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赵伯陶
出版时间：年12月
书号：ISBN-7---9
定价：80.00元
前言
《聊斋志异》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声名赫赫，常被论者誉为古代文言小说的顶峰之作。清代中叶的学者纪昀曾云：“《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又说：“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上述内容尽管出自其学生盛时彦的转述，但大抵可代表纪昀的真实态度则可以肯定。古代小说史研究者针对清人的这一番评论虽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但大都认为蒲松龄的“才子之笔”为文学创作的不二法门，并非与“著书者之笔”构成二元对立的态势。鲁迅所谓“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如此评价《聊斋志异》，言简意赅地指出蒲松龄的文字特色，每为论者所喜引用。同是文言书写，何以《聊斋志异》能独树一帜，具有“空前绝后”的轰动效应？一言以蔽之，蒲松龄的小说写作并非一过性的。
《聊斋》的小说框架大约在作者四十岁左右即已成型，此后对自己钟爱的小说作品不断加工修订，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主观的不断努力而外，坐馆蒙学的寂寞与毕家丰富的藏书，也是蒲松龄小说修订能够成功的重要客观条件。纪昀撰写《阅微草堂笔记》，兴之所至，意到笔随，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笔记”，绝没有反复锤炼修改的意愿，与《聊斋志异》的写作方法判然有别。后人若贸然比较两者的不同，就如同评价苹果与香蕉的口味，因每个人各有所嗜，是很难准确说出子午卯酉的。以此而论，所谓“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的争议可以休矣。
《聊斋志异》倾注了蒲松龄的大半生心血，如果说小说情节的生动性，即创作主体讲故事的才能，大部分取决于作者的天赋条件的话，那么语言运用的丰富多彩就大部分是作者后天努力的结果了。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即作者为什么而创作的问题，亦即蒲松龄创作小说的动力何在。用作者自己的话而言就是：“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夫子自道式的所谓“孤愤”说、“寄托”说，在相当程度上也左右了今天的论者。蹭蹬场屋，失意科举，不能践履儒家“修齐治平”之道，是蒲松龄“孤愤”产生的源头；徜徉灵界，酿情鬼狐，在虚拟的理想乐园寻觅知音，是蒲松龄的“寄托”所在。质言之，《聊斋志异》一书承载了作者的平生理想，也宣泄出其一腔幽怨，其写作并非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创作，而是用自己的全部热情谱写出生命理想的颂歌。把原本以自娱为目的的小说写作逐渐当作一己之事业去完成，是蒲松龄区别于古代文言小说作家的显著特征，这也奠定了《聊斋志异》之所以能够彪炳后世的文学地位。
由于蒲松龄在小说创作中纵横捭阖于经典文献，多方取资，且日积月累，不避繁难，《聊斋志异》的文字虽不甚艰深，却意蕴丰富，特别是作者使事用典，如盐著水中，浑然无迹，读者若轻易放过，不求甚解，就会丧失小说所蕴含的一部分情趣，甚而郢书燕说，不甚了了。清人冯镇峦即已注意到这一有关阅读接受的问题，其《读〈聊斋〉杂说》有云：“是书遍天下人无人不爱好之，然领会各有深浅。”清代为《聊斋志异》作注且传世者有两家，即吕湛恩与何垠，两者的注释各有千秋，虽不免一些误解，但基本解决了《聊斋志异》用典出处问题，对于有关词义的诠释也有阐幽发微之功。旧时读书人大多从事八股举业，因为科举在专制时代几乎是平民或寒门子弟晋身仕途唯一的通道——尽管这一通道极其不通畅——但总算是一种希望。“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是当时读书人的必备功课，须臾难离，因而对于《聊斋志异》中的“四书”典，两旧注多不出注，若注出反成蛇足。这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无疑极不方便。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张友鹤先生辑校之《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学界简称“三会本”；年，齐鲁书社出版任笃行先生辑校之《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学界或称之为“全校本”。两书整理《聊斋志异》的清人旧注、旧评各有特色，对于今天的读者研读《聊斋志异》皆大有裨益。
