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华夏民族中一直享有“文圣”的称号，但实际上他是一个文武双全之人，只不过武名被他的文名所掩盖，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其实孔子不仅膂力过人，而且武艺超群。
孔子（公元前年―公元前年）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身材魁梧，骁勇善战，以军功升为陬邑大夫。《左传》中记载：晋国组织鲁、曹等诸侯联军攻打倡阳，倡阳守军开城门而暗地设置悬门，引诱敌人部分入城再放下悬门，企图采用围歼的办法。关键时刻，叔梁纥挺身举起沉重的悬门，直到入城的联军全部撤出，才撒手而退。
叔梁纥（公元前-年）
有这样一个勇武的父亲，孔子当然也有所继承。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1.92米）。孔子不仅身材魁梧，力气也大得惊人。《列子》记载：“孔子劲，能招（扛举）国门之关。”也就是说他一人能把闩城门的木杆举起来。
周代凡贵族子弟，都要受六艺教育。作为陬邑大夫之子，孔子在青少年时代，无论是通过乡校还是自学，习得六艺是毫无问题的。射箭，在周代是重要的礼仪，也是天子选贤纳士的必考科目之一。孔子的“射艺”在当时就很有名。《礼记·射义》载：有一天举行“乡射”，孔子“射于瞿相（地名）之圃，观者如堵墙，”可见其射艺之高。
在先秦的“武艺”概念中，善跑也是一技。孔子在这方面堪称“飞毛腿”。《淮南子》称他“足蹑郊（狡）兔”——连在奔跑的兔子都能捉到。（放现在，怎么也是一个长跑冠军啊！）
在孔子的诸多“武艺”中，驾车可能是他最精通、最娴熟的一门（老司机啊！）。驾车，在今天看来，似乎与“武艺”无关，但在两千多年前，它却是文人必修的“六艺”之一，名曰“御”。如同“射”一样，“御”也是周礼之一。《孔子家语》称他：“御狂马不释策”，他自己也曾说过：“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从以上的记载，我们得知孔子文武双全。
《论语》中记载了一则事例，孔子听别人说他博学而缺乏足以成名的强项，便与弟子商议选一艺来展示专长，在射箭、驾车之中，孔子经权衡而选定驾车，可见其驾驭战车的本领比射箭更强。驾驭战车是一项十分专业化的军事技艺。春秋时期因以车战为主，战车在崎岖的道路和地形复杂的原野上奔驰、战斗，驾驭者的技艺高低直接关乎将士的生死和战争的胜负，所以有着十分繁难的技术要求。
孔子的武艺超群，再加上他那博大精深的才学，不愧为我国的一代圣人。
后世经历代帝王打扮，后人已基本不知真实的孔子了。
.年前的孔子究竟长啥样？
海昏侯墓出土的屏风上画有孔子画像，不少人都乐观地以为可以见到最真实的孔子像，其实这种期望，带着艺术的眼光去看可能更有收获。
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屏风
汉代是把孔子形象扭曲最大的一个时代，而西汉的经学也几乎可以说是宗教性质的。汉人也把孔子“子”的地位推到了神的地位，并且在描述他的时候也越来越非理性化。历史学家顾颉刚的文章《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基本可以看作是我们讨论的前提。
关于孔子的形象，司马迁《史记》中《孔子世家》有两次提及其形貌，第一次写道：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22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可知在汉代，关于孔子的确切相貌也已经无法知道了。圩顶，司马贞《史记索隐》：“圩顶言顶上窳也，故孔子顶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这是说孔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囟门凹陷。据现代的医学知识，我们可以推测这是初生儿营养不良的表征，不可能成为孔子成人后的主要特征，而这个幼儿时代的特点是属于偶然的。但是，仅仅就成年后的相貌特征来讲，我们确实得不到任何信息。
《史记·孔子世家》第二次提到孔子相貌：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从《荀子》中我们大约知道，尧、皋陶等人都是相貌奇特。累累，瘦瘠疲惫状也。假如这段话是忠实于历史原貌的，从这也只能知道孔子彼时是又高又瘦，与唐宋后丰肥的形象不同。不过，就连《荀子》里面的人物描述，也是要打上大大的问号的。
假如说司马迁的记载还是经过材料甄别，运用谨慎的话，汉代其他文字就非常不同了。我引用顾颉刚的文章，正好作一个简述：
我们只要把纬书翻出一看，真是笑歪了嘴。
他们说，孔子母徵在游于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
他们说他的头像屋宇之反，中低而四方高。身长9尺6寸，人皆称他为长人。他的胸前有“制作定，世符运”六字之文。他坐如蹲龙，立如牵羊；海口，牛唇，虎掌，龟脊，辅喉，骈齿，面如蒙倛。
他们说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赤雾于空中以沐徵在。先是有五老列于庭，则五星之精。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继商、周而素王出，故苍龙绕室，五星降庭。”徵在知其为异，乃以绣绂系麟角而去，至鲁哀公14年，鲁人商田于大泽，得麟以示夫子，夫子知命之终，乃抱麟解绂而去，涕泗焉。
