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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目前惟一发现了作者手稿的作品，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的《聊斋志异》手稿就是蒲松龄生前手定的清稿本。
（现存辽宁省图书馆的聊斋志异手稿）
蒲松龄子孙对《聊斋志异》手稿十分看重，大约在咸丰年间，蒲氏七世孙蒲介人因与家族发生争执，便携带《聊斋志异》和《杂著》等几种手稿远走东北定居沈阳。随后传给其子蒲英灏。
蒲英灏当时在奉天驻防大臣——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的手下担任镶蓝旗统领。依克唐阿知道蒲英灏是蒲松龄的后人，便向他借阅《聊斋志异》手稿。无奈之下，蒲英灏先借出了半部手稿，在依克唐阿归还后又借出了另一半。没想到的是，依克唐阿随即进京参战，得病死在了北京，后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掠夺了大量的财物，依克唐阿所借的半部手稿从此杳无音讯。
蒲英灏去世后又将剩下的半部手稿传第五子蒲文珊。据研究爬梳蒲家保存的《聊斋志异》手稿在上世纪的流传情况，可知年，奉天省图书馆馆长袁金铠得知手稿之事，遂商借选印，手稿便存入奉天银行保管。
由于“九一八”事变，到年夏，共选出有王士祯评语的14篇，刻印本未收入的10篇共24篇，题为《选印聊斋志异原稿》刊印。此时，已任伪满洲国参议的袁金铠与伪满奉天中央银行行长陈漱六提出欲购买手稿。此前亦有日本驻伪满洲国的领事官员也曾以威胁利诱手法欲得到手稿。
蒲文珊严尊祖训，不为利害所动。在给袁金铠的信中他写道：“先祖遗墨，仅此稿幸存，虽有欲购者，但贫不卖书，古训昭然，又何忍负先世保存之苦心也。”以此向袁金铠表明了自己决不出卖手稿的态度，从而将手稿取回。
蒲文珊为确保手稿安全，于居室北炕西墙开一小门，门前置一大衣柜，柜内设活板通此室。手稿则盛于漆木匣内秘藏其中，家人不得擅入其内。甭说局外人无法知道手稿的情况，就连其子女也不知详情。
（发现并保护了手稿的刘伯涛同志）
年冬，辽宁西丰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农会干部到蒲文珊家中挖浮财，半部《聊斋》手稿也与挖到的浮财一起被拉到农会办公室，扔到旧书堆里准备用来烧炕取暖。恰巧辽宁省西丰县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刘伯涛（后任西丰县委书记）到元宝沟村检查工作，在农会旧书堆中发现一函两册褪了色的蓝布皮线装书。
他翻开书页，《聊斋志异》四个字映入眼帘。后经调查刘伯涛得知，住在本县、过去曾任西丰县图书馆馆长的蒲文珊是蒲松龄的第九世后人。年6月，刘伯涛将蒲文珊请到县政府，经过蒲文珊辨认，这果然是蒲松龄的手稿。
此时，蒲文珊原藏的两函四册手稿，找回了一半，还差一函两册下落不明。刘伯涛不久之后打听到，有部分手稿被一位叫王慎之的女同志带到了哈尔滨，于是给哈尔滨当地政府写求援信请求帮忙查找王慎之的工作单位要回原书。此后，终于收回了一函两册从哈尔滨寄还回来的《聊斋志异》原稿。
蒲文珊将《聊斋志异》手稿捐赠给国家之后，年春，西丰县政府将两函四册《聊斋》原稿送到东北人民政府文化处，最终入藏辽宁省图书馆。当时，经专家鉴定，两函四册是四函八册原稿中的一、三、四、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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