现代为《聊斋志异》全本作注者有多家，如朱其铠先生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出版）、盛伟先生《聊斋志异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年出版），皆在清人注释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为《聊斋志异》的普及与研究做出贡献，功不可没。现代选注本则繁简不一、良莠不齐，有近百家出版社竞相出版，影响较大者如张友鹤先生《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出版）、中山大学中文系《评注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出版）、李伯齐、徐文军先生《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出版）、马振方先生《聊斋志异：精选本》（高等教育出版社年出版），等等。《聊斋志异》的白话译本，坊间也有多种，影响较大者如马振方先生主编《聊斋志异评赏大成》（漓江出版社年出版）、孙通海先生等译《文白对照聊斋志异》（中华书局年出版）、丁如明先生等译《聊斋志异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出版），等等。此后，中华书局《文白对照聊斋志异》又由于天池先生加注释与题解，作为“全本全注全译丛书”《聊斋志异》于年4月出版，其注释较诸上述两种全注本后出转精。
随着古籍数字化的进程与国家图书馆PDF版地方志的互联网开放，历代典籍的相关检索条件日益便利，笔者发现《聊斋志异》有重新详注的必要，因为唯有正确无误诠释小说语词及使事用典，才有可能正确把握《聊斋》真义。从年开始，笔者即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做《聊斋志异详注新评》，正文与分卷即以上述任笃行之“全校本”为底本。拙作于年4月出版，全四册千字，截止当年底，已经第二次印刷。《聊斋》学权威学者、山东大学袁世硕教授为拙作撰序有云：
伯陶注释《聊斋》，眼界开阔，小说文本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物名、事件，即便不甚关乎作品大体者，都不轻易放过。如辨《金姑父》篇的“东莞”应为“东关驿”，《夜叉国》中的“交州”应依二十四卷抄本作“胶州”，《沅俗》所言“沅江”应为“元江”，《尸变》中的“搭帐衣”实为“送给死者的衣衾”等，不仅与文本叙写的情况相吻合，对读者也有增长历史文化知识的意义。出于这种思路，伯陶作“简评”也冲破了一般就小说所叙故事情节揭示其意思意义的模式，注重探明各自的本事、源流、事理，参照中西有关文献，引生出文本深层隐含的微言大义。
从年开始，笔者已经就注评《聊斋》期间新发现的诸多问题，陆续写有系列论文近三十篇，分别发表在《社会科学辑刊》、《东南大学学报》、《河北学刊》、《求是学刊》、《聊城大学学报》、《铜仁学院学报》、《文史知识》、《蒲松龄研究》等刊物，受到学界瞩目。如对《妖术》中“高壶”的重释，对《促织》中“蠹贫”一词、《鸽异》中“鹊花”与“狗眼”名鸽称谓的厘订，对《司文郎》中“白服裙帽，望之傀然”、《采薇翁》中“浮云白雀之徒”的再诠，对《潞令》中“颠越货多”二句、《罗祖》中无为教创始人罗梦鸿的考辨等，皆不乏新见。发现《桓侯》中“居停主人”刘子翚乃朱熹老师，临终前曾向后者传授源于《易经》的“不远复”三字符，从而揭示出作者悬想虚构小说的线索及创作主旨，自认为是发前人未发之覆。本书作为一部研究《聊斋》的专著，即综合上述论文内容加以分类重组，且有所增删。小到字词以及人名、地名的训诂考辨，大到社会制度、历史背景的阐幽发微，都可称不拘一格，从文献出发，以考据的方法探讨《聊斋志异》的文化与艺术，是本书的独特之处。总之，以能对读者有所帮助或启发为目的，力图多角度、多方面揭示《聊斋志异》的思想艺术价值为本专著之职志。因相关考据、论述大都未落前辈学人窠臼，或有新的发现，故拟名曰“《聊斋志异》新证”。
《〈聊斋志异〉新证》共分四编，第一编四章，分别从科举、刑法、地名、人物等方面，新证小说之历史样貌；第二编五章，分别从文化品格、阅读接受、“空白”艺术、用语借鉴、清人旧评等方面，新论小说之艺术特点；第三编七章，分别就小说与《书》、《易》、“三礼”、《诗经》、《左传》、“四书”、“前四史”、《太平广记》等文献典籍的关系问题加以探讨；第四编二十五章，前三章属于总论性质，其馀二十二章分论《聊斋》相关篇目，故以“丛脞新录”为编。
应当明确指出的是，《聊斋志异详注新评》是在前人注释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说意在求新，也是借助检索工具的多样化选择，站在前人肩膀上望远数步而已。《〈聊斋志异〉新证》中的大部分内容则是将《聊斋志异详注新评》中所发现的问题加以系统化的整理分类，奉献于对《聊斋志异》有进一步研究兴趣的读者。本书有少量的《聊斋》例证，在不同章节中有所重复，无非为更有利于针对不同问题或不同角度的论证而已，并非叠床架屋或自我重复。书中多有涉及前人成果的例证，也无非出于探讨解决相关问题的用心，而非妄逞胸臆或自以为是。引证文献或文章皆出注版本、页码（线装书因无统一页码，除外），以便读者复核。引证地方志因使用国家图书馆的数字化成果，原书大多无统一页码，所以单独出注的做法实无必要，正文中说明版本即可。本书引证《聊斋志异》原文及清人注评，一律以任笃行先生辑校之《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年出版）为底本，引文后括注该书页码，如此可以眉目清楚并简省篇幅。
七十老翁何所求，校注古籍不计，这部专著可能是笔者学术生涯的谢幕之作了。这里要特别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社长杨斌先生，承蒙他慨允出版拙作，令笔者的科研工作在这里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赵伯陶
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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