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谈”战“聊斋”
房伟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过恐怖的心理体验。小学三年级，我在露天电影院第一次看到邵氏版的《画皮》，当看到美女变成恶鬼，细致地描画人皮，耳边听到“啊啊”的惨叫声，身边几条粗壮的成年汉子，都吓得浑身发抖。我倒还好，但也两股战战，头冒虚汗。痛苦的是回家之后，几乎整晚都没法睡觉，看啥都感觉瘆人。我惊弓之鸟般坐于静谧黑夜，汗毛直竖，死亡的惊悚魅惑，让我感受到一种本质性的力量。朦胧中，家里的玉兰好像开花了，我似乎看到死去的邻居奶奶，在铁青夜幕下，轻轻叩打窗户，神秘地对我微笑……
长大后，我对中国和日本的鬼怪文学都感兴趣。中国古代从《山海经》传下来，《楚辞》的山鬼巫风，《搜神记》的简约高古，《幽明录》的雅洁细腻，唐传奇的绚丽奇诡，都让人难以忘怀。志怪小说发展到集大成还是《聊斋》。我对蒲松龄最感兴趣的，不是“刺贪刺虐”的意识形态提升，而是老先生带野狐禅气息，“鬼鬼祟祟”的惊悚想象力：“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想来王渔洋也看到了蒲氏这种“重口味”。可惜中国现代文学惊悚艺术并不发达，“救亡与启蒙”的枷锁下，五四新文学以现实主义为尊，要的是“熏、浸、刺、提”的功能，是更新民族、国家的大功用，几乎将这块领域都让给了通俗文艺。革命者不怕鬼。鬼等于封建迷信。文人在民族国家、革命等诸多使命下，端着严肃文学面孔，想的是庄严的宏大叙事，却忘记“人与鬼的”纠葛，恰反映了人的孤独现代感。细数下来，除鲁迅写过《铸剑》类有鬼气的东西，也只有施蛰存搞过恐怖实验文本，如《将军底头》、《魔道》等，还被左翼文人斥为“走火入魔”。现代文学不谈鬼神，除了宏大叙事的影响，也在于儒家文化传统。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屑于谈，就是封杀话语权。《聊斋》最能代表中国古典恐怖小说，有道家的成仙与佛家的轮回，底色却还是儒家的伦理。它大多没有直接的，具画面感的官能恐怖，动辄讲佛学三世观。轮回报应成了最大的恐怖。《聊斋》的神鬼世界，除因果报应的道德训诫，肉身的折磨外，其内在伦理逻辑和人间差不多，鬼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人情往来，有时鬼不但骗人，鬼也要骗鬼，讽刺现世固然不错，但感觉纯粹惊悚性就差了很多。每篇小说结束，都跳出个说书人，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发一通“异史氏”的陈腐之论，画蛇添足，每读到这里都大倒胃口。
但《聊斋》毕竟是优秀之作，难就难在用笔空灵，因果报应皆由巧妙情节推动，有的看似简单质朴，则内涵机蕴，有的精巧繁复，线索奇诡多变，全以情节与人物言行写性格，每个人物却光彩照人，丰富复杂，其玄远深幽的人生主题，辛辣又不无悲悯的人性批判与社会讽刺，值得后人学习。如《田七郎》，单纯看故事原型，似是报恩类型，但仔细思量，却别有洞天。小说以梦开头，以数十年后，七郎之子拜墓结束，真是生死无常，浮生若梦。梦就成了因果的第一推动力，却没有由头。梦中有人告诉武员外，结交田七郎可共患难。整个小说结构，实写田七郎和武员外的交往，核心叙事推动力则皆在田母。这也印证因果的偶然性联系。武员外在和田七郎的交往之中，由于修养学识和社会阶层差别，武员外对七郎的感觉是由浅入深的。一开始，武员外感到七郎言辞质朴，便要送金子给人家。但遭到田母拒绝：“不欲使伺候贵客”。这一下子点到问题实质，就是武员外是想拿金钱收买七郎。借仆人之口，作家说出了隐情，穷人和富人结交，向来只能以性命报答。