他们说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既成，使72弟子向北辰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图·洛书》北向。孔子斋戒，簪缥笔，衣绛单衣，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明白无误地知道，汉代人一方面同样不知道孔子的真实面貌，另外一方面，汉代人更关心如何塑造一个神的形象，对其本身真实的兴趣没有他们要发挥概念的兴趣来得大。
至于孔子在汉代的封号，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褒成宣尼公”，追封为公爵。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褒成侯”，侯爵。当时，赐食邑八百户。
我们可以想见，这种观念肯定会影响到绘画与雕塑。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存的汉代画像砖中有一些孔子题材的作品，如孔子见老子画像砖以及东平汉墓孔子见老子壁画。
齐山出土"孔老相见"汉画像石局部
孔子见老子的事迹，人们依据的出处应该是《史记·孔子世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因为史书的特殊性质，容易使人产生此为“事实”的看法。但是到底是否属实，也存在着问题。史学家钱穆先生，他考证孔子只见过一次老子。但是，更多的证据表明，孔子并未向老子学礼。《史记》的取材来自《庄子》，《庄子》书中倒是多次提到孔子见老子，但是此书本来就是寓言性质，不能完全算作证据。现在认定庄子本人所作的只有《内篇》，《内篇》未提及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内容。《外篇》为其弟子门人所续补，则多次讲到孔子向老子问礼，此为庄子后学伪造的内容。又《孔子家语》也提及问礼一事，不过该书本为伪书，不足为据。只有《礼记》中的记载需要注意。
武氏祠孔子拜老子汉画像石局部
哲学史家劳思光先生指出，《礼记》中的老聃，并非道家的老子，而是可能确实另有一个礼生名为老聃，道家之老聃与礼生老聃并非同一人。“道家之老聃大约在孔子之后。‘问礼’之故事，乃庄子为道家言者据庄子称道老聃之词而逐步编造以成者。此一编造之故事，至《史记》乃完全定型。”所以，就连故事也是虚构的。绘画中不论两人形容态度多么惟妙惟肖，都只是当成“画”来看，当成汉代政治需要的假设来看。不但没有真实性，我们有理由认为正好扭曲了两者。
孔子见老子画像石，东汉文物。山东嘉祥出土，画面上层为孔子见老子，其中的小童为项橐。
另提一点，不论画像砖和壁画，对比与传闻子贡时代的孔子像，反而都没有将孔子耳朵夸张的特点。汉代的孔子图画，有明显的胡须。后人反复考证，有以为孔子无须的，然依据的材料也只不过是一些靠不住的传说。所以，此问题不值得一论。依常理，男子成年留须。作为艺术形象，为了突出某种气质，增加一些须髯也未尝不可。反倒是一定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以为孔子无须的想法，不免在艺术理想上显得既没有必要，也反于常情。
南宋《宣圣及七十二圣贤像》之首部，李龙绘，宋高宗书，石刻在浙江杭州。
汉代及汉以后的先唐时期，当然可能存在更多的孔子图像，这些材料大部分都已经湮灭不存。剩余的我们既没有办法一一举证，也更没有必要一一举证。因为形象的源头是告缺的，再多的图像，都只能作为“艺术形象”来对待。我们所要考虑的，只是何种形象对于艺术家与观赏者之间，在某一时期内的接受与认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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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论语》是本伪书看了这个标题，儒者们肯定愤怒无比。
但请息怒。这个结论就是根据儒家一贯以来的观点方法得出来的：宋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一股疑古学术，一直到今天。如《管子》、《老子》、《孙子兵法》、《晏子春秋》等都是后来伪造的，《孙子兵法》是三国曹操所写，《孙膑兵法》根本就不存在等等。
儒学者的目的是，要论证孔子前面无思想家，《论语》前面无书籍，如此孔子儒家才能独尊，大家什么都不要读，就读一部《论语》，半部《论语》治天下。
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以他们的观点和方法考证，偏偏孔子《论语》是部伪书。
比如，罗根泽在论证《管子》一书非春秋管仲所撰时，用了两个定律：一是战国前没有“于”字作介词。《管子》一书有，不是春秋时的著作，而《论语》也巨多“于”字介词，当然也就不是春秋末年孔子的弟子所编；二是战国前无私家书。可管仲是齐国宰相，《管子》出自齐国档案，《管子》是官书，不是私家书。老子是周室档案管理员，也可以官方资源写一部《道德经》，《孙子兵法》是孙子研究齐国档案写成，并且也是为吴国而作，也可看作官书。独独孔子《论语》是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孔子弟子所编，是私家书。
罗泽根的两个定律在儒家很受推崇，但没法认定《管子》是战国后著作，却完全推论出《论语》不是春秋末年孔子弟子所编，那就是后来人编的一部伪书。
还是以罗泽根考评《管子》的方法和观点来考证《论语》。
《管子》一书的出处最早是公元前左右的韩非子。至汉成帝时，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受命主持校勘古文献，其中包括《管子》。关锋考证在刘向编定的八十六篇的《管于》书之前，还另有一本《管子》书。
