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袁世硕，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年11月19日出生于山东兖州。年考入山东大学，师从冯沅君教授，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历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议组成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水浒学会副主席、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文学，尤以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研究著称于世。
主要著述有《孔尚任年谱》（山东人民出版社，齐鲁书社修订本），《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齐鲁书社），《蒲松龄评传》（与徐中伟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齐鲁书社），《清诗别裁集》(点校)，《醒世姻缘传》(与邹宗良校注)等。主编有《元曲百科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中国文学史》第八卷、《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作品。
Q袁老师，从年您毕业留校担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助教以来，已经与山东大学《文史哲》一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那么在这半个多世纪中，您对哪些人、哪些事或者哪个时期印象最深刻呢？袁世硕教授（以下简称袁教授）：
我是年春因合校进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的，年毕业留校任教，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在山大的这半个多世纪里，印象最深、最感温馨的是我留校初期那几年的山大光景。那时候，山大文学院拥有许多很有名气的教授，他们早已有相当的学术造诣，并且正当学术生命旺盛之年。华岗校长重视教学和学术，在全国尚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的情况下，率先创办了《文史哲》，经常举办文学院教师参加的学术讨论会，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气氛。短短几年间，教授们就自己研究课题，文史两系开出了多种新的专业课，发表和出版了许多论著，山大的名气也就大了。
那时候，教师之间，不论老、中、青，系科的界限也不重，彼此接触较多，讨论会大家都发表意见，平时聚在一起也往往谈论学问方面的问题。我是年轻小助教，受导师冯沅君教授的教诲多多，自不必说，文史两系的其他教授也时而予以指导，我有问题便随时向他们讨教，萧涤非、高亨、黄公渚、赵俪生等教授都曾给过我指教、鼓励，关系亲切。我经常旁听师辈们高谈阔论，有时候他们兴致来了，还对我大谈研究某个问题的心得，要发表什么看法，这些都令我受益匪浅，懂得了一些做学问的道理。我是在那样一种学术氛围中成长的，现在回忆起来还是甚感庆幸。
Q您一开始是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后来开始研究明清小说，倾力研究《聊斋志异》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开始的。请问您是如何确立您的学术志趣的？袁教授：
留校之初，我在冯沅君教授的指导下研读中国古代戏曲，首先研读的是杂剧，并拟定了重点研究孔尚任与《桃花扇》。年，冯先生因病住院，我不得不讲明清文学史的课。明清文学中，小说是重头戏，而且当时对明清小说名著的评价问题的争议也比较多，为了讲好课，我不得不搁置原来的计划，认真研读明清小说，思考有争议的问题。这样，我的兴趣也就转到这个方面来了，并且先后就自己的思考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出来。不过，其间抽时间做了点孔尚任研究，因为当初曾搜集到了一些文献资料，束之高阁有点可惜，遂去南京、上海等地看书，找到许多材料，编成了一部《孔尚任年谱》。可是当我要做《桃花扇》本事考，准备进入戏曲文本的研究时，报刊上发表甚有来头的文章，宣称《桃花扇》是歌颂叛徒的反动作品，只好放弃研究。这些事情都不是自己选择，而是客观使然。
自己的选择，是文革后研究《聊斋志异》。文革前，当时的国家文艺界领导周扬到过济南，讲到蒲松龄是世界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著作山东应当整理和研究。省文化界领导便组织了蒲松龄著作整理委员会，做了编辑出版规划。我分担了部分整理工作，完成了部分稿子。但是，不久中央报刊上批判所谓“有鬼无害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谈鬼说狐”的，整理出版的事情也就只好偃旗息鼓，停了下来。文革后，禁忌不再存在，我做那部分整理工作时知道省博物馆、图书馆藏有一些过去研究者没有见到过的有关文献书籍，作为研究文学史的山东人，应当对本省的在文学史上有卓越成就的文学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于是，我决定将蒲松龄作为研究的重点，利用稀见的地方文献，首先考察了蒲松龄一生的生存状况、行迹，发现了许多过去不为人所知的事情，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好评，美国哈佛大学的《亚洲研究学刊》、日本的《东方》、北京的《文学遗产》等，都发表了书评。这期间，我们还编辑出版了《蒲松龄研究集刊》，在省和学校领导的支持下，举行了全国的、国际的蒲松龄学术讨论会。这更增强了我进一步研究《聊斋志异》的志趣。这个研究课题的选择虽然是自觉自愿的，但进行研究和要有所成就，与文化环境、学术条件也很有关系。