而从无到有，以情义相羁绊，也就有了因果循环。武员外真心结交七郎，帮助七郎脱离监狱之苦（起因却是七郎要送员外虎皮），而武员外遭逢巨变，被逃奴和官宦联手构陷，七郎反而没了踪影。小说至此，情节颇多转折，但最后一个高潮，则在于有效留白，通过旁人的眼，写出七郎的无头尸首刺杀县令的惨烈复仇。复仇也即报恩。小说蕴含佛教意味，无头提剑的七郎，仿佛古之刑天，以道义轮回，超越生死荣辱与阶层差别，又暗含浓浓的人生悲哀。“无首的七郎”，也好似小说形式的某种暗示，小说也是“没有起因”的小说，无因而果，却又嵌套因因果果的轮回，恰符合释教对“空无”的本质看法。施蛰存的《将军底头》也是一部“砍首”之作。大唐的花惊定将军，奉命攻打吐蕃，因为异族身份，花将军对是否攻打母国心存焦虑，而暴虐腐败的士兵，心中涌动的欲望，都让花将军时刻受着煎熬。小说结尾，无头将军手提敌将人头，要去寻镇上的少女，却被少女嘲讽，这才醒悟肉身已死，轰然倒下。绝望凄美的爱情，加上弗洛伊德式的时髦心理体验，再贯穿以五四以来常见的家国叙事的外壳，就成就了一个好看的小说。虽然足够的西洋化，但该小说还是能看出佛教的影响，但伦常色彩却是淡化了。其实考察起来，这篇小说倒是和日本文学有相近的气息。
相比而言，日本的文学家更开放从容，很多文学大家，都是“怪谈”文学的爱好者，影响最大的，首推小泉八云的《怪谈》，泉镜花的《高野圣僧》与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很多纯正的现代作家，都写过怪谈类的东西，如永井荷风的《地狱之花》、谷崎润一郎的《武州公秘话》、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都能看到怪谈文学的影响。甚至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也有“猫精狗怪”的怪异味道。至于专以惊悚怪诞取胜的日本作家，更是不胜枚举，从大惊悚作家江户川乱步，到当代的京极夏彦，东野圭吾，小野不由美，铃木光司，山口雅也…….真可以说是灿若群星。现代日本文学的“怪谈风”也带动影视惊悚艺术的发展，日野日出志的血腥怪诞，清水崇的感伤奇诡，中田秀夫的日常生活恐怖美学，都让人叹为观止。怪谈文学集中体现日本文艺的生死观和审美观。地域的精微与频发的灾难，岛国独特的海洋性格，使得日本人的“贵死”，更注重短暂生命的享乐，形成“轻生死、重意气”的樱花美学，这些都使日本怪谈文学，能将力量感与悲剧感结合，从容表达美学形式的死亡魅惑与生命顽固执着的强度。罗兰.巴特在《符号帝国》中盛赞日本的照相术，特别欣赏乃木西典为明治天皇殉葬前的照片，将大将军的勇武与死亡的哀伤做“瞬间定格”。小泉八云在《日本与日本人》中也感慨，春日神社每隔几十年便重建一次，丝毫不在意古旧的保护，不追求永恒，只追求瞬间的美的极致。日本人不相信永恒，也不奢求永恒，瞬间的绽放之美，才被认为是生命的极致。由此，也带来了惊人的坦诚与摆脱世俗礼法桎梏的狷介个性。
日本怪谈文学，也有两部“砍头之作”，一个是上田秋成的短篇集《春雨物语》中的《尸首的笑容》，另一部是谷崎润一郎的颓废唯美的代表作《武州公秘话》。上田秋成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贫寒少女阿宗与富商之子五藏相恋，却却五藏之父阻挠。故事高潮在于，阿宗奄奄一息之时，被抬到了五藏家，却被五藏的父亲推出门。阿宗的哥哥元助愤怒之下，砍下妹妹的头颅。五藏怀揣爱人的头颅弃家而去。上田秋成写社会贫富差距给人心灵带来的隔膜，却以头颅做“题眼”，有中国志怪小说之风，但已有些诡异。更诡异颓废的当属谷崎润一郎。谷崎擅长在官能变态美与死亡颓废之间，找到内在隐秘联系。《武州公秘话》开篇就讲少年贵族质子法师丸与首级的故事。法师丸本是辉国公的嫡长子，少年时在筑摩大名家为质子，正好赶上了战争。