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玉贵
石昌渝先生的新著《中国小说发展史》，是一部体大思精、代表当代水准的小说史巨著。石先生小说史撰著的重大创获，为小说史编纂树立了系统的典范。全面总结石先生小说史撰著的经验，是学界同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石昌渝；中国小说发展史；小说史编纂
年9月，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石昌渝先生的《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下卷，90.8万字；下称“《发展史》”）。我有幸比较早地获赠这部大著，拜读之后，不胜敬服。本文不拟对石先生的巨著进行全面评述，而仅记下读石先生著作的点滴感想。
一
石昌渝先生是海内外享有盛名的古代小说研究专家，公认的对古代小说学科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在撰著《发展史》之前，石先生的先期成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对小说基本文献的整理。20世纪80至90年代，石先生跟刘世德先生、陈庆浩先生一起主编了《古本小说丛刊》，该丛刊影印小说种，装为册。《古本小说丛刊》与《古本小说集成》早已是研治古小说的必备文献。
二是小说目录的集大成式编纂。4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石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著录文言小说种，白话小说种，乃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古代小说目录。［1］
三是对小说文体发展的理论总结。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石先生的《中国小说源流论》（年出修订版），该书是学界公认的石先生的代表作。刘世德先生评论该书道：“石昌渝的著作将小说史的研究从题材引向文体，开阔了小说史研究的视野，填补了学术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就我本人阅览所及，凡研究古代小说的专著，几乎均将石先生这部著作列为参考文献。
四是一系列小说史专题研究。石先生关于明代公案小说、《水浒传》成书年代、《红楼梦》后四十回及清代禁毁小说等专题研究论文，早就蜚声学界，影响深远。此类专题研究成果已有机融入《发展史》的写作。
既有雄厚的文献积累，又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可以说，独立撰著一部反映当代水准的小说史，石昌渝先生乃是当之无愧的最佳人选。《发展史》的问世便是奉献给学界的一份厚重的礼物。我们知道，撰著一部小说史，其前提是海量的文献阅读。经典小说名著的阅读自不必说，只要从事过古代小说研究的学者，都会承认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阅读一部偏僻的小说，准确概括全书或片段大意，不是一件轻易可为的事。撰著小说史，跟出版一般专著或论文集不同，撰著者必须面对全部小说文献，阅读量之惊人完全可以想见。撰著小说史，还必须有相当成熟的理论思考，否则，整个小说史势必沦为作家作品的汇编而失去应有的学术价值。《中国小说源流论》展示了石先生控驭全局的理论素养，在《发展史》中，石先生单辟“导论”一章，干净利落地交代了撰著小说史的理论思考。
在“导论”中，石先生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归纳了制约小说发展史的几对矛盾。而为了准确厘定古代小说的概念，石先生首先指陈一个彰明较著的事实：作为文学叙事散文的“小说”概念，绝非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来自西方，至迟到明代便已出现跟今天别无二致的“小说”概念。从明清时期大量的小说论评文字中，石先生提炼出“小说”概念的三个要点：愉悦诉求、进行虚构、穷形尽相的描写，由此便决定了小说的两种基本功能，亦即制约小说史辩证发展的第一对矛盾：娱乐与教化的关系。石先生指出“娱乐是小说的原生性功能”，教化“是建立在娱乐之上的、比娱乐更高级的功能”；娱乐与教化功能是对立统一的，二者唯有兼容并包方能达到成熟的艺术境界（第3～11页）。制约小说史辩证发展的第二对矛盾，是小说与史传的关系。石先生指出小说文体孕育自史传，“当小说完全克服了对史家传统的敬畏和依附时，小说才得到创作的解放，才真正找回了自我”（第13页），此即所谓“史统散而小说兴”。制约小说史辩证发展的第三对矛盾，是雅与俗的关系。石先生指出小说内部的雅与俗也是对立统一的，雅俗共赏才是小说的最佳境界，其典范作品便是《聊斋志异》和《红楼梦》（第13～16页）。非常清楚，石先生所归纳的以上三对矛盾，完全是从古代小说概念本身生发的，真正实现了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在上述笼罩全局的理论把握之下，历史上各种类型的作品方能各就其位，获得小说发展史中相应的价值与定位。石先生之所以敢于在《发展史》中做出一系列大的论断，而且这些论断是那么切合小说史发展的实际，正因立足于千锤百炼的理论总结。
