎明时分，水上时常流散着一束束紫青色的雾，高低错落的宫殿群，在烟雾中若隐若现。宫城角楼风铃的声音会隐隐约约地传来，让藏在苇丛里的鹭鸶、白鹤，悚然惊飞。也就是说，有过三座巨大宫殿，在太液池的两岸铺开阵势，三足鼎立，而后来的明清紫禁城（今故宫），把帝后的寝宫收拢在皇宫的北部，形成“前朝后寝”的格局。元朝在三座宫城和御苑的外围又筑起一道皇城，周围约二十里，皇城的城墙叫“萧墙”，也叫“红门阑马墙”，顾名思义，宫禁之内，严禁骑马。皇城的正门叫棂星门，穿越长达七百步的千步廊，与元大都的正门丽正门（今天安门南）遥遥相望。祸起萧墙，转眼间，血流成河，江山易主。那被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惊叹过的高大城墙，如今只残存西段、北段遗址，共公里。安贞门、健德门，大都北城墙上的这两座高敞大门，如今也变成了北京0号地铁线上的站名。高峰时期的上班族们匆匆走出地铁站，抬头仰望空荡荡的天空，无暇去顾念这座大城的沧海桑田。明洪武五年（公元37年），一个名叫宋讷的官员写下一首诗，叫《过元故宫》，诗曰：郁葱佳气散无踪，宫外行人认九重。一曲歌残羽衣舞，五更妆罢景阳宫。[4]繁华过处，似水无痕，再浓重的悲哀、再深长的故事，亦仿佛可以吹散在天地之间，不会留下痕迹。[5]二此刻，我正在写的这本书也是一本《故宫遗录》，通过文字来重构“故宫”的历史，就像当年的萧洵一样。只不过我所讲到的“故宫”，已不是他笔下的元故宫，而是明清两代的皇宫——紫禁城。他记录了一个在5世纪之初行将毁灭的故宫，我讲述的则是在那个“故宫”消失之后重新建起的“故宫”。这个“故宫”至今尚在，就在我们的眼前，每一根线条、每一片砖瓦都是真实的。我试图在文字里将这座早已建成的城重造一遍，材料不再是砖石、楠木、琉璃瓦，而是文字，是一笔一笔的横竖与弯钩。当然，在重建里，我还动用了无数次的寻觅、追思与想象，因此这重述不只是借助文字完成的，还要借助情感、血肉与生命。元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公历年月3日，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洪武二年（公元年），朱元璋下令，在自己的故乡凤阳[6]建设中都。这项自洪武三年（公元年）开始的建设工程，到洪武八年（公元年）突然停止。洪武八年，朱元璋下旨，“改建大内宫殿”。他舍弃了六朝故宫一直延续的玄武湖至聚宝山这一传统轴线，在钟山南麓，填掉燕雀湖，将金陵王气，收束在这座新的紫禁城内。关于南京城的风水，当年诸葛亮到达东吴，看见南京（当时称建业）第一眼就曾感叹：“钟山龙蟠，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也。”假若朱棣后来不是去了北平，见识了帝国北方的天地浩大，目睹了元朝故宫的气势恢宏，或许在当上皇帝以后，他也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在六朝金粉的南京城里待上一辈子。帝国的边疆城市北平，也不会在他的手里，重新变回成国都。正是因为洪武十三年（公元年），二十一岁的朱棣带着徐达的爱女、四年前被册封的燕王妃，纵马出了灯火阑珊的南京城，一路向北，跨过当年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易水，抵达遥远的北平，就任燕王，帝国的剧情，才在他的手里，发生了反转。朱棣在北平住的燕王府，具体位置一直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它在太液池西岸，元朝从前的西宫内，也有人认为，它其实就在元朝紫禁城的大内中[7]。从史料上看，燕王府的正殿名叫承运殿，面阔十一间，次殿圆殿、存心殿，面阔皆为九间[8]。间，是中国古代建筑术语，指殿宇前后四根柱子之间的位置。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就是面阔十一间。在古代皇权社会，建筑无小事，根据礼制的规定，十一间、九间的规制，唯帝王才配享有，而王府的规格，最多只能在九间或九间以下，而燕王府的正殿竟然面阔十一间，显然已经逾制。二十多年后，这成为朱元璋的继任者、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指控朱棣的把柄之一——他把四王爷居住在元朝天子宫殿内的行为定性为“僭越”。朱棣于是上书皇帝，做了这样的自我辩解：此皇考所赐，自臣之国以来二十余年，并不曾一毫增损，所以不同各王府者，盖《祖训录》营缮条云，明言燕因元旧，非臣敢僭越也。[9]意思是说，住在元朝故宫，这是父皇的旨意，况且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修缮、扩建，跟各王府不同，只是利用了元朝的旧建筑，如何谈得上“僭越”呢？朱棣没有说谎，燕王府之所以逾制，的确拜皇考（也就是他的父亲朱元璋）所赐，因为朱元璋确曾说过：“除燕王宫殿仍元旧，诸王府营造，不得引以为式。”[0]燕王府的“逾制”，是为了节省建设经费，因此沿用了元朝的旧宫殿，这一点得到朱元璋的认可，其他各王不能效仿。元故宫中，唯有太液池东、元朝大内的正殿大明殿面阔十一间，而太液池西，隆福宫和兴圣宫的正殿，面阔只有七间，因此可以判断，燕王府的正殿，就是元朝天子曾经的正殿——大明殿。[]三元朝的大明殿，在今天紫禁城西路慈宁宫的位置上。包括大明殿在内的元朝三大殿[]，被改造成燕王府的仁智、大善、仁寿（自南向北）三大殿。而今天武英殿前那条弯弯的御河，从前正是三大殿前的金水河。金水河上有三座青白石桥面、汉白玉拉杆的拱桥，那是燕王府的金水桥。三座金水桥中东侧的一座保留到了今天，就是今天武英殿东的彩虹桥。[3]朱棣曾与兄弟们一起回到中都祭祖，目睹过凤阳紫禁城的壮丽雄浑。当朱元璋废中都而建南京，朱棣更是目睹了南京紫禁城的巍巍浩荡。但父亲的这两座城，都抵不过当年忽必烈的紫禁城，以至于朱元璋攻打下元大都以后，若不是考虑到“元人势力仍潜留北方，现在就继承其旧，尚不适宜”[4]，他甚至有可能直接在北平建都。此刻，二十出头的朱棣，成了这座旧宫殿的主人，目睹着这浩大宫殿的金黄灿烂、壮阔无边，君临天下的野心，或许就在这时勃然而生。的确，在朱元璋的众皇子中，朱棣是最出色的一个。他在刀光剑影中长大，少年时随将士们出征的经历，锤打了他筋骨和内心，让他变得风雨难侵。在朱元璋心里，朱棣已经成为众藩之首。但明朝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翰林学士刘三吾一句：“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5]一语道破了朱棣的硬伤——在朱元璋的儿子中，朱棣不仅行四，在他前面，有秦王朱樉和晋王朱棡这两位哥哥，而且他是庶出，他的生母是碽妃，而不是朱棣后来让史官们篡改的，是朱元璋的正室马皇后。在那个嫡长子继承制的朝代，没有正统嫡传的身份，这几乎是一条政治红线，这宿命，是他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他的履历，天生不合格。因此，让朱棣接班的念头，在朱元璋心里，只是打了个转儿，就不见了踪影。但是，在朱元璋的心里，朱棣依旧是有分量的。