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新书局年版
编者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之间的关系是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历来研究者多集中于辩证鲁迅抄袭盐谷温说不能成立，赵京华教授别辟蹊径，从“国民文学”时代中日两国学者共同构建中国文学史之编撰体制这一宏大视野出发，深入探讨鲁迅与盐谷温之间学术上相互认同彼此借鉴的互动关系及方法论上的同异，同时通过对盐谷温学术思想的意识形态背景的深入分析，阐明年以后鲁迅与盐谷温不再来往的深层原因，呈现了近代以来中日学术交流与分歧的复杂图景。感谢赵京华教授授权转载此文。
鲁迅与盐谷温：
国民文学时代的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之创建
赵京华
一国民文学时代之“文学”历史主义研究的发生
在西方，与启蒙运动相伴而生的文学上之狂飙运动（浪漫主义）到了19世纪中叶渐趋落潮，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亦逐渐定型。因此，福柯说“文学”的确立不过是19世纪后期发生的事情。而同样是诞生于19世纪的以进化论和实证科学为根基的历史主义思潮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则导致了对文学加以规范化的国别文学史的大量产生。这种崭新的文学史编撰体制，意在通过回顾文学的历史以寻找“国民”的心声，从而凝聚作为民族国家之主体的国民意识。因此，我们可以说19世纪后期已然进入到一个“国民文学”的时代，而文学史书写的兴起和发展乃是适应这个时代要求必然发生的一种学术制度构建。
这种文学史制度建构发源于欧洲，正如现代民族国家最早出现于西方一样。它的源头大概在德国作家赫尔德的《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心声》（）之中，赫尔德主张从诗歌与民族、地理、历史之间的关联入手来研究文学史。这预示了泰纳种族、时代、环境三位一体之国民文学史的诞生。泰纳的《英国文学史》（）是一部典型的寻找民族或国民精神认同的文学史叙述，他强调一个种族具有天生和遗传的倾向，这些倾向因民族的差异而不同，它体现在民族世代传承的伟大文学中，成为一国国民区别于他国他民族的标记。而时代精神和地理环境则是铸成这种文学民族性的另外两个原因或外部压力。到了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则更明确把民族文学视为“国民性的文学”，坚信“一个国家的文学，只要它是完整的，便可以表现这个国家的思想和感情的一般历史”[[1]]。
以国民文学的视野来观察文学的历史，要求建立一套全新的阐释架构。它试图颠覆以往分散的、文言的，以帝王将相、绅士淑女为主体的文学叙述，重新建立起以一个核心民族尤其是代表该民族大多数的平民之口语化文学创作为核心的，即以戏曲小说为主体的所谓国民文学史。这种口语白话文学对抗文言古典文学的方式，也可以称为对以往雅与俗文学关系的价值颠倒。如果说，这样一种全新的文学史编撰体制诞生于19世纪后期的欧洲，那么，它的传入欧洲以外地区如东亚的日本和中国，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阅读周氏兄弟20世纪初留学日本时期的文章，便可注意到他们已经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史著作，如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利特耳《匈牙利文学史》等，并且强烈地感受到了文学史背后民族精神的兴亡和国民意识的凝聚。
日本和中国同样在19世纪中叶面临到西方列强向全球扩张的冲击，而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年代前后开始民族独立和主权国家建构的历程。如果说，日本经历明治维新而于年代前后其现代国家的制度建设基本成型，伴随着征兵和教育等一系列现代制度的确立以及“言文一致”运动的展开而迎来了国民时代学术文化的大发展，那么，中国也是在稍后的时期经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而有了现代主权国家的雏形，从而推动了五四新时代思想学术的兴起。仅就文学史这一编撰体制的建立而言，在日本，与芳贺矢一《国文学十讲》《日本文学史》《国民性十论》（）和津田左右吉《文学上所见国民思想的研究》（）等有关日本文学史的著作大量涌现同时期，也开始出现了汉学家有关中国文学的历史著作，如笹川临风《支那文学史》（）、久保天随《中国文学史》（）、狩野直喜《支那文学史》（年讲）《支那小说史》（年讲）《支那戏曲史》（）等。这中间，中日在现代化进程上的一二十年落差导致了下面这样一个特殊现象，即中国有关本国文学史的建构与先一步实现了学术之现代转换的日本汉学（支那学）之有关努力几乎是同一时期发生，并于20世纪初在彼此影响相互切磋之中共同建构起了中国文学史的编撰体制。我们需要打破以往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比较视野下“日本影响中国”这一单线的观察视角，而看到交互影响的历史复杂性并建立起在世界和东亚范围内观察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建构过程的复线视角。