小说史著作欲获得统一的整体感，必然着意进行前后内容的勾连。此类勾连在《发展史》中不胜枚举，如《汉武故事》《博物志》《汉武帝内传》中西王母仙桃之于《西游记》的蟠桃会（第29页），《山海经》所记远国异民之于《镜花缘》的海外游历（第30页），《列仙传》萧史弄玉故事之于沈亚之《秦梦记》（第35页），《十洲记》西王母的住处之于《西游记》的瑶池（第41页），《博物志·猳玃》之于《补江总白猿传》《陈巡检梅岭失浑家》《剪灯新话·申阳洞记》（第58页），《玄中记》对狐精变化的记述之于后世的狐精形象（第62～63页），《任氏传》第一次描写多情可爱的狐精之于《聊斋志异》大量同类作品（第页），《搜神记·河间郡男女》之于《聊斋志异·连城》（第69～70页），《幽明录·庞阿》之于《离魂记》《灵怪录·郑生》《独异记·韦隐》（第97页），《齐谐记·董昭之》之于《清平山堂话本·李元吴江救朱蛇》（第98～99页），《柳毅传》之于清人小说《跻云楼》（第页），《柳氏传》之于清人小说《章台柳》（第页），《谢小娥传》之于《拍案惊奇》卷十九《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第页），《传奇·萧旷》之于《剪灯新话·鉴湖夜泛记》（第页），《酉阳杂俎·诺皋记下·刘积中》之于后世话本《灯花婆婆》（第页）。此类勾连，或者交代人物形象的演变，或者陈述某母题的源流，或者指明作品的本事，均为本著题名中“发展”二字的具体体现。较之集体编撰的小说史，这也是个人独著小说史更易于落实此种勾连，从而完满呈现小说史内部血脉关系的一大优势。
二
一部成熟的小说史著作，对于关系全局的重要概念和重要问题，一定会给出明确的定义与解答。本节着重介绍《发展史》两个方面的重要创获：关于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问题；印刷业对小说发展的影响问题。
关于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的问题，近些年来曾引起一些学者的论争。［2］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修订版前言中，石先生明确指出，题材累积成书不等于集体创作，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同书第六章“章回小说”中又强调：“题材的累积，并不等于说集体创作，它们的成书虽然吸纳了累积的营养，但在本质上却是作家个人创作。”［3］在《发展史》第五编第二章“历史演义的经典——《三国志演义》”中则申说道：“题材累积成书是章回小说初始阶段的创作特征，累积成书不等于集体创作”，其关键即在于“《三国志演义》是灌注了作家情志的个人创作”（第页）。
是否灌注了作家或曰“写定者”的情志，显为判定作品是否属于个人创作的重要标志。石先生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曾经指出，《三国志演义》一定从元明之际的“说三分”中吸收了许多东西［4］，这一论断，跟先师周兆新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5］；而《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之所以能够从民间说话人的“说三分”中取材，根本取决于作者的情志跟民间说话人之间的契合。早在3年，吴组缃先生便曾揭示《三国演义》成功的奥秘：
文人作家加工整理群众的创作，必须得与群众的思想观点相近，否则他就不能真正接受群众创作的思想内容，而往往会以自己的感情代替群众的感情，以致完全以自己的创作代替群众的创作。明代另有一些以民间传说为基础的小说之所以失败了，其原因就在这儿。［6］
吴先生谓明代有一些以民间传说为基础的小说失败了，事实正是如此。在《发展史》第五编第四章“按鉴演义与纪传小说”中，石先生指出，明代嘉靖以降按鉴演义小说兴起，如熊大木编撰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题材上同样具有累积特征，但该书却不能像《三国志演义》那样熔历史与虚构为一炉，自然不能跻身经典小说之列（第～页）。孙楷第先生揭示此种现象的成因道：“大抵讲史一派，市人揣摹，则勇于变古，唯其有变古之勇气，故粗糙而尚不失为活泼。小儒沾沾，则颇泥史实，自矜博雅，耻为市言。然所阅者至多不过朱子《纲目》，钩稽史书，既无其学力；演义生发，又愧此槃才。其结果为非史抄，非小说，非文学，非考定。”［7］显然，“小儒”们之所以不能“演义生发”，便因其情志无法跟“市人”融为一体。
跟《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的题材更为依赖民间传说，其作者是否一味依赖民间传说便可奏其功呢？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在《发展史》第五编第三章《水浒传》中，石先生从主题思想升华的角度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