朱元璋死前不久，还在给朱棣的一封信里说：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周防边患，义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6]攘外安内，承担这两项重任，朱棣都是不二之选，而且，是诸王的核心，只有他才能率领诸王，抵御边患，安抚黎民。这是他发出的最后一道敕书了，几天之后，朱元璋就突然撒手人寰。太子朱标早亡，皇位传给了朱标的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长孙）朱允炆，史称：建文帝。在久经沙场、冷酷而冷血的皇叔朱棣面前，这个年轻望浅的大侄子，实在不是对手。不知道朱棣对帝位的觊觎，有多少源自天性，又有多少得到了这大内宫殿的助长。站在元故宫里，站在帝国北方辽阔的天际线下，那曾经属于蒙古人的视野，不只带给他巨大的空间感，也鼓起他非凡的勇气和力量，让他藐视如烟似幻的南京，当然也藐视南京紫禁城里那个文质彬彬的玉面小生。元朝的皇宫里，住着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他与皇位之间的关系，似乎已隐隐地注定。四建文元年（公元年），蛰伏已久的朱棣终于走出燕王府，誓师起兵，南下讨伐朱允炆，向自己的皇位挺进。《明成祖朱棣像》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这场决定王朝未来命运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三年后，朱棣率领军队冲入南京紫禁城的时候，朱允炆去向不明。《明史》说：“燕兵入，帝自焚”；又说：“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不知所终”，似乎在暗示朱允炆并没有死去。朱允炆是死是活，从此成为明朝最神秘的事件，一直争论到今天。随着朱棣在龙椅上缓缓坐定，永乐时代的大幕，已徐徐拉开。永乐元年（公元年），朱棣下诏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公元年），又下诏以明年（即永乐五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7]圣旨宣读完毕，我猜想宫殿上下一定会陷入一片寂静，好似有一块冰被放置在空气中，空气似乎变成一个巨大的固体。那时已是初秋，史书上写，是闰七月，南京城最热的时分，但当时在场的人，却仿佛坠入了寒武纪，分明看到空气中的冰块凝结着新的空气，一点一点地膨胀，变成一个庞然大物，重重地向每个人逼近。我猜想现场的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血流骤然停止，大脑严重缺氧，四肢变得麻木。时代的巨大变化，犹如一辆急剧翻转的过山车，让人猝不及防。在北京营建新皇宫的原因，《明太宗实录》里不着一字，以至于清朝康熙皇帝曾经不无挖苦地说：“朕遍览明代《实录》，未录实事，即如永乐修京城之处，未记一字。”在永乐皇帝以前，北京从来不曾做过汉族中央王朝的定都。在永乐四年，明成祖永乐皇帝发布这道谕旨的时候，北京还是一座偏远荒蛮的小城。那时的北京，虽然空气清澈，没有雾霾，但永定河经常泛滥，土地荒寒，更加上战火不断，往往几百里不见人烟，以至于永乐皇帝登基之后，还要组织大规模移民。在中国历史上，汉族王朝的帝都，始终不离黄河左右，在长安—洛阳的轴线上迁徙。隋代开凿大运河，打通了帝国南北经络，长江以南地区成为丝绸、茶叶、瓷器、冶铁、铸铜等重要产业基地，宋室南迁，更使长江以南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成为“大中国经济圈的主要生产基地”，明朝立都南京，亦基于此。北京的古名叫幽州。在夏代，有一个伟人画了一个圈，把北京（幽州）圈划在“中国”的区域之内，那个伟人就是夏禹。夏禹治水之后，把天下分为九州，幽州就是其中之一。当然，有之前的一代代中国人歌于斯、哭于斯、聚于斯、合于斯，夏禹画出那个圈，才不费吹灰之力。两汉、魏、晋、唐代都曾设置过幽州。但历朝历代，北京都是中原王朝的边陲之城，一直处于中原游牧民族与北方草原部落势力的交叉点上。这座历史上著名的“边关”，仿佛一直停留在寒武纪，楼船夜雪，铁马秋风，千年的风雪，已将这座城池浸透，在砖石间凝结成一层又一层无法消融的冰花。唐代，一个名叫陈子昂的无名军曹，面对这座古城，吟出一首《登幽州台歌》，他诗里的那个幽州是那么的苍茫、幽远、悲怆，即使在繁花似锦、歌舞升平的盛唐，也读不出一点安乐的味道。五代十国时，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当作礼物，毕恭毕敬地送给辽国，让北方草原王朝的势力范围突破长城防线，拓展到长城以南，长城也历史上第一次失去了防守意义。收回燕云十六州，从此成为宋朝皇帝最强大的梦想。石敬瑭这个大礼包，就包括了北京（幽州）在内，北京自此由大宋王朝的北方城市，变成了辽帝国的南方城市。有意思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却不止一次地把北京定为首都。北京仍然是战略前沿城市，只不过这一次转换到北方游牧民族的视角上。我们的视线，不再是中原北望，而是掉头向南，自林海雪原出发，伸展向中原的千里沃野。北京，是他们驻足南望时最近的“瞭望点”，是他们临近中原的“桥头堡”“前哨站”——在今天北京房山良乡，还有一座辽代砖塔（始建于隋代，辽代重建），朱棣发起“靖难之役”，就曾自它身边纵马驰过，然后，融入暮色苍茫的荒野，杀向灯火繁华的江南。它虽为佛塔，但辽代以后，一直用于作战。北宋据有北京（大名府）时，北宋军人用它观察辽国军人，而辽国据有北京（辽南京）时，辽国军人又以它观望南方军情。所幸的是，这座五层空心砖塔，历经千年战争风烟而依然伫立，如今成为北京地区唯一的楼阁式空心砖塔。自辽太宗会同元年（公元年）起，幽州就成为辽国的五个首都（五京）之一，称“南京”。金朝时，中都设在北京。元代以金的离宫（今北海公园）为中心重建新城，元世祖至元九年（公元7年）改称大都，俗称元大都，亦称“汗八里”。它的浩大与繁华，让第一次走进它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张大了嘴巴，然后用他的威尼斯口音转告全世界，人世间居然有如此奇幻绮丽之城。体形硕大的元帝国，终于把北京养育成了一个国际大都会。在这座城里，朱棣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时代，早已与这座城血肉相融。朱棣不喜欢南京，这座由父亲朱元璋几经犹豫之后选定的都城，虽依傍帝国的经济中心、富庶之地，但它太小、太秀、太阴柔，容不下朱棣的野心。烟雨江南、吴侬软语，那么容易瓦解一个帝王的意志，使他成为一个偏安一隅的井底之蛙。那时，朱棣的视野，已超越了以黄河、长江为中心的传统“中国”地区，而放眼整个大陆。那时的亚洲大陆东段，蒙古帝国的残余势力盘踞在北方，它的版图东起松辽平原，西逾阿尔泰山，南出燕山、阴山一线，势力不可谓不强大。永乐初年，这个蒙古帝国又分为东西两部，东部为“鞑靼”，西部为“瓦剌”。建立未久的大明王朝，被迅速裹入这样一个“三国鼎立”（即明朝、鞑靼蒙古、瓦剌蒙古）的大陆格局中。在朱棣的心底，更想做唐太宗那样的“天可汗”、忽必烈式的超级帝王。在资本主义海洋霸权建立以前，这一地区，一直是东西方世界的重要交通线。