(1)韩非《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难三》引管子曰：“言於室满於室，言於堂满於堂，是谓天下王”(今本《牧民》篇中，无两“於”字，“天下王”作“圣王”)；又引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赏罚信於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於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今本《权修》篇略有不同)——可见在战国后期已经有《管子》书，且传抄甚广；韩非引管子，他是当作管仲本人的话来引用的，并且商、管井称，没有发生著作权的问题。
(2)司马迁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史记·管晏列传》)并引《管子》，“故其称曰：‘仓糜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曰：‘知予之为取，政之宝也’。”(在今本《牧民》篇)—一司马迁所见的《管子》书，当然也不是刘向所编定的一本；而是另外的一本，并且流传较广(“世多有之”)。韩非称“商管之书”，司马迁称“至其书”，皆谓管仲所作(当然，其书，当时亦未必定名为《管子》)。
(3)《史记·贾谊传》引贾谊上文帝疏：“莞(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又贾谊《新书·俗激》也有：“管子曰：‘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日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贾谊所引的也在《管子·牧民篇》，他见到的《管子》书，当然也不是刘向编定的八十六篇本，而是另外一本。
(4)裴驷《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曰：“《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皆管仲著书篇名。”——按刘向《管子校录序》，他并不认为八十六篇的《管子》都是管仲所著；而这里他对司马迁所举出的篇目，却认为是管仲所著。
(5)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刘歆《七略》曰：“《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很显然，刘歆《七略》著录，还是十八篇本的《管于》为一种，他父亲刘向所编定的八十六篇本的《管子》书为另外一种。《汉书·艺文志》只著录《管子》八十六篇本，在道家；可能是十八篇本与八十六篇本一部分的重复，班固“删其要，以备篇籍”。
从以上材料，可以得出以下两个论断：
(一)早在韩非以前就有一本《管子》书，这可能就是司马迁所见到的《管子》书，也就是刘歆所说的“管子十八篇”本。韩非对他所见到的《管子》书，司马迁、刘向对《管子》十八篇中的《经言》为管仲所作，均未发生怀疑。韩非所见《管子》书(或即是十八篇本)可能是战国齐稷下先生们编定，成书于战国中期(到韩非时就“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了)。这时，同时代人的作品，是不会被当作管仲的作品编进去的。
(二)《管子》十八篇的篇目是什么呢?司马迁提出的有；《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当然，他不必全部列出)。刘向说：“《山高》一名《形势》(《山高》即以该篇头两个字为题；篇名何者在先，还是一开始两者并存，无从考见；也可能原本没有篇名，是稷下先生们编辑此书时所立。
而关于《论语》一书的记载考证就非常单薄。
孔子司马迁《史记?孔子史家》虽然记载孔子的事迹，但没有提到《论语》一书。刘向编纂典籍也没有《论语》。刘向《别录》：“《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可这里提到的是《鲁论语》，而不是《论语》。
《论语》这个书名第一次出现，已经是公元前1世纪末的王充，其《论衡?正论》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认为当时收集的章句是很多的，而成《论语》时确有所不录。
《论语》一书的出现比《管子》晚了年左右。
《论语》一书的成书，多认同宋朝柳宗元的说法，他在《论语辨》中说：“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其中的“杂记其言”就是指平时各自的记录。是孔子的弟子记录下他的言论，孔子死后编成书。但也有人认为《论语》是汉代的学者所作。
经学家也好，理学家也好，谁都没有提供《论语》结集时间和作者的确凿证明。既然如此，《论语》能否成为关于孔子的第一手材料，岂非存在莫大疑问？
还有，《论语》在两汉时的称谓却不一致，或单称《论》或《语》，或叫《传》，还有叫《记》等，所以就给人直到汉代《论语》尚未成书的误解。《论语》版本流变基本保留《论语》的原貌。传世本《论语》依何晏《论语集解叙》之说乃“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这个“考”字是考据、参考的意思，并非有所增益的意思，所以，传世本的《论语》实际是以《鲁论》为底本的。这里说的《齐》《古》是指《齐论语》和《古论语》，和《鲁论语》一起并称“三论”，是汉代流行的《论语》三个版本。《史记》载：“何氏(何晏)曰：‘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别有问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古论出孔氏壁中，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汉书》也有类似记载，看来当时的《齐论》篇章比《鲁论》要多，但并没有不能因此证明文字上多出的部分，所以还存在分章而多章的可能；而《古论》和《鲁论》文字基本相同，只是分篇上“尧曰篇”分作两篇了。