以中日之间有关元曲及明代以降的通俗文学研究为例，王国维的存在便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宋元戏曲史》的单行本虽出版于年（商务印书馆），但王国维的元曲研究早在年便已开始，年至年寓居京都期间，更与日本汉学家多有交流，甚至对京都学派产生巨大影响[[2]]。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商务印书馆年版
我们先来看同时代的读者傅斯年，在评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文章中，是如何敏锐地道出了此类全新的文学专史出现于民国初年的时代意义和价值的。这便是，发现和书写历史上的“新文学”即“国民文学”或曰“俗文学”，以呼唤时代文学的发展；同时参照中外文学的历史，根据文学史自身的“体制”撰写“科学的文学史”。傅斯年说∶
宋金元明之新文学，一为白话小说，一为戏曲。当时不以为文章正宗，后人不以为文学宏业；时迁代异，尽从零落，其幸而存者，“泰山一毫芒”耳。……
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以旧法著中国文学史，为文人列传可也，为类书可也，为杂抄可也，为辛文房“唐才子传体”可也，或变黄全二君“学案体”以为“文案体”可也，或竟成《世说新语》可也；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文学史有其职司，更有特殊之体制；若不能尽此职司，而从此体制，必为无意义之作。[[3]]
傅斯年所言《宋元戏曲史》之划时代意义，正道出了20世纪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制而要求科学的国民文学史之出现的时代趋势。而在历史主义之科学态度和建构国民文学史这一全新的意识上，王国维与日本汉学家尤其是京都学派的学者们达到了一致的契合。他寓居京都期间与日本同行的多方面交流，则象征性地呈现了20世纪初叶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建构中国现代“科学的文学史”之壮丽的景观。例如，盐谷温在《支那文学概论讲话》[[4]]第5章讲到戏曲研究时，就提到日本学者着其先鞭而开创研究俗文学（国民文学）的新时代，中国学者王国维则出手不凡而给日本以重大影响的事实。
词至南宋而极盛一时，遂转而为元曲，于中国文学史上放射出灿烂光芒。世上之文学史家将汉文、唐诗、宋词、元曲相并称，赞此四者为足以代表时代之所谓“Epoch-making”的大文学。然我国历来虽于汉文和唐诗研究上十分盛行，至宋词元曲研究却付等闲。作为我国之词曲研究者则前有田能村竹田、后仅有先师森槐南博士。……至近年，则中国本国亦曲学勃兴，曲话及杂剧传奇类的刊行不在少数，而吾师长沙叶德辉先生及海宁王国维君则为斯界之泰斗。尤其王氏有《戏曲考原》《曲录》《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史》等有益之著作。王氏游寓京都以来，我国学界大受其刺激，自狩野君山博士始以至久保田髓学士、铃木豹轩学士、西村天囚居士及亡友金井君，均于斯文造诣极深。或对曲学研究发表卓见，或竟先鞭于名曲之翻译介绍，而呈万马奔腾之盛况。此前，明治三十年笹川临风学士刊行《支那小说戏曲小史》在先，后有幸田露伴博士之《元曲选》解说及森川竹磎学士之《词律大成》二十卷，皆为煞费苦心之作。近又有今关天彭氏著《支那戏曲集》。[[5]]
据此，我们足以肯定地指出：20世纪最初20年间乃是中日学者在“国民文学”的崭新观念下共同建构全新的中国文学史（包括各种文类专史）编撰体制的时代。其中，思想方法上的相互切磋彼此学习和文献资料上的互通有无彼此参照，这样一种学术交流的时代盛况值得我们记忆。同时，在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的确立过程并思考其思想史意义的时候，或者研究近代中日学术交流史之际，这样一种历史大背景应该是我们思考的基点。
本文讨论的主要议题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众所周知，在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一桩所谓“鲁迅抄袭盐谷温”的公案，自年初事件发生以来直到新世纪的今天，依然有人议论纷纷。但在我看来，当年与《语丝》派交恶的陈源教授仅凭道听途说而对鲁迅的诬陷，早在年6月君左译出盐谷《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的小说部分并刊载于《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中、以及孙俍工的全译本于年出版之后，已经不攻自破。新世纪以来，虽依然有人借此话题攻击鲁迅，但也出现了一些从学术史和翻译传播的视角做脚踏实地之研究的论文。