Q袁老师，在学界您素以考证严谨而著称，您的治学八字箴言“功夫要死，心眼要活”非常有名。您能联系您的研究经历对您的这八字箴言进行更详细的解释吗？袁教授：
《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里都充溢着考证的内容。“功夫要死，心眼要活”八字，是最通俗的表述，我可以做点较具体、较详细的解释。首先是文学史研究中，有部分工作要做的是把有关作品的创作的史实弄清楚搞明白，这部分工作与历史学中稽考史实的性质是一样的，要持“无征不信”的原则，有确实的证据，推理合乎逻辑，结论达到“十分之见”，也就是有百分之百的确证性。我是把发现、证实一种史实，也就是实有的人事，作为分析、论述与之有关的作家作品的基础，虚构的、不确定的事情是不能作为分析、论述的依据的。所以，我要做考证，考证坚持传统的考证原则，尽力搜求、发现确凿的可作证据的材料，依据材料的能量（即可以证明什么问题）和事物的客观逻辑（即必然性）推导出一种认识，不以虚代实，以假作真，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有的材料能够直接说明、证实一个问题、一件事情；多数都不会是这么容易，需要寻找多种材料，进行辨析，辗转说明、证实要弄明白的那个问题、那件事实真相，这就需要下大功夫，往往不是一下子便能解决问题的。另一方面，做考证固然重证据，材料是重要的，而人的主观思维也很重要，因为其中要对材料进行辨析、推理、判断。即便是一条材料，有的人可能熟视无睹，有的则能看出它能说明什么问题。这与人的思维能力有关，而思维能力与人的知识素养是成正比的，知道的事情多，便容易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看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我考证一个问题，往往是反复思索，逐渐由表及里，基本弄清一个问题、一件事情，绝不想当然地做出判断。所谓“心思要活”，是说思路要有变化，看问题可以从正面看，也可以从反面看；可以做顺向思考，也可做逆向思考。
Q袁老师，您从年毕业留校以来，在学术研究上卓有成就，也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弟子。您将教学与科研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既注重课程内容的基本知识的传授，又随时依据本学科的学术动向，实现了“教学相长”。请问您能否就亲身体验给我们谈谈您是如何看待与解决这其中的矛盾的？袁教授：
上面已经讲到，我过早地受命讲明清文学史的课，开始感到很吃力。要讲的作家作品不能不依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因此拼命地阅读、思考、写出讲稿，正如俗话所说，“现炒现卖”。正是这种压力，使我的业务水平提高得较快。讲了两三遍课，感到较为轻松了，也就有时间对某些作品中的问题，做些较深入的研讨，将意见充实到讲稿中去。有的问题，自己觉得有新意，学生反映较好，再做些思考，写成文章发表出来。我早期发表的文章大都这样作成的。我尝到了这种甜头，也愿意多开课，系里有新的教学任务，如一位越南留学生提出要听中国元明清时期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的课，我接了下来，边学边讲，质量虽不高，我个人却受益不浅，当时发表的《明中期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思潮》，就是讲稿中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一节，受益深远的是为研究明清时代的作品拓宽了思路。另一方面，在教学中多是当时文学研究中有争议的，学生提出要听听教师的意见，这也促成了我喜欢研讨问题的习惯，研讨便有所得，也就是个人之所识所见，这便带有了研究的性质。这样，我讲课便经常随着本学科中引发争议、新出现的问题，增进新的内容，有的问题虽然不能解决，提出来也可以引起同学们思考，引起研究生的研究兴趣。我与研究生商定论文题目，更经常是先提出我曾经思考过的有意义的问题，供他们参考。在我的观念与实践中，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从未感到有什么矛盾，只是要分配好时间，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就行了。
Q您曾经说过：文学史研究要借助文学理论，也可以生发理论，两者相辅相成，实现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双向交流。或许对您这样充分掌握文献知识的大师而言，这二者的“双向交流”确实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但是对我们研究生而言，可能并不会如此简单，因为理论有导向作用。请您再申述一下您的看法。袁教授：
