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黎红雷、李宗桂、杨海文主编：《春风讲席——李锦全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年9月版，第—页；收入李锦全：《李锦全文集》第6卷，中山大学出版社年10月版，第—页。按，第2—4节以《李锦全教授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为题，原载《高校理论战线》年第1期，第24—31页。
作者：杨海文，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李锦全先生（—，以下简称“先生”），祖籍广东东莞，历任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年出任哲学系主任。先生曾经兼任不少社会职务，如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广东儒学研究会会长、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广东文化学会副会长、广东康梁研究会副会长、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理事、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等；现在，虽近耄期，他仍兼任着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顾问、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顾问、广东朱熹学术思想研究会会长、广东岭南理学研究会会长、广东无神论研究会会长、广东老子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等社会职务。
截止目前，先生著有《海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人文精神的承传与重建》（广东人民出版社年版）、《〈华严原人论〉释译》（台湾佛光出版社年版）、《陶潜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思空斋诗草——忧患意识、旷达人生的剪影》（花城出版社年版）、《李锦全自选集》（共4卷，前3卷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年10月、年12月、年7月出版，第4卷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年12月出版）等，合著《简明中国思想史》（中国青年出版社年版）、《简明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年初版、年修订版）、《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人民出版社年版、延边人民出版社年朝鲜文版）、《岭南思想史》（广东人民出版社年版）、《庄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年版）等，参与主编《中国哲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年版；下卷，人民出版社年版）、《中国哲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年第1版、年第2版）、《中国哲学史纲要》（外文出版社年版）、《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共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现代新儒家学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从年起，“专人研究系列”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专题研究系列”由辽宁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新华文摘》《光明日报》《中山大学学报》《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学术月刊》《文史哲》《社会科学战线》《学术研究》《现代哲学》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两百多篇[①]，其论著获各类奖励13项。
“思往事，旧梦忆儿时。秋月春花皆过了，行云流水欲何之，无语笑书痴”，“知鉴戒，读史理残篇。莫向明园寻旧梦，且随燕市换新天，民乐兆丰年”[②]，这是先生年除夕留滞京华时所赋《忆江南》组词中的两首。如果说作者的诗以言志可以逻辑地引导阐释者以诗证史，那么，经由以文为史的清理和以史为心的想像，“读史理残篇”与“无语笑书痴”也就历史地呈现了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研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治学取向和心灵追求。
一、由出入文史而彰显思想
像许多老一辈学者一样，先生的青少年时代在民族危亡、国家动乱中度过。年10月，亦即他12岁考入东莞县立中学后不久，日寇的铁蹄践踏到了南方，东莞县城沦陷，东莞县立中学流亡外地。因年龄关系，先生无法跟随，被迫停学，困居家中。这一困居长达四年，但却对一个少年往后走上文史研究之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若干年后，在为《当代百家话读书》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年版）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先生对这段岁月的读书情况列过一份清单。他说：在停学困居的四年里，“我初做书迷是向小说进军。先是《水浒传》《西游记》，后续是《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以及历朝演义、晚清社会小说等也都涉猎，这是当时读书的一个方面。同时另一方面是诵读古典诗词，启蒙读本是《唐诗三百首》。我当时是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记忆力相当好，不久都能全部背诵，在此基础上兼读《词选》和《花间集》，接着往前读昭明《文选》中的汉魏六朝诗赋，《诗经·国风》和《楚辞》，以及传奇剧本《西厢记》《桃花扇》等。史书初步接触《史记》和《通鉴》，但兴趣不如看文学书大”[③]。
少年时代这段“寒灯独对，孤影相亲”的读书时光，尔后深刻地影响了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过程中对于文史知识的有效采借。譬如，搞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都知道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曾用“以理杀人”批评宋明理学的负面效应，但这种负面效应的社会体现在学者们的高文典册中一般难以找到，倒是许多小说、野史有着淋漓尽致的描述。在《“命”与“分”》（收入《论宋明理学》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年版）一文中，先生就运用取自蒲松龄《聊斋志异》、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夏敬渠《野叟曝言》等清代小说、野史中的具体事例，形象地透视了宋明理学对后期封建社会产生的巨大思想影响[④]；在《在因果报应说的背后》（《北方论丛》年第5期）一文中，他则通过《阅微草堂笔记》有关因果报应说的生动描述，强调明清小说、戏曲在扩展史料、开拓视野等方面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和思想史的重要作用[⑤]。这些以文史证哲学的学术论文娓娓道来、生动活泼，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中别具一格，令人回味无穷。
“夜宿凉风早，征鸿近晚秋。繁星垂断垒，孤月涌重楼。烽火三边动，刀兵万里愁。胡尘何所处，愿继渡江舟。”[⑥]这是先生年9月与同学去东莞太平镇为支援抗日战争募捐时所写的五律《夜宿太平感怀》，是《思空斋诗草》开篇的第一首古体诗，时年12岁[⑦]。我们在此必须特别注意，“与经典为伍，与圣贤为友”的四年困居同样塑造了一个少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爱国情愫。当年，先生反复诵读《桃花扇》中的“谁知歌罢剩残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到今日山残水剩，对大江月明浪明，满楼头呼声哭声！这恨怎平？有皇天作证，从今后戮力奔命，报国仇早复神京，报国仇早复神京”，心头弥漫着“满腔愤恨向谁言”的苍凉[⑧]。后来，从发表《关于“爱国主义”问题的思考》（《现代与传统》第7辑）、《关于“爱国主义”问题的再思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到为黄节的诗集《蒹葭楼诗》写作书评《爱国心声何所寄？内忧外患总关情》（《书品》年第2期），揭示了少年时期经由时代变局和文学作品培塑起来的爱国情怀，一直理智地左右着先生正确对待学术研究与民族关怀的复杂关联。
年，先生进入高中二年级，时值文理分科。那个时候也像现在一样，成绩好的学理科，成绩差的学文科，但酷爱文史的少年李锦全偏偏不服气，自信肯定能够学好理科。结果，高中毕业时，他的各科平均成绩高居全校第三名，而且拿高分的都是数理化。到年报考大学时，青年李锦全却犯难了，因为行医出身的父亲希望他去学医，而他的兴趣系于文史，尤其不想将来做医生老是和病人打交道。最终先生报考了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和中山大学历史系，并被两校同时录取。由于中山大学是国立大学，他最后选择了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这所名校[⑨]。