文物出土也是最好的证明
《管子》一书的竹简在临沂银雀山汉墓（公元前年）有出土，在湖南马王堆汉墓（汉惠帝二年公元前）也帛书出土涉及《管子》的内容。《管子》竹简一起出土的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晏子》、《墨子》、《春秋事语》、《黄帝四经》、《易经》等竹简帛书，说明版本可能久远，应在战国之前。
而后来发现定州竹简则是唯一出土的《论语》，残简的释文共有7，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其中残存文字最少的为《学而》篇，仅有20字；残存文字最多的为《卫灵公》篇，有字，可达今本本篇的77%。简本《论语》与今本《论语》在篇章的分合上也多有不同：如简本《乡党》“食不厌精”至“乡人饮酒”，今本分为二、三、五章的都有，而简本仅为一章；“雷风烈必变”与“升车”，今本分为两章，而简本也只是一章。《阳货》“子贡曰君子有恶乎”今本别为一章，而简本则同上面“子路曰”合为一章。特别是《尧曰》篇，今本为三章，而简本则为两章；今本的第三章在简本中用两个小圆点与上间隔，用两行小字抄写在下面，好像是附加的一些内容。在题写章节与字数的残简中，正有一枚记《尧曰》篇“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则知简本《尧曰》只有两章，与今本不同。而这个《论语》简本有多处与现在的《论语》不同。现在的《论语》共计多字，简本0多字字，就有多处不同，可见差别巨大。此外各章文字与今本也有不少出入。简本《论语》虽是残本，因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抄本，当时世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论语》存在，因此简本《论语》的出土为研究《论语》的版本流传提供了新的材料。
以此证明，现在的《论语》版本是汉代作品确定无疑。
如此，以《论语》来论《管子》，《论语》史证资料更为单薄，难与《管子》相比，就更是一部伪书。即使后来确定了孔子弟子收集孔子言论所编，也明确不是孔子的著作。
特别是先秦典籍中都没有提到《论语》，即使是孟子、荀子这两位战国后期的儒学代表人物，也没有讲到《论语》，而他们引用的孔子的语录，也没有出自《论语》一书的。司马迁《史记》中写到孔子用《诗》、《书》、《礼》、《乐》作教材教育弟子，提到《春秋》和《周易》，却就是没有提到《论语》，提到了《鲁论语》和《齐论语》，但毕竟不是《论语》，有学者讲《论语》是汉代作品，也无法辩解反驳。
那么为什么我们绝不相信《管子》是管仲所撰，却少见有学者质疑《论语》是部伪书，完全是两个标准。
.延伸阅读-----
孔子临终遗言在长沙马王堆出土，难道这才是真正的孔子思想？马王堆考古发掘工作又传捷报。一批春秋时代竹简出土，共片，包裹在一做工考究的猪皮囊内，囊外涂有约一寸厚的保护层（疑为猪油与其它物质之化合物），使竹简与空气隔绝。猪皮囊内的竹简又被分成21捆（每8个一捆），分别装在丝绸袋内。包装风格很像现在中秋节的高档月饼盒。经考古学家仔细清理，辨认，这批竹简完整地记录了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孔丘先生的临终遗言。这无疑是我国考古史，古代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下面是‘孔子临终遗言’的原文（附件）及白话文的参考译文（附件）。
孔子临终遗言（文言文与翻译版）
子寿终录
《子寿终录》
子寿寝前弥留少时，唤诸弟子近叩于榻侧。子声微而缓，然神烁。嘱曰：吾穷数载说列侯，终未见礼归乐清。吾身食素也，衣麻也，车陋也，至尽路洞悉天授之欲而徒弃乃大不智也。
翻译：孔子临终的时候，叫他的弟子们靠近跪在了他的床旁边。孔子虽然说话声音小且慢，但精神却很好。嘱咐弟子们说：我多年来游说各国的君王，但最终也没有看到秩序恢复，舆论一律的局面。我这一生没吃啥好的，没穿啥好的，乘的车也很简陋。快到死了我才明白，上天让我享受的东西我却没有去享受，实在是太不明智了。
汝之所学，乃固王位，束苍生，或为君王绣袍之言。无奈王者耳木，赏妙乐如闻杂雀鸣，掷司寇之衔于仲尼，窃以为大辱。其断不可长也。鸿鹄伟志实毁于为奴他人而未知自主。无位则无为，徒损智也，吾识之晚矣。呜呼，鲁国者，乃吾仕途之伤心地也。汝勿复师之辙，王不成，侯为次，再次商贾，授业觅食终温饱耳，不及大盗者爽。
翻译：你们跟我学的那些东西，都是些为了巩固君王的王位，控制老百姓，或着是歌颂君王的学说。但君王听不进道理，美妙的音乐他们听起来就像是麻雀喜鹊乱叫。他们随便给了我一个司空的官来糊弄我，是对我的莫大侮辱。这样的君王不会长久。我的伟大理想没有实现是因为我只知道给他人做奴才，而不知道自己当主子。手中没有权利，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是白白浪费自己的智慧，这一点我知道的太晚了。唉，鲁国啊，你是我当官路上的伤心之地呀。你们可千万不要走我的老路，当不成国王，也要当侯，再不行也要成为大商人。当教书先生最多也就是混口饭吃，还不如江洋大盗活得滋润。