十多年前，我提出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双向交流的问题，意思是文学史（或者说古代文学）要掌握和借助文学理论，也可以生发、深化文学理论，两者应当是互动的。事情本来就是这样：评论作家作品免不了要用理论家提供的范畴、观念、价值标准，一种新的理论总是会引起解析、诠释作品的方法的改变，生发出新的理解、认知。反过来说，理论是从对作家创作和作品文本的批评、诠释中生发出来的，古今中外的许多杰出的理论家是从对古今作品的批评、诠释中提出理论，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如中国刘勰、金圣叹等，西方的黑格尔、别林斯基等。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我感到我们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由于各种原因，现在分作两个学科，存在着彼此疏离、不甚搭界的现象。文学理论重在接受外来的观念、范畴，理论家多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论著中往往只是以中国古代名著作为理论的例证。文学史研究先是沿袭中国传统的治学路子，偏重作家事迹、作品版本和本事、文学史实的考证，这自然是有意义的，而且成绩显著，但作品解析、诠释相对进展缓慢，长时期的偏重于单向评价，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往往是不了了之，缺少理论的研讨，更缺乏在对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中总结、提升理论的意识。近些年来，理论界引进了现代西方的多种文学批评理论，引起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兴趣，自觉地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却仍然多是单向的接受，更不好的是生搬硬套，努力研究的结果却只是在证明所持的理论，对研究的作家作品并没有创新，反倒形成削足适履的后果。
我提出文学理论与文学史双向交流的意见，也是出自自己做文学史研究的体会。我做中国古代小说，包括《聊斋志异》的研究，如上面所说，有自己的特点，重在认知，重在对文学作品的结构、机质进行客观的解析，把握其创作和文本的基本特点，并说明其文之所以如此这般的内外原因，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认识。其实这与我在大学读书和初留校任教时学习过哲学有关，我曾选修过一门哲学课，听过华岗校长系统讲授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其间比较认真地读过恩格斯晚年写的一些关于历史唯物的通信，头脑里记住了其中讲述的关于意识形态部门的思想、学说的生成、变化的规律、特点。我的一些论文，如《〈红楼梦〉的思想性质问题》、对《西游记》做出的其中存在着旧题材与新思想、弘佛原旨与具体描写相悖的论断，都是运用那种理论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分析得到的认识。所以，我觉得研究文学史应当掌握一定的哲学和文学理论，具有一定理论素养。另一方面，我在做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时，得出了一些理性的认识，体会出了现象背后的带普遍性的问题，如上述所说，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的演变，发现小说创作与文本构成的主客因素，如写实与想象、描摹与夸饰，是相互消长的，这便构成了小说各自的文学特征；从《聊斋志异》与六朝志怪小说的差异，发现原本具有神秘性的观念及其故事模式，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转为表现方式方法具有的形式的性质，文学的审美性减弱了，取代了原来的神秘性。这样，也就使我逐渐地意识到解析、诠释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理解、认识的深化，也是可以提升出理论来的，至少可以说是为文学理论的丰富、深化提供素材和凭据，如苏联的巴赫金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提出了“复调”说和“对话”。
Q请问袁老师，您对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持批评态度，能否再具体说说其中的道理？袁教授：
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由于没有空闲时间，没有看，没有听。听说刘心武讲《红楼梦》，颇为轰动，引起一些争议，有研究古典小说的还很气愤。前年寒假，我找来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书，粗略读了一遍，觉得非常荒谬。标题是“揭秘”，其实是望风捕影、牵强附会的编造。说《红楼梦》里的贾元春原是曹雪芹的姐姐，连新红学自传说的创始人胡适，都说过他查遍了有关史书没有找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有位姓曹的妃子。现存的有关曹家的文献资料比较多，研究者颇多，还有名称叫“曹学”，谁也没有发现曹雪芹有那样一位做了皇帝妃子的姐姐。说贾元春的原型是曹雪芹的姐姐，没有真凭实据，只能说是编造出来的。刘心武的“揭秘”最为核心的内容是说秦可卿的原形是康熙皇帝的太子允礽被废时偷藏到曹雪芹家的新生女儿，这既无文献可征，又甚不合情理：康熙皇帝废掉允礽的太子名位，对允礽的子女并没歧视、虐待，允礽何必要藏匿一个初生的女儿？他在被禁锢的情况下，怎么还能够使人送出宫藏到曹家而不被人发现？曹家是康熙皇帝恩宠有加的亲信，曹家如何敢于得罪权威无比的老主子，私藏与其家族没有密切关系的、而且是已经失去太子地位的允礽的女儿？