而北京这座城，虽远不如南京繁华，却是北方天际线下一座“众多民族杂居”“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国际性大都市”[8]。况且，他也不愿在前两位皇帝的阴影之下亦步亦趋，他要塑造一个全新的帝国——一个超越“华夷”的共同体、一个“四方来朝”的盛世，那才堪称真正的“天下”。我十分认同韩毓海先生的观点：世界史并非是随着西洋“发现世界”的航海才被揭开的，欧洲的海洋殖民和帝国主义活动，也并非世界史唯一的、根本的动力，——而在“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述中又常常被忽略的，乃是横贯欧亚的大陆强权之间的交往、交融、冲突和竞争，这些交融与竞争既构成了元、明、清三个中国王朝更替的大背景，也是世界史展开的另一个重要动力，其中：奥斯曼帝国、帖木儿汗国、金帐汗国、沙法维王朝与中国历代王朝之间长期的交往与博弈，亦是世界史研究者们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这也使得欧洲、西亚、中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深刻地嵌入到中国的地缘政治理念之中，使得中国的北方地区，成了一个被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称之为“内亚洲”或者“内亚－欧”区域中发生的，清朝兴起的根本原因，也只能从蒙古、东北亚和明朝之间的多方博弈中才能看出。[9]正如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所说：“成祖永乐颇有才能，只是除了夺取帝位及迁都北京的大动作之外，其他并无更张。”[0]但仅仅迁都北京一项，就足以奠定他的历史地位，因为他的定都选择，使边缘成为中心，成为帝国的枢纽，才有三个世纪后（清代）东亚草原、高原地带第一次的大统一，使中华帝国同时拥有了整合草原帝国与中原帝国的两大平行体系，交互影响和运作，又进而成为一个跨民族、跨文化的共同体，使中华帝国成为东亚超级大国，它的实力甚至“超过了成吉思汗全凭武力建立的大帝国”[]。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其07年制作的纪录片《紫禁城的秘密》（SecretsofChinasForbiddenCity）中说，朱棣定都北京，奠定了六百年后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五关于北京紫禁城的始建时间，史料中有永乐五年（公元年）和永乐十五年（公元47年）两种记载。实际上，永乐五年和永乐十五年，是北京紫禁城营建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密议”阶段，那时大明王朝建立还不到四十年，就已经营建了凤阳、南京两座皇城，朱棣一上台就营建第三座，如此密集的浩大工程，必将受到朝臣们的反对，因此，他纵然贵为皇帝，也只能曲线救国。诏书说“建北京宫殿”，并没有说是建紫禁城，也可以理解为对元故宫（也就是从前的燕王府）修修补补，作为他北狩的驻跸之所。而元朝的琼楼金阙，无疑又为北京紫禁城的营建意图提供了最佳的隐蔽手段，使大规模的采料行动和最初的营建得以瞒天过海。只不过这一王朝机密，当时只有少数人知晓，其中就包括总揽工程事宜的泰宁侯陈珪。永乐七年（公元年），朱棣北狩，住在燕王府内，调动军队征讨鞑靼和瓦剌，此后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除了军事目的以外，督造紫禁城的意图明显。由于他居住的旧宫殿同时也是新宫殿的建筑工地，因此，永乐十四年（公元46年），太液池西岸的元隆福宫和兴圣宫进行翻修，以便朱棣在紫禁城建成以前居住。这一年，朱棣回南京待了几个月，目的也是腾出元故宫大内，让新宫殿的建设工程全面展开。[]根据故宫博物院前辈单士元先生的考证，元朝的故宫，是在永乐十三到十四年（公元45—46年）之间被拆除的[3]。这个时间点，刚好在第二个阶段——永乐十五年紫禁城建设全面开工以前。开篇提到的萧洵，就在这时抵达北平。他担负的使命，正是拆除元故宫。建筑学家林徽因称他为“破坏使团”。然而，作为“强拆队”的一员，肩负破坏使命，遍览元故宫之后，却唤醒了他对这座故宫的无限热爱与惋惜。他写《故宫遗录》，就是要让那光辉璀璨的元代皇宫，在文字和记忆里永垂不朽。在嘈杂的拆除声中，那个曾属于元朝的世界消失了，一个以光明命名的朝代，化作一片琼楼玉宇，刷新着曾经属于元朝的空间记忆。挖护城河的河泥，也堆成一座镇山（明称万岁山或煤山，清代称景山），以镇住前朝的“王气”，确保大明王朝的千秋万岁，也成为这座崭新皇城的几何中心。因此，与元朝故宫相比，明紫禁城的位置向南稍稍错开了一里左右。朱棣一生摧毁过很多事物，但他始终没有舍得拆掉自己住过的燕王府。那曾经的旧宫殿，混迹于新皇宫里，像一株老树，生根发芽。为了保存燕王府，新宫殿只能整体横移。由于燕王府西侧为太液池，西移已无空间，于是，新宫殿的中轴线因而只能向东推移了50米，在今天我们熟悉的那个位置上落定。旧宫殿（燕王府）代表着他的来路，新宫殿（明紫禁城）代表着他的去处。从旧宫殿到新宫殿，他死去活来，折腾了二十年（自公元年靖难之役到40年紫禁城落成），尽管空间上的距离，只有50米。这是一次艰难的抵达。随着新中轴线的确立，被保留下来的燕王府三座大殿，也就成了紫禁城西路的重要建筑。为了与东路的文华殿对称，在燕王府三座大殿的南侧，又加盖了一座武英殿。这座加盖的建筑，夹在仁智殿与御河之间，离御河只有咫尺之遥。这布局，在今天看来也十分局促。只不过在今天的故宫西路，已不见当年燕王府的仁智、大善、仁寿三座大殿，它们与武英殿的空间关系，已被岁月抹去。中轴线的东移，使紫禁城从此不再依傍太液池。这刚好暗合着大明王朝“从‘逐水草而居’的元人民风，回到汉文化尚中正平稳的农耕格局上”[4]。六从永乐十五年算起，紫禁城的建造，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即使从永乐五年算起，也只有十三年左右。更何况北京紫禁城，是明朝初建的半个多世纪里，继凤阳、南京之后建造的第三座皇宫了。在没有起重机、没有塔吊的明代,如此众多的宫殿，有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建成吗？与西方古建筑偏爱石材相比，中国古人更偏爱木构建筑。木建筑有很多优点，比如取材方便，施工便利——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其实，木材的获取也堪称艰辛。不同于民居的就地取材，紫禁城所需木材，大多生长在南方的深山里，伐木工把它们砍伐下来，“出三峡，道江汉，涉淮泗”[5]，从扬州入大运河，由差官一路押运到通州张家湾，再经三十里旱路，运到北京朝阳门外大木厂和崇文门外神木厂存放并进行预制加工。诏书下达后，工部尚书宋礼就风尘仆仆地奔向湖南两广辽阔的深山密林，还要造船和疏浚水道，再回来，已是十三年后。中国古人早就在建筑中使用了标准化结构，比如廊、柱、斗拱、台基，都可提前做好预制件，到现场组装。建筑就像家具，榫卯相合，天衣无缝。所以，木作又分为大木作和小木作。大木作负责建筑结构，小木作负责装修和家具。室内与室外、居住与生活，在木质的香气中浑然一体。北京五大厂，即崇文门外的神木厂、朝阳门外的大木厂、顺治门外东边的琉璃厂、顺治门外南边的黑窑厂、城内的台基厂，都是生产和存放预制建筑材料的加工厂。