他爱上了一个处理敌人首级的少女，甚至羡慕少女怀中的头颅。谷崎润一郎的描写让人毛骨悚然：“她之所以惹少年注目，是她注视着脑袋时，双颊偶尔会无意识地牵动出一抹微笑。在那瞬间，似乎有种无邪的残酷在她的脸上浮现----这里说的羡慕嫉妒，不单单是希望让正少女亲手结发髻，剃余发，用她带有残酷的眼眸盯着瞧而已，而是希望自己被斩首，呈现出一种丑恶的，痛苦的表情。然后由她亲手整理。”小说越往后越神奇，胆大包天的法师丸，砍掉敌方首领的首级，又凭着首级的鼻子，在成年后获得敌人首领女儿的青睐。故事写的“很邪恶”，充满肉与死的博弈，读起来却惊心动魄。日本的怪谈故事也有因果报应的因素，但仔细看来，作者不同，道德劝诫意味也不同，但大多却在官能刺激和颓废上激发想象力，充满了对死亡的迷恋。这在日本怪谈文学的代表作小泉八云的《怪谈》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小泉八云是文化上的“混血”，此君原为欧洲血统，原名拉夫卡迪奥·赫恩，生于希腊，长于英法，19岁时到美国打工，年赴日，此后先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任教。此君深爱日本文艺，娶了日本妻子，跟随妻子姓“小泉”。他能把握日本文艺的精髓，又能将之赋予世界的视野，因此曾得过胡适、鲁迅等中国文学家的称赞。可惜，最后也不得好死。原因还是把日本想得太美，忽略相伴相生的阴暗。《无耳琴师芳子》是《怪谈》开篇，非常惊艳。作家以厉鬼写日本战国纷争乱世，奇诡之间，往往有悲怆笔触。小说以源氏和平家争夺皇位，安德天皇投水自尽为背景，故事曲折离奇，将一个盲人琴师遭遇平家鬼魂的故事，写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故事巧妙之处在于，以盲人琴师感官开展故事，引发悬念，故事中途，又转为寺中僧旁知视角，两相对照，相互穿插，尽显恐怖惊悚，当代最好的惊悚电影，镜头视角的运用，也不过如此：“芳子冒着雨，像失掉了魂一样，面对着安德天皇的坟墓，把琵琶弹得直响，拼命地唱着。唱的正是坛浦会战的故事。芳子四周的每一个墓碑上，都有一盏绿色蜡烛式的炬火，不断上下飘动，接着前后左右也有不计其数的萤火闪动，那佣人不禁心中打了几个寒颤。”惊悚效果的高潮，在和尚救芳子，在芳子身上写经文，但是耳朵忘记写了，被安德天皇的无头武士割去。读到这里，真是惊骇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女鬼复仇”也是惊悚文学常见的模式。比较一下中日的复仇女鬼，日本的怪谈文学和中国的聊斋传统，既有相通的地方，也有很大差异。鲁迅先生欣赏女吊的惨烈勇猛，但中国传统女鬼，大多过于善良，复仇力度不大，多集中于道德控诉，但聊斋的《窦氏》有所突破。马瑞芳教授曾言，《聊斋志异》无窦娥，也就是指《窦氏》，并无通常的怨女的女性自卑气息。富户南三复对窦女始乱终弃，窦女含冤而死。小说前段写足了南氏的冷酷无情与花言巧语，先是不承认和窦女有私情，既而拒绝窦女父亲和邻居的说媒，进而拒之不纳，导致大雨之中，窦女惨死：“女倚户悲啼，五更始不复闻。至明视之，女抱儿坐僵矣。”蒲松龄用足了古典小说的叙事技巧，层层设阻，不断激化矛盾，却又引而不发，冷眼旁观，让读者血脉贲张。窦女的复仇也是奇特，不是直接找上门来，而是不死不休，以数个女子的性命为代价（必勿许负心郎；若许，我必杀之！），最终使南三复家破人亡。相比而言，《怪谈》里也有篇女鬼害人的小说《因果的故事》，读起来味道却不同。它写的是女性强烈的嫉妒，小说道德色彩和社会批判不如《窦氏》浓烈，却在奇诡阴狠的情节设计上更上一层楼。《因果的故事》写了一个诸侯，妻子重病，他却和侍女雪子私通。妻子临死前，要求雪子背自己看樱花，却猛地将掐住雪子的乳房，最后才咽了气。她死后，手并不松开，砍下来后，依然挂在雪子身上。雪子每晚丑时，残留在她身上的手，都会恶毒地蹂躏她的乳房。窦女害死嫁给南三复的女人，虽过于激进，但自有受害者的道德合法性，而日本诸侯的妻子，仅以怨妒之故，以自己肉身的死亡残缺为代价，来换取对情敌的报复，羞辱折磨女性宝贵隐私的部位，让人不可思议，又感慨大约只有日本人才有这样既凄婉又凶狠恶毒的故事吧。