《水浒传》所描写的已不是《宣和遗事》所讲述的一群单纯杀人劫掠的江湖亡命之徒，也不是元杂剧所演述的除暴安良的故事，而是封建时代最敏感、最尖锐的官逼民反的社会政治问题。写一群草根民众武装反抗政府，不称王不称帝，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在中国农民起义无不称王称帝的历史中算得上是异类和特例，它所表现的思想有着历史的独特性，也说明《水浒传》不是集体创作而是作家个人的作品。（第页）
关于《西游记》是否属于独立创作的作品，论者曾以《朴通事谚解》中叙及《唐三藏西游记》的情节，判定《西游记》小说在元代已经成型，吴承恩充其量只是一个编辑者。对此石先生曾撰文《〈朴通事谚解〉与〈西游记〉形成史问题》予以辨析［8］。在《发展史》第五编第五章《西游记》中，石先生归纳道，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书是《朴通事》，《朴通事谚解》则大约成书于康熙十六年，《朴通事》与《朴通事谚解》两个文本之间，相隔三百年之久。作为汉语口语教科书，其内容与时俱进地进行修订，乃是势所必然的，故不能排除《朴通事谚解》引用百回本《西游记》的可能性（第～页）。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修订版第六章论《西游记》成书问题时，石先生亦对此点做出说明。总之，在《西游记》成书年代问题上，《朴通事谚解》作为证据的资格实严重存疑。石先生在上述考证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西游记》是一部含有时代精神和个人艺术风格的长篇小说，是一位作家在世代累积的题材基础上独立创作出来的不朽之作。”（第页）较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一部具有更加鲜明的个人风格的小说，刘世德先生便曾指出“成功的作品、伟大的作品都是个人的创作，除了民间传说以外，还没有发现一个伟大的作品是集体创作，集体创作很难表现出个性”；而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作品称为集体创作，“那是对作者创造性劳动的不承认和蔑视”。［9］
石先生素来重视印刷业对小说发展的重要影响，撰有专文《明代印刷业的发展与白话小说的繁荣》［10］、《晚清印刷的近代化与小说的繁荣》［11］。在《发展史》第二编第三章第一节“繁荣期传奇小说概说”中，石先生指出：“当时的作品是靠抄本流传，雕版印刷还在起步阶段，主要用于佛像、经文以及重要文书的刷印，小说之类的卑微文字不可能付梓，因而它的流传是很有限的。大概优秀的作品传下来了，平庸的作品便被历史沉埋了，传存下来的作品并不很多，但足以代表那个时代的精神和艺术水平。”（第页）石先生此一论述提醒我们，受印刷条件制约，目前存世的唐代传奇小说，远非其历史作品量的实数。明乎此，我们在作有关学术论断时，便会把握住应有的分寸。当代学者对唐人小说的整理成果支持了石先生上述论断。李剑国先生在《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增订本中，著录单篇传奇文及志怪传奇小说集凡种［12］，其中还包括了五代小说。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汪辟疆先生校录《唐人小说》，正文部分收录68篇作品，基本囊括了我们今天最为耳熟能详的唐人小说。
较之文言小说，白话小说行世更加依赖印刷条件。在论证此点之前，石先生首先提出学界往往含混处之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口头文学如何向书面文学转化。
罗烨《醉翁谈录》著录“小说”名目种，学者论及此目录极易将其误解为话本的名目。参考美国学者韩南与中国台湾学者王秋桂的意见，石先生指出《醉翁谈录》著录的“小说”，乃是口头文学“说话”的名目，而非书面文学话本小说的名目。这是宋代“说话”四大家数中“小说”一家的情况。至于四大家数中的大宗“讲史”一家，《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记录了众多艺人的名字，有“讲史”“说三分”“说五代史”等称谓，可是没有出现“平话”一词，石先生就此推测道：“这或许说明宋代的口头讲史还没有转化成书面的小说‘平话’。”（第页）石先生基于以上事实提醒道，如若混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差别，必会“遮蔽了白话小说发生的部分历史真相”（第～页）。在明确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差别之后，石先生提出了一个前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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