吾之所悟，授于尔等，切记：践行者盛，空叙者萎。施一法于国，胜百思于竹。吾料后若有成大器之人君，定遵吾之法以驭民，塑吾体于庙堂以为国之魂灵。然非尊吾身，吾言，乃假仲尼名实其位耳。
翻译：我传授给你们的这些都是我悟出来的，但你们必须记住：只有行动才能事业昌盛，只是空谈便一事无成。把一个想法真正地付诸实施了，胜过把一百个想法写在竹子上。我料定今后那些有作为的君王，肯定会按照我的办法管老百姓，并且为我修庙塑像，把我当作老百姓顶礼模拜的精神偶像。然而，他们并非真心尊崇我以及我的说教，不过是借我的名字巩固他们的王位罢了。
拥兵者人之主也，生灵万物足下蛆；献谋者君之奴也，锦食玉衣仰人息。锋舌焉与利剑比乎？愚哉！旷古鲜见书生为王者，皆因不识干戈，空耗于文章。寥寥行者，或栖武者帐下，或卧奸雄侧室。如此，焉令天下乎？王座立于枯骨，君觞溢流紫液，新朝旧君异乎？凡王者祈万代永续，枉然矣！物之可掠，强人必效之；位之可夺，豪杰必谋之。
翻译：拥有军队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人君，他们把老百姓看得就像虫子一样微不足道。出谋划策的人只能给国王当奴才，要想吃好的穿好的还得看主子的脸色。再能说会道的舌头能和军人的利剑比试吗？太愚蠢了。自古以来很少见到有书生当君王的，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掌握军队。智慧都消耗在了写文章上。即使有个别实践者，也不过是给掌握兵权的人打下手，或者给那些想图谋篡位的人当谋士。这样怎么能号令天下呢？君王的宝座是建立在白骨之上，君王的酒杯里盛满了鲜血。各朝各代都如此。君王总是希望他的帝国能世世代代存在下去，然而这只能是痴心妄想。如果财物可以通过打劫得到，强悍的人就会效仿。如果王位可以被抢过来，那些英雄豪杰就会想办法夺取。
遂周而复始，得之，失之，复得之，复失之，如市井奇货易主耳。概言之，行而优则王，神也；学而优则仕，奴耳；算而优则商，豪也；痴书不疑者，愚夫也。智者起事皆言为民，故从者众。待业就，诺遁矣。易其巧舌令从者拥主，而民以为然。故定乾坤者必善借民势。民愚国则稳，民慧世则乱。
翻译：这样就会没完没了的你争我夺，得到的会失去，其他人再夺到，再失去。就和自由市场上的紧俏商品一样，经常换买主。概括地说，实践得法者就可以成王，那就是神；读书读得好可以当官，但终究也不过是个奴才；谋划精道经商可能成功，那就是富豪；迷信书本而不怀疑书本的人就是愚蠢之人。聪明的人在夺取天下时，会声称他这样做是为了老百姓，所以追随者就很多。等他的事业成功了，原先许的诺言就不见影了。但他会换个说法，让老百姓拥戴他为王，而老百姓也觉得应该是这样。所以，想得天下的人必须善于借助老百姓的力量。民众愚蠢了，国家就稳定；老百姓聪明了，世道就会乱。
武王人皆誉之，纣王人皆谤之。实无异也！俱视土、众为私。私者唯惧失也。凡为君者多无度，随心所欲，迎其好者，侍君如待孺子。明此理，旋君王如于股掌，挟同僚若持羽毛，腾达不日。逆而行之，君，虎也，僚，虎之爪也，汝猝死而不知其由。遇昏聩者，则有隙，断可取而代之。
翻译：人们都对周武王赞誉有加，对殷纣王却大肆声讨。实际上他们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把国土和百姓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财产拥有者最怕的就是失去财产。大多数国王往往干什么都没有节制，想咋胡来就咋胡来，只要你们投其所好，伺候国王其实就和哄小孩一样容易。明白了这些道理，你们就会把国王玩弄于股掌之中，对付同事就像拿起一根羽毛一样轻松，很快就会飞黄腾达。如果不这样的话，国王就会像老虎，同事就是老虎的爪子，你突然死了都不知道是咋死的。遇到你伺候的君王是个糊涂蛋，那就有机可乘了，你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夺取他的王位。
治天下者知百姓须瘦之。抑民之欲，民谢王。民欲旺，则王施恩不果也。投食饿夫得仁者誉，轻物媚予侯门其奴亦嗤之。仁非钓饵乎？塞民之利途而由王予之，民永颂君王仁。
翻译：统治国家的人明白要让老百姓穷的道理，老百姓的欲望少了，就会感谢国王。老百姓的欲望多了，国王给了老百姓好处，他们也不领情。你给饥饿的人一点吃的，他就会赞誉你仁慈，你把轻的礼物送给大户人家，连他家的佣人都瞧不起你。仁慈难道不是个鱼饵吗？把老百姓赚钱的路都堵死，而他们想要什么只能从国王那里得到，老百姓才会称颂国王仁慈。
御民者，缚其魂为上，囚其身为不得已，毁其体则下之。授男子以权羁女子，君劳半也。授父以权辖子，君劳半之半也。吾所言忠者，义者，孝者，实乃不违上者也。
翻译：控制老百姓的方法，上策是控制他们的思想，不得已时才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杀头是下策。让男人把女人都管住，国王就只用管一半的老百姓。再让父亲把子女都管住，国王就只用管四分之一的老百姓。我所说的忠、义、孝实质是不违背上级的意思。
礼者，钳民魂、体之枷也。锁之在君，启之亦在君。古来未闻君束于礼，却见制礼者多被枷之，况于布衣呼？礼虽无形，乃锐器也，胜骁勇万千。
翻译：所谓礼，就是锁住老百姓灵魂与肉体的枷锁。锁住或者打开全由国王说了算。自古以来也没见过礼能约束国王的。而那些制订礼的人却有不少蹲了大狱，更何况普通老百姓呢。礼虽然摸不见，但却是锐利的武器，胜过千万勇敢的军人。
乐者，君之颂章也。乐清则民思君如甘露，乐浊则渔于惑众者。隘民异音，犯上者则无为。不智君王，只知戟可屠众，未识言能溃堤，其国皆亡之。故鼓舌者，必戳之。
翻译：所谓乐，就是歌颂国王的文章。舆论一律了，老百姓思念国王就像久旱盼甘露一样，如果让老百姓想说啥就说啥，那些煽动群众的人就会得利。不要让老百姓胡说八道，那些犯上做乱的人也就无计可施了。不明智的国王，只知道刀枪可以镇住百姓，却不知道言论也可以把大堤毁了。所以，他们的国家都完蛋了。对于用言论煽动百姓的人，一定要格杀勿论。