刘心武自谓是考证《红楼梦》小说人物的原型、本事，属于考证派，实际上，他做的不是考证。考证是中国古代研究历史文化的重要方法，清代特盛。古代和现代的学者提出过一些考证的原则，譬如要有确凿的证据，主张博证，反对孤证，结论应有百分之百的确证性。刘心武的“揭秘”不是靠确凿的文献资料，基本上是抓住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和似是而非的历史人事，进行牵强附会的联系，说好听一点是猜测，说不好听一点是瞎编。譬如说，他说《红楼梦》里的北静王水溶是由康熙的第二十一子允禧和乾隆的第六子永瑢合成的，理由是两人都不热衷政治，允禧死后谥号是“靖”，与“静”字同音；过继给允禧为后的永瑢，名字与“水溶”字形相近，似乎不无道理。查查历史，允禧死后才能有谥号，永瑢才奉乾隆之命出嗣允禧为后的，其时已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了，也就是曹雪芹已经写出了“贾宝玉路谒北静王”那段情节，他怎么会预知允禧谥“靖”、永瑢会为其嗣子，利用字音字形的相近合成为北静王的形象？这纯属有意的牵合附会。再如《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红怡群芳开夜宴”，探春掣出的签，主“必得贵婿”，众人说“我们家已有了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刘心武说这两句话里“王妃”是指贾元春的原型曹雪芹的姐姐曾经是乾隆未登极前做亲王时的妃子，并由此证明曹雪芹姐姐入宫先被分配到废太子允礽身边，二度分配到了内定为太子的乾隆身边，做了“王妃”，乾隆继皇帝位后，她“告发家族私藏皇家女子”，才被封为“皇妃”的。可是清朝史书“王妃”多是指皇帝妃，亲王妻妾称福晋、侧福晋，除太子妻封妃，其他皇子是不封妃的。再就《红楼梦》这回的的情节说，当时贾元春早就是贵妃了，省过亲了，大观园里小姐、丫环们口里的“王妃”，还能不是皇帝妃吗？这也可见刘心武为了编造曹雪芹的姐姐有那样的经历，以便揭出他自己制造的秘事，是如何地不顾历史和小说的实际情况！怎么还算得上考证？怎样能令真正读过《红楼梦》的、有一定的历史知识的人信服？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诠释自然是多样化的，但多样化的理解、诠释中有正解，也有误解，还有有意识的曲解，是不能同等看待的。刘心武的这种“研究”法，并非解读为一种历史，那种所谓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是编造出来的谎话，以此而排挤掉《红楼梦》描写出来的小说世界的社会意义，对这部伟大的小说是一种危害，对读者也是一种有害的误导。
Q《百家讲坛》这几年特别“火”，很多走上百家讲坛的老师后来都被称为“明星学者”。我们都知道，做学问是需要具有坐冷板凳的精神的。作为一个学者，您如何看待“明星学者”现象？袁教授：
“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专题节目，收视者很广泛，影响很大。特别“火”，从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发生了争议，媒体热衷于传布这种争议，歧说异见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形成了一定的“热”效应。在“百家讲坛”讲谈者讲谈的内容都是文史方面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有学术性，有的有一定的学术含量，有的没有学术含量，有的可以说是伪学术，恣意妄说却充作学术。什么是学术？学术是指对自然、社会、人的精神活动产品的研究、认知，提示出其性质、构成、功用及其变化规律，著书立说是研究者表述其所发现、发明及对应的意见。所谓发现、发明是指前人没有认识到的、没有讲述过的。“百家讲坛”不是文史方面的学术讲坛，是普及性的，不必是学术问题上的发现、发明。因此，不能以学术含量多少衡量讲述内容的好坏，严肃的学术问题很少有人听得懂、愿意听，也是不好的。在“百家讲坛”中讲谈者自然大都是从事文史研究的学者，即不都是在学术上有所发现、发明，有所建树者，虽然这不妨碍他们讲谈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内容又是正确、少有知识性的错误，不违反学术规范，能启人心智。称作“明星学者”，无疑是指他们因在“百家讲坛”上讲谈而出了名。“明星”一词的广泛使用，源于指称有名的电影演员，并不十分认真，必定是指演技高超的演员，因而用在别的领域也就比较随意。“明星学者”之称也不意味着是很有学问、在学术上有杰出成就的学者，所以也不必认真。有一点是应当区别开的，那就是不仅在政治思想要拒绝不良有害的讲谈，文化上、学术上不良有害的讲谈也是要拒绝的，恣意混说的伪学术是有害的，要不得的。要做学术研究，就应当老老实实，遵守学术道德规范，不务虚名。
文章来源：《山东大学研究生学志》第23期
“学者访谈”栏目
编辑
徐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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