前者如鲍国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对于“抄袭”说的学术史考察》[[6]]，后者如牟利锋《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在中国的传播》等，都是可贵而有益的学术努力。尤其是鲍文，不仅依据新史料进一步梳理“抄袭”谣言的生成过程与复杂背景，且着力论证了两者在“概论”重文体和“史略”讲变迁的文学史编撰体式上的同异，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我注意到，即使是鲍国华的论文也仍然没有摆脱只强调“日本影响中国”的单线思维[[7]]，在论述鲁迅《史略》盐谷温《概论》之文学史体制上的不同时，并没有结合“民国文学”的时代大背景，来讨论他们如何共同颠覆了以诗文为正宗而轻视小说戏曲的传统文学观弊端。
鉴于此，我不再纠缠于“抄袭”公案的细节本身，而将从“国民文学”时代中日学者共建全新之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的大视野出发，重点讨论鲁迅与盐谷温之间学术上相互认同彼此借鉴的互动关系，在确认他们的著作分别于对方国家得到传播而产生影响的情况之际，尤其注意考察《史略》在日本翻译的过程，以立体地呈现中日两国学者相互交流的学术史盛况。与此同时，我还将全面介绍盐谷温作为20世纪日本重要的汉学家其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包括其政治立场上的复古之儒教意识形态与日本帝国殖民主义的内在关联，从而阐明年代之后鲁迅何以不再与盐谷温交往并对其有所批评的深层原因。我认为，这样一种既看重其学术上的交往关系又不忘其背后之文化政治的批判性视角，对于深入理解中日近现代学术交流史乃至两国关系史，乃是非常必要的。
二鲁迅与盐谷温学术交往始末
盐谷温（-）出生于以史学为家学的一个日本汉学世家，字士健，号节山。早年接受过严格的传统儒学教育，承袭盐谷家“素读”（背诵）家法，5岁起始背诵四书五经[[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年始任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成为该校“支那文学讲座”科目的最早教员。上任伊始，便得到明治政府海外留学派遣令，于年底赴德国慕尼黑大学及莱比锡大学学习。在德国时间，曾听讲《老子道德经》《礼记》等课程。但就后来成为其学术志向的中国通俗文学尤其是戏曲小说研究而言，盐谷温当时更多受到了英国汉学家瞿理斯和德国汉学家葛鲁贝分别出版于年和年的《中国文学史》启发。至此，形成了以德国文献校勘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为根基的汉学研究方法，以及将戏曲小说等口语俗文学置于核心位置来观察中国文学历史的“国民文学”观念。
孙俍工译《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开明书店年初版内页盐谷温照片
盐谷温获得的海外留学时间为期四年，为了习得中国文化的必要知识，他结束在德国的留学后又于年秋转道赴清朝中国，先在北京做为期一年的汉语学习。这期间，他遇到王国维并获赠王氏的《戏曲考源》《曲录》等著作，成为他日后完成博士论文《元曲研究》的重要指南。年冬赴长沙，拜叶德辉为师学习词曲。在湘期间，他还曾拜见硕学大儒王闿运、王先谦、瞿中唐等。王先谦劝其研究经史，盐谷温则婉拒，表明自己欲开拓中国文学研究的新生面而志在戏曲小说方面。另，曾深入钻研《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燕子笺》、《长生殿》和《桃花扇》等经典曲目，奠定了其后中国文学研究的深厚基础[[9]]。年结束留学生活回国后，始在大学开设“支那文学概说”、“支那戏曲讲读”等课程。而年夏季所做大学公开讲演《支那文学概论》，后整理出版名为《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乃其传世的学术代表作。年，盐谷温以《元曲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晋升为教授[[10]]。《东京大学百年史》称：中国文学之研究及教育初具规模和成果，乃始于盐谷温。
在盐谷温留学中国发现戏曲小说的文学史价值之际，鲁迅也正在默默地“钩沉”古小说材料。我们观其发表于年的《古小说钩沉序》，发现鲁迅在说明“余少喜披览古说，或见讹敓，则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辄亦写出”的趣味喜好同时，也看到了小说之“况乃录自里巷，为国人所白心”[[11]]的性质。考虑到留学日本时期已经大量接受西方“国民文学”的思想熏陶，我认为此时的鲁迅已经对中国小说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当然，从20世纪全新的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之确立过程来讲，他的小说史观乃至文学史观的体系建构还要等到年开始承担北京大学的小说史课程并着手编辑教材之时。换言之，鲁迅与盐谷温治文学史的学术路径虽或有不同，但都是自20世纪初便开始着手，一样在年前后推出传世著作，并参与了新时代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的建构。