比如斗拱，作用是分解大屋顶的压力，同时具有美观功能，为了方便制造和施工，式样已趋于统一，尺寸也走向规范化，甚至成了衡量其他建筑构件的基本单位，将拱的断面尺寸定为一“材”，这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材分制度。“材”，成了衡量柱、梁、枋等构件的基准量词，进而可以推算出宫殿房屋的高度、出檐的深浅等数字。这种材分制度业已形成在当时世界上堪称先进的“模数制”。学者认为，“中国传统营造，是唯一将模数（module）彻底实践出来的建筑系统。在唐代已见端倪，在宋代已经成熟。很难想象，一座房子，一套家具，一组屏风，一张画轴，一个窗，说玄一点，包括透过窗牖所见的院子风景，都和模数有关。”[6]而紫禁城，又是整座北京城的模数。[7]一千多年来，中国人就是这样，通过小小的模数控制了空间，进而控制了时间。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否认，紫禁城的营建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次壮举。所有的工匠，在联袂完成影响未来六百年历史的经典之作。其中主要有八个专业团队，分别是瓦作、木作、石作、土作、油作、搭材作、彩画作、裱糊作，共称“八作”。单士元先生说：“当时参与施工的各工种技师，有人估计为0万，辅助工为00万，亦无各工同时并举、流水作业之可能。故宫上万间木结构房屋所用木材共有若干立方米……原来从深山伐下的荒料大树，经过人工大锯，去其表皮成为圆木，或再由圆木变成方材，柱、梁、檩、枋均刻榫卯，尺七方砖、城砖等均要砍磨。今日维修古建工具已新异，每日一人亦只能砍磨成0块，从数万到数千万治砖过程，亦非短时间能完成。”[8]没有这种“模数制”，不仅朱棣重建北京紫禁城不可想象，像长城这样的“超级工程”就更会成为痴人说梦。正是这种“模数制”，让秦始皇，以及历朝历代热衷于修筑长城的帝王——当然也包括朱棣，心里有了底气（尽管在秦代，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材分制度”）。因为长城，就是由一个个可以无限复制的标准件组成的。这些标准件包括：墙身、敌楼、烽燧，等等。因此，长城如同紫禁城一样，并非一个单体建筑，而是一个复杂的建筑综合体。由此，我们可以破解长城得以在一个朝代甚至一个皇帝的任期内完成（或重建）的秘密。假若有一个人真的从嘉峪关走到居庸关，再走向苍茫云海间的山海关，这漫长的行旅中，他的视觉一定不会疲倦，因为长城是依托地势而建，而自西北、华北再到东北，地形的巨大变化，使得结构单调的长城处于永无休止的变化中。这就是长城的神奇之处——它匍匐在大地上，像一幅展开的手卷，潜伏着太多的曲折，包含着无限的可能——可以攀上陡坡，也可以跌入谷底；可以高悬于悬崖，也可以蛰伏在黄土中。中国建筑里，放置了太多关于空间的悬念，又对这些悬念，给予了最圆满的解答。七朱棣最早是在永乐四年（公元年）下诏，于永乐五年开始营建北京宫殿，但永乐五年之后，营建北京宫殿的记载却在史料中消失了，像一段隐秘，蛰伏在时光的背后，直到永乐十五年六月，有关兴工的记载才重现于史籍，造成历史学界为紫禁城始建年代争论不休。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自永乐五年至永乐十五年这十年间，宫殿的地下工程已悄然进行，构成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明朝后来的权臣严嵩说：“作室，筑基为难，其费数倍于木石。”[9]一语道出打地基的难度。在辉煌的紫禁城浮出地平线之前，打地基的工程更加艰巨。三大殿的三层石台基，面积5平方米，基高7.米（不包括栏板高度），更托起如此重量的建筑，地基的深度也在7米左右。仅这一处，开挖的总土方量，也应在0万方左右，而整座紫禁城地基最深的地方，达到6—7米[30]。故宫的考古实勘证实，整座紫禁城是建筑在一个完整的人工地基垫层上，这些地基垫层分片构筑，又彼此连接，因此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满堂红”。更不用说在这地基之上，还有纵横交错、条理分明的排水系统，使整片建筑足以抵拒所有的暴风骤雨。从元故宫大内到明紫禁城，地基的位置发生了偏移，建筑规格却基本一致，比如元大内东西宽米，南北长米，明紫禁城东西宽米，南北长96米，宽度和长度，分别只多了9米和8米，对于如此浩大的宫殿而言，几近于零。元代宫殿的面阔、进深、高度，也都与明代相合，这一方面得益于工部郎中萧洵所著《故宫遗录》、尚书张允测绘的《北平宫室图》，留下了元大内的一手史料。建筑形式上，明紫禁城与元大内更是如出一辙。从元大内崇天门与明代午门、宫城四隅的角楼，三台之上建的正殿，都可以找到惊人的对应关系。明紫禁城，几乎就是元大内的翻版。那个消失元故宫，依然活在明代紫禁城里。甚至明紫禁城的许多构件，都直接用拆下来的元故宫构件。因此，那些消失的建筑，并没有真的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另一个身体里。我们当然不希望前朝的宫殿被肢解，希望中国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宫殿都完整地进入下一朝代，如秦代阿房宫、汉代未央宫、唐代大明宫，都能像西方的石质建筑那样，具有穿透时间的力度。但木的哲学并非如此，木建筑告诉我们，这世上没有永恒，即使西方石建筑也不能永恒，那些文明的废墟无不证明这一点，只有生命的接力，才能实现真正的永恒。层层叠叠的斗拱，正像是木头上开出的花。在这座紫禁城的身前，有元朝的百年宫殿，在它背后，是五百多年的修修补补、不断重建，直到我书写此文的时候，大修仍在继续，在它六百岁生日时，才会真正完成，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留给下一个六百年。因此，真正的紫禁城，并不是在朱棣主持的那三年，或者十几年中完工的，这是一项持续了六百年的工程。就像横亘在大地上的长城，不是哪一朝哪一代建成的，这一巨大工程始于先秦时代，前仆后继地，持续了两千多年。敦煌莫高窟，自南北朝至元朝，也经历了一千年层层累聚。中国古代建筑，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也不会成为一个死的标本，而是一个不断生长、新陈代谢的生命体。我们的文明，就是在永恒的接力中，层层递进，生生不息。正如一个生命的终结，恰恰是另一个崭新生命的开始。[]〔东汉〕班固：《汉书》，第98页，北京：中华书局，年版。[]转引自《单士元集》，第四卷《史论丛编》，第一册，第95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年版。[3]辽、金皆曾定都北京，但辽、金并未一统天下，自公元7年定都北京（称大都）至今，北京成为全国首都已七百余年，其间只有明初迁都北京以前，以及中华民国98年到年的年中，国都定在南京。[4]转引自《单士元集》，第四卷《史论丛编》，第一册，第96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年版。[5]安意如：《再见故宫》，第4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0年版。[6]原名临濠，洪武五年（公元37年）后改为凤阳。