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就读的四年里，先生修读过刘节（—）的《殷周史》、阎宗临的《世界古代史》、陈锡祺的《中国近代史》以及丘陶常、杨成志诸先生开设的课程，四年级时破例获准拿研究生奖学金兼任系文物室主任梁钊韬的助手，毕业论文《中大历史系文物室入藏唐代石刻目录（附跋文）》[⑩]则由岑仲勉（—）指导。“四年书剑”——“有谁知，南国学宫，此中甘苦”[11]，但名师大家给予一个少年学子的惠赐也是巨大的。正如《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人物志上》（华夏出版社年版）所言：求学历史系期间，先生“经过老师的教导和个人的努力，初步掌握了历史文献学、考据学以及文字训诂等方面的基本功，为后来从事历史研究打下了基础”[12]。
先生年7月大学毕业，系主任刘节要他留系任教。因解放初期，国家需要干部，当年大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他被分配到武汉的中南文化部文物处工作[13]。年，被派到北京去参加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训练班的班主任是裴文中，任课及指导实习的老师有贾兰坡、安志敏、夏鼐、郭宝钧、王仲殊、梁思成、莫宗江、阎文儒、宿白、唐兰、张政烺、陈万里、赵万里、马得志、陈公柔等人，可谓名家云集。七绝《参加考古班杂咏》的小序说：训练班“多取用现场教学法，并到大同、云冈、洛阳、郑州等地作考古实习，时间虽短，半年间却收获颇丰”[14]。“国中文物多丰采，喜得归来致用时”[15]，从北京回到武汉后，先生又受命到长沙参加过八个月的古墓葬发掘。其中，通过亲历出土有战国竹简的仰天湖35号墓的清理工作，他的“仰天湖上出奇珍，竹简千秋尚未闻。谁识此中文字意，墓中宝物日常新”一诗[16]，表达了对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尤其是物质文化遗产的深深热爱。
然而，由于年大行政区被撤，命运割断了先生与考古工作的职业关联。是年10月，他被调回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史教研室，室主任是知名学者杨荣国教授。这时先生从事的依然是《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但随着杨荣国年出任系主任，历史系成立了中国思想史教研组，他就开始以“中国古代思想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杨荣国的《中国古代唯物论研究》（桂林写读出版社年版）、《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重庆东南出版社年版）、《孔墨的思想》（生活书店年版、三联书店年重版）、《中国古代思想史》（三联书店年版、苏联国家出版局年俄文版）、《谭嗣同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年版、苏联科学院年俄文版）等著论，显然对先生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关键的转折还是年，这一年中山大学哲学系复办，先生和中国思想史教研组其他成员陈玉森、吴熙钊等人跟随杨荣国转到哲学系，进入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从此，这个高中时对数理化下过苦功夫、报考过大学中文系的年轻人，这个在历史系学习和工作过、在文物考古界培训和锻炼过的年轻人，就一直在“工作证”的意义上隶属于哲学系，在“学科专业”的意义上归属于中国哲学。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妨将年作为先生完成“由出入文史而彰显思想”这一转变的时间性界碑。
二、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沉思
自从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4期发表第一篇论文《古史辨派的疑古论述评》以来，先生就一直注重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去从事学术研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在相当程度上，“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7]，“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18]。由此，系统地考察先生针对学术界各个时期流行的“问题意识”做出的“自我回应”，成为对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进行“散点透视”的最佳途径。当然，出于完整地叙述传主思想的结构安排，本节侧重评述先生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的学术思索。
（一）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史学辨析
70年代末期，史学界对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进行过热烈讨论。譬如，刘泽华、王连升在《教学与研究》年第2期发表《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一文，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的有关论述，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肯定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同时，还强调生产斗争是更为重要的推动力。先生则以其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广博的历史见识指出：“从唯物史观来看，可以承认生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但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应该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两种论断因为是属于不同的范畴，本来是可以并行不悖的。”[19]据此，他撰写《关于阶级社会中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一文，全面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该文曾被年的《中国历史学年鉴》予以介绍，还被作为首篇文章收入《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旦从阶级斗争角度看历史发展动力，就密切关联着封建统治阶级、农民革命政权两个维度，尤其是如何正确评价农民革命政权在封建社会中政治、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是五六十年代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因此，农民革命政权问题也是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讨论得极其热烈的话题。围绕这一问题，先生曾在《史学月刊》《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研究》等刊物发表过一系列论述。在《试论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政权”的经济基础》（《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1期）一文中，他指出：“我承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曾经存在过短暂性的农民政权，并且在局部范围内，不同程度地曾经有过它自己的经济基础，并不等于承认在社会发展史上，在封建社会之外还有个农民社会；也不等于说，劳动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可以作为独立的生产方式来取代封建生产方式。”[20]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一史学辨析也是深刻和理智的。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农民起义，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认为洪秀全与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因而，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研究是年后史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受特定时代氛围、历史学科背景、岭南地域文化的影响，先生也一直中科与白癜风患者心心相印江西治疗白癜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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