这里，我们首先要以《中国小说史略》和《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中心，确认两作者围绕小说史研究而建立起的一段不深不浅的因缘关系。周作人曾回忆：“豫才因为古小说逸文的搜集，后来能够有《小说史略》的著作，说起缘由来很有意思。……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里当‘票友’，马幼渔君正做主任，有一年叫我讲两个小时的小说史，我冒失的答应了，回来同豫才说起，或者由他去教更为适宜，他说去试试也好，于是我去找马君换了什么别的功课，请豫才教小说史，后来把讲义印了出来，即是那一部书”。[[12]]这是鲁迅编撰小说史的契机和起始。现代民族国家制度之基本的教育制度，特别是以培养新国民为终极目标的大学教育其科目上的需要催生了文学史编撰这样一种学术体制，这是19世纪后期以来的全新现象，各国莫不如此。
眼下的问题是，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由东京大日本雄辩会出版于年5月15日，鲁迅于何时以怎样的渠道接触到该书的。查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其所藏的是该书当年的精装再版本。然而，我们在年前后的鲁迅日记及书帐中并没有发现任何获得此书的记录。所幸，周作人日记中有两条购入该书的记录。如日记所附书帐年6月项下有“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盐谷温，让予逷先”；9月项下又有“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盐谷温”的字样。而日记正文6月2日项下曰∶“至日本邮局取丸善十七日寄小包内梵文学史等五册以「及」英语注音字典一册”，9月17日项下则曰“往日本邮局取丸善一日小包两个内古代希腊の思想等五册”[[13]]。从时间和书帐排列顺序等推断，可以知道周作人是通过东京的丸善书店购入盐谷温著作的，而相隔三个月两次购入同一图书，则由于第一次购得的送给了朱希祖（逷先）。从年“兄弟失和”之前两人的藏书时常共用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断鲁迅大概是通过周作人的购书而最早接触到盐谷温的著作，或者《手迹和藏书目录》中的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就是周作人9月邮购的那本也说不定。而当时正在准备《中国小说史》讲义的鲁迅，从一开始便有机会参考到该书，则是毫无疑问的。
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日文版封面
盐谷温与鲁迅最早开始书信交往是在年8月。该年3月，盐谷温在日本内阁文库新发现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即元至治（-）年间新安虞氏所刊《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三国志》，这“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鲁迅语）。8月，盐谷温将其中一部的私藏版“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制成影本，托去北京访书的弟子辛岛骁送给鲁迅。于是，鲁迅日记8月17日项下有∶“辛岛骁君来并送盐谷节山所赠《全相平话三国志》一部”的记载。而在这之前的8月9日，鲁迅已通过章川岛收到盐谷温的信函（《日记》曰：“下午矛尘来并交盐谷节山信及书目一分”）。如今我们已无从知道信函和“目录”的详情，但可以确认这是两人通信的起始。直到年11月7日盐谷温的名字最后出现在《鲁迅日记》中，这期间相互往来书信及寄赠书籍的记载共9次，其内容基本上是都有关小说史文献资料的。
而两人唯一一次晤面，则是年2月23日，地点在上海内山书店。鲁迅当日的日记记载：“晚往内山书店……。遇盐谷节山，见赠《三国志平话》一部，《杂剧西游记》五部，又交辛岛毅「骁」君所赠小说、词曲影片七十四叶，赠以《唐宋传奇集》一部。”遗憾的是，两人都没有留下当时会面的个人观感的文字，其前后的通信往来也限于有关小说史的学术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术交往礼数周到，充分显示了相互之间的认可和尊敬。如在最初得到盐谷温的书信及目录之后，鲁迅便在一周之后的8月17日将刚刚由北新书局出版（8月12日）的《小说旧闻抄》寄赠盐谷温；与辛岛骁见面得到盐谷温所赠《全相平话三国志》后，鲁迅则于8月26日寄出答谢信；年2月21日，盐谷温通过内山书店转寄来宣德刊本《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的新近影印本（《鲁迅日记》误记为“正德本”），鲁迅则于3月6日寄出答谢信；年9月，《中国小说史略》修订本出版，15日李小峰送来样书20本，鲁迅即刻于17日寄赠盐谷温3本。据悉，此赠本扉页上有“敬呈/节山先生教正/鲁迅/九月十七日”字样[[14]]。