[7]单士元、朱偰、李燮平、姜舜源等学者持西内说，详见单士元：《明代营造史料·明代王府制度》，原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4期；朱偰：《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第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年版；李燮平：《燕王府所在地考析》，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年第期；姜舜源：《元明之际北京宫殿沿革考》，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年第4期。王剑英先生则认为燕王府址即为元大都宫城大内，参见王剑英：《燕王府即元故宫旧内考》，见《北京史论文集》，年第辑。[8]《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七。[9]《明太祖实录》，卷五。[0]《鸿猷录》，卷七，《封国燕京》。[]参见白颖：《燕王府位置新考》，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年第期。[]嘉靖时期又拆除仁寿宫，建慈宁宫，供太后居住。除《明实录》等诸多文献记载外，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于04年9月至0月、06年4月至月对慈宁宫花园进行的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3]参见王子林：《元大内与紫禁城中轴线的东移》，原载《紫禁城》，07年第5期。根据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现场考古判断，彩虹桥的建筑年代应不早于明早期，参见徐海峰：《古桥一隅寻遗踪》，原载《紫禁城》，07年第5期。[4]单士元：《明代营建北京的四个时期》，见《单士元集》，第四卷《史论丛编》，第一册，第36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年版。[5]《明太宗实录》，卷一。[6]《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五月。[7]〔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56页，北京：中华书局，年版。[8]［日］檀上宽：《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第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7年版。[9]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第5页，北京：九州出版社，0年版。[0]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第3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07年版。[]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第4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07年版。[]参见白颖：《燕王府位置新考》，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年第期。[3]《单士元集》，第四卷《史论丛编》，第一册，第36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年版。[4]赵广超：《紫禁城00》，第页，北京：故宫出版社，05年版。[5]〔明〕吕毖撰：《明朝小史》，卷三。[6]赵广超：《紫禁城00》，第83页，北京：故宫出版社，05年版。[7]赵广超：《紫禁城00》，第页，北京：故宫出版社，05年版。[8]单士元：《故宫札记》，第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年版。[9]《明世宗实录》，卷四四七。[30]参见孟凡人：《明代宫廷建筑史》，第7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00年版。第二章天地人心一六百年前（永乐十九年，公元4年）正月初一，明成祖朱棣的身影出现在奉天殿（后改名皇极殿、太和殿）上。那应当是紫禁城落成后的第一次朝会。我没有查到之前的文献，对此我不敢确认，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眼前，文武群臣已按照木牌（清代改为铜铸品级山）标定的位置，按文东武西的顺序排成十八班，又匍匐成黑压压的一片向他朝贺。那一年，他已六十二岁。写到这里，我突然关心起明朝皇帝的寿命问题。我们不妨列举一下明朝皇帝去世时的年龄（按中国古代年龄算法，皆以虚岁计）——朱元璋（太祖）六十七岁，朱允炆（建文帝）二十五岁（假如他真的死于朱棣的军队攻入南京的战火中），朱棣（成祖）六十五岁，朱高炽（洪熙）四十八岁，朱瞻基（宣德）三十八岁，朱祁镇（正统、天顺）三十八岁，朱祁钰（景泰）三十岁，朱见深（成化）四十一岁，朱祐樘（弘治）三十六岁，朱厚照（正德）三十一岁，朱厚熜（嘉靖）六十岁，朱载垕（隆庆）三十六岁，朱翊钧（万历）五十八岁，朱常洛（泰昌）三十九岁，朱由校（天启）二十三岁，朱由检（崇祯）三十六岁。午门内、太和门广场李少白摄明朝十六帝，平均年龄不到四十二岁。其中，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去世的，多达十人；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去世的有二人；活过五十岁的，竟只有朱元璋、朱棣、朱厚熜、朱翊钧四人。这让我想起清代康熙大帝五十七岁那年，突然生出几根白发，有人进乌须药，康熙笑曰：“古来白须皇帝有几？朕若须鬓皓然，岂不为万世之美谈乎？”[]六十二岁，对于明朝皇帝而言已经算得上高寿了。那时的朱棣有些老了，双目有些浑浊，双鬓也已染上微霜，不再像发起“靖难之役”和决策迁都时那样雄姿英发、决胜千里。纵然，他身体里的雄性荷尔蒙尚在，但体力与心力都已成强弩之末。所幸，他的诸项大业，此时已基本完成。于是，在接受朝贺的第二天，志得意满的朱棣就发布了一道谕旨，动员朝廷的群臣，要敬天爱民。敕谕的内容如下：上天之德，好生为大。人君法天，爱人为本。四海之广，非一人所能独治。必任贤择能，相与共治。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此道，历代以来用之则治，不用则乱，昭然可见。……尔文武群臣，职无崇卑，体朕斯怀，各尽其道……为民造福，悉力一志，敬之，慎之。[]我不知朱棣那天是否曾抬头看天，不知他眼里的天空是否像我看到的天空一样深邃和幽蓝。天是一个巨大、无边的屋顶，罩在紫禁城之上，是建筑之上的建筑——其实整个宇宙，都是一座设计精美、结构严密的建筑，大地上的山川也是建筑，疏密有致，大气磅礴。