吾即赴冥府，言无诳，汝循此诫，然坦途矣！切切。
翻译：我是就要死的人了，绝不会胡说，如果你们按照我说的去做，必会走上阳关大道。一定记住我说的话。
言毕，子逝。
翻译：说完这些话后，孔子去世。
“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评所谓“孔子遗言”《子寿终录》
网上传出一篇名为“马王堆”考古新发现之“孔子遗言”《子寿终录》，流传甚广，众人震动，信以为真，聚谈不已。我仔细阅读了该文，认为系今人假托伪作无疑。虽其人文言功底尚可，但思想庸俗，态度恶劣，影响极坏，所以，不得不作此文以正视听。参考新知旧雨，不一一指明。谢谢！
一、没有考古学上的出土证据
此文最早据说出现在一个号称是孔子的多少世正宗后人——孔健的博客上。此外，再无其他证据。网上大量转载主要是个人博客，而没有任何一家官方网站，更不要说考古学专业网站了。还有人以牛王堆出土来加以调侃。所说的吴复古教授，也显然是戏称假拟。所言该工程“需要招收大约名硕士生，近百名博士生，耗时少说也得10年。”亦为笑谈。所言竹简置于“猪皮囊内”者，更是把天下人当猪了。
二、语句与用词不符合年代
“授男子以權羈女子，君勞半也。授父以權轄子，君勞半之半也。”权力权利观念来自西方，孔子时代不可能出现。《论语》中“權”只出现过2次，都与权力权利无关。《论语·微子》18．8：“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此处“權”为权变、权衡的意思。钱穆《论语新解》：“隐居独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废，合乎道之权。”《论语：·尧曰》20．1：“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此处“權”为秤，衡量。是古代重量单位。量：斛斗，容量计器。“謹權量”意思是认真统一国内的重量和容量的标准。
“嗚呼，魯國者，乃吾仕途之傷心地也。”古代多用单字，如子曰：“学而优则仕”，孟子评价孔子：“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仕途”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新唐书》有云：“然放利之徒……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傷心地”也是后来语。这句话完全是现代人的无病呻吟，跟流行歌曲差不多。“授業覓食終溫飽耳，不及大盜者爽。”这也是80后90后语气。“奸雄”一词出现则不会早于曹操。
三、思想与孔子完全相悖
应该说，假托文章历代都有，中西相同，此文并非首创。但一般来说，作者都学养深厚，态度端正，有代圣人立言之志。但这篇假托文章的思想不只与孔子完全无关，而且与孔子完全相悖。孔子推孝弟，尊仁义，颂礼乐，讲忠恕，行中道，劝学习，敬畏天命，心系苍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温良恭俭让，知其不可而为之。此文作者则狂热鼓吹实用主义、强权主义、流氓哲学、庸俗思想。
试举几例言之：
1、“吾料後若有成大器之人君，定遵吾之法以馭民，塑吾體於廟堂以為國之魂靈。然非尊吾身，吾言，乃假仲尼名實其位耳。”这是偶像崇拜，盗名欺世，与孔子心愿完全不符。孔子生前从不自称圣与仁，谈何塑体立像？《论语·述而》7：34：“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2、“擁兵者人之主也，生靈萬物足下蛆；獻謀者君之奴也，錦食玉衣仰人息。鋒舌焉與利劍比乎？愚哉！曠古鮮見書生為王者，皆因不識干戈，空耗於文章。”这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斗争哲学，抄袭自今人。孔子及其弟子有子的思想是：“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论语·学而》1：12）
3、“汝勿複師之轍，王不成，侯為次，再次商賈，授業覓食終溫飽耳，不及大盜者爽。”这是权力至上，物质主义，与某人大教授告弟子言：“没有挣到万，别来见我。”如出一辙。孔子的生活态度是：“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7：16）
4、“民愚國則穩，民慧世則亂。”这是愚民政策。孔子的思想是：“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12：7）
5、“遇昏聵者，則有隙，斷可取而代之。”这是鼓励犯上作乱，不择手段，不讲道义，成王败寇。孔子对敢于在礼仪上犯上的季氏的态度是：“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3：1）
6、“禦民者，縛其魂為上，囚其身為不得已，毀其體則下之。”这是钳制思想，禁锢灵魂，是现代社会大敌。孔子的政治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5：26）
7、“不智君王，只知戟可屠眾，未識言能潰堤，其國皆亡之。故鼓舌者，必戳之。”这是反对言论自由，是焚书坑儒，是想要秦始皇再世。孔子对人言的主张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15：23）
以此数端，足以证明，这篇文章完全是亵渎孔子，践踏文化。从此可以看到当代人败德恶行到了何种程度。居然对圣贤丝毫尊重，对神灵没有丁点畏惧。肆无忌惮，妖言惑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言行，人神共愤，天下皆憎。