鲁迅与盐谷温的直接交往始于年8月，这似乎另有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年1月30日陈源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散布鲁迅《史略》抄袭盐谷温《讲话》小说部分的谣言，鲁迅则于2月8日刊出《不是信》一文予以反驳：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功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史实为“蓝本”。[[15]]
鲁迅的反驳有理有据且态度诚恳，而在年北新书局修订版中则于第十四篇和第二十一篇等处明确标出了源自盐谷温的材料出处。实际上如前所述，早在年君左译出《讲话》小说部分而公布于世的时候，陈源的诬陷便已不攻自破。那么，盐谷温是否对这桩“抄袭事件”有所知晓呢？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还无从判断。但总之，他在与鲁迅通信之前便接触到《史略》，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小说史略》作为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曾先后于年、年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分上下册印行；年又由北新书局合印一册出版。而在日本年7月便有盐谷温的高足仓石武四郎于《支那学》杂志第4卷第1号以“卧云”笔名发表了相关的书评。由此，日本学者伊藤漱平推测：在此之前该书就可能通过京都的汇文堂或东京的文求堂输入到日本，而盐谷温则最早获得此书并肯定了其价值[[16]]。就是说，不管盐谷温是否知晓与自己有关联的陈源对于鲁迅的诬陷，作为从“国民文学”立场出发而开创了中国小说戏曲研究新局面的日本学者，他对鲁迅的认可和尊敬自然非同一般。它不仅再次证明了陈源的造谣乃是诬陷不实之词，且显示了鲁迅小说史研究独自的学术价值而被外国同行所承认[[17]]。实际上，《中国小说史略》在日本还有一段中国人很少知晓的翻译传播史。
三《中国小说史略》在异域日本的译介传播
郭沫若称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壁”[[18]]，我们同样也可以称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东亚草创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两个高峰。而且，两书在各自的对方国家都有一段不断被翻译和传播的历史。它们的作者则互相认可其价值。鲁迅不仅在著作的修订版中谦虚地吸收了盐谷温所提供的有关中国小说史的新材料，而且多次对其研究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例如，年所作北新书局修订版的《题记》就肯定说：“盐谷节山教授之发现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又如，年12月20日致曹靖华信曰∶“中国文学概论还是日本盐谷温作的《中国文学讲话》清楚些，中国有译本。至于史，则我以为可看(一)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二)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已出四本，未完)，(三)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共三本)，(四)王国维∶《宋元词曲史》，(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这些不过可看材料，见解却都是不正确的。”[[19]]而盐谷温，不仅以提供新史料并借游历上海之机拜会鲁迅的方式表示尊敬，并且自年开始在东京帝国大学的课堂上采用《中国小说史略》为授课教材，甚至曾有组织学生一同翻译此书的计划，足见其对鲁迅著作的评价之高。盐谷温的《讲话》在中国曾有两个编译本，三个不同的翻译本，其译介传播过程已有学者的研究论文发表，可以参照[[20]]。
盐谷温于上海会见鲁迅之后，次年开始在东京帝国大学课堂上采用《中国小说史略》作为授课教材。年，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家伊藤漱平（增田涉弟子）在天理图书馆发现了盐谷温生前捐赠给该馆的这本作为教材的《史略》原本，其中有盐谷温的大量批注，版权页上则有一年授课结束之际老师及学生7人的纪念签名。以此为契机，伊藤漱平调查有关情况，撰写了详细的论文《关于盐谷温博士注释本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史略日译史话断章》[[21]]。以下，我将主要依据此论文并结合鲁迅著作等原始文献，对《史略》在日本的译介传播情况略做介绍。