或许，只有深邃无穷的天空，会给他带来无尽的底气，就像他当年跨上战马，冲向南方的江河与平原时，他心中生起的战栗与激动一样。在他看来，他今天能够站立在奉天殿的中央，体验到一种至高无上的王者荣耀，并不是因为他的强悍（所谓的“霸道”），而是因为他顺应了天意。他用“奉天”来命名紫禁城前朝正殿，就是为了彰显他的王朝“奉天承运”“天命所归”的性质。二在中国人的心里，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至于我们度过的每一个日子，都要用“天”来命名。“天”是中国人视线的起点，一如故宫的建筑，首先提醒我们的是天空的存在。葛兆光先生说：“天”的意义，在经过了形形色色的占卜与祭祀仪式反反复复的确认、强化之后，已经深入中国人的宇宙观，转化为一种无比神秘的支配力量，“连掌握了世间权力的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天’”。“这种对‘天’的崇敬与效法，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合理性的来源。”[3]于是，在秦汉之际，“天”成为一个复合的概念：“天是自然是天象，是终极的境界，是至上的神祇，还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前提和依据。”[4]那时的中国人相信：宇宙中千千万万个规律都是自洽的，能够互相包容，仿佛有人给出了一个“宇宙终极法则”，一切都被“设计”得那样完美。他们不相信宇宙是杂乱无章的，他们坚信它有一个秩序。他们要找到那个秩序，因为那个秩序里，暗含着世界的真理。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对“天”（宇宙）的认识，被归纳为一组数字式的概念，如《孙子》所说，“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5]，纷繁复杂的世界于是被拆分，化繁为简，被概括到数字关系中，中国人对宇宙世界的认知，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比如战国末期的名著《吕氏春秋》，就构筑了一个以太一、两仪、阴阳、四季、五行、十二月为基本构架的时空网络，对宇宙秩序做出诠释。于是，古人眼中的宇宙世界，不再混沌、无序，而成为一个由太一、阴阳、四时、五行、八卦等概念编织起来的大网，人就在这张大网中生老病死，王朝也在这张大网中盛衰兴灭。一切事物都在流转不居，又都井然有序。在所有的数字中，第一重要的当然就是“一”。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6]，这个“一”，就是《吕氏春秋》里的“太一”，是万物的起始，是宇宙的本原，是至上的神祇，是天下一统的终极依据。葛兆光先生说：“宇宙空间是有一个中心的，这个时空中心被看成是神秘的‘道’，它是‘一’，也是‘太极’，它拥有其他一切现象世界中各种事物都不具备的绝对性和终极性。”[7]“一”是那么的抽象，但古人对它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形象，就是天空中的北极星。早在殷商之际，中国人就发现天空中的星群在有规律地转动，但在所有转动的星群中，有一颗星是永恒不动的，那颗永恒之星就是北极星，“三垣”中的紫微垣，居于北天的中央，由十五颗星组成，而居于紫微垣十五星中央的，就是北极星。因此北极星被看作整个宇宙的主宰者，传说中的天帝，就居住在那颗星上。与“天”相对的概念，是“地”。“地”就是大地，但古人不称它为“大地”，而是称为“天下”。显然，古人以“天”为参照物，定义我们居住的大地。“天下”有多大？它是否会有一个边界？我在故纸堆里寻找答案，发现不同时期的回答是不同的。在战国中后期的《吕氏春秋》《礼记》《孟子》这些著作里，人们看到的天下只是方三千里的“中国”；到了战国后期至汉代，《论衡》等著作里的“中国”，就扩展为方五千里的领域；而在汉代的典籍里，我们看到的“天下”已然是由九州（中国）和四海（夷狄）所构成的方万里的浩大疆域了。中国人视野里的“天下”，像一棵树，在大地上舒展着自己的根须，日益枝繁叶茂。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先祖们筚路蓝缕、上下求索，将大地揽入怀中的那份舒畅与豪迈。无论“天下”的面积有多大，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是绝对需要的，有了它，“天下”的一切事物才有了法脉与根源。在中国，“中”的观念至关重要，否则我们的国就不会以“中”来命名，中原河南人表达肯定的意思，至今仍然只用一个字：“中”，果断豪迈，力排众议。《中庸》里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8]。《盐铁论》说：“古者天子立于天下之中”。[9]只有通过“中”，身为“天子”的皇帝也才能找到自我的定位，如《孟子》所说的，“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0]。问题是，“天下”广袤无疆，它的中心——也就是那个至高无上的“一”又在哪里？“天下”范围的变化，让那个中心在大地上一直变动不居。秦始皇曾经认为，他营造的信宫（后改为阿房宫）就像北极星一样是世界的原点。后来北魏洛阳、隋唐长安、北宋汴梁的皇宫又先后被确定为人间世界的中心，比如唐代长安城，皇帝的正殿太极殿、太极宫被置于都城中轴线之北，以与北极星的位置相合。到南宋时代，朱熹终于无情地抛弃了长安和汴梁，把冀都（北京地区）认定为天下的中心，是理想都城的所在地，这一想法在当时足够大胆，因为冀都当时还在金朝的统治之下，不在“中原”的范围内，但这并不能妨碍朱熹用“大中国”视角考虑问题，在他眼里，冀州曾是尧都所在的位置，那是这类儒家知识分子梦牵魂绕之地，而冀都的东南西北四方，有泰山、嵩山、华山、燕山拱卫，构成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象，这简直就是无可争议的大地之心。于是朱熹划了一条线，穿过冀都，向南直达五岭，那么任性地，重构了大地的轴心。朱熹一定不会想到，那个灭亡了南宋的元朝，最终被他们老朱家给灭了；而他定都于冀都的梦想，也被他们朱家的后人朱棣实现。在朱棣的北京城，从钟鼓楼到永定门，一根长达八公里的南北中轴线穿城而过，成为城市和宫殿的“一”，更是全天下的“一”。在北极星的投影点上，故宫奉天殿（太和殿）傲然伫立，体现着无可置疑的权力意志。明代以“奉天”命名这座金銮殿，当然是强调王朝“奉天承运”的正统性，而清朝以“太和”名之，则是宣示它统御万物的大和谐，朱熹说：“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这条南北中轴线（也叫子午线），不仅穿过北京城，而且可以无限延长，在人们的想象中，穿过万里江山——它的正北方，是天寿山，来自昆仑的气脉，经过秦岭、太行山、燕山等几大山脉，一路贯注到天寿山，使它成为王朝基业的靠山，而在中轴线的正南方，泰山、淮南诸山和江南诸山依次排列，黄河、长江、淮河及江南山水在皇帝视野的远方横向展开，皇帝坐在奉天殿上，“背负青天朝下看”，看到了江山如画，看到了云乱山青，而群臣们趴在地上，抬头看见的，是坐在世界中央的皇帝，以及皇帝背后的浩瀚天空。