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朱大可：中国人的欲望、焦虑和文艺疗愈之二古代中国人的欲望、恐惧和逆袭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讲到中国人的欲望，我还得回过头来讲“四大名著”。其实中国历史上文学名著远远不止这四部，只要对文学稍有研究就会知道，比这个更牛B的小说多的是，比如《东周列国志》《三言两拍》和《聊斋志异》。
但为什么它们没有列入“名著”呢？
这是因为它们全是短篇，欲望叙事比较分散，这篇表达这个欲望，那篇表达那个欲望，不好概括，不容易被读者投射。
长篇小说就不一样了，人物相对比较集中，从头贯穿到底，很容易被投射，所以才会有三国、水浒、西游、红楼。其中，红楼梦是贵族逆袭，其他三部，全部说的是D丝逆袭。
三国演义讲什么呢？东汉是世族统治的朝代，由太子党、高官、权贵统治，他们具有万亩良田，拥有官职和很高的社会地位，金钱、权力、美女都在他们手里，社会结构是非常僵硬的。
但到了魏晋年代，社会发生剧烈动荡，这时底层百姓就可能逆袭上位，夺取这些资源。于是出现了桃园三结义的景象。这是三国里最重要的核心意象。
为什么要塑造刘关张的形象？又为什么要强调刘关张三个不同的姓氏？这显然是作者蓄意要强调的。
三个姓氏完全不同的人物，通过桃园结盟这种方式，跨越了血液关系，跨越了姻亲关系，建立起新的社会联盟，共同打造天下。这就是D丝的生命策略。
世族不需要这些，世族只要通过血缘继承和家族通婚，就可以轻松地建构自己的权力架构。
但老百姓怎么办呢？刘关张，一个是卖草鞋，一个卖肉的，还有一个卖草席的，反正三个人都是最底层的底层人口。但他们找到了改变世界的方式。
桃园是何等的浪漫，桃花盛开，香气四溢，充满女性的美丽气质。为什么要选择桃园而不是神庙呢？因为武力和性爱，在这里构成了隐秘而和谐的对位。
如何突破世族的击败，由D丝建构通过结盟建构自己的帝国，这才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价值观。它弘扬的就是D丝逆袭的精神，。
水浒完全是三国的翻版，在精神上气质上完全继承了三国。但是它跟三国更多不同的是，每个人物在加入这个组织之前，都有自己的前传，又更多的被欺压和被凌辱的历史。作为底层人口的代表，他们的受难痛苦比《三国演义》展示得更加充分。
同样是D丝逆袭，三国里还有大量的成功贵族，并且成功地架设了自己的国家，哪怕只是三国中的一国。
但水浒的世界，就只有小小的梁山水泊而已，就这样它还被镇压和瓦解了。水浒是一个失败的D丝梦想，它的迷人性是在过程中呈现的，而且跟注重它呈现了D丝的反抗气质。后来的电视剧插曲《好汉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水浒精神。
西游的主人公，包括唐僧都是D丝，孙悟空更是无名无姓，从石头里崩出来的，连爹妈都没有，还有谁比他更加低贱？连他都能够成为齐天大圣，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他会给青年一代很多很多的鼓舞，它是极好的一味励志鸡汤。
在四大名著里，西游记是被改编最多的。而且它不仅仅是一次成功的D丝逆袭，而且只有他变成了超人，这跟其他三部小说完全不同。西游记塑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仅有的超人形象，极有现代性意义，很像是好莱坞漫威工作室的影片。在个体价值被普遍忽略的社会里，超人有望变成下一波影视作品的重要主题。
《红楼梦》跟这三部小说有很大的区别，它的内涵比较复杂，作者是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想的比别人更多。故事从辉煌的家族内部的情爱开始，不断走向挫败。最后因为主人公出家，而出现了脆断的结局。
故事从一开始就是关于石头的梦，它暗示了佛家的空幻主题。你会看到一个衣食无忧的青年贵族，如何从高贵的身份坠落，最后遁入空门，成为低端的草民。
这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逆袭，从贵族到D丝的反向逆袭。
现在的《红楼梦》解读，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过于强调它的情爱战争、子宫叙事或政治影射。但恰恰相反，我更看重贵族逆袭在中国当下的重大意义。
下面我还要谈谈四大民间故事。这是中国民间欲望表达的根文本，又叫民间欲望原型。
原型这个词可以用在不同领域，用在文学领域，叫人物原型或情节原型，也可以用在心理学领域，佛洛依德曾经提出过原型，但他称之为“情结”，诸如“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等等。
但真正提出原型概念的是他的弟子荣格，他提出了好几个重要的精神原型，像“阿尼玛”和“阿尼姆斯”。
此外，在神话人类学范围里，还有各种造型原型和故事原型，但我今天只讲民间故事原型。
所谓“四大民间故事”，包括牛郎织女、梁祝、孟姜女和白蛇传，它们全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漫长的农业时代，除了饥饿和死亡，什么才是农民的最大恐惧？我可以断言，首先是分离。这是农民最大的文化恐惧。
所以中国有这么多的节日，全部是关于团圆的：春节要跟家人团圆一下，元宵在补充性地团圆一下，七夕要跟情人团圆，到了中秋，更是要跟家人团圆，重阳节还要跟老一辈再团圆一次，反正一年四季不停地团圆。
这些团圆节庆说明什么呢？它反过来证明中国人对分离的恐惧，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牛郎织女的故事，最直接地表达了这样的欲望。一个天上的女神下嫁给勤劳的农夫，生下一对可爱的儿女，却被王母娘娘强行拆散，这是何等令人悲痛的家庭惨剧。农夫的欲望、焦虑和恐惧，都在其中展示和投射了。