盐谷温年度担任的东京帝国大学课程为文学部的“支那文学演习”，课堂采用的教材《中国小说史略》是年1月北新书局的第5版，即年修订本之前的版本。我们已知，鲁迅为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曾花费大量时间和心血广泛收集辑录有关史料。在年所作《小说旧闻抄》“再版序言”中他回忆道：“《小说旧闻抄》者，是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所集史料之一部。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颇亦珍惜。”[[22]]由于“无力买书”且时地有限，给鲁迅收集原始文献带来了种种限制，使他未能做到尽用善本。也因此，他不断增补新材料，每有再版的机会必做修改。而据曾参加盐谷温授课的学生内田道夫回忆：“演习课上的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老师要求所引书籍必核对原书，一字一句不可错过。”（转引自伊藤漱平文）而盐谷温在书中的批注则大概有四类：1，在原文段落之间加上小标题；2，断句并加说明；3，对引文中的异字等加标注，如《枕中记》的引文有“其羅者皆死”，盐谷温在“其”字旁边注：“一作共”，“应据说荟之共羅”。4，是对《史略》表示不同意见的加注。另据记载，年度盐谷温曾再次采用《史略》作为课堂教材。
在课堂上，盐谷温不仅要求学生对《中国小说史略》的引文一一核对原书，而且安排学生逐字逐句翻译，因此，后来甚至有学生们以汉文训读方式合译并寻书局出版的计划。说到《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23]]，我们知道年东京赛棱社出版的增田涉译本是第一个在鲁迅直接指导下完成的完整译本。但实际上，在此之前还曾有两个翻译计划，即在盐谷温门下以汉文训读方式合译并加注释的工作之外，还有已于年毕业并赴殖民地朝鲜京城大学任教的辛岛骁(-，盐谷温女婿)，也曾独立进行翻译的工作。如前所述，辛岛年曾作为盐谷温的信使于8月17日拜会过鲁迅，而查《鲁迅日记》，直到年为止他们之间的见面和书信往来记载竟有22条之多。其中，不仅有小说史方面资料书籍的相互馈赠，甚至有辛岛自朝鲜寄赠绢品、玩具、鱼子等，而鲁迅则赠其《李卓吾墓碣》拓本、翻刻本雷峰塔砖中佛经一纸等，以及两次宴请的记载，可见鲁迅对晚辈后学的关怀和两人交往的密切。
实际上，在这期间辛岛骁已经有了翻译《中国小说史略》的计划。据其子辛岛升回忆，年3月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立刻赴朝鲜京城大学任教的辛岛骁，也曾在课堂上采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作为教材，并在授课过程中有了翻译此书的想法[[24]]。年途径上海回东京的辛岛骁再次拜见鲁迅，《鲁迅日记》9月8日和11日也确有“上午辛岛骁来”、“下午往内山书店，遇辛岛、达夫，谈至晚”的记载。另据辛岛本人战后的回忆，就是在这次会面中，他就《史略》的日译征得了鲁迅的同意[[25]]。而如上所述，在学生们准备以汉文训读方式翻译《史略》之际，盐谷温曾派某学生去汉城与辛岛骁联络以探听其翻译计划的虚实。当得知他已经译出大半之后，东京方面则只好作罢。与此同时，年同为盐谷温学生的增田涉到上海与鲁迅联系，并在鲁迅直接讲解下开始《史略》的翻译工作。期间，增田曾致信汉城的辛岛骁，希望能将《史略》的翻译出版权让与自己[[26]]。结果，最后得以实现的翻译计划是出版于年的增田涉译本。
战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仍不断有新的译本出现。年岩波书店出版了增田涉的新译本上卷，而下卷因其突然逝世由弟子伊藤漱平续译。年，日文版《鲁迅全集》由学习研究社出版，今村与志雄担任《中国小说史略》的翻译。今村还于年在东京筑摩书房出版了一个上下两册的单行修订本。最新一个译本则是中岛长文所译，由东京平凡社东洋文库于年出版的。该译者还于其后自费印行了《中国小说史略考证》的大部头研究著作[[27]]。可以说，日本两代学人兢兢业业不遗余力地移译《中国小说史略》，不仅使这部学术名著得以在日本广为流传，而且更反映了日本学者对该书的高度评价和长久不衰的敬重。这与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在中国有多个译本并得到广泛传播的情形交相辉映，谱写了中日现代学术交流史的重要一页。
四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的建构及其两人方法论上的同异
如前所述，盐谷温和鲁迅身处“国民文学”的时代，在建构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的过程中，其最大的共同性体现在对雅俗文学关系的根本性颠覆方面。我们暂且抛开他们在处理“文学史概论”和“小说专史”方法上的不同，则可以看到他们共同把北京公立医院里哪所治疗白癜风好白癜风的最好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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