站在紫禁城巨大的庭院里，除了为眼前的建筑感到震撼，头顶上的苍穹也让人动容。它是那么浩大、沉静、一尘不染，在天的深处，必定有神灵住在那里。我想起李白的诗：“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天上人，就是神，是住在我们旁边，却能主宰我们命运的邻居。天空原本无垠，紫禁城的建筑为它勾勒出一个边际，耐人寻味的是，紫禁城内有限的天空，不是缩小了天空的面积，相反凸显了它的广阔无边。这是存在于建筑中的相对论。紫禁城的色彩同样让天空有了存在感，因为紫禁城的主色是红。在色彩学中，红色与青色互为补色（ComplementaryColors）。正是紫禁城的红，突出了天空的青蓝。尼采说：“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在我看来，建筑是权力最有力的雄辩术，它不可怀疑，不可动摇，不可改变。每一个走进宫殿的人，面对那浩大的建筑群，以及宫殿顶上的蓝天，心中的敬意都会油然而生。三天上（宇宙）的统治者是天帝，在不同时期还有其他的名字，比如上帝、玉皇大帝，我们最熟悉的称呼，是“老天爷”。“老天爷”授权他的儿子，也就是“天子”统治人间。按《周礼正义》的说法，老百姓（生民）是没有能力统治和管理自己的，要通过君主来进行统治，并由贤者进行辅佐。[]我们通常把这个天之子称作“皇帝”。圣旨的开头总是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意思是皇帝办的事、说的话，都是按老天爷的意思办。如何证明皇帝是天之子呢？祭天仪式就显得无比重要。为此，朱棣在城南中轴线的两侧，分别建立了天坛和先农坛；嘉靖时又在城北设立了地坛；在城东建立了日坛；在城西建立了月坛。皇帝会在固定的时间里祭祀天地日月。这些坛庙，围绕紫禁城，与午门广场两侧的太庙、社稷坛一起，构成了北京城的皇家祭祀系统。每年冬至，皇帝都在天坛举行祭天大典。通过祭天，向老天爷汇报工作，检讨错误，这个人间的“唯一”才能与全宇宙的“唯一”处理好关系，也才能证明他是货真价实的天之子。钦天监也是负责沟通王朝命运与上天意志的核心部门。紫禁城的朝会之后不久，朱棣就下令钦天监漏刻博士胡奫占卜三大殿吉凶。他没有想到，胡奫竟然回答他，三大殿不久要被烧掉，还准确预报了三大殿毁灭的时间——四月初八午时。这个小小的胡奫，连拍马屁都不会，怎么在紫禁城混？朱棣一生气，把他下了大狱。照朱棣的习性，胡奫早就死了一百回了。之所以还让他活着，是朱棣要等到四月初八，看他谎言破产时的尴尬。四月初八，永乐帝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午时的到来，终于，报时官员奏报：现在是午正时刻！三大殿一片静寂，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朱棣心头一阵窃喜，心想这漏刻博士果然不靠谱。胡奫在监狱里也知道了这一消息，想到自己的名声毁于一旦，心头一阵绞痛，不等皇帝来收拾他，就服毒自尽了。但胡奫尸骨未寒，正午刚过三刻，一阵滚雷突然从晴空里劈过，接下来，有一股股的青烟蹿出了奉天殿，变成红色的火苗，开始很柔弱，后来不断发展壮大，很快，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变成一片火海。[3]这是紫禁城历史上的第一场火灾，距离紫禁城建成，仅仅过去了九十七天。火灭时，壮丽的三大殿已荡然无存，变成一片焦黑的废墟。有风吹起，残渣就如黑色的蝴蝶，在空中乱舞。从废墟上走过，不知朱棣是否会想起自己率师冲进南京时，南京宫殿里燃起的那场大火，想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建文帝朱允炆。为了这座金銮宝殿，自永乐三年至永乐十八年，他付出了十五年的努力，他自己也从壮年步入了老年，但等待他的，却是眼前的一片虚无。三大殿被焚毁给朱棣的打击不言而喻。这位建长陵、修长城、建北京城、建报恩寺、建武当山道教建筑群、亲征鞑靼、亲征瓦剌、收服安南、修《永乐大典》、铸永乐大钟、派郑和远赴西洋，无所不能的强悍皇帝，第一次产生一种无力感。“靖难之役”，他杀人太多了吗？据不完全统计，那场战争，导致数十万人战死沙场。攻入南京后，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曾一次枉杀一万四千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孺等人全部杀死。仅对方孝孺一人，朱棣就采取了“诛十族”的惩罚，以至于所有与方孝孺沾亲带故的人全都被杀掉，到了杀无可杀的地步。据明代符验《革除遗事》考证，方孝孺一案，朱棣共杀八百四十七人，此书后来编入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代李贽《续藏书》记录的死亡人数则是八百七十三人[4]，此外还有大量无辜者因受方孝孺案牵连而被充军发配。御史大夫景清，不仅本人被剥皮实草，系于长安门示众，又将铁刷子一点点刷尽他的肉，连他的村邻都遭到血洗，成为“无人村”，《明史》上的记载是“村里为墟”，一个活生生的村庄，成为无人的废墟。整个永乐元年，都在朱棣毫无节制的屠戮中度过，以至于几年之后，在金陵城都闻得到那股浓重的血腥味。明史研究者李洁非先生说：“方孝孺案仅为大屠杀的开端，被灭族灭门的，还有太常寺少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大理寺卿胡闰、御史大夫景清、太常寺少卿卢原质、礼部右侍中黄观、监察御史高翔等多人。每案均杀数百人。如黄子澄案，据在《明史》中主撰《成祖本纪》的朱彝尊说，‘坐累死者，族子六十五人，外戚三百八十人。’胡闰案，据《鄱阳郡志》所载，‘其族弃市者二百十七人’，而累计连坐而死的人数，惊人地达到‘数千人’。《明史》亦说：‘胡闰之狱，所籍者数百家，号冤声彻天。’遭灭门之祸的总数，已难确知，但仅永乐初年著名大酷吏陈瑛，经其一人之手，就‘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5]对于建文朝臣的妻女，朱棣展现出变本加厉的疯狂——下令把她们全部送进浣衣院（官营妓院），供他的朝廷大臣将士“享用”，一个女子一日一夜要受二十余名男子的凌辱。一旦有人被摧残致死，朱棣就下圣谕将她们的尸体喂狗。00年，我把这一段历史，写进了我的跨文体作品《旧宫殿》。在三大殿遭雷劈的第二天，朱棣就下了一道罪己诏，称：“朕心惶惧，莫知所措”，还说：“朕所行果有不当，宜条陈无隐，庶图悛改，以回天意”[6]。火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对于中国传统木建筑而言，火始终是最大的天敌。《说文解字》说：“火，毁也。”紫禁城不怕水，却怕火。火表面上柔弱无骨、轻盈似梦，但它有万钧之力，可以摧毁人世间一切看似强大的事物。我写《旧宫殿》，就是从火开始，写《血朝廷》，依旧对火有浓墨重彩的描写。紫禁城，就像它代表的权力一样，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易燃物，权力越大，危险性就越大。朱棣不会想到，即使五百年后，到了科技发达的0世纪，对于传统建筑而言，火依然是最大的威胁。日本京都的金阁寺，年被大火烧毁，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将这一事件写进他的小说《金阁寺》。