其实，恐怖文艺起源于人无法把握自己的恐惧，而这种恐惧，首先是意识到“我即为我”，不是党派成员，也不是爱国志士，只是孤独的自己罢了。所有恐惧，都来自人的孤独。批评家特里林在《诚与真》中说，现代的恐怖感，来自个人化私密空间的发展，进而导致个人空间意识觉醒，当私人体验与社会公认的集体性体验想疏离，就产生了“我非我”的分裂意识，进而导致鬼魂大冒，恐怖丛生。现代恐怖，不仅在于有限生命与无限自然和神秘天道之间的分裂，更在于人认识到自身的分裂和有限性。比如，日本怪谈文学擅长营造私密性的个人空间，如浴室、床底等，而电视、镜子、梳子等司空见惯的日常私人事物，一旦被赋予陌生化的疏离感，就大生恐怖之意（如《午夜凶铃》那个从电视机里爬出来的贞子…….），而太平间、停车场、电梯等景观，则因是公共和私密相结合的暧昧空间，尤其显得恐怖。有人说，日本文化就是变态，但谁的心中没藏着一个鬼呢？正如洛阳性奴案后，我们才发现，原来中国人也不仅是温良恭俭让，心中也藏着一个“地窖”呀。近来中国的惊悚文艺，受到日本的影响很多，但依然受到正统文艺观念和政治意识的压制。“伟大光明”的现代中国叙事，自然不容许鬼怪们横行于我们的纸张和银幕之上。但我们的恐怖小说，很多却不幸变成了“新闻”，如西安夜跑美女被雨夜拾荒者奸杀，退职局长神秘吊死于树林…….真正的中国当代恐怖惊悚小说，无论纯文学领域，还是通俗文学，发展得都不充分，所幸蔡骏、TINADANNIS、那多、蜘蛛、鲁班尺等中国网络作家，正在该领域不断进步，让我们看到了别样的文学气质。我是一个邪典艺术的热爱者，不喜温柔敦厚的庄严面孔，对含蓄典雅的作品，心怀敬意，但也总是心存怀疑。我虽然在大学讲授现代文学，“鲁郭巴老曹”都必须认真研究，但对惊悚文艺，一直别有偏好，最喜欢在春节大年三十的晚上，在鞭炮声中读恐怖小说，看恐怖电影，当伦理性的空泛喜悦与黑暗虚无的实有碰撞，别有一番“冰火两重天”的滋味。兄弟姐妹们，你们要不要也体验一下？
作者信息房伟，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山东首届签约文学评论家，著有学术著作《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长篇小说《英雄时代》等。
车过利川
房伟
火车经过利川，雾便浓了
它不是出生于高楼大厦之间
而是藏在高山与峡谷、苇塘
灰水杉间，它化为稀薄的羽蛇
激流与巨石，托举出它懒散的心
高傲，又谦卑的声响
从腾龙洞的地缝蜿蜒迂回
不绝如缕，从极目的远处
所有的人，或动植物
都能闻到它的善意，湿漉漉的
像妻子苍白的嘴唇
车窗里，秋天的我
要脱去满身猩红的蜕衣
俗世的旅人，才能长出
潺潺的水声，幽幽的鸟鸣
或者柠檬、相思豆
车过利川，我呼出的白水汽
便集结在玻璃，成卵，化蝶
钻出高速行驶的钢铁机器
退入世界的虚空，掩护
出逃的青烟，光秃秃的麦垅
远处，盲眼的白桦，哭累了
泪珠飞洒，平静的湖面
升腾，舞动，曼妙的曲线
连接一条小路到另一条小路
融化着夕阳的深情，或惆怅
美丽的夕阳呵，沉迷于雾的拥吻
如牛奶里滚动的草莓，燃着
秋草的熟味，露珠的幸福
无言的冷笑，或蔑视
它们熟知，忍耐与消亡的法则
在利川，它们终将沉睡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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