梁祝表达的是另外一种恐惧，它跟爱情相关。农业时代的爱情跟我们现在一样，都是高风险的。为什么梁祝会以悲剧收场？这没道理啊。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是异性恋爱上同性恋后的必然结果。
你们都很清楚，祝英台是一位异性恋者，但她却爱上一个同性恋者梁山伯。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梁山伯喜欢的祝英台名字叫九官，是个男人。两人朝夕相处，彼此都欢喜得不行。
祝英台喜欢梁山伯很正常，小鲜肉嘛，但站在梁山伯的角度，他喜欢的祝英台不就是一个英俊小生吗？长的比他还俊俏，更可爱，更楚楚动人。
两个人分手时相约，祝英台说我还有一个妹妹叫九娘，正要嫁人，我想把她嫁给你。你明年几月几号到我们家来下聘书，她就是你的了。但是梁山伯对这位九娘毫无兴趣，他只对九官有兴趣，所以他没有赴约，结果祝英台被迫许给了当地的土豪马家。
梁山伯故意逾期不去，摆脱了九娘，但他考上进士、担任鄞州县令后，还是在赴任途中专门跑到祝家去看望心爱的九官，没想到，跑出来的竟然是九娘，还对他遥遥一拜，风情万种的样子。
这弄得他非常恼火，感到受了莫大的欺骗。他无法原谅这个装扮成男人来骗取他情感的女人。从此一病不起，最后一命呜呼，直接就给气死了。
祝英台听说梁山伯去世，还听说他是个同志，起初不大相信，在去马家的路上，专门跑到坟头前凭吊，还跟乡亲打听了一番，一听果然如此，她也气得要死了，感觉是被这个男人骗了，一怒之下，脱下裙子换上男装，立马走人，估计是出家去了。
马家为了圆自己的场，说成是坟墓开裂，人跳进去，裙子留在外面，最后还飞出了一对蝴蝶，叫做化蝶。你们知道的，蝴蝶在全世界都是同志的象征。有一部很有名的香港同志电影，名字就叫《蝴蝶》。
这个悲剧故事试图告诉我们，爱，一定要爱对人，弄清性取向，不要冒冒失失地乱爱。这是典型的情欲恐惧。
下面我要简单说一下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在一个长达两千年的专制社会里，人们畏惧暴政，渴望出现明君和仁政。但往往事与愿违，所以会有孟姜女这样的哭长城的故事。这是典型的暴政恐惧。
今天的中国人出现了价值分裂的状态，一方面大家都去朝拜长城，每年景区门票两个最高的，据说一个是长城，另一个是杭州灵隐寺，现在可能被迪斯尼超过了。
一方面朝拜长城，一方面又对它所代表的暴政心怀惧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也是一个民间欲望和恐惧交织的重要产物。
最后一个是白蛇传。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什么东西构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基本成分？我的回答是，50%是道教或者道家，30%是佛教，最后20%属于儒家。这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三重比例。
道家制造的最大生命神话，是永生或长寿，这在东汉以后逐渐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生命欲望。反过来，它也构成了中国男人的核心恐惧——阳衰恐惧。
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十滴血不及一滴精。男人丢掉他的精液，是一场不得了的灾难。
在西方，人们普遍畏惧的是失血，所以产生了吸血恐惧症，由此派生出大量的吸血鬼故事。
但中国人才不在乎吸血呢。要吸你就吸去吧，随便吸。我们要捍卫的不是鲜血，而是精液。这是白蛇传故事说要表达的秘密主题。
宋元话本最早的版本，讲的是白蛇和青鱼，专门诱拐年轻男子，骗到府上，以做爱的方式吸精，直到对方只剩下一张皮囊，下半身都化成了水，读起来非常恐怖。
这类故事到元代以后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还有一些凶暴的细节，却出现了爱情。
尽管如此，吸精还是变得不可避免。这导致了那个叫做许仙的男人，出现了严重的肾亏现象，被法海和尚一眼看穿。这在中医叫做望诊，一看脸色就知道了。
法海代表着护精的纯阳势力，他要设法营救许仙，于是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前些年有人做一个修订本，说法海是同性恋，他看上了许仙，所以才千方百计破坏他们的爱情。这种阐释虽然也符合故事逻辑，但已经不是故事原型说要表达的那种恐惧。最初的原型恐惧，就是吸精恐惧。
吸精的妖怪在聊斋里叫狐狸精，这是北方农夫最害怕的生物。聊斋是山东人写的。
南方更多河流湖泊，尤其是杭州，属于典型的湖岸文明地带，妖精品种也就因地制宜，明清时期叫做“五通神”，大都是蛇妖、鱼鳖之类，这是南北地域的差别，但是吸精恐惧的主题是一致的。
阳衰导致一个很重要的后果，那就是阻止了中国人长寿或者永生的欲望。长生是中国道教文化的重大特色。道教试图通过炼金术炼丹术，通过制造内丹和外丹，达到长生或永生的目的。
在这里，外丹指的是红汞的化合物，而内丹指静坐、调息和观想，这方面的最高代表是彭祖，据说他至少活了八百年。
这就是民间的四大欲望，以及相应的四大恐惧。通过这四个民间传说，我们可以基本了解农业时代中国人的爱恨情愁。（未完待续）
根据朱大可先生在年12月24日季风书园演讲“中国人的欲望、焦虑和文艺疗愈”之录音稿整理而成，这里刊发的是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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