就在金阁寺被烧毁的那一年，日本颁布了首部《文化遗产保护法》，并从年开始，将月6日定为全国文化遗产防火日。尽管有着严格的防火措施，大火还是在年烧毁了奈良的橿原神宫，五年后又烧毁了奈良的东大寺。09年，在法国巴黎圣母院大火半年之后，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冲绳首里城（古琉球王国都城遗址）在大火中消逝，包括黄金御殿等在内，城内共七栋大约平方米范围内全部被大火吞噬，包括绘画、漆器在内的大约40件文物也一同被烧毁，由于熟知首里城瓦片的土料配比、烧制温度的匠人都已去世，现在想要复制正殿使用的5.5万枚瓦片，基本上已无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那5.5万枚瓦片也是文物。至于起火原因，至今没有发现。紫禁城的历史上，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火灾，紫禁城的历史，就是从一次火灾走向另一次火灾的历史。但在中国古代皇帝那里，火不是火，火是天意，尤其是雷火，它从天而降，代表了来自天空的神秘力量。天命，它好像真是存在，但又是那么抽象，它抓不住，摸不着，却又总是在某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不期而至。天命不可违，但天意又那么不可控。朱棣像每一个皇帝一样，都试图增加天意的可控性，这让他陷入极度的焦虑中。“天命”到底是啥？我的理解，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谁的运气好谁就能接住它，也不是谁凶谁就能得到它。“天命”对它的承载者是有要求的，这个要求，就是为天下人服务。天命，就是唐代《通典》里所说的，“是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天子（皇帝、君主）的工作性质是为天下人服务，他手里的权力是天下公权力，而不是一己私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因此说，“天下”不只是一个空间概念，更是一个政治的、道德的概念。《吕氏春秋》早就对天下做出了定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7]《六韬》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8]天下乃天下之天下，这话说得有点绕口令，其实无非是突出天下的公有性质。这就要求天子要“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博爱仁恕，恩及行苇”[9]，勤勤恳恳地为天下人服务。对《礼记》里那段关于“天下为公”的论述，葛兆光先生在他的皇皇巨著《中国思想史》里有好的翻译，现照抄如下：统一的天下应该有一个统一的领袖，联盟的首领是推举出来的，象征了公正的伟大人物，他没有私心，就像传说中的尧、舜、禹一样，能够举贤任能，主持正义，拥有权威，他依靠一种象征的暗示与示范，使得联盟内秩序稳定，他以他个人的魅力，使美德成为不言而喻的规则。人们相信，他的权力来自他的人格，所以权力并不是私有的东西，当一个更适合承担首领责任的人出现，权力就会被愉快地移交。[0]虽然，“历史的深处不都是煌煌天命的顺畅流转，不都是垂拱而治的不怒自威，血光与权谋是历史抹不去的底色。但即便是暴虐之辈、权谋之徒，忝登大位之际也必须要行受禅之礼。他们似乎在用自己的凶狠与无耻嘲笑天命的暗弱，戏弄正统的威严；但受禅之礼的不可或缺，则在隐隐中表达了天命与正统的不可违逆，倘不行此礼，登大位者无法宣称承受天命，势必‘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正是在一次次看似暗弱的无奈当中，天命与正统反将自己一步步深植于民族的灵魂当中。”[]四无论宫殿，还是整个世界，都是一分为二、有一就有二。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二”就是阴阳，世间的一切相对的概念，包括日月、天地、上下、左右、东西、男女、刚柔、尊卑、文武、大小、长短、出入、贫富、寿夭、生死、哀乐、治乱、安危等宇宙、个人、社会、历史概念，统统被糅入阴阳这个大概念里。《史记》中说：“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变化，包括历史上王朝鼎革，宫殿里人事纷纷，归根结底，都是由阴阳这两个因素决定的。“二”不是孤立的两个部分，不是分裂，不是对立，而是互补，是对称，是均衡，是一种深刻而神秘的互动关系，是事物的对立与统一。紫禁城中轴线的两边的建筑是两两相对，正体现了《国语》里所说的“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3]的说法。如果说奉天殿代表着上天的意志，是“阳中之阳”，那么中轴线两边的对称建筑就代表着天与地、阴与阳的调和与互补。东汉班固在《西都赋》里说：“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4]。在奉天门的东庑和西庑各有一座门，左边是左顺门，嘉靖时改会极门，清代改为协和门，一直叫到今天，右边是右顺门，嘉靖时改为归极门，清代改为熙和门。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中的左右，一律面南而论，其实左就是东，右就是西，比如紫禁城外的左祖（太庙）右社（社稷坛），北京城外城的左安门和右安门，都是如此。左顺门和右顺门均为五间，黄琉璃瓦单檐歇山顶。出左顺门往东，是文华殿宫区和内阁办公地，穿过右顺门向西，可达武英殿。每当早朝之后，皇帝经常会到左顺门或者右顺门，与一二重臣继续商讨政事。奉天殿（太和殿）广场两侧，分别耸立着文楼和武楼，这两座九楹的重楼，在太和殿的两庑铺展着，左文而右武，看上去那么端庄秀美。文楼在明代贮存过《永乐大典》（第九章将要讲到），清初虽然改称体仁阁（武楼改称弘义阁），却仍然承担着王朝的文化使命。康熙十七年（公元年）春天，三藩之乱将平，康熙皇帝仿古制取士，开“博学鸿词科”考试，延揽天下人才，地点就在体仁阁。朱彝尊、潘耒、毛奇龄等都参加了这届考试，并被选拔进“明史馆”，参与纂修《明史》。回望午门和太和门，中轴线的东翼李少白摄中轴线东侧、体仁阁一角李少白摄文楼（体仁阁）、武楼（弘义阁），以及中轴线两翼的其他建筑，除了分担各自的实用功能之外，它们美学上的功能，就是展现起伏错落的节奏之美。它们分别以两层楼阁的形式，与单层的奉天殿形成对比，丰富了大广场的建筑语汇；它们左右相对，沉沉地压在奉天殿广场的两侧，对巨大空间起到平衡作用，更使宏大的中央大殿不显孤独和突兀；在高度上，又比奉天殿低.5米，只相当于奉天殿高度的68%（接近黄金分割的数值），从而恰到好处地突出了奉天殿的高大。总之，以自身的收敛与含蓄，突出奉天门（太和门）、奉天殿（太和殿）这些中轴线建筑无法企及的壮美气势，犹如儒雅的文臣与俊美的武将，共同拱卫着当朝的天子。我们平时忽略了这些建筑的美，我们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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